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其實是一座‘叛逆之城’——巴黎奧運會的開幕式上，那些‘經典’的法國美學都不見了蹤影，因為巴黎的經典本身，就是經過一次次叛逆的革新建立起來的。”

巴黎奧運會落幕不久，作家張佳瑋的最新隨筆集《巴黎，生活在此處》恰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推出。

張佳瑋曾在巴黎，饒有興致地走遍大街小巷，作為一個“外鄉(xiāng)人”，好奇地打量過這座“流動盛宴”的大小轉角：被譽為“文學烏托邦”的莎士比亞書店、記錄了印象派的傳奇的奧塞博物館、作為1920年代貧窮藝術家棲息之所的蒙帕納斯、左岸的咖啡館和右岸的奢華酒店……

今年上海書展·上海國際文學周期間，張佳瑋在上海，與讀者分享他在巴黎的所見所聞，于細微處體會一座叛逆而多元的“樂活之都”。

“巴黎綜合征”：繁華抑或落魄

張佳瑋的分享以一個流行于1980年代日本的現(xiàn)象開頭——“巴黎綜合征”。它源于泡沫經濟時代日本游客面對想象中的浪漫之都與現(xiàn)實的巴黎之間的強烈落差，而后被應用于各種類似場景。

巴黎為整個世界留下了太絢麗的幻影，仿佛那里只存在著無數(shù)藝術家和他們的杰作、無數(shù)浪漫的邂逅以及數(shù)不盡的榮華富貴。可是等待他們的也許是滿街的馬糞、糟糕的治安和愛搭不理的巴黎人。

這種兩端的差異在塞納河左右岸也有所體現(xiàn)，張佳瑋說，塞納河左岸固然有名，花神咖啡館、雙偶咖啡館、莎士比亞書店鱗次櫛比，但歷史上，左岸的顧客，大多是還未成名的藝術家和囊中羞澀的學生們；相比之下，右岸的盧浮宮、杜伊勒里花園、香街與麗茲酒店則是極盡奢華，代表著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值得一提的是，麗茲酒店正是1920年代出版了《了不起的蓋茨比》，春風得意的菲茨杰拉德下榻的地方，也是可可·香奈兒去世的地方。

戲劇性地，當時還是“窮光蛋”的海明威就住在對面的左岸，并且因為自己的貧窮感到無奈。

作為“叛逆之城”的巴黎

巴黎的“經典”形象過于深入人心。張佳瑋以巴黎奧運會的開幕式為例，解釋為何巴黎是一座“叛逆之城”。

比如，在印象派還未成氣候的19世紀六七十年代，莫奈、雷諾阿等年輕藝術家，用自己獨特的風格舉辦了畫展，卻被罵得狗血淋頭，被冠以“印象派”之名”。馬蒂斯和他的“野獸派”之名，同樣來源于評論家的嘲諷。但這兩種流派，如今都被寫進了藝術史。

類似的，現(xiàn)在巴黎最有名的蒙馬特高地，以及地標性的紅磨坊之所以成名，是因為19世紀中葉巴黎改造，房價飆升，藝術家們面對飛漲的房價，只好集體遷居到北部的山上。在那里，糟糕的生活條件不能阻礙他們對率性生活的追求，被視為“低俗”的康康舞就起源于此。到了20世紀，這些都被奉為經典。同樣的循環(huán)再次發(fā)生，而新一批藝術家，又扎堆去了蒙帕納斯。

張佳瑋說，作為一座用石頭和磚塊建立起來的城市，鋼鐵玻璃建筑在19世紀用于拱廊，到1900年巴黎世博會之后卻成為主流，用于大小皇宮，被廣泛地應用于現(xiàn)代建筑的構造和裝飾中。在1920年代裝飾藝術興起后，這一風潮也遠跨重洋，傳播到了上海外灘萬國建筑群。因此，在張佳瑋看來，巴黎的“經典”正是在于不斷的“叛逆”與革新。

屬于“外來者”的城市

當然，對于在巴黎和上海都長期居住過的張佳瑋來說，巴黎遠不止于此。

在讀者交流互動環(huán)節(jié)，一位來自上海的讀者問張佳瑋如何看待上海與巴黎這兩座城市的氣質異同。張佳瑋引用了中國近代史中“冒險家的樂園”這一概念，指出上海作為彼時的“東方小巴黎”，與巴黎一樣都是一座敢于突破常規(guī)、推陳出新的城市。

而這種精神正是伴隨著城市對于來自多元文化背景的外來者的包容成長起來的。

可是一座城市如何體現(xiàn)TA對外來者的包容？

“拎得清。”張佳瑋說。盡管上海人常被詬病“太精”，但這本質上是一種“各自安好”的邊界感。在上海和巴黎，奇裝異服者不會被過度圍觀，一個人甚至可以一周不與人交流地生活下去。同時，這種“不近人情”背后還有一份獨屬于現(xiàn)代社會的規(guī)則意識。

“每一個外來者都可以在上海和巴黎自顧自地生活，等他們習慣了，自然就成為了這里的一份子——在這里，大家都沒有什么不同，只是‘過好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