一、人物的“泛哈姆萊特性格”

問題從這里開始，是一個比較容易進入的角度。迄今為止，格非小說中最主要的人物幾乎都有一個“哈姆萊特式的性格”——這個說法是我專門為格非小說“發(fā)明”的。從早期的短篇《追憶烏攸先生》中的烏攸、《迷舟》中的蕭、《傻瓜的詩篇》中的杜預、《褐色鳥群》中的“我”、長篇《敵人》中的趙少忠、《欲望的旗幟》中的賈蘭坡，一直到晚近的長篇小說《人面桃花》中的陸秀米、《山河入夢》中的譚功達、《春盡江南》中的譚端午……這些人物不論男女，無不有一種骨子里的猶豫和憂郁，一種深淵和自毀的性格傾向，有“局外人”或“走錯了房間”式的錯位感，有一種“狂人”或“幻想癥式”的精神氣質(zhì)。總之，都有一種類似哈姆萊特式的詩意而分裂、智慧又錯亂的“悲劇性格”。這一點似乎要深入追問：為什么格非熱衷此類人物的勾畫和描寫？從80年代先鋒小說時期到現(xiàn)在，他幾乎一以貫之地延續(xù)了這種習慣和趣味。這當然要從精神分析學開始談起。但奇怪的是，迄今并無可靠的證據(jù)表明，格非的閱讀中是一直醉心于專業(yè)式的弗洛伊德理論的。不過也存在另一個常識，即作家通常并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閱讀背景和知識基礎，這正是布魯姆所揭示的關(guān)于“影響的焦慮”之普遍存在的表現(xiàn)。我相信，畢業(yè)于華東師大并且在這所學校任教多年的履歷，應該同他的喜好有關(guān)，因為上世紀30年代曾活躍的“新感覺派”的代表人物施蟄存先生，就一直“蟄存”在這所校園里，這對格非來說也許會存在著某種“隱秘的暗示”。他早在30年代的那些關(guān)于神經(jīng)癥人物的描寫，那些“歷史人物+無意識活動”的寫作思路與靈感來源，可能會通過各種暗道或者精神傳承，給格非以潛移默化的影響。至于其他方面的原因，就無從猜測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格非與他的人物之間并非是可以做“影子”或“替身”式理解的，這些人物充其量是體現(xiàn)了他在無意識層面上的某些探險性沖動，而不必看做是“自傳式”的書寫。他身上的智性魅力和深厚學養(yǎng)，某種理性的和果決的氣質(zhì)，以及尤為“正面”的性情，都使人沒有理由將他與人物妄加比附。但奇怪的是，我從《春盡江南》的主人公譚端午身上，還是隱約讀出了格非的一點影子——至少是感覺他印證了格非身上作為詩人的那一部分。所以，在前不久一次私下交流中，我借了酒意斗膽脫口稱他為“端午兄”，且半開玩笑地對他說：“能不能說譚端午是你的三分之一，或者，你身上有三分之一是與譚端午重合的？”格非曖昧地笑答：“也許吧，差不多。”

以上亦屬笑談，但愿不要誤導讀者。但這個玩笑也表明了我的一種探問的沖動，因為自先鋒小說運動以來，關(guān)于人物無意識世界的探討，關(guān)于人性復雜性的描寫已經(jīng)是一個標志性的特質(zhì)，而要想深入理解格非，必29須要從這一點入手。如果稍加對照的話，顯然在蘇童那里，他更多的是傳達了對于人物原始的或先天的“人性之惡”的關(guān)注；在余華那里更多的則是專注于暴力與黑暗的無意識的描寫，他們在哲學性和觀念性的方面，可以說表現(xiàn)了大體一致的向度與深度，但在格非這里，他對于人物描寫的重心，卻有更多“向內(nèi)”的趨向和蹤跡，始終圍繞著人物精神世界中的猶疑與自毀的傾向。從這點上說，僅就人物刻畫而言，他顯然更看重精神的敏感性與復雜性，以及人物的“內(nèi)心化”特點，而不止是“符號化”的屬性。在《人面桃花》以來，還更表現(xiàn)出了“性格化”的傾向。

這一特點在早期的小說中，曾有使人感到“過分裸露”的表現(xiàn)。比如《迷舟》，它本是一部側(cè)重探尋“歷史偶然性”的小說，與彼時流行的“新歷史小說運動”有一致性，而且就主要人物蕭而言，其身份不過是軍閥孫傳芳治下的一個年輕軍官。但格非卻奇怪地賦予了他一種強烈的“哈姆萊特式的猶疑”。何以他會給此種人物也打上這般性格印記？好在人物的性格弱點與無意識活動，恰好與歷史本身的偶然性，與敘述中夢境般的“失憶”狀態(tài)發(fā)生了契合，否則，我們會對這種“哈姆萊特式軍閥”的存在是否合理，而感到疑慮。

仿佛是一部戲劇的情境，格非為他的主人公安排了一個敏感而不幸的處境：在戰(zhàn)場上遭遇了作為“敵人”的同胞哥哥——北伐軍先頭部隊的指揮官。作為“被討伐”的軍閥孫傳芳的部下，年輕的旅長蕭產(chǎn)生了強烈的逃避沖動。他趁父親從房上意外墜亡的機會，從前線的“棋山要塞”急切回到附近的家中料理喪事，但不料，在此過程中遇見了自己少年時代的戀人杏姑娘，兩人不禁舊情復萌。在這番夢境般的描寫中，蕭似乎忘記了大戰(zhàn)在即的嚴峻形勢，在處理完父親喪事后，仍與杏一起纏綿多日。其間小說還插入了算命先生“當心你的酒盅”的預言，以及馬三大嬸的流言。直到數(shù)日后，蕭才忽然記起自己應該盡快返回前線。但返回前他又連夜冒險去了一趟榆關(guān)，看望據(jù)說被丈夫三順殘害的杏。可是，此時榆關(guān)已經(jīng)被北伐軍占領，蕭深夜前往，難免有通敵嫌疑，而巧合的是，蕭居然還“故意忘記”了帶槍。當他被三順一伙抓住并加以羞辱的時候，正是因為只身一人且沒有帶槍而束手無策。蕭看望了被閹割的杏，心情壓抑地回到小河家中，準備要返回軍營，但他發(fā)現(xiàn)自己的警衛(wèi)員此時正拿槍抵著他，說上峰指示以通敵罪處決他。蕭有口難辯，無奈之下只好逃跑。可就在此時，全然不知情的母親正在關(guān)門捉雞，準備犒賞一下自己多日奔波辛勞的兒子，蕭無路可逃，被其警衛(wèi)員一槍擊斃。如果刨去小說中的一層歷史敘事的油彩，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部典型的莎士比亞式的悲劇，而蕭正是一位典型的哈姆萊特式的人物。他的一切行為都受到其恐懼與錯亂的無意識的控制，他在危機時刻玩感情游戲，沉醉于流言和算命先生的蠱惑，變成了一個逃避現(xiàn)實不能自拔的夢游者，最終陷于悲劇與毀滅，這一性格邏輯與哈姆萊特可謂如出一轍。但還有另一個可能的解釋：假如我們刨去歷史敘事的外殼，它同時也可以看做是一個類似“夢境（春夢？）改裝”的小說［類似的情形還有《褐色鳥群》，其中的某些意象和細節(jié)，如“她的兩個暖暖的袋子（乳房）就耷拉在我的手背上”等可為證明］，整個敘事中所營造的氛圍都具有懸浮和錯亂的征象，甚至還有“夢中夢”的套疊式構(gòu)造，到河邊釣魚和深夜?jié)撊胗荜P(guān)，都可以看做是父親去世、與杏幽會這兩個串聯(lián)在一起的“愛與死”的夢境主題中的“第二層夢境”。這些無意識的復雜活動，解析起來恐怕是要費些筆墨的。

顯然，蕭可以看做是格非小說中的一個原型式的人物。在他早期的長篇小說《敵人》中，類似的憂郁和猶豫給人物帶來了更多黑暗而且確定的性格內(nèi)涵。財主趙少忠從祖先手里傳承了一份被一場無名大火燒毀了的“家業(yè)”，還有一份關(guān)于縱火者的懷疑名單。但經(jīng)過祖父兩代，到趙少忠六十歲的時候，這份名單其實已經(jīng)意義不大了，因為所謂的“敵人”要么已經(jīng)老死，要么也已風燭殘年，恩怨似乎早已淡漠。但這場關(guān)于“敵人”的曠日持久的尋找，卻已徹底壓垮了趙少忠，將他變成了一個每日只知飲酒獨坐的憂郁癥患者。他的一個習慣性動作是不斷地用一把剪刀對園中植物進行“剪枝”，這與他對“敵人”名單的“排除式推斷”，在下意識里應該是一致的。也正是這樣一個無意識，將他逐步帶入到一個可怕的悲劇與自毀邏輯中——他充當了“敵人”未完成的角色：先是溺斃了唯一的孫子，隨后又對身陷危境的女兒梅梅不聞不問，再后來是秘密殺死了以冒險為業(yè)的二兒子趙虎（為了減輕自己的負罪感，他構(gòu)造了一個潛意識中的假象：兒子是被別人殺死后將尸體送回了家，自己則是不愿意被人看到悲劇31發(fā)生在自己頭上，才趁夜色將他偷偷掩埋）。再之后，小女兒柳柳莫名其妙地暴尸荒野，趙少忠也同樣麻木不仁，在算命瞎子說出了趙家就像院子里的古樹，內(nèi)部早已枯朽的秘密之后，趙少忠終于急不可待地鋸倒了它，并且隨后像算命者預言的，在臘月二十八日這天深夜，將唯一所剩的兒子趙龍殺死。他終于完成了“剪枝”的工作，也完成了“敵人”未完成的使命。

這一故事中顯然有特殊的歷史隱喻意味，有某個時期的敏感的歷史氛圍的影響，其揭示的歷史邏輯也富含哲理——“可怕的不是敵人本身，而是對于敵人的想象和懷疑；真正的敵人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內(nèi)部和自己”。但它的獨特性和最令人震撼的部分，卻不在于這種邏輯的解釋，而是在于對人物的“無意識邏輯”的揭示。在趙少忠身上，被黑暗信息與死亡壓力控制后產(chǎn)生的一種“獲得性強迫癥”——其自我毀滅的沖動，是最令人驚異和震動的。

關(guān)于早期小說中的人物，上述是兩個代表。格非對他們無意識活動的描寫可謂是敏感而幽深的，但是細加推敲，他們性格的基礎卻稍嫌生硬了些。顯然，他們的身份和性格之間存在著某種“不匹配性”，對于軍閥或地主來說，憂郁和猶豫的性格都過于奢侈了些。因為中外文學的常識告訴我們，只有那些知識分子或具有類似背景的人物，才更適合有這樣的心理性格。哈姆萊特之所以沉湎于憂郁和佯瘋，是因為他是一位詩人和哲人型的王子，他身上的人文主義背景與黑暗的丹麥社會之間，充滿了錯位與沖突的可能。因此，與其說蕭和趙少忠是“性格邏輯”使然，還不如說是作為先鋒小說家的格非的“敘事邏輯”和小說趣味使然。

然而，在《人面桃花》三部曲中，上述痕跡已全然消失了，人物的性格內(nèi)蘊與無意識活動，由于其“知識分子式的革命者”的身份，而變得豐富和合理起來，具有了更為確定的歷史內(nèi)涵和更為廣闊的表現(xiàn)空間。這一點，是尤為值得注意的。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錢理群就曾敏銳地指出了一個廣為存在的現(xiàn)象，即“堂吉訶德與哈姆萊特現(xiàn)象的東移”，認為這兩個富有原型意味的人物形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在空間上出現(xiàn)了一個向著東方文學蔓延的現(xiàn)象。〔注：參見錢理群：《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萊特”的東移》，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敏感的發(fā)現(xiàn)，在18—19世紀歌德等人的作品中，在19世紀東歐與俄羅斯的文學中，類似“多余人”的知識分子形象頻繁出現(xiàn)，而這些人物大都具有感情豐富又軟弱遲疑、渴望社會變革又沉迷于個人幻想、善于思考又無所作為的矛盾性格，因而始終被屏蔽于社會主流之外。從拜倫筆下的恰爾德·哈羅爾德、羅曼·羅蘭筆下的約翰·克里斯多夫，到普希金筆下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萊蒙托夫筆下的畢巧林，還有托爾斯泰筆下的列文、涅赫留朵夫和岡察洛夫筆下的奧勃羅莫夫……在中國新文學中，他們又化身為魯迅筆下的“狂人”，郁達夫筆下的“零余者”，錢鍾書筆下的方鴻漸和趙辛楣，張賢亮筆下的章永璘……從社會學的意義上來解釋這些人物，自然是相對簡單的，但從精神現(xiàn)象學的角度來解析他們，則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它表明，在文學的“精神核心”或“核心精神”中，存在著這樣一種敏感、脆弱、猶疑、錯亂、非理性和毀滅性的沖動與傾向，這是人性中固有的黑暗部分，也是文學中必須呈現(xiàn)的深淵景象。

在《人面桃花》三部曲中，格非書寫了一個與20世紀中國的革命和歷史緊密聯(lián)系的家族，一個奇怪的人物世系：生活于20世紀初的早期革命黨人陸秀米，她在監(jiān)獄中產(chǎn)下的沒有父親的兒子，后來成為了50年代梅城縣長的譚功達，還有譚功達與張寡婦生下的兒子，后來在80年代成為了詩人的譚端午。這個家族所經(jīng)歷的曲折和動蕩，差不多可以涵蓋20世紀中國全部的歷史延遷，其命運的變遷可以說是跌宕和離奇的，但無論世事如何變遷，他們家族血緣遺傳中的“哈姆萊特式的性格”——渴望社會變革、富有理想主義沖動、內(nèi)心敏感、性格復雜、耽于幻想，血性與軟弱同在，果決與猶疑并存，總能無意中靠近社會變革或時代風云的中心，又最終作為“局外人”被拋離遺棄——卻始終一脈相傳。這一家族人物的命運似乎表明，歷史并非像人們期望的那樣，只要通過革命的推動就一定能夠“進步”；而反過來，那些積極獻身于歷史進步的人們，也并非一定會在這變革中獲得自身的解放和價值的實現(xiàn)。事情或許還會相反，在投身社會的過程中，他們反而會感到無力掌控歷史、無法抗拒人性缺陷、無法把握自身33命運的無限猶疑與困惑。

顯然，格非在這個大的構(gòu)架中，賦予了人物的精神活動以更為確切和深厚的歷史與人性內(nèi)涵，他們的命運不只是彰顯了無意識世界的幽深，而且還與社會歷史之間發(fā)生了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并傳達出了格非對于歷史從何處來、向何處去，對于個體的生命、心靈與尊嚴應該如何安放的無邊的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