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收獲》2024年第4期以“青年作家小說專輯”為專題，刊登了《鵑漪》《吃黃昏》《夾竹桃有毒》《爆破游戲》《獵人之死》《拘鼠術》《七傷拳》和《工作狂博物館》等八篇作品，引發(fā)了一定關注。由上海大學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學科、上海大學當代文學研究中心主辦，上海大學文學院講師王瑋旭主持的“此刻·上海大學當代文學讀書小組”，目前有14名中文系研究生、本科生成員，他們在近日就《收獲》“青年作家小說專輯”進行了集中討論，上海文藝將分三期呈現(xiàn)這些年輕的聲音。

王瑋旭：近年國內(nèi)文學期刊給予青年作家越來越多的重視。對同學們來說，青年作家的小說可能也更為切近，能夠呈現(xiàn)一代青年看待世界的新方式。這段時間大家讀了今年第四期《收獲》“青年作家小說專輯”，希望我們作為同代人讀者，能夠通過閱讀和討論的方式來參與到當代生活意義的塑造中來。我們先來討論丁顏的《夾竹桃有毒》和傅懸的《吃黃昏》。

生活如何過得“正確”？

張燁：這一期“青年作家小說專輯”中，如果有一個核心的關鍵詞的話，我覺得是“位置”。這輯小說中的諸多人物，他們對自己周遭世界懷持著巨大的焦慮感——怎么恰切、合適地在日常生活表達自己的情感，對外界做出回應？我認為這一些都源于他們對自己所處“位置”的迷茫和不安所造成的。在這輯小說中，我們能看到異國他鄉(xiāng)、宗教信仰、民族文化、重組家庭甚至是帶有強烈不確定性的回憶，都表征著對自身所處“位置”的焦慮不安，不知道該對周遭世界的變化作何反應，因為“無能”而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機之中。這也許跟我們今天熱衷談的“內(nèi)耗”有關。

《吃黃昏》里，美琪作為女性、女兒、妻子和海外移民的多重身份的纏繞，她面對丈夫時，不僅是妻子，而且還必須羅望定義下的“好妻子”。美琪在她過往“好學生”生涯中尋找關于“好”的定義與經(jīng)驗，所以我們能看到她把每天做好一頓飯，視作是一場場考試。如果我們曾經(jīng)當過“好學生”，我想都能知道考試的恐怖，體驗過那種請假一天就跟不上學習進度的焦慮。但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如果這個“好”僅僅是“好學生”那美琪說不定在焦慮中還能找到一絲熟悉的安穩(wěn)。在我們熟悉的文化環(huán)境里，一個好丈夫、好妻子、好兒女，起碼有著一些基本的認同。但美琪所處的異國語境中的“好”變得十分困難，她需要重新去探索。美琪無法走出家庭，她所面臨的可能不僅是家庭主婦的困境，更多的問題是多重身份的混雜，讓她無法定位自己在世界上的行動和情感表達。

任星潼：如小說中多次暗示的那樣，家庭主婦與高中學生兩種身份之間的某種隱性成長鏈，不斷壓抑美琪對自我的召喚，并使她日復一日的生活成為一種自虐式痛苦的積累過程。回家途中遭遇的大堵車使美琪遭遇晚餐危機，美琪想起高中時由于臺風天氣引起的聯(lián)考危機。前者的解除是得到了丈夫推遲回家的消息，后者則因學校考試取消的消息讓美琪感到“如蒙大赦”。顯然，問題的解決都呈現(xiàn)出美琪自我能動性的缺位，以及對外部介入的高度依賴性。外界的“大赦”是偶然事件，那么美琪的自我也只能得到幾近于無的表達，這一壓抑的過程積累著痛苦。

值得注意的是，在堵車與聯(lián)考的情景類比中，美琪“自我的聲音”有一個由強減弱的過程。在許多年前臺風天的路上，美琪對考試的質疑還充斥著她的頭腦：“她恍若未聞，只是想，就算到了考場，這樣又怎么考試？”而到了堵車的路上，就僅能麻木機械地重新計劃。與其說是處理困局的狀態(tài)由未成年人轉變?yōu)槌赡耆藸顟B(tài)，不如說是母親曾經(jīng)的“厲聲叱罵”內(nèi)化為美琪的自我責備。

陳蕓靜：兩位同學提及“美琪特別像中國式學生”，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觀察。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好學生”與中國何以現(xiàn)代的隱喻有關，魯迅的私人故事可以變成民族國家的寓言。《吃黃昏》的故事讓我聯(lián)想到《傷逝》，同樣是“吃”，子君每日的生活被“川流不息的吃飯”填滿，美琪從變成主婦開始就被“晚餐吃什么”的問題纏繞。在涓生的自述中，自己的位置處于叭兒狗和油雞之間，如同被子君飼養(yǎng)。但關于羅望，他在家庭中的位置被小說敘事巧妙地隱藏了，表面上，羅望擔負著家里的經(jīng)濟來源，是飼養(yǎng)者，可實際上，他的身份維持依賴于“被飼養(yǎng)”的美琪。羅望在某一時刻的確流露出了感激，但他的感激沒有包含“被飼養(yǎng)”的意識，更像是因為妻子完成了自己的家政“職責”。壓制關系的隱蔽化、固定化可能與一種標準的誘惑有關——工業(yè)經(jīng)濟下的貴族水準和安逸風度。小說中有兩次提到了“廣告”的形塑能力：何一凡一家三口像高速路廣告牌上的全家福，以及美琪回憶起廣告中的話“每個人的生活應該像童話”。不只是美琪，羅望的內(nèi)心活動暴露了他對家庭的看法是被形塑的。

性別、家庭與權力

張佳雯：性別問題是小說無法被忽視的問題，《吃黃昏》以極為細膩的筆觸描寫了以家庭勞動作為主要生活內(nèi)容的家庭婦女，她們心靈上的敏感，以及在社會交往中無法獲得尊嚴的問題。當家庭中的勞動不被視為一項嚴格并且需要經(jīng)驗的工作時，這種錯位可能就存在于以美琪為代表的家庭婦女中。小說是否在新的歷史背景下提供了對于這個問題的新的討論？小說部分的涉及到了疫情，雖然文本并不強調這個背景的意義，但正是疫情的出現(xiàn)可能導致很多人沒有辦法像過去一樣工作，他們不得不留在家里，不得不去直接操持衣食住行這類最基本的工作，家庭婦女的問題或者家務勞動有可能借此重新被認識。其次，《吃黃昏》中描寫了與家庭婦女相對的“家庭婦男”，因為性別上的錯位所以美琪在那一刻她認識到了自己所處在不平等的結構中。但是在對于這樣的新型職業(yè)的描寫上，文本還是會去強調何一凡畢業(yè)于哈佛，從事軟件開發(fā)有所成就，雖然他認為家庭工作是精妙的工作，卻連照顧孩子的安危都難以做到。如果引進了新的職業(yè)，并且這種新職業(yè)帶有它本身產(chǎn)生的社會語境，那么小說很有可能在家庭勞動和性別問題上提供新的經(jīng)驗。

劉依涵：王安憶有一篇小說《向西，向西，向南》同樣以海外移民家庭為背景，其中女主人公家庭破碎后遇到一個飯店老板娘，由此重新開始自己的人生。這讓我想到了《吃黃昏》里的超市老板娘，同樣與女主人公同鄉(xiāng)，同樣有著并不順心的丈夫，這兩對相似的人物關系卻有著不同的發(fā)展方向。《吃黃昏》里的美琪為何無法以老板娘為契機，去發(fā)生家庭之外的新的社會聯(lián)系？《向西，向西，向南》里女主人公的新生事實上是在家庭完全破碎的基礎上發(fā)生的，在全家移民的過程中，家庭分裂成個體。種種因素在《吃黃昏》中重新配置，社會精英、物質富庶、發(fā)達國家移民，最后組成了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核心家庭。

在我看來，兩篇小說中的“家庭”都喪失了一種整體性意義，無論是否存在事實層面上的家庭矛盾，“家庭”應有的生活價值，而非生存價值，都在社會經(jīng)濟變動和個人階層躍升中淪落。在《吃黃昏》中，無論是美琪還是羅望，他們同時失去了對于家庭的信任感。

姚文嘉：依涵提到美琪本可以但卻最終沒有把握住走出家庭的契機，我在閱讀時也同樣關注到了這個問題。我認為性別議題當然是這篇小說的一個聚焦點，但在對性別議題的關注之下，同樣隱藏著對于在家庭內(nèi)外都無可避免的權力結構，尤其是家庭外部社會權力結構的關注。蔓薇與美琪同為女性，但就小說場景而言，她們在權力結構中所處的位置截然不同。小說這樣形容蔓薇夫婦的關系：“對面藍黑皮膚的女武神腳踩丈夫身體……而她的丈夫不再是神話里的濕婆，而是李奧納多·迪卡普里奧，是身穿白色POLO衫和深卡其沙灘褲，躺在游艇甲板上曬太陽的華爾街之狼。”藍黑皮膚的女武神意指印度神話中的迦梨女神，直指來自印度的蔓薇，而她的“華爾街之狼”丈夫何一凡，則在權力關系中呈現(xiàn)出被踩在腳下的姿態(tài)。

總之，不僅是家庭內(nèi)部，從整個社會的維度來看，美琪和羅望的破碎家庭實質是深深嵌入整個社會權力結構中的一環(huán)，而作者則將這一橫截面放大，通過家庭困局映照出的或許是社會的困局。若論才華與交際能力，羅望與何凡又何嘗不是在專業(yè)領域、異國社會深耕多年？即使美琪走出家庭內(nèi)部的權力結構后，也同樣要面對、進一步陷入家庭外部的社會權力結構，這可能是對于美琪與作者來說都有待進一步處理的難題。

文化沖突的“情感”解法

郭心薇：我想說說《夾竹桃有毒》。這篇小說涉及的話題非常豐富，民族、宗教、地域文化、家庭代際關系、女性主義等等，從情節(jié)來看小說內(nèi)嵌了雙重救贖結構。名字是自我身份認同的重要證明，弗米拋棄了次仁央宗這個名字，壓抑自己作為藏民的記憶，企圖融入新的民族、宗教、家庭環(huán)境。多個層面的交錯使弗米一直處于尷尬的境地中，無論是兒童時期的阿敏還是成年后的阿敏都使弗米更直接地面對家族的詰難，弗米因此將阿敏視為“背叛者”。弗米的“母親”似乎是缺席的，直到弗米遇到了鄰家老太太——弗米社會意義上的母親；回藏的旅途是弗米正視自己的開始，故鄉(xiāng)是另一層意義上的母親。在阿敏的視角中弗米重新確立了自我，“把多元聚在自己身上”，達到了和諧的狀態(tài)。阿敏的救贖開始于理解作為母親的弗米，看到母親難言的內(nèi)在痛苦，阿敏釋然了，她從未停止找尋自我，而在母親真正建立自我主體之后，阿敏“內(nèi)心是那種前所未有的輕松”。

小說看似完成了雙重救贖的使命，但作者對阿敏救贖完成后狀態(tài)的描寫顯得格外吃力。阿敏被視為“背叛者”遭受的心理創(chuàng)傷是難以愈合的，正是這難以愈合的創(chuàng)傷使她迫切地想要得到救贖，也正是創(chuàng)傷的來源使阿敏將救贖的關鍵指向母親，在這一過程中阿敏選擇性遺忘了某些情緒“迫使”自己得到救贖。

陳雨昕：阿敏和弗米的和解很大程度上發(fā)生在兩個人一起去西藏的過程中，最近比較火的電視劇《我的阿勒泰》也相似，似乎很多作品中人物的和解都是脫離日常的生活環(huán)境，到異域的生活場所進行對之前誤會和矛盾沖突的和解。小說的主題很多，但是西藏部分體現(xiàn)得比較明顯的是文化融合。阿敏在這段時間與母親和解，除了知道母親的過去、母親有她的苦衷，更重要的是理解了母親的二重身份。以前弗米覺得女孩子讀這么多書沒有用，但是回到西藏，她表達出的觀念是馬萬里的重視教育的觀念。在異域環(huán)境中，阿敏認為母親和她是一個陣營的，讓阿敏對母親有了認同感，也有了和解的可能。

王佳穎：如果弗米不來自于西藏，而來自于中原，這個家庭是否會爆發(fā)那么大的矛盾？中原人覺得西藏人野蠻，北方人覺得南方人也野蠻，港澳人覺得內(nèi)地人野蠻（很多時候反過來也會存在）……鄙視鏈是沒有盡頭的，也是沒有固定方向的。祖父母覺得弗米野蠻，帶不好孩子，弗米也覺得祖父母野蠻，見識短淺：“我是在桃花堆里長大的。倒是他們，把一個夾竹桃當桃花看好看，真正是什么都沒見過。”祖父母對夾竹桃的態(tài)度似乎暗示著對弗米的態(tài)度，更確切地說是一個中原人對西藏媳婦/西藏文化的態(tài)度：異域帶來的神秘感讓人覺得神奇，他們是好看的、亮麗的，但他們同樣是被曲解與被誤解的。

戀愛讓弗米從西藏走向中原，戀愛成了勾連兩種文明與野蠻的途徑，因為似乎只有在愛里人的文化屬性才是平等的。所以似乎愛情這種一對一的關系成了解決地域歧視的一個方法（雖然在這個小說中解決的也不是很好）。在我們今天討論的兩個小說里，愛、性對于解決此類文化沖突問題都成為一個重要且似乎有效的元素。但故事中兩個家庭的矛盾也已然告訴我們這并不太有效。兩個故事中似乎作者都難以真正解決矛盾。

王瑋旭：張燁所說的“位置”、蕓靜所說的“標準”、星潼所說的“被動性”，都著眼于《吃黃昏》所反映出的當代青年與社會“標準”的關系。“標準”本身出現(xiàn)了問題，而被動地“自我標準化”的思維或許也值得反思。佳雯、依涵、文嘉所討論的性別、家庭和權力問題，揭示了《吃黃昏》性別和家庭的表層議題之下的社會整體性的權力裝置，這正是它有價值的地方。心薇、雨昕、佳穎注意到《夾竹桃有毒》家庭沖突與文化沖突的內(nèi)在邏輯關聯(lián)，文化身份認同影響了家庭成員的情感關系，而反過來用從情感入手來解決問題，似乎又不能觸及到根本。包括《吃黃昏》，兩篇小說似乎都把“情感”作為解決問題的切入口，當作一把“萬能鑰匙”，但最后效果都不夠好。總得看來，兩篇小說都觸及到了當代青年的精神困境，小說人物的解決方式給了我們參考，也給了我們更多反思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