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本書不是我要寫，是這本書來找我，它一直向我走來。”上海作家潘向黎的這本《人間紅樓》是其40年100多遍細讀《紅樓夢》積淀而成的，“我不是讀書，也不是品鑒經典，而是和《紅樓夢》一起生活。”

8月17日，《人間紅樓》在上海書展的新書首發(fā)式，邀來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復旦大學人文學者、作家梁永安，越劇表演藝術家、越劇《紅樓夢》寶玉、黛玉、鳳姐、妙玉扮演者方亞芬助陣，何卿主持。

在父親潘旭瀾的影響下，潘向黎從10歲開始讀《紅樓夢》，此后一直沒有中斷。“盡管經常為了其他寫作計劃把它往后推，有點像家里來了賓客，招待順序是給遠道而來的先上茶，讓不常見面的人先入座，關系特別鐵的自家人先等等。”潘向黎說，“我對《紅樓夢》的寫作就是這種感覺。但我知道，自家人就是自家人，它在我的靈魂深處。”

潘向黎對《紅樓夢》的解讀是率性的。她在文章中反復強調，《紅樓夢》的理想讀者一定是——摯愛有情人生、注重心靈自由、捍衛(wèi)個體尊嚴與審美價值的人，“一心只想‘有用’的人，只為‘有用’活著的人，不必來讀《紅樓夢》”。

“《紅樓夢》這本書很特別，《紅樓夢》熱從未停止過，它的內容也特別豐富和微妙。不同人從不同的人生體驗、趣味愛好，會讀出不同的味道和結果。”駱玉明說，潘向黎有潘向黎的讀法，“在生活中，她對待各式各樣的關系態(tài)度簡明，沒有疙疙瘩瘩、糾纏不休、猶豫不決，該說你好就說你好，該說你壞就說你壞，又很細致，對人情有非常好的體會和把握能力。《人間紅樓》就反映了她的性格。”

對此，潘向黎回應，“我寫這個書埋藏著一個小小的野心。生活里我超級沒有野心，野心全放在寫作里，就像駱老師說的，有話直說，說自己說的話。比如，大家都覺得《紅樓夢》中賈府的人物是一代不如一代，我在書中很直接地唱了一個反調，這其實是制度設計中的‘題中應有之義’。封建王朝爵位確實是一代代世襲的，但有制度約束：世襲要降等，一代代往下降。所以貴族世家最終會成為平民，富而不貴，或只有頭銜和爵位，卻沒有實職。皇權要追求制衡，所以賈府一代不如一代是很正常的，我甚至覺得賈寶玉‘躺平’未必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再有，大家經常從職場成功學的角度考量，抬舉寶釵，貶低黛玉，覺得黛玉小性子；抬舉襲人，貶低晴雯，覺得晴雯不懂事，攤上這樣的同事怎么相處。我在書里直接說了，為了在現實里活得好，我覺得，我們付出的審美和人格上的代價太多了。”

梁永安坦言，小時候初讀《紅樓夢》并不喜歡，后來逐漸讀出味道，“一個人選擇隨大流，就等于是一塊躺在那里、沒有自己痕跡的石頭。這塊石頭被帶入紅塵，我覺得《紅樓夢》寫出了一個選擇，人生面前只有兩種生活：一種是隨大流的，一生過得有依靠，有規(guī)范；還有一種是跨入復雜性，跨入生活的種種，就像李叔同所說的悲欣交集的生活。”

《人間紅樓》中，潘向黎解讀妙玉和寶玉的關系，用了“小角度知己”這個詞，類似的知己關系在《紅樓夢》中還有平兒和寶玉、黛玉和妙玉、王熙鳳和秦可卿。方亞芬對“小角度知己”尤有感觸，“‘知己’兩個字很大，我今天坐在這里就是小角度的知己。”

潘向黎寫作《人間紅樓》的過程，是在家里地板上鋪滿各種版本的《紅樓夢》，從臥室到客廳，深一腳、淺一腳在作品里跋涉，“我不敢信網絡，全是白紙黑字查到。寫得很艱苦，也很‘嗨’。”潘向黎說，“曹雪芹教會我‘蕓蕓眾生才構成大千世界’，‘做人要心里有他人，千萬不要目中無人’。”

今年上海書展，潘向黎還有《茶可道》（增訂本）首發(fā)新書與讀者見面。這個生活里的“淡人”，在寫作中自有她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