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著名學者、文學批評家蔡翔帶來了一部將文學史與社會史、思想史研究相結(jié)合的思想文本《1980年代》。

書的封面很有意思，細看中部有兩個“1980”。通過重繪1980年代的社會轉(zhuǎn)折與思想圖景，蔡翔在書中提出“兩個1980年代”的說法：第一個1980年代，圍繞社會領域中的改革、啟蒙、現(xiàn)代化等觀念展開，由“傷痕文學”發(fā)端打開了諸多的寫作領域，文學以現(xiàn)實主義手法依然擁有飽滿的社會政治功能與歷史使命；第二個1980年代，源于對第一個1980年代的反思與質(zhì)疑，改革與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主旋律既帶來勃勃生機也帶來問題與危機。現(xiàn)代主義悄然崛起，并由此誕生了“純文學”觀念，影響延續(xù)至今。

“1980年代是很復雜的一個時代，這本小書只涉及其中一些小問題，不能代表我對1980年代的全部看法。我希望它提供一種可能性，讓我們重新回到，或者說打開1980年代。”在蔡翔看來，1980年代不能成為一代人的紀念館，而應該成為歷史的圖書館，以供后人反復閱讀。

活動現(xiàn)場 攝影：初伊

7月28日，蔡翔與孫甘露、倪文尖、孫曉忠、項靜、毛尖、黃銳杰等作家、學者做客上海圖書館東館，圍繞“誰的文學，哪個八十年代”展開對談。

孫甘露留意到，來參加這場對談活動的，既有很年輕的朋友，也有許多親歷過1980年代的讀者。

“關于那個年代，曾經(jīng)也被描述成是一個總體性的年代，一個有共同方向的年代，一個理想的年代，一個熱情的年代，同時也是一個有很多困惑的年代。這些都反映在當時的文學活動和文學作品中，我覺得這本書，實際上是關于那個年代的一個精神圖譜。”

一個文學的年代

毛尖提及，有關1980年代，甘陽、洪子誠、程光煒等學者已有過很好的論述，但這本《1980年代》可謂“一個震耳欲聾的再出發(fā)”——“通過這本書，我們重新看到文學又以非常強勢的力量爆破思想。”

她想起1980年代自己做學生，一次請蔡翔老師幫忙看論文，騎著車就往老師家里去了。蔡翔泡了一杯咖啡，因為怕學生覺得苦，就往里頭加了好多糖。那是毛尖這輩子喝過最甜的一杯咖啡。

“在這杯咖啡中，我能感受到蔡老師對年輕人的熱情，對1980年的熱情。而且我自己一直把咖啡中的糖看成是1980年代的某種文學性，那種壓倒性的甜和那種壓倒性的文學性有一種對稱性。在1980年代，文學就是這么強悍的，它就是可以俯瞰所有的哲學，所有的這些東西。不像今天，懂黑格爾的學者可以俯瞰我們，但在1980年代，我們一首詩就可以俯瞰黑格爾。那是一個不同的時代。”

不少人有這樣一種感受，在1980年代，即使是從事學術研究，也好像更偏向于一種精神生活，而不是像今天的學術生活。這也是為什么說，1980年代是一個文學的年代。

有意思的是，孫甘露注意到，從1980年代的精神生活場域轉(zhuǎn)向1990年代后的學術生活場域，蔡翔的方法依然是精神生活的方法，他的問題也依然是1980年代的問題。“我想蔡老以他的思考和寫作給出一個示范：有些問題，并沒有因為1980年代的過去而得到克服和解決。”

盡管蔡翔說這本《1980年代》是自己的“退休作業(yè)”，但孫甘露認為這本書也是蔡翔給自己的一個交代。“1980年代，那個精神生活的時代，那個有共同體的時代，那個理想的時代，仍然存在于蔡老的心中和寫作中。”

對過分浪漫的“解毒劑”

“在我眼中，1980年代就是由蔡翔老師、甘露老師等等我的老師輩構(gòu)成的，我還是認為那是一個偉大的年代。”1985年考入華東師大的倪文尖說，這些年也有一些把1980年代過分浪漫化的傾向，因而在這個意義上，這本《1980年代》也是一個“解毒劑”，“但是骨子里，如果過分輕慢地談1980年代，我大概也是不樂意的。”

倪文尖注意到，蔡翔把自己對文學的分析與中國七八十年來的社會變遷緊密聯(lián)系到了一起，而這本《1980年代》的寫作，是從新世紀的10年代到20年代，“所以他其實是帶著今天的問題意識，與我們一起重返1980年代。 ”

項靜對于“解毒劑”一說深以為然。“無論是現(xiàn)在的影視還是其他藝術作品，可能都帶來了某種效果，純文學看起來好像逐漸被邊緣化了。但如果從文學的角度出發(fā)，反而可能會建立起一個更完整的對1980年代的重新認識。”

作為一個1980年代出生的人，項靜坦言自己原本和這本《1980年代》關系并不密切，但在閱讀的過程中，她重新回到了歷史的現(xiàn)場，通過一部部的文學作品，去喚醒當時現(xiàn)場的一些問題，“包括1980年代的一些重要事件、重大進程，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些東西并非跟我們當下的生活沒有關系。”

“蔡老師作為1980年代的親歷者，參與者，他重返1980年代不僅僅為了懷舊，也因為他們這代人對1980年代有一個精神的創(chuàng)傷。”孫曉忠還注意到，這本《1980年代》延續(xù)了蔡翔在過往觀察與思考中的平民知識分子視角，“如他在序言里所說，雖然是后退一步的觀察，但他得到了越來越堅定的回答。”

一個反思的角度和契機

回想1980年代，孫甘露經(jīng)常去找在《上海文學》當編輯的蔡翔聊天。“蔡老聊天，不聊雞毛蒜皮，他聊問題。他是問題中人，這也是一本問題之書。關于1980年代，蔡老有自己的答案，但是這本書還是以問題的方式呈現(xiàn)給讀者。”

被問及1980年代先鋒文學，孫甘露說當年的那個名單很長，有馬原、莫言、殘雪、格非、余華、蘇童、葉兆言、北村、扎西達娃等等，他們匯聚成了一個關于1980年代的后來被稱為“先鋒文學”的寫作。

而命名本身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比如1950年代有“工人作家”，到了1980年代又有了“業(yè)余作者”，而今還有了“素人寫作”。在孫甘露看來，不同年代的稱呼的變化，本身也反映了一些問題。

“從這個角度反觀1980年代，前面我們說1980年代是一個有總體性的年代，那是在當時以及后來不斷的討論中通常被人講到的。而蔡翔老師在這本書中對1980年代的總體性描述提出了挑戰(zhàn)，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孫甘露稱，1980年代至今已經(jīng)過去大約四十年，歷經(jīng)種種變化，它最初被描述時的意義、后來被賦予的各種各樣的說法，也應該到了被重新檢視的時候。“這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的角度和契機——我們重新看待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

兩個時間點，更多可能性

蔡翔認為我們最好不要抽象地去討論問題，這也是文學研究與哲學研究不太一樣的地方。“我們還是要在一個語境里去觀察。這樣一來，也會給我們提出很多的挑戰(zhàn)。這個挑戰(zhàn)在于，要求我們不要固執(zhí)于自己原來的觀點，原來的角度。”

他說，1980年代他也特別喜歡用“精神”“救贖”這些詞，但是如果僅僅從這些角度去討論，有些問題依然講不清楚。“比如我們這些年一直都在講1980年代是回歸‘五四’，這話沒錯，但如果今天討論這個問題，我們要討論1980年代和‘五四’不一樣的地方在哪里。”

蔡翔直言，自己不是一個懷舊的人，但他對兩個時間點特別有研究興趣。一個是末世，比如《紅樓夢》寫到的王朝末世，末世里會有新的思想的可能性；還有一個是某個時代的開端，那里同樣包含了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這兩個時間點，在我看來社會科學、哲學等等的重要性都不如文學。因為所有這些都處于那種模模糊糊的無法用理性來處理的時代，那是人的感性的時代。所以我說，只有這兩個時間點，是屬于文學的時代。對我們做文學史研究的人來說，這兩個時間點的文學里，可以重新概括出某種思想性的議題。”

蔡翔說，我們今天要討論很多的問題，的確和1980年代有一定的關系。“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自己的邏輯性，我們今天很多習以為常的思想的邏輯起點在什么地方？這個可能是我們要討論1980年代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