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祝《文藝報》創(chuàng)刊70周年 | 從板房時代到南里十號
北京市東四禮士胡同一二九號 復刊后的《文藝報》在此辦公
沙灘北街2號
1986年,老漫友相聚《文藝報》,葉淺予繪 原發(fā)《文藝報》1984年4月19日第4版
《文藝報》創(chuàng)刊于1949年5月,最初是以第一次文代會的會刊身份出現的。本意在于搭建文藝工作者“交流經驗,交換意見”的平臺,是“報道各種文學藝術活動情況,反映群眾意見的工具”(《〈文藝報·創(chuàng)刊號〉發(fā)刊詞》),這應該說是幾十年來始終如一的辦刊宗旨和任務。1949年時,我只是一個幼稚的文學愛好者,讀到一些解放區(qū)文學作品,給我一種從未有過的清新明快的藝術美感,看到了另一個嶄新的社會生活。所以我也很關注當時舉行的文代會,買了新出版的《文藝報》。它雖然是會刊,但是公開發(fā)售的。這一切對我都是非常新鮮的事。直到《文藝報》正式出版,從此我就成了它的忠實讀者。【詳細】
記憶中,為了容納盡可能多的部門和屬員,板樓的開間都不大,惟一的例外是二層西側的會議室。一臺乒乓球案居中擺放,四圍是密扎扎兩環(huán)折疊椅,勉為其難地擠進報社的四五十號同仁。在這里,最經常召開也最讓人著迷的會議,是由專司各種文藝門類、體裁的編輯,受命當眾匯報最新的創(chuàng)作和理論批評成果動態(tài)。這樣的例會于匯報者是展示自己對于最新創(chuàng)作和理論批評現象的掌握與梳理,于與會者則是一種殊為可觀與難得的學術獲得與交流。無拘無束的討論,大大地提升了有價值的思考,進而促成了質地堅實的選題……【詳細】
1978年7月,《文藝報》復刊,當時的辦公地點在東四禮士胡同129號。馮牧同志是文化部黨組成員、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同時也是《文藝報》的主編。《文藝報》復刊后沒有辦公地點,他就從政研室擠出兩間房作為《文藝報》臨時辦公地。此院是兩個并排四合院,院子之間有走廊相連,后面是個小花園,有水池、亭子、花草。整個院子雕梁畫棟,前廊后廈,精美雅致。《文藝報》辦公室在東院,一間坐北朝南,編輯部謝永旺、召明、黃文珍、陳新民、李燕平和我在這兒辦公;另一間南北走向的大房間,是陳丹晨、閻綱、劉錫誠、吳泰昌、鄭興萬、雷達、高洪波、文椿、楊天喜等編輯的辦公室。【詳細】
文藝報社當時辦公的地點是沙灘北街2號。沙灘北街2號應該是作家們很熟悉的地方,不僅文藝報社在這里辦公,中國作家協(xié)會也在這里辦公。這是一個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幾幢莊重的磚石大樓,但文藝報社和中國作家協(xié)會不是在這些大樓里辦公,而是在院子里搭建了幾排簡易樓房作為辦公的地方。文藝報社是一座單獨的簡易小樓房。上到二層的梯子是懸在一面外墻上的,踏在梯子上咯吱咯吱直響。但那時候并沒覺得它有多簡陋,每天踏著梯子跑上跑下的覺得特別歡實。【詳細】
2002年,我從外單位調入文藝報社工作。其實,我對《文藝報》并不陌生,從中學時代起就一直訂閱。但是2002年真正調來并受命主持報社工作,情況卻并不樂觀。社會轉型給“體制內”單位帶來劇烈沖擊,當時文學也已失去轟動效應,直接的結果就是發(fā)行量下滑、經濟拮據。印象最深的就是上任第一周就被債主堵門,因欠印廠印刷費被告上法庭,報社敗訴被強制執(zhí)行,面臨封賬停刊。【詳細】
1978年之后,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和《文藝報》繼續(xù)保持密切聯(lián)系,我為《文藝報》供稿,得到他們的許多幫助。直到1984年中宣部召開京西賓館會議,特別是年底中國作協(xié)召開第四次作代會之后,我給《文藝報》提供的稿件大大減少了,但和報社的許多同志仍保持著良好的朋友關系。真沒有想到,1989年底,我被派往中國作家協(xié)會任職,居然榮幸地成為了《文藝報》的一名正式員工。【詳細】
1998年4月初,中國作協(xié)時任黨組書記翟泰豐同志找我談話,說鄭伯農同志已超過任職年齡,由我接任《文藝報》總編輯一職。隔行如隔山,我是學英語出身,長期從事英語口譯和外事行政組織工作。在文學界“打工”多年,編輯工作一竅不通,寫評論文章做夢都未曾想過,所以我當場予以婉拒。他鍥而不舍又找我談了兩次,我是軟磨硬抗,死活不從。逼到墻角里,我說:“這是要讓鴨子下雞蛋。”他迅即一笑:“現在不是有克隆技術嗎,你就克隆一個雞蛋吧。”智斗敗下陣來,只能服從組織決定,走馬上任。【詳細】
我走出校門、走向社會的第一站就是《文藝報》,在這里,我有幸接觸了很多品格高尚、學問深廣的前輩,他們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事業(yè)上的引路人,與《文藝報》的這份感情是永遠不可能割舍的。在正式談“三駕馬車”之前,我想先提到一個人,這個人身上體現出文人的修養(yǎng)、寬厚、善良毫不遜于張光年、侯金鏡和馮牧三人,他就是黃秋耘。【詳細】
1973年,我從五七干校借調到《河北文藝》雜志社工作。1976年1月,《人民文學》雜志社復刊時我調去工作,至1978年7月《文藝報》復刊以后,我才又重新調回。這期間我經歷過的領導、接觸過的朋友都很多,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周揚、葉圣陶、冰心、沈從文、錢鍾書、曹禺、孫犁、嚴文井等文壇前輩,有張光年、馮牧、孔羅蓀、唐因、唐達成等報社領導,還與楊晦、朱光潛、吳組緗、林庚、王瑤等北京大學的老師不失聯(lián)系。【詳細】
侯金鏡一有發(fā)現,便到我的窗外喊上一聲,《紅巖》就是他首先喊出來的。他說:“現在是困難時期,人們物質生活匱乏,要使大家的精神生活豐富起來。”“我們需要革命的浪漫主義,但要拿生活的真實作基礎,絕不能拔高人物。當前形勢下,寧肯犧牲浪漫主義,也不能犧牲現實主義!”在侯金鏡的鼓勵下,我寫了《一九六一年中、長篇小說印象記》,重點推出《紅巖》。【詳細】
我沒想到《文藝報》編輯部竟沒有一套從創(chuàng)刊至今的完整的《文藝報》。這些年來,編輯部曾不止一次地從我處借用某年某月的報紙。在它的70歲生日前夜,我決心把自己保存、收藏的一套完整的《文藝報》(1949—2019)悉數捐贈給編輯部。當我把分散在房間犄角旮旯的這些報紙集中到一起,面對它們,真還有一縷難舍難分的感情。但我更為它們終于回了家,有了最好的歸宿而欣慰。【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