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無路可走時該怎么辦？

阮籍曾經(jīng)以“行為藝術”的方式演繹這種無路的痛苦：“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晉書·阮籍傳》）

窮途慟哭，是對走錯道路的悔恨，也是因無路可走而感到的絕望。錯誤的選擇一定意味著“錯誤”的結局嗎？悲觀主義者的答案是肯定的。比如戰(zhàn)國時著名的道家學者楊朱，《荀子·王霸篇》記載他：

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

“蹞”即“跬”，跬步，半步也。“跌”是差失之意。楊朱站在四通八達的路口，想象著自己選擇了錯誤的方向，踏出了最初的半步，接著一步錯，步步錯，最終“謬以千里”，便忍不住痛哭起來。

為無法做出的選擇與尚未犯下的錯誤哭泣，也算智者的行為了吧。通常的人們，只能追悔已然。阮籍《詠懷》其五，所寫就是這種無盡的悔恨：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弦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jīng)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這首詩的主旨，或以為諷刺他人，或以為自悔失身，似以后者為勝。元人劉履在《選詩補注》中說：“此嗣宗自悔其失身也。言少時輕薄而好游樂，朋儕相與，未及終極而白日已暮，乃欲驅馬來歸，而資費既盡，無如之何。以喻初不自重，不審時而從仕。服事未幾，魏室將亡，雖欲退休而無計，故篇末托言太行失路，以喻懊嘆無窮之情焉。”這個解說雖然不夠深入，但大體貼著字面，可以接受。

詩歌有些詞句需要稍作解說。第四句“趙李相經(jīng)過”，是說跟“趙李”相來往。結合上下文看，這個來往即一起吃喝玩樂、花天酒地。所以“趙李”應該是指京城貴勢者、貴游子。前人爭論這個“趙李”字面上究竟指誰，提出李斯、趙高，趙飛燕、李夫人，趙李外戚家族，寵臣趙談、李延年，游俠趙季、李款諸說，或者與上下文不合，或者全無典據(jù)，強行捏合，都難使人信服。各類詞典也據(jù)此設立義項，多滋謬誤。實際這句話是有明確的出典的，《漢書·敘傳》記載漢成帝時，“自大將軍薨后，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zhí)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所以“趙李”在《漢書》中指皇帝身邊的親信重臣，對應到阮籍時代，就是正始年間的侍中尚書何晏、散騎常侍夏侯玄諸人。何、夏侯諸人既是高官貴戚，又是彼時玄學風潮的中心人物，且以“浮華”著稱，完全對得上《漢書》中的“趙李諸侍中”。正始年間，阮籍曾寫有《樂論》一篇，夏侯玄則撰作《辨樂論》與之討論。彼時朋友間互相質疑辯難，是盛行的風氣。

第八句的“三河”是對河南、河東、河內(nèi)地區(qū)的合稱。阮籍的家鄉(xiāng)陳留郡正屬河南。《詠懷》其十三寫到“蘇子狹三河”，從前的蘇秦也覺得河南家鄉(xiāng)狹窄，要去天下實現(xiàn)自己的抱負，最終被忌恨者刺死。我們的詩人離去又歸來，望一望這個當初覺得狹小的故鄉(xiāng)，是喜還是悲？

第九、第十兩句是倒裝句法。曾經(jīng)覺得自己的錢財多得根本花不完，沒想到轉眼間“百鎰”黃金都耗盡了。

最后兩句則是著名的南轅北轍的故事。《戰(zhàn)國策·魏策》載季梁對魏王說：“今者臣來，見人于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此數(shù)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于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shù)，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這樣，全詩的意思可以得到通貫的理解。詩歌抒情主人公曾經(jīng)有三重倚恃：青春年華、萬貫家資、權貴關系。他大概并沒有什么政治野心，想的只是縱情肆意而已，本以為有三重倚恃在，自可以弦歌到地老天荒。不想轉眼長日已盡，青春與富貴皆一筆勾銷。落魄歸來，還望故鄉(xiāng)，是什么心情？忽然領悟，一早便已迷途，自以為的倚恃越多，行路越遠，到最后猛然回頭，才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沒有力量，更沒有可能往回走。竟然完全錯了，無法悔改地錯。這一生將就此錯失了吧，除了承受這份痛苦，別無其他可能。人生到此，夫復何言！這就是“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所蘊含的驚心動魄。

小過易糾，大錯難挽。君子日日省思己過，再加上師友的切磋琢磨，為的是過而能改，而不至于轉成大錯。這番道理懂得的人不少，有幾個做得到？聰明如阮籍，也悔之晚矣。他鋒芒早露，與何晏、夏侯玄一輩名士交游，早早成為名動天下的人物。等到司馬氏父子開啟了篡權易代的進程，何晏、夏侯玄都被族誅，剩下寥寥幾個名士，一舉一動都為天下人矚目，連現(xiàn)實中辭官隱居也會被視為有意對抗，何況其余。彼時的阮籍該何等羨慕置身事外的無名之輩。一旦身入局中，還幻想全身而退，豈不是“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阮籍一定覺得自己當愚不愚，才是不智和大愚。

真的是阮籍大愚嗎？“愿為五陵輕薄兒，生在貞觀開元時。斗雞走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王安石《鳳凰山》）誰不愿意這樣過一生呢？少年阮籍身當太平，滿以為繁華長久，不正是準備這樣過一生嗎？怎么忽然間就白日蹉跎，長夜已至。從前的對，怎么就成了錯，而且還是窮途失路的錯？這樣的悲劇該怪誰？一開始當然是怪自己，怪自己走錯路。可再想又不知道該怪誰，錯的似乎是走路本身，似乎選哪條路都是錯，才真是莫可名狀之悲。個體在時代面前渺小無助，這才是更大的悲劇。

無關乎選擇的窮途，是比選擇錯誤的失路更令人無力和絕望的。

“失路將如何”？這是一個需要直面的問題。

人生已無出路，但生活依舊延續(xù)，該如何在了無希望中自處？阮籍給出了兩個答案。其一，搞點飲酒任誕的行為藝術；其二，成為一個詩人。

阮嗣宗到后來成為“至慎”的人，開口只有玄遠，絕不牽涉現(xiàn)實之分毫。不過壓抑的痛苦總要發(fā)泄，直接的方法是傾注到怪誕的行為上。這些違背禮法的荒誕舉動，在魯迅先生看來，其實是深愛禮教者的應激反應與抗議行為。他們看不得禮教被謀國篡位的司馬氏君臣利用、褻瀆，“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于反對禮教”（《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此外，越是打心底瞧不起自己的懦弱，就越會任由自己“墮落”。鎮(zhèn)日大醉，母親去世了也要喝酒吃肉，這何嘗不是自證不堪和自我折磨？

怪誕行為的背后，分明深藏著恒河沙數(shù)的痛苦，不想?yún)s被后輩的貴游子弟學了去，成為裝點風流的時尚。阮籍無法分辯，也無力反對，只得任由自己躺在井底泥水之中，瞪視那些永不能愈合的傷口，吟唱起一些不成曲調(diào)的謠曲。就這樣成了詩人。

在寫詩暫時還沒成為罪狀的時代，許多說不出口的咒罵和苦悶都可以加上韻腳寫出來。比如刻畫偽君子的姿態(tài)：“外厲貞素談，戶內(nèi)滅芬芳。放口從衷出，復說道義方。委曲周旋儀，姿態(tài)愁我腸。”比如戳破世界無“人”的真相：“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以及刻骨的驚懼感：“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總之，人間世界是一個殘破丑惡的世界，這里充滿殘忍、邪惡、虛偽、丑陋、悔恨和痛苦，這里沒有堅固，生命與美好都轉瞬即逝。

阮籍更喜歡吟唱的，是幻想中的超越：“濯發(fā)旸谷濱，遠游昆岳傍。登彼列仙岨，采此秋蘭芳。時路烏足爭，太極可翱翔。”“危冠切浮云，長劍出天外。細故何足慮，高度跨一世。非子為我御，逍遙游荒裔。”

與屈原、曹植一樣，失路的詩人渴望超乘白云，遨游帝鄉(xiāng)。只是屈原執(zhí)著，處處碰壁，“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天上不異人間。而曹植孝義忠愛，雖感憤遭遇，渴望仙游，卻并不質疑人間。

在詩歌中沖決羅網(wǎng)，批判凡俗，而高出一世者，阮籍竟似第一人。這番志意，他再三道及：

一飛沖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鶉鴳游，連翩戲中庭。

顧謝西王母，吾將從此逝。豈與蓬戶士，彈琴誦言誓。

抗身青云中，網(wǎng)羅孰能制？豈與鄉(xiāng)曲士，攜手共言誓。

清代學者劉熙載曾說：“無路可走，卒歸于有路可走，如莊生所謂‘今子有五百石之瓠，何不慮以大樽，而浮于江湖’，‘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xiāng)，廣漠之野’是也。”（《藝概·文概》）莊子困頓人間，窮愁潦倒，卻在精神世界中覓得一無何有之鄉(xiāng)，其中盡可以逍遙自在。人間萬事，如雁過寒潭，再不放在心上。阮籍做不到莊子的逍遙，但他同樣硬生生在無路的大夜中開出一路，那便是成為詩人。不是吟風弄月、潤色鴻業(yè)的詩人，而是舔舐傷口、向月長嚎的詩人。

詩到屈原，始作生命的洪流，到海方止。詩到阮籍，始為英雄的歸路，天地同秋。

少年阮籍，一定是以英雄自居的。“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泰山成砥礪，黃河為裳帶。”沒有吞吐宇宙的胸膽，寫不出這樣的詩句。這番志氣，迎頭撞上玩弄陰謀、“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的時代，終成泡影。“陰陽有舛錯，日月不常融。天時有否泰，人事多盈沖。園綺遁南岳，伯陽隱西戎。保身念道真，寵耀焉足崇。”潛龍難用，遁世者悶頭隱遁，終能由有悶而至無悶，這才是英雄的覺悟與力量。

英雄失路，人詩俱老，凡此輩人物，都是阮籍的苗裔。陶淵明是，杜甫是，蘇軾也是。即如淵明采菊，常人只覺其淡，卻不知這淡逸是絢爛濃摯的極致。蘇軾贊他“質而實綺，癯而實腴”，一語破的。黃庭堅則看出其英雄本志：“凄其望諸葛，抗臟猶漢相。時無益州牧，指揮用諸將。平生本朝心，歲月閱江浪。空余時語工，落筆九天上。”（《宿舊彭澤懷陶令》）他以為淵明本心不異諸葛孔明，命運的差別在遇不遇劉備而已。明初詩人張以寧發(fā)揮此意，寫得更加明白：“世無劉豫州，隆中老諸葛。所以陶彭澤，歸興不可遏。凌歊燕功臣，旌旗蔽轇轕。一壺從杖藜，獨視天壤闊。風吹黃金花，南山在我闥。蕭條蓬門秋，稚子候明發(fā)。豈知英雄人，有志不得豁。高詠荊軻篇，颯然動毛發(fā)。”（《題海陵石仲銘所藏淵明歸隱圖》）清代詩人舒位復以兩句概括之：“仕宦中朝如酒醉，英雄末路以詩傳。”（《向讀文選詩愛此數(shù)家不知其人可乎因論其世凡作者十人詩九首》）

“英雄末路以詩傳”，不失為古典世界解決“失路將如何”問題的好辦法。其中貫徹的是大《易》隨時，“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的思想。他們相信的是“無陂不平，無往不復”，當時勢不在我一邊時，需要做的便是固窮、修身、等待。成為詩人，寫作詩歌，既是在無盡等待中消磨時光的方法，也是發(fā)抒情性，自我激勵的方法。絕大多數(shù)人并不會等到使屈者伸、使枉者直的時代，但至少，他們留下了詩歌。古人渴望不朽，其實朽與不朽難以預期，但至少詩歌使不朽成為一種可能。

“英雄末路以詩傳”，作為君子固窮的一種方法，在悲觀的背后潛藏著一種樂觀，相信歷史循環(huán)、人世往復，相信圣君賢相的時代終會來臨，而蘊蓄于詩中的心事終會遇到異代知音，得以大白于天下。

歷史真的循環(huán)往復嗎？現(xiàn)代思想已經(jīng)不再抱持這種古典的信念。現(xiàn)代詩人也不再渴望在這套循環(huán)往復的秩序中獲得不朽。相反，清醒而決絕如魯迅，渴望速朽。

魯迅也有很強的失路感。在散文詩《影的告別》中，魯迅說：“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無地。”這是一種深具現(xiàn)代意識的失路感：舊世界是自己所憎恨的，但自身分明源自舊世界，因此注定無法進入新世界。身在新與舊的夾縫之中，好像歷史的“中間物”，命運便只能是彷徨，“彷徨于無地”。

“彷徨于無地”，是魯迅的窮途痛哭。痛哭的結晶也是詩——散文詩集《野草》。一九二七年，魯迅為《野草》寫就《題辭》：

我自愛我的野草，但我憎惡這以野草作裝飾的地面。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熔巖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于是并且無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于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為我自己，為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火速到來。

對死亡與速朽的呼喚，是將自己作為獻祭，獻給那個六十年一甲子無限循環(huán)的歷史，希望與之一起毀滅。

“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既不曾寬恕自己，又何須寬恕他們。

循環(huán)的歷史中，失路的英雄以詩歌作為歸路；現(xiàn)代世界里，召喚地火者用詩歌獻祭自己，而成為英雄。循環(huán)的歷史中，失路自我復制，與歷史一道循環(huán)；現(xiàn)代世界里，失路者希望以自己的絕路造就他人的生路。

這是對“失路將如何”的嶄新回答——不接受。不接受必然失路的命運，更不接受制造命運的天羅地網(wǎng)。

大地上雜勁生長的野草，對著那看似神圣的、堅固的、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生生不息的龐然大物，放聲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