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漫，著有詩集、散文集《片段的春天》《漫游的燈盞》《水之書》《一卷星辰》《南方云集》《居于幽暗之地》《在南方》《星空與綠洲》等。曾獲得人民文學獎、孫犁散文獎、琦君散文獎、雨花文學獎、揚子江詩學獎等。

“去異鄉(xiāng)、回故鄉(xiāng)，是伴隨每個人一生的身體與精神的雙重活動。”汗漫說，在他看來，故鄉(xiāng)與異鄉(xiāng)是我們都要面對的命題，而在異鄉(xiāng)重建故鄉(xiāng)，使心靈能夠得到安放和寄托，對于我們每個人而言都是必要的。離別、回望、抵達、重建，汗漫在紙上搭建起一條異鄉(xiāng)與故鄉(xiāng)之間的隱秘通道，在行走、跨界中“獲得精神的小滿和清明”。

紙上還鄉(xiāng)：尋覓心靈的歸途

20世紀60年代，汗漫出生于河南南陽。位于豫鄂陜三省交界處，南陽盆地由伏牛山、武當山等山脈簇擁而成，以其獨特的地理環(huán)境和風土人情哺育了汗漫，“那是我肉體與靈魂的組成部分”。中年后，他移居上海。1000多公里的空間距離，反而有助于他更清晰地理解南陽，“類似于觀察一幅油畫，適度拉開距離，那紛亂的筆觸和色斑，頓然形成秩序、呈現意義”。南陽，他地理上的故鄉(xiāng)，便隨著他的奔行沉浮、喜怒哀樂，不斷擴張和更新，超越“祖籍”概念，轉化為一個精神故鄉(xiāng)。

“故鄉(xiāng)就是故去的家鄉(xiāng)，是一系列舊時光、舊事物、舊人物的組合。”因城鎮(zhèn)化的加速推進，現實中的南陽盆地，已與汗漫20年前記憶中的故鄉(xiāng)嚴重不符，山水地貌和田野鄉(xiāng)村都發(fā)生了巨變。每次回南陽，乘車或開車沿高速公路飛奔時，越過從前熟悉的地域，周遭景象卻已變得陌生。在巨變中，他成為了故鄉(xiāng)的陌生人——周圍的故人、故物、故事，漸次消失。新景觀新風尚，質疑著他的適應性和存在感。這使得汗漫“必須練習‘回憶’這一能力，用逐漸稀薄的前情舊事，加固內心，防止坍塌，以免懷疑自己成為旁觀人間煙火的幽靈”。

“在時間與空間的‘兩個異鄉(xiāng)’眺望故鄉(xiāng)，一個人的喪失感、痛感、孤絕感，空前強烈，迫切需要在內心與紙墨間，重建‘精神出生地’。”由此，他用一支筆作為還鄉(xiāng)的棧橋，在紙上跨過千里，在不安中安放一個紙上故鄉(xiāng)。深情回望著故鄉(xiāng)，他不斷穿梭于記憶的長廊，對南陽風物進行凝視和詩性表達，讓自我與故鄉(xiāng)彼此回響，于異鄉(xiāng)的場域中不斷抵達和重建心靈的歸宿。“即便地理意義上的故鄉(xiāng)人事皆非，或泯滅無痕，只要它被書寫、閱讀、記憶，就能支持一個人，將剩余的道路走下去，漸老漸遠漸無聲。”

2024年5月，汗漫的最新散文集《紙上還鄉(xiāng)》出版。書中，一幅幅生動的故鄉(xiāng)畫卷于汗漫筆下緩緩展開，南陽盆地的自然風情、風俗習慣、風物特產也于讀者眼前一一呈現。四季更迭，歲月流轉，字里行間中處處流動著對“大地之事”的眷戀，蘊藏著這片土地的氣息、鄉(xiāng)音的回響。汗漫努力超越具體地域的藩籬和邊界，使讀者可以在“這一個”故鄉(xiāng)，辨認屬于自己的鄉(xiāng)愁和中國。“我把《紙上還鄉(xiāng)》，作為一首抒情詩、一卷水墨畫、一支敘事曲，獻給南陽，也獻給每個閱讀者的故鄉(xiāng)。異鄉(xiāng)人，未來的人，愿你在我的字里行間，看見并喚醒自己的那一個故鄉(xiāng)。”

大地漫游：行走在人間去書寫

在作家陸梅的印象中，汗漫是一個在山水間、街巷里穿行漫游的行動者，這本《紙上還鄉(xiāng)》，也是一種返回、穿越、游走的大地漫游式的記錄。這本書的寫作，前后延續(xù)20年，汗漫在南陽寫，在上海繼續(xù)寫。

或乘車，或步行，汗漫反復穿過南陽盆地。他在書中提到，他曾利用3天時間，自北而南穿越南陽盆地。這3天里，他聽過樵夫唱民歌，“再丑的妹妹也有人愛，破鍋親著破鍋蓋。只要妹妹對我情似海，你臉上的麻子也放光彩”；也曾對著一塊巨石飲酒，驀然發(fā)現石頭上用粗拙雄渾的漢代刀法，凸凹起伏著鳥、仙女、太陽等圖案；還曾看菊花依偎商場怒放，吟一首本地詩人岑參的詩句，“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zhàn)場開。”……時間漸漸流逝，他的足跡緩慢穿過地圖和曠野，他的文字也在行走中與盆地保持相似的步履和心跳。

汗漫認為，“從‘我’開始的寫作，都應該擁有抵達‘我們’的能力和普遍意義。杰出的個人經驗表達，應該能成為觀察一個時代、一類人的氣象云圖。”于是，手握一頁地圖，行走在人間；攜帶一支鉛筆，書寫于煙火——汗漫將所見、所聞、所感記錄下來，展現時代變遷下故鄉(xiāng)的滄桑巨變，對故鄉(xiāng)、記憶與身份認同進行深刻探討，讓凡俗的日常生活涌動出詩性和智慧。對此，陸梅感嘆道：“他的感懷是有行動的，他以在大地上漫游的形式，走進紛繁難言的人間。在這本書里面，我充分感受到城市和鄉(xiāng)村，或者說中原和中國、中國和世界，甚至西方和東方，這樣一種多元多維視角下對故鄉(xiāng)的進入與解讀。”

“‘汗漫’，即開闊、浩大、自由。”汗漫說，這一筆名，來自清朝李漁《涼州》的啟發(fā)：“似此才稱汗漫游，今人忽到古涼州。”他以“汗漫”為筆名，也以此為人生觀——寫作，就是“汗漫游”。“游離于文壇外，痛切于煙火中——‘心遠地自偏’。我自覺選擇一個‘偏僻的位置’，堅持帶口音的地方性寫作，讓書桌成為偏遠于時代和中心的外省、邊疆，燈芯一般的筆尖上的光線，才有力量跨界、抵達那廣大幽暗中的人性。”

詩與散文：跨越寫作的邊界

文學創(chuàng)作伊始，汗漫寫詩。他早期的詩作多以鄉(xiāng)土為背景，意象創(chuàng)造也很用心，因此，在20世紀90年代的詩壇上，他曾被戴兩頂帽子：“鄉(xiāng)土詩人”“意象詩人”。這兩頂帽子是評論者為言說的方便而制作的，但他不想戴。在他看來，寫作就是跨界，需要不斷穿越、轉化、整合。他需要一個時機，去跨越寫作的邊界。

隨著中年的經驗日益駁雜，很多經驗無法在詩歌中傳達，這讓汗漫開始尋求一種更為廣闊、自由的文體。受詩人蘇軾和布羅茨基的影響，他開始了散文文體的寫作實驗。2000年，他的寫作重心從詩歌逐漸轉向散文。“顯然，一個人在選擇余地已經有限的中年，在與越來越多的人和事件相遇的中年，散文，可以成為他獲得表達自由的一種文體。”他認為，唯散文這一文體可以容納“三人以上的生活”，而詩歌“獨白或對話”的特征，對表達的自由構成束縛。散文的寫實性，有助于讓懸空的思辨與抒情，觸及粗糲的大地。

在介入散文寫作的同時，汗漫的詩歌寫作依然在延續(xù)，并與散文寫作形成雙向的糾正和滋養(yǎng)：詩歌教導散文，如何保持語言的獨到、節(jié)制、準確；散文則啟發(fā)詩歌，如何強化表達的及物性、廣闊度和景深。打破分行與不分行的寫作邊界后，“我的詩歌面貌發(fā)生著變化，意象與細節(jié)、書面語與口語、形而下的經驗與形而上的沉思，在深度融合。語言內部的緊張、日常生活的緊張，也因散文寫作而緩解。”他也始終以詩歌寫作的態(tài)度對待散文：讓每一句、每一行都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反對充滿惰性和怯意的陳陳相因、人云亦云。

汗漫說，不少人以為詩歌、散文是小眾的，寫不大寫不長，其實是誤會。自古以來，中國留下的經典名篇多是散文，古代優(yōu)秀的文人，也多詩文俱佳，兩者交相輝映。由此，他告誡寫作者，文體并無優(yōu)劣之分，要尋找合適自己的文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