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功，1949年11月出生于廣西北海，后移居北京。曾在礦山做工十年，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后從事專業(yè)創(chuàng)作。后調(diào)中國作家協(xié)會工作。曾為第七、八、九屆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作協(xié)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館長，作家出版社社長，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十二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作品主要在小說、散文以及影視劇本領域。出版小說集《迷亂的星空》《丹鳳眼》《找樂》《鬈毛》，散文集《我和父親之間》《嬉笑歌哭》《從實招來》《率性蓬蒿》《歲月拾荒》等。小說曾多次獲得全國性重要小說獎，作品被譯為英、法、德、日、越、捷、韓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導 讀

陳建功新作長篇非虛構(gòu)作品《我們臟的時候》，以作者18歲到28歲（1968-1978）十年礦工生活為主線，以自嘲反諷的筆調(diào)，訴說了個人的時代際遇、心路歷程、青春嘆喟、文學起步……書名源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名著《群魔》里一個叫列比亞德金的“可憐蟲”之口，其原話是——“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 作者稱，“它使我在這十年故事的迷茫中,找到了進入靈魂的入口”。全書共20余萬字。經(jīng)作者授權(quán)，本刊節(jié)選部分章節(jié)。為閱讀之便，對原書章節(jié)有所調(diào)整。作者在本書的《后記》中特別說明：除了不可回避的人物之外,其他人的名字都是改過的。

我們臟的時候

陳建功

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

—— 一部文學名著里的人物告白

1.“人模狗樣兒”話當年

“人模狗樣兒”是個什么樣兒？這是個問題。這詞兒可以罵人，也可以自嘲；可以表示不屑，也可以表示親昵。大約二十幾年前，應該是在世紀之交吧，那時，江寧、洪勝和我之“人模狗樣”正“初具雛形”，和當年的“窯哥們兒”們聚會了一把。

酒過三巡，當年的老礦長說在礦上，你們哥兒仨好得，恨不能穿一條褲子，現(xiàn)在還真行，都混出個人模狗樣來啦！

江寧和他最熟。江寧從工人干到班長，從班長干到段長，后來也從段長又干到了礦長，最后還當了礦務局的頭頭兒。當時他已經(jīng)從礦務局調(diào)到一家市屬大型國有企業(yè)當老總?cè)チ恕Ｄ俏婚_玩笑的老礦長，對我們都知根知底。我們相識時，叫他師傅。用當下時髦的網(wǎng)絡用語，人家那時就是“骨灰級”的窯工啦。后來當了礦長，我們便成了“徒兒們”。在礦井下一起玩兒過命的人，甭管官大官小，得意失意，也不管師傅徒弟，年齡幾何，都是從石頭縫兒里鉆過來的，開起玩笑，也肆無忌憚。江寧便說，還說我們，當年你他媽的當我們礦長的時候，不也人五人六兒的嘛！

我們哥兒仨里面，論年齡，洪勝是老大。因為在北京西城胡同里長大，深得北京市井文化真?zhèn)鳎俏覀冎虚g最為伶牙俐齒的一個。我們至今不知道在各自當官兒的那單位，是不是也都人模狗樣兒的。反正我們哥兒仨湊到一起，或者說，和窯哥們兒湊到一起，是絕對不“裝孫子”的。我猜，是看著江寧跟這位老師傅老礦長撒了歡兒，洪勝的膽兒也肥了，說賊操的，要不是逃脫了你兔崽子的魔爪，我們還混不到今天呢！

大家一起干杯、罵街，拍手大笑。

我們哥兒仨——嚴格來說應該是哥兒四個，十八九歲時一起去挖煤的、最為“鐵磁”的四個哥們兒，除了王大溪早早就離開了我們，剩下的哥兒仨，現(xiàn)在都算是混得人模狗樣兒了吧。

2.尋找一個直面靈魂的入口

我以及我們哥兒幾個這點兒故事，我是早就想寫出來的。29年前，應該是1995年。那時候，我剛剛從北京市文聯(lián)所轄的北京作家協(xié)會調(diào)到中國作家協(xié)會，先是當創(chuàng)作研究部的主任，幾個月后成為中國作協(xié)的書記處書記。那年夏天，時為吉林時代文藝出版社編輯的包蘭英找上門來，說要約一組面向青少年讀者的自傳體作品，我算是他們社選中的作者之一。

我已經(jīng)說過，20世紀80年代初文學復興潮流驟起，我寫過一些中短篇小說、散文和電視連續(xù)劇，至今早已煙消云散。之所以還有編輯登門約稿，大概是因為有個“官位”，也有點“人緣”。當時便想，不應辜負這份厚愛。于是就在“歷盡劫波尚有淚，寫完‘簡報’已無詩”的俗務忙碌中，回身尋覓1968年到1978年間在京西挖煤時的往事，自然也就有了些感慨。以此擬了一個提綱，定名曰《十八歲面對侏羅紀》。

“十八歲”就是我到京西木城澗煤礦當?shù)V工的年紀，那時我是人民大學附中“老三屆”（67屆）的學生，和江寧、洪勝一樣，也都是造反派組織“井岡山兵團”的一員。所謂“侏羅紀”，就是我們所開采的煤層，這煤層據(jù)說形成于石炭二疊紀和侏羅紀之間。對地質(zhì)，我是一竅不通的。“石炭侏羅”之類，皆為當年采掘隊的技術員呂亦賢所言，大抵應不會錯。看這題目，就知道寫的是青春面對蒼涼。

肖復興的兒子、后起新銳作家肖鐵，好像還贊過這個題目。復興告訴我，肖鐵看了我們這套叢書每一冊的題目，說：“這個題目最好！”

但，二十幾年間，雖說斷斷續(xù)續(xù)地寫著，二十幾年后，這個題目，也已經(jīng)不想再用。

對于人類，“勵志”應該算是一個有價值的話題，但對于我來說，似乎已經(jīng)不再有給人勵志的激情，更多的，是自我的悲憫。

十八歲，這是一個太過清純的年齡，至少，在無數(shù)人的筆下，都稱之為一個“太過清純的年齡”。

我清純嗎？

或許再往前推10年，我還算“清純”的。那時候我才八歲，一手被祖母牽著，一手被我姐牽著，跟在我爸身后，從南方遙遠的北部灣畔的小城，搬到了北京。

我到北京后的第一個朋友，已經(jīng)把他的名字忘記了。我曾專門寫過一篇文章懷念他。我說這是一次可恥的遺忘，但這一點，是到了年屆半百我才發(fā)現(xiàn)的。

我是小學三年級轉(zhuǎn)到人大附小讀書的。那時的人大附小，隨著人民大學本部遷到西郊新址，也剛剛從城里搬來。人民大學的本部，原在鐵獅子胡同1號，今張自忠路3號，即過去的段祺瑞執(zhí)政府。高中時學魯迅《紀念劉和珍君》，才知道那就是“三一八慘案”發(fā)生的地方。人大附小，或者是人民大學的寄宿制幼兒園，就在“鐵1號”附近的白米斜街。盡管至今也未曾走過那條街，但我對“白米斜街”耳熟能詳。我那時還不會說普通話，但能聽得懂同學們雞一嘴鴨一嘴的神侃。他們的話題永遠是白米斜街的生活——寄宿時的趣聞，春夏秋冬的快樂……聽他們說這些，我的感覺大概和今天一個貧寒子弟聽富二代們討論時裝、吹噓跑車相似。他們大概以為在一旁癡癡聽著的我，根本聽不懂。因為我一張嘴，他們就笑，來自僻遠小城的我，寂寞而孤獨。

很快就發(fā)現(xiàn)，有一個人的處境和我相似，甚至還不如我。他會說普通話，甚至也來自白米斜街，卻很少和別人講話。他每天都是默默地，牽著一頭奶羊來學校，那羊肚子下一晃一晃的大奶子，格外惹人注目。

那時的人大附小，就在今天的位置，當然教學樓還沒有蓋起來。我們的教室是平房，教室外面就是綠地。那位牽羊的同學，每早牽羊過來，就把那奶羊拴在教室外的一棵小樹上，任由它繞著圈子，四下里找草吃。不管怎么說，學校畢竟不是村落，天天帶一只羊來讀書，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觀。

很快兩個孤獨的孩子就成了朋友，并且我也從對方那里知道了他牽羊上學的緣由——奶奶天天都要擠羊奶，是為了喂他那個還需要喝奶的妹妹。

“為什么不訂瓶牛奶？”我問他。

他不再回答我。

后來我才聽說，他的爸媽都是“右派”，媽媽剛生下了小妹妹，就發(fā)配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我這才理解了他少言寡語獨往獨來的原因。再以后讀到一些歷史故事，才明白我關于“牛奶”的發(fā)問，與“何不食肉糜”很是相近。

如今我倒不是為那可笑的問題而后悔。我久久難以忘懷的是，幾個月以后，當我自然而純熟地掌握了普通話以后，當我因有幾篇作文寫得好，幾次被老師叫起來朗讀，也就漸漸被更多同學所接納以后，我也就在這漸漸中，和那拴羊的朋友疏遠了。

不是故意的，可是我的確沉浸于被群體所接納的歡欣里。今天，他的名字，已經(jīng)連一個字也想不起來。

這就是人的本性嗎？在許多人看來，這不過算是孩子之間的友情故事吧？我卻覺得其間深藏著喻示——無論有意還是無意，誰都在試圖逃脫“悲摧”的籠罩，誰都不愿意被孤立，被棄置于主流之外。而我，從少年漸漸成為青年，其實也開始在一個“史無前例的偉大時代”里身處卑微了。如果說，孩提時的隨波逐流是可以理解的，那么青年時代的卑躬與迎合則使我永遠把自己釘在恥辱柱上。正如我于1982年從北京大學畢業(yè)時，在一份“思想?yún)R報”里所感嘆過的——

那時的我，是經(jīng)受著時代的擠壓，卻要拿起筆，歌頌那個擠壓我的時代的“我”；是對現(xiàn)存的一切抱有深深的懷疑，卻又不斷尋找著理論，論證存在的合理性的“我”；是被生活的浪潮打得暈頭轉(zhuǎn)向，只能緊抓每一根救命稻草的“我”。

這篇文章，在1982年初夏的某個晚上，8點整，被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jié)目播出。往牛里說，那節(jié)目就相當于當今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lián)播》。第二天，這文章又被《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等刊載。

那真是一個可以直面靈魂的時代。

然而，這篇文章，真的就是“新我”與“舊我”的訣別嗎？

又不是，因為40年又過去了，我依然在這個“訣別”中“悲摧”著。

當然，那是另一本書的任務了。

那本書的書名，應該叫《人模狗樣的日子》。

本書，《我們臟的時候》，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名著《群魔》里一個叫列比亞德金的可憐蟲之口，他的原話是：“請在我臟的時候愛我們”，后來，這個人物和這句話，都進入了肖斯塔科維奇的最后一部歌劇，也成為其真?zhèn)文娴淖允觥兑娮C》中的一聲嘆息。

有人聲稱從中聽到了祈求、哀傷、怨懟和憤懣。也有人聲稱感受到了渴待與抗議……我以為，隨便去想、去悟。

但我的收獲是，它使我在這十年故事的迷茫中，找到了進入靈魂的入口。

3.“痞子翻天”的快意

1968年上半年，我正癡迷于辦《紅衛(wèi)兵報》。北京中學所謂的紅衛(wèi)兵運動，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大聯(lián)合”，派別之爭已成強弩之末。時至今日我還時不時自問，當時你難道真的沒把這人生的抉擇當成個事兒？

那時我天天奔走于人大附中、景山少年宮和《北京日報》印廠三點之間。景山少年宮進門左手拐進去，穿過少年體校的操場，就是壽皇殿的大殿。大殿西側(cè)的一排平房，當時是首都中學紅衛(wèi)兵代表大會的辦公地，也是機關報《紅衛(wèi)兵報》編輯部所在。《紅衛(wèi)兵報》是在地處東單的《北京日報》印刷廠印制的。因此我除了天天回西郊人民大學林園樓的家里睡覺，都是綁在《紅衛(wèi)兵報》那兒，不是到景山后街那邊寫稿編稿，就是去東單那邊校對拼版。

對于只出過油印小報的我來說，出版一張鉛印的報紙，是種新奇的體驗。巨大的滾筒印刷機瞬間轉(zhuǎn)動起來。卷筒上的新聞紙如平展展的布料，在輥軸中穿來卷去，再出來時，已是一份份折疊好的報紙。報紙自動疊加，碼高，又自動打捆，順著滑道，出溜到流水線上。只見一捆一捆的報紙，排著隊運到車間東墻的一個閘口，嗵嗵嗵落了下去，落到早已停在樓外的卡車上……

我沉迷于這種過程，就像寫大字報、油印傳單直到鉛印的文章，沉迷于當時時尚的文風，沉迷于“設問句”“反問句”，沉迷于雄文在胸真理在手的自信一樣。“井岡山”的戰(zhàn)友陳同學，每次看完我的文章都嘎嘎地笑，隨后就是嘖嘖贊嘆：“郭沫若說，‘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你這是‘設問反問，誰敢質(zhì)疑’！”

4. 嫩骨西風

盧群利那會兒還是巖石六段的工人，代表木城澗煤礦到海淀區(qū)學校招工，洪勝卻永遠管他叫“人販子”。有一次跟他逗，說“人販子”你丫忒不是東西，把我們?nèi)俣嗵栃值苊蓙砟境菨就诿海B媳婦都給耽誤了。你倒好，急里忙慌先把村里的頭號美女勾走了，連一口都不給我們留！這“人販子”對文化，還真是有幾分敬畏，同坐一列綠皮火車去挖煤的，共三百人，都是“人販子”盧群利從海淀區(qū)各個中學里招來的，包括清華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等等。集合時間是1968年8月26日中午。始發(fā)站那時叫西直門火車站，現(xiàn)在則叫北京北站了。那時的西直門火車站，應該還是60年前詹天佑指揮修建時那模樣。記得走上幾級臺階，從拱券形的大門口穿過去，就進入候車室了。左拐是檢票口。檢過票往前走，看到幾排木柱順序排開，支撐著高高的雨棚，一直延伸到月臺的盡頭。月臺的另一側(cè)，就是停在軌道上的綠皮火車了。

盧群利應該是預先包下了三四節(jié)車廂。巨大的蒸汽火車頭，臥在月臺北端，滋滋地噴著水汽，團團霧氣在人流中間飄散。水霧繚繞間，偶爾聽到人流中爆出幾聲驚喜的喊叫。坐同一趟列車去做工的人，來自不同的學校。而這兩年，海淀區(qū)的中學里也是“山頭”林立。時而“串聯(lián)”，時而“聲援”。幾大派別，還組織過好幾個大型宣傳隊，排演大型歌舞，演遍了北京，甚至還演到了外地。在火車站與熟人相遇，不足為怪。我扛著那個有點嚇人的行李包往車廂走的時候，就遇見了不久前在中學紅代會認識的薛玉峰。

薛玉峰是地質(zhì)附中的老師，是首都中學紅代會核心組里唯一的教師代表。在紅代會的幾個頭頭兒中，他是喜歡嘻嘻哈哈的一個。一般來說，在那個時代能當上學生領袖的人，大抵是會經(jīng)歷過幾個浮沉的，因此我見過的“領袖”們，似乎總有一點令人生畏的地方。比如陳永康，1968年初識時，他就叫我“建功同志”，幾天前在少年宮向他辭別，他臨別贈言還是那么正式，說：“建功同志，到煤礦以后好好干！”30年后，我們又見面了，那時他已經(jīng)是很活躍的作家了。沒想到一見面，他還是喊我“建功同志”，我心里就憋著沒笑，心說你這老哥，怎么和30年前一樣板正呢！薛玉峰可不一樣，在景山少年宮認識時便見他毫無顧忌地開起玩笑。我和江寧、洪勝幾個正在月臺上走，只覺有人從我們身后超了過去，那一群人，你一嘴我一嘴的也聊得歡，忽然發(fā)現(xiàn)其中一位扭頭看我，隨即轉(zhuǎn)過身來，喊道：“陳建功，你也去京西挖煤啦？”

薛玉峰應該是給他們地質(zhì)附中的學生送站來了，他顯然先是被一個大包袱壓著的瘦小身影所吸引，直到轉(zhuǎn)過身，那目光還停在我扛著的大包袱上。

我告訴他，前天到紅代會辭別過，他沒在。

薛玉峰還是驚詫地打量我，滿臉不可思議的神情。

“你也要去挖煤？瞧你瘦得跟小雞子似的呀！”

紅代會那幾位也是一樣的眼神，只不過他把詫異喊了出來就是。

那一年我的個子一米七，體重不到100斤。

從小學開始，我也為自己發(fā)育之緩慢而自卑著。在班級里排隊，由矮到高，我永遠站在第一個。課堂上的座位，我也永遠被安排在第一排。有些荒誕的是，小學畢業(yè)升入初中的那個暑假，人大附中初中的班主任葉老師，竟然讓我出任體育委員。

1961年初中64（3）班開學的前半年，是我最為尷尬的半年。你想，瘦骨嶙峋的陳同學，帶著個個人高馬大的全班，喊著“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擴胸、壓腿，做運動前的準備。

我估計葉老師也早早兒就發(fā)現(xiàn)了“所用非人”。半個學年結(jié)束，班委的工作就重新作了調(diào)整。我不記得自己是被“免職”還是被“改任”了，反正是不做體育委員了。

面子是給足我的。或許，讓我當了個少先隊的中隊長？忘了。

又過去三年了，如今的我，已經(jīng)過了18歲，個子倒是長高了點兒，可在旁人的眼里，還是那副瘦骨伶仃的模樣兒。

想起薛玉峰的玩笑，心情難免糾結(jié)一下。

不過，也就是“糾結(jié)一下”而已。那年月，正號召“狠斗‘私’字一閃念，靈魂深處爆發(fā)革命”，我倒也跟著喊過。不過心里是從來沒有“斗”過的，更別說“狠斗”啦，聽到這句時，甚至還有點兒“冒犯”的心思——整天揪扯這些“一閃念”，難道不會把自己揪扯傻了嗎？

因此，關于“身子骨”的憂慮，真的也就一閃而過了。

何況，身旁這些一起奔向京西的哥們兒，隨著列車的“咔噠噠”，正聊得昏天黑地。

不知這幫哥們兒里，有沒有人和我一樣，心里犯過一點兒嘀咕？我甚至覺得，他們的那種快樂，比起我來更顯得沒心沒肺。

“青春無悔”，曾經(jīng)是，甚至可能至今還是我們同代人乃至一代又一代人回顧青春的豪言。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歡，譬如我。

“無悔”和“有悔”，其實都無所謂，它屬于每一個人自己，甚至只是自己內(nèi)心的一面。有的人此時還“無悔”著，彼時則“痛悔”起來；有的人到了麥克風前，還“無悔”著，未及言畢，心里已經(jīng)開始流血了……

我問過一位與我感覺相近的朋友，問他為什么也不喜歡說“青春無悔”。

他說，其實說“青春”咋的咋的，又能咋的？我只是受不了那“壯懷激烈”的腔調(diào)啊。

是的，這話令我豁然開朗——我所厭倦的，只是真理在握義正詞嚴高屋建瓴不容分說的那種信仰教主的姿態(tài)。

都活了快一輩子，難道我們還要充當別人的“信仰教主”？

我更喜歡和過去一樣，低入塵埃，和大家分享塵埃中那青春的滋味。

…………

40年后，我們同一趟火車過來的窯工們，還有后來陸續(xù)加入的幾屆“青春走窯漢”們，重聚木城澗煤礦。

40多年未曾見面，一旦認出，便是肆無忌憚的哄罵，不分尊卑的調(diào)侃，隨之而來的，或是毫無芥蒂的回敬，或是無遮無攔的笑聲。“師傅們” 端著酒盅兒就沖過來，勸酒、干杯、朝領導罵罵咧咧，說你現(xiàn)在又不是在主席臺上，別裝孫子啦，當再大的官兒也是我們的徒弟，干了！

都知道我在礦上時就舞文弄墨，后來也靠著舞文弄墨混飯吃，幾位熟悉的工友便推鄙人撰詩，以記離別四十年重聚之盛，敢不從命？寫了今韻古風一首，名曰《醉歌行》。又請也是窯工出身的一位書法家揮毫作卷，代表大家贈予木城澗煤礦。后發(fā)表在2008年8月30日的《北京晚報》上。詩曰：

燕嶺棲身未弱冠，至今猶聞笛聲傳。

嫩骨西風人堪勝？壯志深窟幾度寒。

最痛青山埋忠骨，每憶倜儻淚滿衫。

泣血青春天賜我，幸有諸君共悲歡。

敢忘當年相濡沫，風雨砥礪石可穿。

陰霾一自橫空掃，鯤鵬扶搖萬里天。

兄弟登高誰置酒？恨不再醉四十年。

人過半百天過午，吾做少年汝亦癲。

患難知己求一快，笑聲朗朗淚潸潸。

5.走窯兒那地方

木城澗煤礦是1952年建成投產(chǎn)的，是北京礦務局下屬八個煤礦之一。

早在幾百年前，京西開采淺部煤層的小煤窯就已遍地開花。清末民初，先是門頭溝一些村民集資開窯，隨后陸續(xù)有中比、中美、中英等合資礦業(yè)公司創(chuàng)辦，引進西方采礦技術，推動了京西現(xiàn)代采煤工業(yè)的崛起。

和現(xiàn)代采煤工業(yè)一道崛起的，是鐵路。中國第一段自建鐵路，就和采礦相關。是唐山開平煤礦總辦唐廷樞謀劃，把開平開采的煤炭運往塘沽碼頭，為北洋水師的軍艦提供燃煤。豈料稟報朝廷引發(fā)爭議。老佛爺慈禧太后終是不準，說轟隆隆的火車會震了龍脈，擾了清東陵的祖墳。“修鐵路事小，驚動帝陵事大！”唐廷樞只好挖運河。挖了35公里，到了胥各莊不能不止步——前面是坡地，挖河過不了這道坎兒。最后還是請李鴻章再奏太后，請示咱修一段“馬車鐵路”行不？咱只鋪鋼軌，不跑火車，不驚龍脈，不擾祖宗，駕騾子套馬，悄沒聲兒拉著煤車跑行不？李中堂就是李中堂，就這么糊弄著太后開了恩，使唐胥鐵路得以開工。據(jù)說唐胥鐵路通車時，指導筑路的一位洋人工程師看著好生奇怪，說好好的鐵路為啥要轟著騾馬來拉，中國人買不起蒸汽火車頭嗎？之后，他大概是實在看不過去，還出資自造了一個火車頭，最終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此后又過二十寒暑，蒸汽機車已不為國人所懼。1905年，也就是光緒三十一年，朝廷不僅恩準修筑京張鐵路，而且聘用留洋歸來的詹天佑為總工程師。詹天佑修建京張鐵路的同時，修建了支線京門線，目的，和唐胥鐵路相同——彼時的門頭溝，現(xiàn)代采煤業(yè)正在興起，京門支線，就是要把門頭溝的煤炭，運往京張線上，作為火車的燃料保證。初始，京門線只修到了門頭溝，隨著煤礦一座一座往京西大山里延伸，鐵路也隨之延伸著，終點，就是我們300人抵達的木城澗煤礦。

門頭溝木城澗顯然已經(jīng)是現(xiàn)代化的礦山了。之所以稱之為“澗”，或許就因為它是兩山相夾的一道河谷。河谷倒是蠻開闊的，只是已經(jīng)干涸，平時只有一縷清淺的水，在南側(cè)的小溝里靜靜地流著。一座鐵橋把河谷南北兩岸連接起來。橋南，直通401礦井的井口，不時有一掛滿載原煤的罐車，由電車頭牽引，咣當咣當從井口里沖出來，越過這鐵橋，沖入盤繞于北坡山腰的軌道，奔著火車站方向的煤倉而去，日夜不息。電車頭揚起的受電弓，在架空電線上劃出藍燦燦的火花，每當暮色吞沒山巒，它們就是在山腰間盤繞的、流動的輝光。井口兩側(cè)，辦公樓、調(diào)度室、更衣室、浴池，依山而建。它們的對面，隔著河灘看去，是職工食堂，再往北，是緩緩而起的坡地，參差錯落的樓舍、俱樂部、圖書室、大禮堂，甚至還有一個籃球場……高高低低排到北山的山坡下，再往上，是漫坡而上的野草野花了。遠遠的，老鴰山壁立于山坡之上。這老鴰山陡然而起，與另一山脊上逶迤而去的石壁相呼應，應是同一次地殼運動升騰出的地貌，而它又獨立一峰，顯得格外傲岸。至于它為什么叫老鴰山，從放羊娃問到老師傅，竟無一人說得清楚。1968年，中國正當“文革”的混亂年月，木城澗當然也成立了幾個群眾組織、打過幾天“派仗”，但很快就消停了，還以年均煤產(chǎn)量130萬噸的實績，展示了工人們對“抓革命，促生產(chǎn)”的認同。此后它的高峰年產(chǎn)，竟達到250萬噸之多，直到它的資源漸漸萎縮。到了2017年，也就是說，在我們大家聚集一堂，聲言“兄弟登高誰置酒？恨不再醉四十年”那日子，木城澗礦實際上已經(jīng)宣布停產(chǎn)了。

不知是接待我們的礦領導不忍道破，還是大家只沉浸于“患難知己求一快，笑聲朗朗淚潸潸”里，竟都沒留意傳遞的消息。

直到那次聚會之后不久，我才從網(wǎng)絡上看到了那張照片：一個內(nèi)燃機車的車頭，拖著一節(jié)孤零零的車廂——僅僅一節(jié)車廂啊。它倆像一對孤獨的老者，牽著手，踽踽涼涼于青山綠水之間。

這山這水，怎么這么眼熟？

照片下面的文字，驗證了似曾相識的直覺——

西直門站——木城澗煤礦，京門線列車停運。

晚景凄涼。停運前，只掛一節(jié)車廂。全國唯一。

我不知道，這場面，是否真是“全國唯一”。

但這照片，真使我有些傷感。

從1968年8月到1978年4月，十年間，我月月往返于西直門和木城澗之間的這條支線上，有時還每月往返多次。全程大約不過80公里，居然耗時近3個小時。我坐的那十年，全是傳統(tǒng)的綠皮火車，逢站必停，長則10分鐘，短則3至5分鐘。每站停車前，列車員都會站在車廂的連接處喊著：“……野溪到了，到野溪的下車！”“丁家灘到了，到丁家灘的下車！”……因此我熟記了沿線每一個站點：五路、西黃村、蘋果園、石景山、三家店、門頭溝、野溪、丁家灘、色樹墳、王平村、落坡嶺、大臺，終點是板橋站，也就是我們木城澗煤礦了。

一個車頭拉著一節(jié)車廂，那孤獨的一對兒，恰從一個隧道里鉆出來，行進在巖壁的陰影里。遠景，是綿延的、灑滿陽光的山崗，是在山巒間逶迤而去、閃著粼粼光斑的永定河……我甚至能想到這照片拍攝的地點和角度——電視劇《丹鳳眼》拍攝的時候，我曾經(jīng)陪著導演俞偉到那兒選過景。

當然那時候，從隧道里鉆出來的，并不是孤獨的一對兒，而是長長的一列，正是桃花盛開時，導演讓辛小亮和孟蓓，那一對幸福的主人公，追逐于燦燦的桃林間……

看到那張令人傷感的照片不久，我讀到了官宣的新聞，也看到了來自自媒體的傳聞。那綠皮火車走過的京門支線上，煤礦一座一座相繼關閉。一開始，一度繁華的礦區(qū)成為背包客探秘尋幽的所在，比如哪里有一座淹沒于歷史塵埃中的古廟，哪里有一條曾留下騾馬和駱駝蹄痕的山路。隨后，熱心的網(wǎng)民們便討論起老舊礦區(qū)該如何是好，因為在離北京稍近的石景山，以首鋼廠區(qū)為中心，已被開發(fā)成現(xiàn)代工業(yè)遺址，更因為冬奧會滑雪跳臺的建成，那里成了旅游的打卡地。隨后的傳說是——石景山以西，門頭溝至板橋鐵路沿線，包括周邊的村莊、山野和礦區(qū)，都將被整合為北京的旅游觀光區(qū)。

我的感傷因此而釋然。任何東西，都不可能“萬歲”。何況這一告別，將迎來一片更新的山巒和土地。早在35年前，1985年，作為作家，我應邀去美國訪問了匹茲堡的一家露天煤礦，之后我寫過一篇散文，告訴人們，被狄更斯詛咒為“人間地獄”的工業(yè)之都匹茲堡，已經(jīng)告別了環(huán)境的災難，開始以“大地道德”自律。我記述了露天煤礦的開掘者如何回填地表的泥土，甚至還按照法律的要求，敷蓋上腐殖層，恢復曾經(jīng)的草皮。那時我就想，我們的礦山，什么時候也能變成這“芳草萋萋”的模樣？

布滿煤塵的山道，將漸漸恢復自然的本色，沾滿煤屑的綠草，也將鮮亮潤澤，地表深處不再傳來隱隱的顫動，幽深的林木間群鳥啁啾。

這豈不是你也期待的嗎？

然而，我似乎又總是難以釋懷。最終我才明白，難以釋懷的是在心靈的最深處——也是這山野、巖層的深處，那些四通八達的巷道，那些我和工友一起扛著鑿巖機，一圈一圈打過炮眼，一米一米地炸出的巷道。我也曾在奔馳的礦車中間躥上跳下，用瞿瞿的哨聲指揮它們，把一車一車巖渣拉到洞口外面……是的，歲月靜好，將會掩埋山河騰起的塵煙，但對于我們來說，這塵煙似乎永遠追逐著你一生的足跡。

未曾到過井下的人，永遠無法感受到那種恢宏的氣勢帶來的震撼。那巷道有如大樹的枝條，延展于整個燕山余脈。平日里，哪怕你坐在火車里沖進一條隧道，雖然歷時不過幾分鐘，你都可能在耳邊聽到驚心動魄的贊嘆。比如我就曾聽到有人說，哇，這隧道是把整座山給鑿空了吧……為此我心里笑出聲來。那時，我們曾天天坐在由電機車頭牽引的礦車里，在這樣的隧道里狂奔一兩個小時。頭頂上呼嘯而過的，是裸露的巖石或是水泥砌碹的洞頂，你們將會有什么樣的感覺？從你眼前攸然而過的，除了撲面而來的燈光，還有不時閃現(xiàn)的岔道，每個岔道口里又有燈光閃爍，不知通向何方。你還可以坐著斜井的纜車或者立井的升降機下到另一個水平面，那里同樣是井巷密布縱橫八方。我記得頭一次下井，坐在一列長長的煤罐車里向巷道的深處馳驅(qū)。大家安全帽上的礦燈，組成一條閃閃的光帶，宛如一條游龍驅(qū)入蒼茫星海。井巷四壁的照明燈，步道上走動的人影，呼嘯著迎面而來的礦車，猶如斑駁陸離的一團，沖過來又驟然遠去。回想至此，便不斷感慨，青山綠水，當然值得期待，天高云淡，固然心曠神怡，但坐在煤罐車里，那“俊采星馳”的感覺，是再也找不回來了。

“青春無悔”還是“青春有悔”？無論怎樣回答，都顯得如此膚淺。

所以我才固執(zhí)地說，那巷道給了我青春的滋味兒。

想到它們將被廢棄，用不了多久，它們將坍塌傾圮，無人問津，甚至只能默默沉睡在地底，用當下時髦的說法，它只能等待給下一個地球文明甚至外星文明帶來驚詫。

我不能不隱隱心痛。

6.快樂的走窯漢

木城澗煤礦那時共有兩個生產(chǎn)礦井。位于海拔401米的木城澗采區(qū)，那也是礦山的本部所在。另一個是位于海拔930-1050米的千軍臺采區(qū)。礦上的人說起地名，多以采區(qū)的海拔簡稱，如“401”“930”，等等。兩個采區(qū)之間相距十幾公里，由一條曲曲彎彎的盤山公路連接。在401培訓了幾天，我和江寧被告知，我們被分派去的工段，在467，就是巖石六隊。一起去的，還有來自北京鋼鐵學院的13名學生。我們干的，是巖石掘進。

467是一個掘進中的巷道，巖石六隊的隊部，位于盤山山路的中段，和一個叫“千軍臺”的村莊相鄰。這村子在歷史上很有名氣。但巖石六隊和它為鄰時，是20世紀的六七十年代之交，千軍臺村和全中國一樣，還生活于“破四舊”的余悸中。如今被旅游者津津樂道的村東兩個大影壁，就是分別寫著“紫氣東來”“西園翰墨”的影壁，應是近年旅游興盛后重建的，當年我都沒見過。現(xiàn)在總是讓“驢友”們在微博里訝異贊嘆的老槐樹，倒是有的。當年它已然如今天一般滄桑而茂盛了。但在我們的眼里，它和那些總坐在樹下閑扯的老人們一樣，并無新奇之處。至于那些帖子里的點贊，說它中空的樹洞足以穿過駱駝，我一聽便知是夸飾、是自豪。因自豪而被夸飾的，還有古寺、古井、古碑、古橋、古城、古道。記憶中，大寒嶺關城似乎見過，它屹立在盤山而上的西山大路上。至于其他古物的蹤跡，都是后來才刨出來的。

巖石六隊宿舍的主體是一座二層簡易樓，東側(cè)，是一排工棚，樓舍呈L形建在清水澗河谷一側(cè)的高崖上，L形圍圈著一個標準的籃球場。盤山公路貼著籃球場過去，把六隊的宿舍和千軍臺村隔開。公路穿過去，又沿著一道漫坡，鋪向清水澗河谷。除非有山洪暴發(fā)，河谷里是沒有水的。公路沿河谷一側(cè)而行，又爬升向海拔930和1050井口的方向，直奔大寒嶺而去。班車一天幾趟，往返于木城澗火車站和千軍臺坑之間，巖石六隊，是中間的一個上下點。

巖石六隊負責開掘的那條巷道，標高是海拔467，因此說起巖石六隊，人們索性統(tǒng)稱它作“467”了。其實它的坑口離地處千軍臺村的工人宿舍還有一段距離，我們上班，得沿著公路走下河灘，穿過河灘再繞過一個山谷，才能來到467井口。每天，三班倒的工友們，或凌晨，或午后，或子夜，春天踏著漫山遍野的野花，冬天踢著沒踝的積雪，嘻嘻哈哈結(jié)伴而行。都是二三十歲上下的精壯漢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紀，就算是夜靜更深，也不甘寂寞。那時身處“文革”時代，就這么十幾個人，山谷里喊上一句“提起那松老三，兩口子賣大煙”，倒也毫無顧忌。

《探清水河》的這一句，我是在《林海雪原》里讀到過的，以為這曲兒屬于淫詞穢曲之類，至于這曲兒唱的啥故事，也不敢多問。到了礦上，走進那山溝溝兒里，居然聽到老窯工們唱了出來。

他們唱松老三的原因，是班里有一個叫小賴的工人，和千軍臺村里的一個姑娘“勾搭”上了。在一個清晨下夜班回來，過了河灘往宿舍走的時候，有個壞小子沖著村子方向喊：“松老三，小賴下班啦……”鬧得大家推著小賴的臂膀，半真半假往村里推。始料不及的是，幾個夜班下來，吼了幾天，推搡了幾天，某天下班回來，不等壞小子喊聲落地，小賴居然就大大方方地離開了隊伍，走到千軍臺村里去了。

桃葉尖上尖，柳葉兒就遮滿了天。

在其位這個明啊公，

細聽我來言吶，

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藍靛廠啊，

藍靛廠火器營兒有一個松老三……

大家的快樂似乎遠超小賴，眼光都追著他的背影，甭管會不會，都跟著陰陽怪氣地唱：

提起那松老三，

兩口子賣大煙。

一輩子無有兒，

所生個女嬋娟。

小妞哎年長一十六啊，

取了個乳名兒，

姑娘叫大蓮

…………

往后幾天，下夜班的凌晨時分就不必說了，下中班的子夜時分，小賴都一如既往，當真事兒似的，直奔“松老三”家去了。被撂下的這幾個窯哥們兒既笑又氣，有人就吧唧嘴兒：“人家真的奔老丈桿子家去了，你們傻眼吧……”

逗悶子的話題也不止于“松老三”一類。有一次下中班，黑森森的山谷里霧氣沼沼，走進這濃霧里，那恐懼毫不遜于走進盲井瞎巷。幸好兩個老窯工有經(jīng)驗，一看這天兒，就沒把礦燈留在井口的更衣室。一個班組十幾個人，就靠這幾盞礦燈在山谷里跌跌撞撞，深一腳淺一腳。估計這天氣就連山上的野獸都心慌意亂了，黑漆漆中傳來幾聲吼嘯，隨即是山石被野獸蹬下來的滾落聲。窯哥們兒剛才還罵罵咧咧呢，估計也都心中一驚，隊伍里頓時肅然無聲。不知是哪位最先醒過了悶兒，突然大吼：“階級敵人！”大家又一愣，隨之爆發(fā)的，是放肆的笑。

“階級敵人”的說法，來自我們工段的黨支部書記王群棟。這是他提振、動員革命“精氣神兒”的法寶。那個時代，“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統(tǒng)領全中國的說法是：“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不能不承認，王群棟是把這套嗑兒玩得風生水起的典范。在我們十幾個新工人到工段報到的第一天，迎新動員會上，王群棟就把“亡我之心不死”的故事說得活靈活現(xiàn)。他預設巖石六隊“群虎環(huán)伺”，“群虎”就是這附近村莊的地富反壞右。他以黨支部的名義號召大伙兒學習毛主席的《井岡山的斗爭》，問：在467，巖石六隊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你們遇見過沒有？就在上下班總要走的那條山溝里，時不時就有人從山上向我們?nèi)邮瘔K兒？這就是‘他們’存心把我們趕出467的動向呀……”

“你們看見沒有？昨兒你們在籃球場上打球，村里幾個小媳婦色瞇瞇地坐在炮箱上看，結(jié)果怎么著？有的人——不是全體啊——甜言蜜語一哄，就把墊屁股看球那炮箱子給人家送出去幾個。幾塊廢木頭板子，值幾個錢？可千里之堤潰于蟻穴呀！別看咱這是在山溝溝，也得學學‘南京路上好八連’不是？”

這活色生香的故事，這“手把紅旗旗不濕”的自信，初始竟也使我信以為真。有一次上夜班的路上，陡峭的山崖上方嘩嘩啦啦落下幾塊碎石。我頓時緊張起來，問走在一旁的班長宋大國：“……不是人扔的吧？”

宋大國，河南人，由鐵道兵轉(zhuǎn)業(yè)過來打巖洞，應該也是經(jīng)多識廣的師傅了。此時他正把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捧在胸前，臂彎上掛著他的飯盒袋。

宋大國是端鏡框的不二人選。第一他是班長，第二他身量魁梧，第一次見他捧著那鏡框走在崎嶇的山路上，我就想過，這家伙要是把工作服換成長衫，把飯盒袋換成一把油紙傘，還真有點兒青年毛澤東的范兒呢。

宋大國顯然沒把那山石的嘩啦啦當回事，我甚至認為他連聽都沒聽見。因為他看了看我，問：“你說啥？”

“掉石頭呢！是不是人扔的？”我往山上指了指。

“階級敵人？”他總算聽明白了，“你還是個讀過書的學生哩，咋也這么‘苕’？鱉孫兒要轟咱干啥？怕咱個個成了小賴，去搶他們的‘花姑娘’？”

一塊兒在夜色中行走的窯哥們兒就笑，有人說那石頭肯定是山羊或野兔蹬的，說你們這幫人太騷情，不轟走肯定是禍害！

…………

這才明白，王群棟的那些危言聳聽，不過是山羊或野兔的“騷操作”。可氣的是，這幫窯哥們兒，聽報告的時候都一本正經(jīng)的，都句句入耳的樣子。非得到了山野、井下或澡堂子里，才陰陽怪氣地吼一聲“階級敵人”，接著就肆無忌憚地大笑。

王群棟矮矮胖胖，滿面油光，眉目慈善。畢竟是領導，在老老少少的窯工們面前，他是不摻和罵罵咧咧之類的，卻也很合群，甚至有時還興致盎然，樂樂呵呵地欣賞他們的粗獷。遇見有樂子的時候，也會不失體面地逗上一句。我所親歷的一次是，一個工友的老婆過來探親了，王書記路過我們宿舍門前，恰見工友們在宿舍門外閑扯。一個工友指著那“來媳婦”的舍友“告狀”說：“書記，昨兒夜里，賊操的蚊帳里面動靜兒太大了啊，鬧得我一宿沒睡著呢……”王群棟指著那舍友，笑吟吟地說：“今晚你可得提醒你老婆，咬著點兒被子角兒！床上安分，井下安全啊！”

至今我也認為，他真是我黨難得的政工干部。據(jù)說他入礦的時候，只是礦警隊的一名普通隊員。能成長為一個工段的掌門人，確實得有兩下子。

首先，他落實“最高指示”，非但“不過夜”，而且還非得鬧出“響動”不可。我們進礦大約三個月的時候，毛主席發(fā)出號召，說“知識青年到農(nóng)村去，接受貧下中農(nóng)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為這“最高指示”的發(fā)表，王群棟連夜領著我們巖石六隊的工人們，繞著千軍臺村的街街巷巷，歡呼、慶祝，走了一圈又一圈，敲鑼打鼓，直到黎明。回想起那一晚，幾十年后我也沒想明白——我們繞這圈子，是為了什么呢？上山下鄉(xiāng)，和我們沒關系了呀，這不是已經(jīng)來當?shù)V工了嗎？繞著一座座土坯院子來來去去，也輪不到我們告訴人家騰房子，準備接待知青吧？……固然，那時候，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出來，“三忠于四無限”，繞著中南海、天安門，人流如潮鑼鼓震天，是常態(tài)。可在山溝溝兒里，能鬧騰成這樣，也算忠心可鑒了。

其次，王群棟更出彩的地方，是善于把最時髦故事，湊上最時髦的宣傳熱點。

我們剛進巖石六隊不久，就看到《人民日報》刊發(fā)了一篇關于我們六隊的通訊，題目是《三斗走資派，三奪高指標》，這簡直就是“抓革命、促生產(chǎn)”的生動寫照。說的是木城澗煤礦巖石六隊三次舉行批斗會，揪斗批判木城澗礦原礦長、走資派安某某，由此激發(fā)工人們干勁沖天，三次刷新掘進紀錄的故事。“立竿見影”的批斗會發(fā)生在我們來礦之前，因此我們這幫子新來的窯哥們兒未能“躬逢其盛”。倒霉的是，這位王群棟書記“階級斗爭”的銳氣由此愈發(fā)昂揚，致使他不久后在我的身上再展身手，使我成了一個倒霉蛋。

“巖石掘進”，就是打眼放炮開隧道。那時候還不知道世界上已經(jīng)有人發(fā)明了“盾構(gòu)機”，更不知道后來的“硬巖掘進機”。開隧道，用的還是傳統(tǒng)的“鉆爆法”。打眼放炮，在電影里是看過的，到了掌子面才知道，比電影里那些掄鐵錘打鋼釬填火藥炸山石的活兒要復雜得多。但我心里反倒撂下了初來乍到時那幾分忐忑——至少我這小身板不必像那些開山炸石的漢子一樣，掄錘打眼兒啊。其實，隨后就發(fā)現(xiàn)，扛著風錘，拖拽著長長的風管和水管，一步一步地走向掌子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操錘手一般人高馬大，比如和我同屋的河南人王樂全，永遠是一口笑呵呵的中牟音，百十斤重的風錘到了他手里，他都不屑于上肩，像是拖著一只長脖子大鵝，晃晃蕩蕩就登上了石渣堆，單手一提，就支起獨腿的風錘架子，翹起錘頭，讓領釬工把長長的鉆桿裝上去。開風，開水，風錘開始在他的手里肆虐，鉆頭先是在巖面上爆出粉塵，隨后就被滋出的水化成了釅釅的漿，緩緩地從鉆眼里淌出來……領釬，是有資質(zhì)的老師傅才能干的活兒。他們負責炮眼的布局。當整個掌子面被轟鳴聲覆蓋，各個風錘的鉆桿平穩(wěn)前進的時候，你不難發(fā)現(xiàn)，那炮眼在巖面是環(huán)形分布的。領釬手知道如何使炮眼布局均勻，甚至還講究每個炮眼的角度。打好了炮眼，撤錘，巖面上猶如八卦圖。火藥被依次塞進去，再由放炮員把炮線一圈一圈地并聯(lián)起來。你躲在躲避硐里，可以聽到的爆破似乎只是一聲巨響，其實它是依著時間順序一次一次爆發(fā)的。中間的一圈炮眼必須最先炸開，以從巖層上摳出一個初始的掏槽，隨后的爆破就依次向外延展，巖石一圈一圈地破碎、崩離。

同來六隊干活兒的15個學生，我個子不算最矮，但身量最為瘦小。那瑞典風錘比我還重。我們班長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渴望，有幾次分派我去“抱錘”，使我至今深懷感激。連我自己都明白，我那小身板兒，真是太對不住這鼓勵了。每逢這時候，掌子面的爆破聲一響，看著我的師傅們一起身，我勢必扛起風錘緊隨其后。最慘的就是工段里組織“會戰(zhàn)”的時候，每個班次的“循環(huán)”，得從兩個加到三個、四個，就是說，8小時內(nèi)你得打眼、放炮、裝渣、運渣三四次。為了搶下時間，往往是滾滾的炮煙還在巷道上方涌堆著，不等它排盡，我們就得貓著腰，頭頂硝煙，冒著被熏倒的危險，從煙塵中穿過。有幾次，我不得不扔下肩頭的風錘，把臉趴到排水溝的水面，借著一絲涼氣茍延殘喘。穿過了硝煙，好不容易站起身來，又時不時聽到掌子面噼啪掉落的碎石聲，有幾次，那掉落的石頭，居然就擦著你的鼻尖而下，那種心驚肉跳的恐懼，時過半個世紀，也還都成為我的夢魘。

當然，50年間不時回到我夢中的，也有礦井內(nèi)外的歡樂。

我們到467上班的時候，山腰上的隧道已經(jīng)打進去很深了，鐵軌也鋪設進去了。電瓶車牽引著翻斗式礦車，把炸碎的渣石一車一車地運出來，傾倒在洞口外的山溝里。渣石已經(jīng)在井口外延展成一片平地，上面蓋起了簡易的工棚，作為候班工人的集合地點，旁邊還有一個簡陋的更衣室，里面是一人一個裝衣服的小柜子。頭一次下井的人不會想到，“上班”的第一道工序，就是把自己扒個精光，然后換上那套“窯衣”。說實話，來礦第二天在401下井參觀時，我只是在衣服外面套了件工作服。走到井口我遇上了幾個剛下班的工人，帶我下井的師傅指著從礦車上跳下來的那幫家伙喊：你看他們，像不像剛打地獄里蹦出來的“小鬼兒”？我也忍不住呵呵笑將出來。只見他們油黑的臉上只有亮亮的眼珠子骨碌骨碌轉(zhuǎn)，渾身沾滿了煤屑和粉塵。我說師傅也就是您能這么說，要是外人說，人家不得跟您急？師傅說，不論新舊，就算你是破衣爛衫也沒事，反正到了井下，干活兒是必須備下里里外外的一套“窯衣”的。我問，內(nèi)衣內(nèi)褲也不留？師傅說不信你就到澡堂子里看看去，下井出來，腚溝子里都是黑的！

和所有的走窯漢一樣，上班、下班，就這樣“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地開始了。

467井口的更衣室旁，也有一個小小的浴池，大約只有四米見方。巖石六隊每個班組不過20人上下。一個班組的人跳進去，倒不至于發(fā)生什么“皮肉關系”，但對自幼生活在南方，習慣于“沖涼房”，連北方的澡堂子都不大敢進的我來說，很有一點尷尬。同班組的工友們卻似乎毫不介意，沉浸于嬉笑怒罵插科打諢之中。記得我上班不久的一天，發(fā)現(xiàn)“人販子”盧群利也回到六隊來了。一問才知道，原來他就是六隊的人。招工結(jié)束，他又回到了467，和我們一起抱風錘打炮眼，在炮煙粉塵彌漫中鉆來鉆去。“人販子”回來的第一個班，出井之后，和大家一起扒下窯衣，光溜溜地跳進467井口的浴池里，和他相熟的工友們就拿他開心。裝巖機司機李貫忠說，看你小子人模狗樣地進城招工，以為你還不得在礦上鬧個官兒當？誰承想，到底還是得回來跟我們泡一個澡堂子。

盧群利呵呵笑著說，跟李貫忠一個池子里搓泥兒痛快呀，葷的素的都有，比到戲園子看戲還過癮呢！

李貫忠說，盧子你這是毀我呀，我可從來就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

盧群利說你不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就不錯！

…………

就在這耍貧斗嘴中，我覺得自己也慢慢地變成了一個快樂的走窯漢。到了某一天，我發(fā)現(xiàn)自己窯衣的扣子居然丟了兩粒，恍然間，我當即明白了應該怎樣打理它們——學著老窯工的樣子，把窯衣上的紐扣全部揪掉，衣襟的兩側(cè)全換成了一對一對寸把長的單芯電線。穿上窯衣，我把兩排相對的電線一擰，不僅便捷，還覺出了一絲威風，就像披了件羅馬帝國軍團的甲胄一樣。

……

（節(jié)選自《北京文學》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