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把烏魯木齊這座城市的名字，與一條河流聯系起來。其實，曾經有一條名叫烏魯木齊的清澈湍急的河流，流經這座城。那時候，城市很小，幾乎是一個小鎮(zhèn)，在清末民初，新疆的治理中心由伊犁惠遠將軍府轉設于烏魯木齊后，這座城市才慢慢長大。那時候，河流依然如脫韁的野馬，毫無拘束地流過這座城市的標志之一紅山的腳下。現在貫穿城市南北的河灘公路，便是烏魯木齊河的老河床。一川的鵝卵石就躺在那里，隨心所欲、逍遙自在，接受著陽光與雨露的沐浴和寒來暑往的季節(jié)更替。唐代邊塞詩人岑參“一川石頭大如斗”的詩句，就是對這里風物地望的描述。

這座城市與我和我的家人有著密切關聯。記得父親曾給我講述過我兩歲時的一段故事。那一天，他帶著我在山西巷子這一帶隨意走走，我們要等待第二天發(fā)往伊犁的班車——其實就是敞篷卡車。在一家店鋪，父親閑來無事，就讓掌柜的把一雙三接頭皮鞋拿了過來，讓我在蒙著地毯的柜臺上穿上那雙三接頭皮鞋走來走去。時間消磨得足夠可以了，父親準備帶我離開這家店鋪，便讓我脫下那雙三接頭皮鞋還給掌柜。此時，我居然一百個不情愿。當父親真的讓我脫下三接頭皮鞋時，我竟然號啕大哭起來。父親抱著我離開了這個店鋪，一路哄著卻怎么也哄不住，我堅持要回去拿那雙三接頭皮鞋。很久很久以后，父親在給我講起這段行將湮沒的往事時，他的臉上帶著笑容。

父親1950年從伊犁衛(wèi)生學校畢業(yè)后來到這座城市，接受和平解放初期省干校的培訓，之后分往遙遠的若羌縣擔任第一任縣醫(yī)院院長。那時候，若羌可不像今天，飛機、火車、汽車全有，交通四通八達，甚至將成為新時代新疆通往內地新的交通樞紐。當時的若羌，連一條像樣的公路都沒有。父親和他的伙伴從焉耆騎著駱駝，跟隨被毛驢牽引的商隊，足足走了一個月才到達目的地若羌。他的伙伴走得比他更遠，還要獨自騎驢走上七天，才能到達目的地且末。這就是他們那一代人的青春，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投身于新中國建設。

我的母親于1950年12月接到通知，要作為若羌縣代表到烏魯木齊參加新疆各民族各界人民代表大會。過了1951年元旦，時任副縣長王傳文派出一個汽車班，帶著我年輕的母親（當時還沒有和我父親結婚）一起上路了。一路上，他們細心地照顧著我的母親。母親乘坐的汽車排在車隊中間，由于路況很差，一天只能走15公里至20公里。路邊的荊棘、紅柳、胡楊、沙丘等，對我母親來說都是難得的風景。母親坐在駕駛室，出神地望著窗外，有時會睡過去，醒來就繼續(xù)望著窗外無垠的世界，視野也為之打開……

車隊在沙漠里行駛，第八天才從庫爾勒趕到專區(qū)行署所在地焉耆。母親對這次旅途感到十分自豪。對她來說，這是一生難忘之行。因為她坐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車的駕駛室里，有一個班的戰(zhàn)士護送著她，這也是她青少年時代的第一次遠行。此行是以一種喜悅的、安逸的、無限幸福的心境開始的。

兩天后，母親所在的車隊從焉耆啟程前往烏魯木齊。第四天，車隊從達坂城出發(fā)，天還未亮時便到了烏魯木齊，入住新修建的三層高的天山賓館。他們要參加的代表大會，正是在這個賓館三層的會堂召開。這次在烏魯木齊召開的會議，讓母親大開眼界。會議之后，和母親同住一室的兩位婦女帶她逛了一下烏魯木齊的巴扎。那時的街道滿是泥濘，坑坑洼洼的，還沒轉完，她們的鞋子上已沾滿了泥巴。在經營的攤位上，她們各自選購了喜愛的布料。

1952年8月底，母親參加完土改干部培訓班，作為焉耆地區(qū)正式代表再次來到烏魯木齊；同年9月10日，又從會議代表中選定56人成立了“新疆牧區(qū)代表團”，母親作為代表團成員，與大家一起游歷了祖國的大好河山。尤其是1953年1月1日晚，在中南海懷仁堂得到毛澤東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的接見。她以無比激動的心情滿載而歸，回到烏魯木齊，回到了若羌。

后來，我的父親母親多次來過烏魯木齊。烏魯木齊在他們的生命旅程中留下了太多不可磨滅的記憶。

我于1973年9月進入蘭州大學中文系學習后，每年寒暑假都要經過烏魯木齊，這里也留下了我的太多記憶。

1980年3月，我從烏魯木齊飛往北京，去領1979年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并留在中國作協第五期文學講習所學習。烏魯木齊也成為我走向全國文壇的一個起點。

我的幾個弟弟妹妹多是在烏魯木齊完成學業(yè)的。可以說，烏魯木齊這座城市與我們一家人息息相關。

如今，烏魯木齊已經成為一座繁華的大都市。

2022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新疆考察調研時指出，隨著共建“一帶一路”深入推進，新疆不再是邊遠地帶，而是一個核心區(qū)、一個樞紐地帶。這在新疆歷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巨大轉折，也是烏魯木齊在新時代發(fā)展的新起點。

人們對烏魯木齊的未來充滿新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