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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穿梭在城中村的大街小巷，奔波勞碌就為填飽肚皮，小心翼翼只求平安地活著。這也許就是我現(xiàn)在的心態(tài)。在廣州城中村的“接吻樓”里，不知不覺已十年，在這“不思量，自難忘”的十年之后，我依然沒能夠時來運轉(zhuǎn)一夜暴富而逃離，也沒有手停口停流落街頭去討飯，那份微薄的薪水，支撐著我心底里的城市夢，喜歡也好，討厭也罷，我一直和散落廣州的城中村糾纏不清。像我這種眼高手低的寄居者，注定只能住在城中村，也只有城中村容得了我。住在城中村，不需要與眾不同，衣服最好買地攤貨，十塊錢三件任挑，包得住身體就行了，晾在陽臺也不用擔心被偷。打扮也可不倫不類，西裝波鞋或者西褲拖鞋，睡衣當街穿也沒什么，城中村里沒人會多瞧你一眼。即使是卑微地活著，我也沒有悲哀沒有抱怨，因為，這里有我的家。

多年以前，我在QQ空間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我就知道，我這個老牌的廣州城中村寄居者，對于地處廣州市白云區(qū)機場路附近的棠下村的依賴與情愫，似乎早已超過了湘北那個叫花園村的地方。在廣州的27年，我?guī)缀鯖]有離開過這里，即使隨著后輩人的長大，在這里買房定居，離棠下村的距離也沒有超過500米。

1998年的春天，我被一列蝸行的綠皮火車拋落在這里的時候，這個與廣州天河區(qū)著名的城中村同名的城中村，并不知名，當我告訴同事或者朋友我住在棠下村的時候，幾乎百分之百的人，都想到的是天河區(qū)的棠下村。好多人還一再叮囑，一個人晚上別出來在巷子里晃悠，也別去那些充滿曖昧的地方。甚至有朋友聽我說是白云區(qū)的棠下村時，竟然是一臉的錯愕與訝然：“白云區(qū)也有棠下村？”后來，我才明白，這個面積小，外來人口少的城中村，之所以失卻在人們的意識里，是因為那些可以出現(xiàn)在廣州各類媒體上的事，多與這個棠下村無關(gu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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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這么以為，對于我們這些寄居者，廣州的城中村是柔軟的。這種柔軟，既為我們的寄居生活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間，也體現(xiàn)了一個城市包容的氣質(zhì)。

當我在棠下村居住多年之后，村子的樣貌逐漸有了改變，原先狹窄的遠景路迅速被拓寬，尤其是當?shù)卣俺龃蛟彀自茀^(qū)“北京路”的口號之后，這里迅速繁華起來。一批以航空貨運為生計的韓國人的到來，貌似韓國的飲食文化，也硬生生地闖入，不計其數(shù)的大大小小的韓國菜館，被命名為“全州家”“江南本家”或者“韓國料理”等等，吸引著我們的眼球，沖擊著我們的味蕾。我相信這些韓菜館，百分百是由中國人開的，但韓國菜的噱頭，一時顧客盈門，尤其是讓居住在此的不少年輕人趨之若鶩。

我說這話是有底氣的，我曾經(jīng)的同事，從遙遠的吉林延邊南下廣州尋夢的朝鮮族人老馬，在經(jīng)歷了那種漫長的一眼望不到邊際的打工生活后，以“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悲壯，和老婆一起在遠景路上租了一家50來平方的門店，開了一家名叫“外婆家”的韓國料理店。起初，老馬憑借自己在老家學到的廚藝，親自掄起大勺，老婆跑堂，以夫妻店的小打小鬧，在這個城中村開始了追尋自己的致富之夢。

我有過一次光顧老馬菜館的經(jīng)歷。當然，那時的老馬，已經(jīng)是真正的甩手掌柜。我光顧的那天，是一個嶺南冬天里的周末，我的一個同辦公室的小姑娘請客，他們隨我從20公里外的單位轉(zhuǎn)車來到這里，除了我這個老男人，來的全是同事的朋友，都是20出頭的90后男孩女孩。因為臺子少，在我們就餐的過程中，老馬的菜館外面，還有十多個與同事一般大小的男男女女，排著隊在外面的寒風中，苦苦等候。寒風中我分明看到了有幾個男孩女孩縮在衣襟里的樣子，但對他們來說，這樣的等待是值得的。

這就是廣州的城中村，在這些城中村里，有無數(shù)個從四面八方潮涌而來的如老馬一樣的人，他們用自己的獨門的手藝，或者聰明，經(jīng)營著各種各樣的營生。我2003年結(jié)識的江西于都人老魏，又讓我在這嘈雜的人間里，認識到了人的另一種生存狀態(tài)。那時，老魏選擇在另一個著名的城中村楊箕村，與妻子一起經(jīng)營書店。他和妻子在村里靠近廣州大道南的一條巷子里，花550元租了個一室一廳，書店就開在客廳里。老魏是一個農(nóng)民，做過工廠保安和摩托車搭客仔。有一段時間里，廣州城里的飛車搶奪猖獗，老魏覺得摩托搭客這一行在廣州遲早要遭到政府的打擊，便先知先覺地來到楊箕村，開始經(jīng)營這家書店。剛開始時，他的書籍主要是武俠和言情小說，每天都有男女老少借閱。在這個簡陋的居所里，老魏和妻子每天晚上收檔后理錢的時刻，也就成了他們最幸福的時光。

隨著生意越來越好，老魏開始通宵營業(yè)，他從老家把他表弟的一個剛剛高中畢業(yè)的女兒接來，三個人輪流值班。他每月給表侄女1800元薪資并包吃住。除開所有的開支，老魏每月大概能賺6000元左右。在2003年，1800元的月薪，也讓老魏贏得了在江西老家守著田地的表弟一家人的尊重。

老魏說，楊箕村里住著很多在著名的廣州市大道中289號工作的年輕人，曾經(jīng)一個進出過他的書店的記者，建言他購進一批諸如《讀者》《青年文摘》《卡耐基自傳》之類的溫馨勵志書刊，說現(xiàn)在不少年輕讀者喜歡這些書籍。已經(jīng)摸到門道的老魏聽從了這位年輕記者的建議。從那以后，他每天的收入都要增加100元。此后，在租書賣書之外，他還發(fā)明了加兩元錢舊書換新書的銷售模式，這一經(jīng)營模式，又給他帶來了不菲的收入。

待到楊箕村徹底拆除改造的2010年初夏，老魏在這里已經(jīng)住了將近8年。這8年里，農(nóng)民老魏不僅在老家的舊宅基地上，花好幾十萬建了一幢小洋樓，還在縣城買了一套三居室的洋房。當我問他為什么不在廣州買一套房子時，他指著打扮得頗為洋氣的妻子說：“她說我們最終還是要回到老家。”然后是呵呵一笑，“女人就是頭發(fā)長見識短。要不是她阻攔，我現(xiàn)在不用開書店了。”他妻子迅速回敬：“你就一窮命，還怪我。”兩個人哈哈的笑聲中，我聽出了他們對現(xiàn)有生活的那種發(fā)自內(nèi)心的滿足。

3

看著面前蜿蜒曲折的巷道和緊緊挨著的握手樓，密密麻麻、遮天蔽日，就算在正午，樓與樓的夾縫之間也透不進一縷明亮的光線。盡管我是第一次走進石牌村，但我還是憑著我多年的廣州城中村生活經(jīng)歷，找到了位于匡居大街一巷的老鄉(xiāng)小伍，真真實實地見識了大名鼎鼎的石牌村。

小伍是我湖南的鄉(xiāng)鄰，相距不過七八公里。2000年春，湘潭大學計算機信息專業(yè)畢業(yè)的他，辭去在縣城一家事業(yè)單位的工作，只身來到廣州尋找屬于他的人生新機遇。他在石牌村安頓下來一個禮拜后，終于在太平洋電腦城的一家IT公司，找到了一份月薪2200元，還包吃午餐的工作。當他拿到第一個月工資時，他說用欣喜若狂來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一點也不為過，除去280元房租和其他開支，他在他辦的第一張中國工商銀行的卡里，存下了1600元。

平時下班后閑來無事，小伍會約上三五個同在電腦城打工的朋友，找一家快餐店坐下來喝啤酒海侃。那時候的快餐對我們這些寄居者來說是幸福的盛宴，一個現(xiàn)炒的肉菜連同米飯，3.5元到5.5元不等，比現(xiàn)在好喝得多的老珠江啤酒也才3元一瓶。小伍每次都會點一份豬肚酸菜飯，豬肚是他最喜歡吃的肉食，他酒量不大，一瓶啤酒已經(jīng)到頂了。大家把各自點好的菜拼在一起，以自己的為重點，邊吃邊聊。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人，在夾雜的各種鄉(xiāng)音中，聊些諸如產(chǎn)品銷售技巧、市場狀況，以及老板的為人等等話題。

那個時候的小伍是公司里專門的技術(shù)人員，他不用為工作業(yè)績的事情犯愁。這并不代表他不會產(chǎn)生業(yè)績。這大約就是我們所說的運氣，這種東西，冥冥之中應該是存在的，在他入職這家公司的第四個月，一個一起吃快餐喝啤酒的朋友給他介紹了一單生意，他幫老板賣出了四十臺惠普掃描儀，每臺銷售價2000元，一次就為老板帶來80000元的銷售業(yè)績。身為福建人的老板也會做人，按照公司業(yè)務員的提成率，給了小伍6000元。面對這樣一筆“巨款”，小伍不具貪念，分了一半給介紹這單生意的朋友。當晚，小伍還做東請這位朋友在石牌東路上的一家湘菜館里大吃了一頓。

等到第二年開春，已經(jīng)在公司里占有了一席之地的小伍開始不滿足自己的境地，他開始籌劃要做給自己打工的老板。他用這一年多存下來的幾萬塊在石牌村匡居大街一巷租了一間一樓的房子，做DIY裝機生意，主要經(jīng)營利潤低廉的主板和機箱。而其他的產(chǎn)品就從同行倉庫里拿，大部分都在城中村距離近，上班后拿貨過來，放在店里擺著，下班后沒賣出的再還回去。這也是當時電腦城的規(guī)則，有錢大家一起賺，相當于大家集資合作開一家大型的裝機店，什么配件都能夠找到，互通有無。

年底的時候，小伍銀行卡上緩緩上升的數(shù)字，終于有底氣支撐他在太平洋電腦城第二期的三樓租了一張柜臺。4000元一個月的租金，在當時整個三樓三百多個柜臺的容量中，不足200個正常營業(yè)的柜臺，與如今激烈的競爭形成了天壤之別。創(chuàng)業(yè)的第四個月起，小伍的檔口每月就有了不菲的利潤。

2003年過后，石牌村這個在廣州直到今天都赫赫有名的城中村，憑借優(yōu)越的地理條件，以及距離東莞、佛山、中山和深圳一個多小時的車程，便宜的地租和強大的“人力儲蓄池”功能等優(yōu)勢，又吸引了頤高數(shù)碼廣場、百腦匯廣州店等國內(nèi)外重量級的電腦賣場相繼進駐，與太平洋數(shù)碼廣場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勢。

很快，小伍的生意就初具規(guī)模，上網(wǎng)用的“貓”、電腦光驅(qū)、攝像頭、U盤、MP3、MP4等等，幾乎都能在他這里買到。鼎盛時期，他在天河電腦城擁有了兩個檔口，南方電腦城和百腦匯各一個檔口，年銷售額有了數(shù)百萬元。他的十多個員工，也像當初的他一樣，全部住進了石牌村。而他自己，則搬進了華南師范大學附近的華景新城。

這些，都是我在認識小伍之后，一次又一次相逢在石牌村西榮華街的一家川菜館里喝啤酒時，他對我的述說。

有一次，我們從一家蒼蠅館里出來，不知誰家的窗口飄出熟悉的歌詞：“我樓下是防盜門的加工廠，生意特別好，聲音特別響，吵醒了我和愛睡懶覺的姑娘。雞狗合啼著，歡迎來到石牌村莊，霓虹燈一亮，夜里演著戲，夜里把歌唱。石牌村唱到天河村，天河村唱到楊箕村，是村還是城，是城還是村。天剛蒙蒙亮，困意上了床，太陽是希望，白日真緊張。”這是曾經(jīng)寄居于此的搖滾歌手王磊的那首著名的《石牌村》。這種自嘲，讓同為城中村寄居者的我瞬間有了相通的況味。

而逼仄的巷道里，那些與我擦肩而過的行色匆匆的男女，他們也跟我一樣，潛藏在背井離鄉(xiāng)匆忙身影后面的故事，不一定跌宕起伏，當然也不會是一味的陽光燦爛。在故鄉(xiāng)，或許有不堪的往事，或許有人生的藩籬，但最終，我們相遇在各自的異鄉(xiāng)，出于一種人生而自由的本能，開始尋夢。目光中強烈的渴望，就是我們這些寄居者的希望之根，也是我們顧影自憐的人生經(jīng)歷里長久的記憶，亦是我們命中注定的吾心安處。

龔小萍，上世紀60年代出生于湖南澧縣，90年代末至今客居廣州。廣東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作品散見于各類報刊。著有《慢享唐詩?獨愛你那一種愁》和《慢品元曲?人生能得幾回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