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綱:二十七年是與非
原發(fā)《文藝報》1962年第2期
1956年底,我進入文藝報社工作,到1982年調(diào)往《小說選刊》為止,整整27年。記得我剛剛到報社的時候,謝永旺在迎新會上說:“當我離開人世的時候,我要像別林斯基一樣,將我的《現(xiàn)代人》和《祖國紀事》——《文藝報》枕進棺材”,這句話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文藝報》通常是政治斗爭的突破口,經(jīng)歷幾番風雨過后,1956年,張光年、侯金鏡臨危受命到《文藝報》履職。1958年1月出版的《文藝報》第2期上刊出《再批判》特輯,按語是毛主席改寫的,來信中點名批評張光年等3位正副主編“你們政治不足”,“你們是文學家,文也不足”。張光年極度興奮,繼而緊張,說:“我們《文藝報》說空話、發(fā)空論的文章不少,洋八股、黨八股積重難返;我肚子里的貨色少,寫出來的文章空,一片衷忱,滿紙呆相。”他坐不住了,撰寫出《論說托爾斯泰沒得用?》《端方的下梢頭》等不少生動活潑的文章,對我們改造文風影響非常之大。他溫文爾雅的詩人氣質(zhì)、諄諄教誨的學者風度、熱情洋溢的演說才能以及剛勁秀美的書法藝術,都是那么清晰和美好,一直保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黃秋耘洋溢著藝術情調(diào)的批評文字別具一格,他喜歡“精致而優(yōu)美的藝術形式”,“寧愿淋浴在小小的浪花中洗凈自己的心靈”,不愿“時時刻刻都在裝腔作勢地咆哮”。他的作品如《杜子美還家》《丁香花下》《霧失樓臺》等,成為他人道主義理念的文學范本。
資深的領導兼評論家馮牧,任《文藝報》的專職評論員。他熱情奔放,敏感有才,人緣最好,來客最多,團結(jié)作家、閱讀作品最多,是推薦作品最勤、最熱情的文學批評家,一直到老,仍手不釋卷。馮牧精通中外、思想開放,其文學評論人所稱道。上世紀80年代參加作品討論會,我親見馮牧戴著老花鏡一字一句地引用原著,聯(lián)想起在《文藝報》的日子,幾乎掉下淚水。
張光年文質(zhì)彬彬,侯金鏡凝重嚴謹,馮牧敏感熱情,黃秋耘簡約精當、脈脈含情,是他們把我們一伙年輕編輯帶大的,我們恭恭敬敬地稱他們?yōu)槔蠋煛?/p>
在從事文學編輯和學寫文學評論方面,《文藝報》是我的搖籃,侯金鏡是我的恩師。他囑咐我說:“你自己有了寫作實踐,方知評論的甘苦,約稿時就有了共同語言。”“我要讓你的專業(yè)相對地固定下來,長期不變,爭取在這一領域有自己的發(fā)言權。” 侯金鏡手把手教一個出身不好的人熟悉業(yè)務。他教我一絲不茍,更要我“有膽有識”。他敢于頂風,為收有蕭平的《三月雪》、杜鵬程的《年輕的朋友》、陸文夫的《小巷深處》、王蒙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的《1956年短篇小說選集》撰寫序言,序言的題目是《激情和藝術特色》,序言中說:“不能充分保證他們的個性和想象力在寬闊而自由地發(fā)展,公式化、概念化的堡壘也不能最后地、徹底地被沖垮。”到了三年困難時期,文壇仍處在反右傾、一步步走進死胡同的當口,侯金鏡發(fā)表《創(chuàng)作個性和藝術特色——讀茹志鵑小說有感》,文中寫道:“高亢激昂、豪邁奔放的革命英雄主義是我們這時代的主調(diào)”,但是“茹志鵑作品的優(yōu)美柔和的抒情調(diào)子,喚起了讀者對于時代的溫暖、幸福、喜悅的感情,這種感情既是健康的,也反映了人們多樣化的感情生活的一方面”。在當時那樣狂熱的人文氣氛中敢于這樣開明地衡文論道,實屬空谷足音。
1961年底,侯金鏡帶我到頤和園云松巢閱讀全年的中、長篇小說,教我分析作品的思想和藝術。只要言及魯迅和蘇俄文學,他的話匣子就打開了,對托爾斯泰、果戈里、別林斯基如數(shù)家珍。我發(fā)現(xiàn)在他的文藝思想里有一條十分明晰的紅線,就是現(xiàn)實主義——直面現(xiàn)實的現(xiàn)實主義和干預生活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
侯金鏡一有發(fā)現(xiàn),便到我的窗外喊上一聲,《紅巖》就是他首先喊出來的。他說:“現(xiàn)在是困難時期,人們物質(zhì)生活匱乏,要使大家的精神生活豐富起來。”“我們需要革命的浪漫主義,但要拿生活的真實作基礎,絕不能拔高人物。當前形勢下,寧肯犧牲浪漫主義,也不能犧牲現(xiàn)實主義!”在侯金鏡的鼓勵下,我寫了《一九六一年中、長篇小說印象記》,重點推出《紅巖》。他又組織了一次討論會,共5人:王朝聞、孔羅蓀、王子野、李希凡、侯金鏡,由我記錄整理,題為《〈紅巖〉五人談》,一時間,全國掀起“《紅巖》熱”,1962年被稱為“《紅巖》年”。
侯金鏡反復強調(diào)“有膽有識”,極力避免“膠柱鼓瑟”。“文似看山不喜平”,還要有曲直和張弛,不能“一道湯”。侯金鏡提醒我,分析一部作品時,一定要抓住人物的個性特征。他說,你精細地分析一個鼻子,但要看準它長在什么人的臉上,而人又是歷史的,是社會關系的總合。侯金鏡的“鼻子”說,讓我久記不忘。
侯金鏡厚積薄發(fā)、誨人不倦的作風、直面現(xiàn)實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嚴謹周密的卓識銳見,凡三昧,頗得其終生為之追慕的魯迅遺風和神韻。1969年9月部分作協(xié)會員下放干校。侯金鏡的最愛是書,十多架書櫥,送的送、賣的賣,唯有魯迅的著作以及研究魯迅的書籍一本沒動、一頁不丟,連同他認為最經(jīng)典的馬列著作一起,全部打包裝箱運往湖北咸寧向陽湖畔。收工之后,他把馬燈撥亮,坐在馬扎上,俯身床邊學習《馬恩選集》,直到深夜。
歷盡劫難,《文藝報》先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1978年7月復刊,抖擻精神,敢為人先,代表被“文藝黑線專政”論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文藝家們向著真正的“文藝黑線”發(fā)起猛攻。“天安門詩抄”的大松綁,十一屆三中全會思想的大解放,真理標準和理論工作務虛會的大討論,為作家作品平反,為《班主任》等“傷痕文學”開路。一面是同病相憐,一面是同仇敵愾;一面是推倒文化專制,一面是張揚文藝復興;一面背負傳統(tǒng)的包袱重整歸部,一面打開因襲的閘門擴充新軍;一面是思想的解放,一面是忘我的工作。在東四南大街禮士胡同52號的一座小院里,聚集著義憤填膺的編輯和記者,馮牧和孔羅蓀器重他們,放手讓他們工作。《文藝報》是一臺靈敏度極高的收發(fā)報機,沒有辜負兩個月前文聯(lián)全委會“開創(chuàng)文藝新時期”的殷切囑托。
當時的編輯部人員不多但工作效率極高。大家擠在一個大房間里,熱氣騰騰,不知疲倦地議論,不遺余力地編寫,那份上進、那份融洽,在《文藝報》的歷史上絕無僅有。它既是敢于弄潮的參謀部,又是對外開放的文藝沙龍,不少中青年批評家來這兒做客,聊著聊著一篇文章就有了。我們的主編馮牧,同時領導著文化部理論政策研究室,江曉天、顧驤、劉夢溪、鄭伯農(nóng)、李興葉等一幫筆桿子像一家人一樣經(jīng)常走動,言必“思想解放”,語多“文壇動向”,激昂慷慨,捶胸頓足。我們?yōu)榛謴透锩默F(xiàn)實主義吶喊請纓,為迎接“傷痕文學”,驚呼短篇小說的新氣象、新突破和中篇小說的新崛起,甚至理直氣壯地為冤重如山的作家和作品平反,其勢如地火之奔突、狂飆之卷席,葳蕤春意遍于華林。
我們舉辦了好幾期“讀書班”,聯(lián)系和扶持一批文學評論新作者如黃毓璜、童慶炳、劉思謙、吳宗蕙、肖云儒、謝望新、李星等。又把“文革”前寫評論,現(xiàn)在考慮要不要繼續(xù)寫作的中年評論家如單復、王愚、潘旭瀾、宋遂良等邀請來京,授命撰寫重頭文章。這批中青年評論力量為新時期的創(chuàng)作開路,披荊斬棘,蔚為大國。我和謝望新不約而同地把“讀書班”譽其名曰為“《文藝報》的黃埔軍校”,直至今日,大家談論起來仍然激動不已,“你是‘黃埔’N期的吧?”“永遠忘不了咱們的‘黃埔’!”
我的編輯生涯大部分是在《文藝報》度過的,“文革”前后總共27年,我與《文藝報》同命運,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文藝報》是我安身立命的搖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