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皮村文學小組的討論中，一位工友發(fā)言說，希望通過文學改變命運。他說，自從當上文學小組期刊編輯后，別人對他的眼光和稱謂都比從前更尊敬些。

因文字成為“文化名人”的范雨素卻迎面潑了盆冷水，直言文學改變不了命運，僅僅是“一種比打麻將之類更好的習慣”。

這一場景，被非虛構(gòu)作家袁凌記錄在他的新書《我的皮村兄妹》中。實際上，這樣的對話，在皮村“最成功”的兩位寫作者——范雨素和陳年喜身上，發(fā)生過多次，也呈現(xiàn)出一種奇特的矛盾感：

一方面，他們是皮村僅有的兩位“出圈”寫作者，是“打工文學”的代表，用文學“改變命運”的案例；另一方面，二人卻一次又一次直率地告訴后來者們，“腳踏實地一點”。

文學真的可以改變命運嗎？

2017年來到皮村、觀察記錄工友們的生活長達7年的袁凌沉思片刻，回答道：“它也許能改變命運，但它不能改變你命運的艱辛。”

“我不能忍受在鄉(xiāng)下坐井觀天的枯燥日子，來到了北京。我要看看大世界。那年我20歲。”

七年前，范雨素因一篇《我是范雨素》在網(wǎng)絡爆紅。這篇文章讓生活在北京皮村的育兒嫂范雨素成為新聞人物，也讓人知道了這里的皮村文學小組。

成名那日，范雨素抓著一只用了十多年的舊手機，在窄小的房間里來回踱步，接收著從全國各地蜂擁而至的消息；但成名后，她的生活卻并沒有太大的改變：當家政工，幫人遛狗，以及參加皮村文學活動。實在困難了，也向其他皮村工友借一兩千塊錢渡難關。”

袁凌（左）與范雨素

范雨素告訴袁凌，自己去別人家里做鐘點工，并沒有人知道她是范雨素，也不知道她寫過影響那么巨大的文章。有客戶蠻不講理，在她上工時踹了她一腳。她與之對簿公堂，最終也只能不了了之。

去年，范雨素出版了自己的長篇自傳體小說《久別重逢》，講一位名叫范菊人的女主角，堅信自己的血液中流淌著帝王將相的骨氣，為了尋找催生靈獸而北上漂泊的故事。有記者為此書兩次前去采訪范雨素，注意到她都穿著同一件舊羽絨服，衣服下擺上有難以洗去的漬痕。

因《炸裂志》《活著就是沖天一喊》聞名的詩人陳年喜，在范雨素出名之后，已回到陜西商洛老家。孤獨時，他會給仍在皮村的朋友打電話，詢問大家的近況。在皮村工友之家里，陳年喜感到理想與現(xiàn)實的巨大差距——他認同工友之家的理念，但又覺得實在太超前。他曾和一個前來皮村做義工的大學生聯(lián)床夜話幾晚，結(jié)果由最初的互相爭辯，到后來的無話可說。

也因為如此，他沒有參加過皮村文學小組學習，覺得是自娛自樂，沒有太大意義。他建議那些懷有文藝夢想的皮村工友接地氣一點，先活下來。

“作為一個自稱為‘見了村支書就要發(fā)抖’的農(nóng)民，他知道現(xiàn)實是什么樣的，也覺察出普通工人‘抱團取暖’的想法和志愿者們高揚的社會理想有落差。”袁凌說，對于已然邁入“成名”階梯的范雨素和陳年喜而言，文學給予了他們一些“名氣”，但并沒有產(chǎn)生多少收入。

袁凌分享，另一位打工文學寫作者巫霞，開始寫作后逐漸脫離打工者的分身，但又沒能真正進入主流，后來生活一直非常艱辛，“范雨素和陳年喜不斷強調(diào)‘文學不能改變命運’，一定程度上是在自我警醒——雖然別人叫我‘作家’，但我依然是一位勞動者，仍然要辛辛苦苦地生存。”

人們似乎總是愿意看見自己想看到的。在其他工友眼中，范雨素與陳年喜的成功，是“打工人終于實現(xiàn)文學夢”的典型案例。他們是皮村的“名人”“領袖人物”，《新工人文學》創(chuàng)辦后，每期的卷首語都是由范雨素撰寫。

不少打工者本對文學、藝術感到遙不可及，但想到“范雨素也和自己一樣，心中就沒有那么膽怯了”。更多的工人趕來皮村，聽北大、北師大等等高校的老師與袁凌這樣的寫作者們講文學課。

袁凌說，這里的文學課，并沒有因為他們的受教育水平而“照顧”他們，而是具有真正的藝術性，“平時大家怎么上課的，就講什么內(nèi)容。”平日里，他們是家政工、保安、零工；閑暇時，他們在皮村討論詩詞，聽“契訶夫”。

這里似乎是一個文學烏托邦，但拂去表面夢幻般的流光，有時也能瞥見文學夢下冰冷的現(xiàn)實——比如《我的皮村兄妹》出版后，袁凌和工友在皮村村口擺了個攤，幾位工人大哥路過，說自己不認識字，“不喜歡看書，喜歡看美女。”

并不是所有在皮村寫作的人，都能成為范雨素和陳年喜。

一直以來，小海都在為“一舉成名”而四處奔波：參加《中國達人秀》，讀自己寫的打油古體詩，卻連參加海選的資格都沒有；送外賣混進娛樂公司總部，要求跳過海選直接參加《中國好聲音》，再次被拒，后去海選，剛唱了兩句就被評委打住……

他買了一把藍色吉他，決心要追逐汪峰與鮑勃·迪倫，還請袁凌為他寫了六個大字——“彈出一條生路”——貼在墻上。但幾年過去，他依然只能彈出幾段單獨的和弦。

直到來到皮村，“范雨素在這里火了”，小海終于下定決心停止漂泊。他認為，皮村很有可能是他去往夢想的通道。

在皮村，小海是公認的詩人，范雨素當面預言他“會成名”。這讓小海大受鼓舞。他寫下的143首詩，印了厚厚一大冊；還演起了話劇，袁凌多次坐在長椅上觀看他的表演，小海反戴鴨舌帽，足蹬運動鞋，聲音高亢，肢體語言豐富且滿含激情。

然而，他的作品卻從未登上外界的文學雜志。《北京文學》的執(zhí)行主編師力斌評價他的詩過于自我中心，希望他寫一組以皮村為題的詩。

小海卻覺得，他已經(jīng)沒有耐心等待。他告訴袁凌，自己“心靜不下來，看不了書，寫不了長的東西，只是焦慮”“心里總像有什么在燒”。

在皮村的日子里，他與范雨素、陳年喜關系很好。隨著兩位好友相繼成名，小海重新感到迷茫。

“小海的詩是比較直接的，接近生命的本質(zhì)。”袁凌認為，但這樣的詩并不適合新媒體平臺，又難以進入主流詩歌圈。于是，“小海，你咋還不火？”成為工友們對小海的玩笑，也是小海內(nèi)心的陣痛。

“文學需要機遇。”袁凌說。更為重要的是，當絢麗的聚光燈照在范雨素和陳年喜身上，總是容易讓人忽略背后千萬個寫了一輩子仍然寂寂無名的寫作者。

網(wǎng)絡上，關于皮村的爭議有很多，一些人為此感動，也有一些批評者認為，工友們是“文學藝術受害者”，應該趁早放棄“不切實際的想法”，將更多精力放在改善生活上。

現(xiàn)實里，皮村文學相關活動也面臨困境：先是工友之家創(chuàng)辦的同心學校關閉，打工博物館被拆除，一些小組成員先后離開北京，一些文學活動被迫遷移到網(wǎng)上……袁凌已經(jīng)意識到，皮村文學小組的現(xiàn)狀不會永遠持續(xù)下去。但他認為，“人人都有夢想的權利，普通人心里也有一個文學夢。”

打工博物館在被拆除，袁凌說這是“哥斯拉巨獸一樣的挖掘機”

袁凌在皮村，有時也勸他們先安定生活——當一位他認為“空談太多，寫作太少”的工友再次感嘆“這輩子成功是不可能成功了”時，毫不客氣地評價“（你）太容易厭倦……我倒情愿你做廚師、賣房產(chǎn)或者種地”。但當他們表現(xiàn)出真的很在乎文學時，袁凌又會為他們提建議改文章，“有機會就幫幫他們”。

他不認為文學是一種“不顧及生活的夢想”，而許多皮村文學小組成員的最可貴之處，就在于在追求文學的同時，并沒有放棄勞動。比如家政工寒雪，雇主搬到天津后，就趁著下戶時間從天津?qū)氎孀哞F到北京南站，再換地鐵公交去皮村，房間沒有暖氣，寒雪只能在臟得發(fā)硬的被子下縮一夜，第二日一早再匆忙趕回雇主家；還有同為家政工的林巧珍，為兒子存下了彩禮錢，還要回去帶孫子。

“他們是靠勞動自己掙錢吃飯的人。”袁凌并不認為文學于他們是奢侈的夢想，他說，如果非要逼他們放棄文學，那就太慘了。

在寫作的體裁上，袁凌更多建議他們用非虛構(gòu)的方式把生活經(jīng)歷記錄下來——一方面源于他對皮村工友們寫作情況的清晰認知，另一方面源于他對圖書市場的判斷。在他看來，很多工友的寫作，還只是在“習作”階段，但每一個人都有著或傳奇或苦難的個人故事，“市場會考慮到經(jīng)驗的稀缺性而對他們降低要求；但如果寫小說或詩，是達不到（市場）標準的。寫非虛構(gòu)‘現(xiàn)實’一些。”

袁凌說自己是一個“極度悲觀”的人，對于皮村文學小組的未來，“可能慢慢就消失了，走散了”，“有些人可能一輩子也沒有（被看見的）機會了”。他把《我的皮村兄妹》翻到最后一頁，附錄上特意列上了《皮村文學小組成員一覽》的姓名表格，最后一欄中，名叫“趙新亞”的月嫂，只來得及留下寥寥數(shù)語：“2021年生重病回鄉(xiāng)，已失聯(lián)。”

“她還活著嗎？我不知道。”袁凌能做的，就是把這些皮村兄妹們的故事記錄下來。

就像是工友之家的那句標語：“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歷史；沒有我們的歷史，就沒有我們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