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故鄉(xiāng)的“大遺址”，更是人類文明的故鄉(xiāng)。作者劉瓊從個人游歷和探尋的角度，重新發(fā)現(xiàn)并講述“大遺址”的故事，走近它們，保護它們，是為了讓我們看清人類的來路。

故鄉(xiāng)天下

文｜劉瓊

故鄉(xiāng)是淵源深厚的背景。偉大的作家往往都是從故鄉(xiāng)出發(fā)。

一直生活在原鄉(xiāng)原土的人，可能不太會用到“故鄉(xiāng)”這個詞。故鄉(xiāng)是相對而言。與“故鄉(xiāng)”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背井離鄉(xiāng)”。我們生活的這片古老廣大的土地，除了在西北和偏西北的方向有幾大片草原，過去長期以農(nóng)耕和農(nóng)業(yè)為主要生產(chǎn)方式。生產(chǎn)方式?jīng)Q定生活方式，與農(nóng)耕有關的生活方式，“定居”“族居”“聚居”成為關鍵詞。交通不發(fā)達的年代，背井離鄉(xiāng)是迫不得已。背井離鄉(xiāng)，小則出區(qū)、出縣，大則出市、出省乃至出國。我自個兒就是十七歲離開故鄉(xiāng)，先赴蘭州，后南下杭州，后又北上，長期在外省外鄉(xiāng)求學、工作和生活。當然，我們這一代人以及我們的下一代，求學也好，就業(yè)也罷，離開故鄉(xiāng)通常都是出于“遠大前程”考慮，基本上還是自覺自愿的主動選擇。即便這樣，故土難離，對熟悉的人和事物懷有深情，還是人之共性。

作家劉震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叫《故鄉(xiāng)天下黃花》，這部小說也被看作劉震云的代表作。第一次在雜志上看到標題時，忍不住讀了好幾遍，越讀越有味兒。“故鄉(xiāng)”怎能跟“天下”并列？這是文學的表達，有比擬象征意味。這個標題可以有兩種讀法，一種讀作“故鄉(xiāng)天——下——黃花”，另一種讀作“故鄉(xiāng)——天下——黃花”。我更喜歡第二種讀法。標題借用“故鄉(xiāng)天下”，是修辭，某種意義上也是實指。

一口氣看了六個大遺址

“它南臨裕溪河，連接巢湖與長江，北靠太湖山，山水交錯，屬典型的江淮平原丘陵地貌。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凌家灘村民在村子北面土崗挖墓穴時，從地下挖出玉環(huán)、石鑿、石鉞等一批玉器、石器。情況逐級上報，安徽省文物管理所即派專家前往實地調(diào)查，并于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次試掘，結果取得驚世的發(fā)現(xiàn)——凌家灘是一座距今五千八百年至五千三百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

這是《人民日報·海外版》關于凌家灘遺址的一篇報道。凌家灘遺址，在我的故鄉(xiāng)安徽，與我生長的城市蕪湖隔著長江相望。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凌家灘遺址發(fā)現(xiàn)時，正是中國社會城鄉(xiāng)建設進入加速階段，建設用地需求激增時期。這個時期，也是大遺址生存處境最艱難的時期。大遺址保護，長期以來都是中國文物保護界的重中之重，也是難中之難。

一九二一年十月，河南省澠池縣仰韶遺址的發(fā)掘，揭開了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的序幕。什么是大遺址？大遺址就是仰韶這類規(guī)模大、具有突出文化價值的中心聚落遺址或大型城池遺跡。大遺址的發(fā)掘為中國歷史研究特別是原始社會史研究提供了各種實物資料，極大地豐富和深化了對人類早期歷史的認識。

為什么大遺址會長期處于保護困境？大遺址之“大”，取其占地廣大、文化價值突出之意。戰(zhàn)線長，在人才、財力不足的條件下，本來就難保護。再加上由于人類活動在此出現(xiàn)較早，大遺址不僅占地廣大，通常還占據(jù)著較好位置，導致較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大遺址保護與城鄉(xiāng)建設用地的需求產(chǎn)生激烈沖突。前些年，作家張平曾以山西大同一樁著名的文保事件為素材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取名《生死守護》。小說主要圍繞文物遺址發(fā)現(xiàn)后是上報還是隱瞞、是原址繼續(xù)修路還是繞道展開敘事，其中也寫到文物盜賣活動。各方利益聚焦，利害攸關，矛盾最終以文物保護者付出生命為代價獲得部分解決。生死守護，將文物保護上升到生死層面，是對特定歷史階段文物保護一種極端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真實描繪。作家寫作中的清醒和冷峻讓我肅然起敬。

如果沒記錯的話，差不多是二十一世紀初，應該是在洛陽的會議上，國家文物局副局長童明康代表國家局提出了全面保護大遺址的工作思路。我當時是跑口記者，有幸在現(xiàn)場，聽得熱血沸騰。

現(xiàn)實生活中的矛盾，解決起來卻很棘手。《人民日報》文化版曾以“保護臨汾古城墻”為系列文章欄題，對山西臨汾古城墻被占用和損毀、文保人員執(zhí)法被打傷一事件，連續(xù)刊發(fā)系列文章。這件事驚動了國家文物局，以致時任局長的單霽翔率隊親自到場督查。大遺址保護困難重重不是個案。二十世紀中后期乃至二十一世紀初，圍繞大遺址發(fā)生的用地矛盾，被喻為“死人與活人爭地”，其實質(zhì)還是中國社會發(fā)展水平不夠，百姓物質(zhì)生活需求還沒有得到極大滿足。

時代的車輪向前行進。“倉廩實而知禮節(jié)”，只有當整個社會物質(zhì)財富累積到一定程度，社會主要矛盾轉(zhuǎn)移，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才會實質(zhì)性地被提上議程。

大遺址是重要祖產(chǎn)，祖產(chǎn)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紐帶，保護好，受益受惠者，不僅是今天的中國人，而且是后世子子孫孫。正是基于深遠廣闊的戰(zhàn)略視野，從“十二五”規(guī)劃開始，一百五十多項大遺址被列為重點保護對象。特別是從大遺址保護的系統(tǒng)性和整體性角度，把規(guī)劃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四個五年規(guī)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剛性政策是鮮明導向。在大大小小的發(fā)展規(guī)劃中，大遺址自此有了合法一席。

剛性政策的出臺，是大遺址保護的全面升級。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去年五月份到十月份，借由工作之便，我一口氣看了殷墟、二里頭、邙山、金沙、三星堆和凌家灘六個大遺址。說來慚愧，除了金沙博物館是第三次去，邙山曾遙遙看過一眼，其他四處基本屬于填補空白。

六處大遺址，仿佛是六部內(nèi)容不同、風格迥異的電影大片。中國的大遺址保護理念和現(xiàn)狀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

安陽是第一站，從北京出發(fā)，坐高鐵兩個小時左右就到了。殷墟在安陽，安陽久在念想之中。到安陽的那天，天氣不是很好，幾乎是在蒙蒙細雨中看完紅旗渠。紅旗渠是一條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三十萬人力用十年光景在太行絕壁上修建的“人工天河”，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紅旗渠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大遺址。紅旗渠在林縣，從林縣回到安陽市區(qū)，乘著夜色，先圍著洹河慢慢走了一圈。洹河是殷商故都的護城河。

第二天上午，陽光出奇地明媚，陽光下的婦好墓比想象中小巧、細致、樸素。婦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有據(jù)可查的女英雄，這個“據(jù)”，一部分來自出土的婦好墓。婦好的故事流傳廣泛，也與婦好墓被發(fā)現(xiàn)密切相關。從文字傳說，到可考實物，加持在歷史身上的種種神奇和奧妙因為大遺址的發(fā)現(xiàn)發(fā)掘而逐漸解密。對于歷史的研究和講述，是對人類社會成長規(guī)律的探索和再現(xiàn)。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當代史也終將會成為歷史。這是考古學和歷史學最迷人的地方。

婦好墓是走進殷墟的第一站。前幾日剛剛開館的文字博物館新館，距婦好墓一箭之隔，建筑外形類似甲骨文，硬朗、莊重、大方。殷墟作為第一批建成的考古遺址公園“樣板”，雖然占地面積比想象中要小，但優(yōu)雅、精美，像安陽這個城市一樣文氣。博物館常設展和專題展井井有條，內(nèi)容都特別飽滿、豐富、扎實，以各種甲骨文原件為抓手，結合最新研究成果和科技條件，講述中國文字的起源和衍變，既專業(yè)、權威，又圖、文、聲并茂。來的這一天恰好是周六，研學游的團隊絡繹不絕，博物館似乎真的成為人文課堂了。

從安陽出來，沒來得及看鄭州的商城，直奔洛陽偃師而來。對于我，自二十一世紀初洛陽會議以來，與洛陽暌違整整二十年。前兩次看了龍門石窟和白馬寺，二里頭遺址一直無緣“會晤”。“念念不忘，必有回響。”與殷墟大不同，二里頭考古遺址公園占地廣闊，背倚黃河，隋煬帝楊廣命人開鑿的古運河碼頭依稀可見，往南是川流不息的古洛河，往北舉目即為邙山。廊道很長，是一部文化簡史，清晰、書卷、專業(yè)。走過長長的廊道，一座精心規(guī)劃、龐大有序、史無前例的王朝大都赫然呈現(xiàn)在眼前。宮殿、居民區(qū)、工業(yè)作坊、墓葬遺跡，等等，功能區(qū)栩栩如生，中國古代都邑和王朝制度由此找到依據(jù)。石器、陶器、玉器、銅器、骨角器等，量大工巧。二里頭遺址屬于夏朝中晚期遺存，幾無異議。二里頭遺址很有可能就是夏都遺址，時間大約是三千八百年到三千五百年，也成為較為廣泛的共識。

關于這座大都和二里頭遺址考古發(fā)掘，從一任一任的考古隊長到國家、省、市各級專家學者，各類著述已無數(shù)，我不再畫蛇添足。只說我的第一視角感受——畢竟期待已久。二里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像一件極具觀賞性的藝術品，為大遺址如何提升自身展示性開辟了道路。在我眼里，它有一個特點特別值得關注：尊古、重古，不薄近今。作為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大遺址，它是一部早期人類政治、經(jīng)濟、文化歷史的講述，以夏商為本，從政治制度到經(jīng)濟結構、生活形態(tài)，以遺跡和大量出土器物為證，描繪生動、感性，又精深、準確，體現(xiàn)出權威性、專業(yè)性、科學性的同時，還有思想性。一批現(xiàn)當代人物的名字和圖片上墻，圍繞二里頭遺址展開的普普通通的人和事令人動容。

歷史是一條源源不斷的河流，古老的文明與近代、現(xiàn)當代如何建立有機關聯(lián)，讓這塊土地生動成長？布展陳設在此既表現(xiàn)出歷史觀的科學性，也體現(xiàn)了布展者的遠見卓識和高超智慧。

洛陽城里寶藏多，每一次來洛陽，時間都不夠用。這一次同樣如此。臨上高鐵前，飛速地看了一眼建在邙山上的龐大的古墓博物館。“生居蘇杭，死葬北邙”，邙山的“東方金字塔”之喻名不虛傳。博物館已然是網(wǎng)紅打卡地，設計風格有點像電影《古墓麗影》，輕松，活躍，有游戲的氛圍。這是很大膽的一筆，完全打破了中國傳統(tǒng)觀念里關于生死的認知。關于邙山，或可另做文章。

三星堆和金沙在一條線路上。應該先看三星堆，再看金沙。關于三星堆的傳播特別熱門，三星堆這幾年是火了。三星堆的年代相對近，出土的實物也多。來之前看了一些影像視頻資料，到了現(xiàn)場，反倒像看鄰家小妹，雖美，不覺驚奇。在三星堆，我被特別關照，進入修復現(xiàn)場，看“整容”前的實物，與文物“整容師”做了一次近距離的交流。是意外收獲。

最后一站就是凌家灘了。

“決定性票倉”

去凌家灘，路經(jīng)裕溪口。

科技進步是時代發(fā)展的驅(qū)動力。中國發(fā)展面臨的“卡脖子”的關鍵技術中，信息、新能源，包括造橋修路等基礎建設領域，近年來還是有不少突破。造橋技術水準大幅度提升，生長在長江邊的我，對此深有體會。

“滾滾長江東逝水”，長江下游江面最寬達十余公里。在長江上建橋，與在小河流水上建橋思路或有相似之處，但總體要求完全不一樣，它需要包括設計業(yè)、制造業(yè)、材料業(yè)等諸多行業(yè)在內(nèi)的工業(yè)發(fā)展高水平的有力支撐。因此，半個世紀前，南京長江大橋作為長江上第一座由中國自主設計和建造的雙層式鐵路、公路兩用橋梁，從醞釀到完全交付使用歷經(jīng)了整整十年。南京長江大橋是中國橋梁建設的里程碑，其后二十多年，也一直是國際國內(nèi)社會關注點，“從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九三年，南京長江大橋先后接待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及六百多個代表團，中外游客更是難以計數(shù)”。這個事實同時表明，這二十多年間，中國自主造橋技術突破并不大。中國自主造橋技術真正實現(xiàn)革命性突破，并由落后沖到國際前沿，還是二十一世紀的事。這二十年來，長江大橋的建造從數(shù)量到速度都驚人。以長江進入安徽境內(nèi)為例，由西到東，從安慶到池州、銅陵、蕪湖、馬鞍山，如果算上即將交付使用的銅陵二橋和蕪湖四橋，九座跨江大橋?qū)㈤L條形的五個沿江城市拉寬、拉大。僅就蕪湖一地而言，二十一世紀初一橋才通行，二橋、三橋、四橋隨后加速度建成，技術含量也是一座比一座高。一橋剛剛通行時，父親還特意給在北方工作的我打電話，那種興奮，大概只有常年住在江邊、長期苦于交通不便的人才能深切體會。在造橋技術不過關的年代，長江兩岸交通往來主要靠輪渡。因此，從古到今，長江兩岸誕生了許多商賈往來活躍的輪渡碼頭。蕪湖港對面以煤炭貨運出名的裕溪口便是一例。

裕溪口是解放戰(zhàn)爭史上渡江戰(zhàn)役的重要渡口之一。渡江戰(zhàn)役當時兵分三路，分別是東、中、西突擊集團。根據(jù)部署，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zhàn)軍第七兵團指揮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四軍，第九兵團指揮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軍，總共三十萬人，組成中突擊集團，由譚震林指揮，在裕溪口至樅陽段渡江。中突擊集團渡江后，歸粟裕、張震指揮。依據(jù)這段真實歷史拍攝而成的電影《渡江偵察記》，里面有個橋段，就是尋找解放大軍渡江所需船只和船夫。渡江戰(zhàn)役是解放戰(zhàn)爭的關鍵一役。解放戰(zhàn)爭取得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概是一九五八年，裕溪口劃歸蕪湖管理。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便利，生民百姓是最大受益者。今天，路橋暢通，開車從蕪湖主城區(qū)鏡湖出發(fā)，走跨江大橋，不到半個小時輕松到達裕溪口。

裕溪口向北，再向西，走長河路，上國道，四十分鐘車程后，凌家灘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出現(xiàn)在眼前。

與修路造橋相比，大遺址保護看似不直接關系民生，對國民經(jīng)濟發(fā)展影響不大，但意義深遠。時代進步，教育和科技是“顯性”要素，文化水準是“決定性票倉”。文化水準，決定了也決定于一個社會對待文化的態(tài)度。

二〇一七年五月底，我在遠離凌家灘遺址的北京城讀到《凌家灘記》。“試掘面積不大，僅五十平方米，發(fā)現(xiàn)墓葬四座。出土文物也不算多，兩百多件。但其中的幾件，讓專家們目瞪口呆：包括先收藏在故宮博物院的玉人、玉版、玉勺等一大批精美絕倫、工藝精湛的玉器和一個重達四點二五公斤的石鉞，而后者是我國新石器時代迄今發(fā)現(xiàn)的最大一把石鉞。一九八七年至今，這里先后進行八次試掘，發(fā)掘總面積約三千二百八十平方米，出土各類文物兩千多件。”

文章生動深情，作者斯雄是多年同事，但過濃的情感會不會影響其客觀性？雖然文章見報，我在心中還是存疑。這其中，既有我的孤陋寡聞和偏見之故，也與大遺址保護處境整體欠佳有關。其實，大約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剛性政策出臺，中國大遺址保護整體環(huán)境發(fā)生了較大變化。

有展示性，才有感染力

包括凌家灘在內(nèi)的大遺址保護，過去長期存在保護力度夠不夠、地方政府重視不重視的問題，有剛性政策作為保障后，大遺址的用地、用錢、用人問題陸續(xù)得到解決。但新的問題又來了。大遺址本身的展示性不夠，如何解決？大遺址的傳播度不高，怎么提高？這其實就是大遺址如何“活起來”和“火起來”的問題。

提出這兩個問題的背景是，包括大遺址保護在內(nèi)的文博界，長期以來都是“重收藏輕陳列”“重研究輕傳播”，考古發(fā)掘和研究成果往往專門化、領域化、小眾化乃至界別化，與公共文化生活幾乎不發(fā)生關聯(lián)。陳列和傳播既是專業(yè)技術，又是綜合藝術，需要歷史、文博、設計、傳播、心理學等方方面面知識的加持。由于長期不重視陳列和傳播，陳列和傳播方面的高級人才嚴重匱乏，大遺址也好，博物館也罷，展示性和傳播度都不盡如人意。

舉一個對比案例。

大概是二〇〇二年夏天，各大報章正在對圓明園大水法遺址要不要重新修建進行激烈論辯時，我有幸作為隨團記者，跟隨中央民族樂團到雅典參加官方交流演出。這是中國民樂第一次到訪希臘，旅法指揮家湯沐海執(zhí)棒，演出非常成功，此不贅言。演出之外，所見所聞也記憶猶新。當時，雖然中國對外開放多年，但其實信息交流大打折扣，希臘對中國不了解，中國對希臘也不了解。在歐洲，希臘是經(jīng)濟窮國，是文化富國。此外，希臘雖然是在歐洲，屬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歐洲國家，但地處歐、亞、非三大洲交界，文化多元、開放包容，包括羅馬、土耳其、埃及在內(nèi)的各國各種文化在希臘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會留痕。希臘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拒載的出租車司機、慵懶的店員、單調(diào)的餐飲，有更多值得稱道之處，比如澄澈如洗的藍天、波光粼粼的愛琴海以及悠閑簡單的生活方式。在希臘，隨時會邂逅荷馬史詩時代的建筑和雕塑。露天古劇場演出效果非常好。帕特農(nóng)神廟雖然大屋頂沒了，石柱也有斷裂，但它是“偉人”，殘垣斷壁絲毫不影響它的宏偉壯麗。衛(wèi)城里也有新建筑，粗糲的石材建筑邊上，精美絕倫的玻璃展廳讓人流連忘返。熒光燈下，玻璃展柜里古老的黃金珠寶首飾，將古人的生活與今人的審美聯(lián)結在一起，歷史常識和審美的力量無處不在。文明和文化在希臘閃閃發(fā)光，充滿生命力。在希臘，無論是古典時期的遺跡，還是當代建筑或雕塑，無論是大廣場，還是小商店，幾乎看不到丑陋的玩意兒。這就是文明和文化綿延至今、傳承不斷、整個社會審美力在線的結果。

在希臘，看到雅典衛(wèi)城的“廢墟美”，看到古典和現(xiàn)代的和諧，不禁想起關于圓明園要不要復建的論爭。其間，既牽涉到歷史和民族的情感情緒，也有對于大遺址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如何理解的問題。圓明園遺址保護，是個案，又不是個案，它用實踐率先提出了問題。這個問題，牽涉到大遺址保護的理念。

中國的大遺址保護的通常做法是，考古發(fā)掘階段結束后，為利于保護，采用原址回填法。之后，有條件者建立專題館，對出土實物進行收藏、研究和展陳。回填后的大遺址，大部分會在回填的土層上種上莊稼或樹木，初看起來跟周圍并無二致。這就導致許多大遺址在教科書里閃閃發(fā)光，真走到跟前，卻“了無痕跡”，讓人“找不到北”。

歷史要下到田野求證、回到書齋研究，還需要展示和傳播關于歷史的故事。有展示性，才有感染力，有感染力才可能會有傳播度，有傳播度，才有歷史認識的抵達。展示性和傳播度密不可分。這兩個問題，某種語境下，也是同一個問題。根據(jù)“十四五”規(guī)劃，在重要的大遺址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既是對遺址核心區(qū)域的保護，也是對包括周邊環(huán)境在內(nèi)的大遺址延伸地帶的保護，注重把遺址放在歷史長河里進行整體性、連續(xù)性和關聯(lián)性研究，并在這樣的思路和理念支配下，用各種手法，從各種角度，豐富大遺址的展示性和可看性，提高大遺址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存在感，讓大遺址的熱度從書齋文字擴大到公共文化空間，從學術和小眾層面走到百姓生民的精神世界。這也是現(xiàn)代考古學的一次理念觀念的革命。

凌家灘終于進入公眾視野

正是在理念觀念發(fā)生巨大變革的時代背景下，凌家灘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進入實質(zhì)性階段，并進入公眾視野。

二〇〇九年起，凌家灘作為區(qū)域核心性遺址，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一九九八年和二〇二二年，凌家灘遺址兩次入圍國家文物局“年度十大考古新發(fā)現(xiàn)”。二〇一九年，凌家灘遺址入選全國“百年百大考古發(fā)現(xiàn)”。二〇二〇年，凌家灘遺址又一次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凌家灘遺址臨近巢湖。巢湖位于江淮之間，與鄱陽湖、洞庭湖、太湖、洪澤湖并列為長江中下游五大淡水湖。長江文明是“中華家譜”里的重要成員。“人類逐水草而生”這一生存路徑，決定了長江、黃河這些淡水資源豐富的大江大河成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巢湖也是國家重要濕地，流域內(nèi)氣候溫潤、土地肥沃、食物來源充足，成為野生動物的天堂。早期人類活動信息能否在長江中下游的凌家灘遺址獲得重要發(fā)現(xiàn)，這受到包括考察組在內(nèi)的考古界和歷史界的共同關注。我到凌家灘遺址的這一天，正碰上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帶隊在此考察。

如前所述，早在一九八五年冬天，凌家灘遺址就被安徽省含山縣長崗鄉(xiāng)凌家灘村村民在意外挖掘中發(fā)現(xiàn)。當時，“巢湖地級市”這一行政區(qū)劃還存在，凌家灘所在的含山縣屬于巢湖市，所以，凌家灘遺址一度也被稱為“巢湖凌家灘遺址”。兩年后的一九八七年，也就是我參加高考那年，正式組隊開始第一次試掘。近四十年來，凌家灘遺址中陸陸續(xù)續(xù)進行了十四次考古發(fā)掘，一次又一次為考古界帶來驚喜。

根據(jù)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階段專家組對“古國時代”的最新定義，凌家灘遺址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古國時代。古國時代出土實物少是共性。這個時期的大遺址考古發(fā)掘，以夯土和少量石器、玉器、陶器為主。出土實物少，也很好理解。第一，年代久遠，滄海桑田的變化以及人類自身活動，必然會覆蓋和銷毀各種痕跡。第二，當時的制造工藝和用材標準低，不易保存。第三，古國時代屬于人類的幼年，遠未進入厚葬文化時期。

凌家灘遺址出土實物總量也不多，但文化價值極為突出。

凌家灘大遺址不負眾望，成為考古界的“新貴”。與土層覆蓋深厚的許多新石器時代大遺址不同，凌家灘遺址覆蓋土層淺薄，撥開二十厘米的耕土和耕土下的漢代堆積層，一個包含二十一座古墓的古墓葬群和一座中心祭祀臺組成的早期人類大型聚落便展現(xiàn)在眼前。在一把把洛陽鏟的精細試掘下，具有新石器時代晚期典型特征的石器、玉器、陶器，或完整，或碎損，瞬間穿越層層疊疊的歷史時光，來到二十一世紀。凌家灘玉器與紅山玉器、良渚玉器，這些特殊玉器群的出現(xiàn)與廣為流行，是中國早期文明形成的一個重要標志。凌家灘遺址被稱為凌家灘文化。凌家灘文化展示了無限的可能性。凌家灘文化將五千年中華文明史拉長到五千三百年。凌家灘遺址的價值和意義，用比較研究法，或許更能清晰地闡述。

我見到的凌家灘遺址

立冬前后，終于看到了現(xiàn)實中的凌家灘遺址。平展、廣袤、滋潤，散溢著一種說不出來的溫和的神秘感。跟想象中很像，但又確實很不像。

很像，大概源自之前在各地所見。

長江下游河道密集，現(xiàn)實中的凌家灘考古遺址公園或者說我看到的凌家灘遺址，坐落在由裕溪河、牛屯河以及其他不知名的支流共同沖積而成的一小塊平地上。漢字是形聲字。凌家灘，就是各條水流之間的陸地。凌家灘遺址周邊有三條河，其中一條是裕溪河。裕溪河是長江支流，古稱濡須河。巢湖經(jīng)由裕溪河流入江的地方就是裕溪口。凌家灘遺址位于裕溪河中段北岸，總面積約一百六十萬平方米。盡管進入冬季，滿目青翠，高大密匝的喬木間錯落有致地點綴著豐饒的水草和灌木，細碎的黃花還在盛開。發(fā)掘出土的燎祭遺存、大型氏族墓地以及公共建筑基址大多回填了。少數(shù)幾個展示坑，按照出土原貌進行復原，陶器和石器都有清晰的標識。阡陌間，可容六人并行的石板路，可行小車，也可漫步其間。沿著石板路上一個緩坡，走進幾座穹形建筑，是舊時糧倉，清水上墻，墻壁堅實，空間開闊，正好拿來用作展廳。遺址出土的玉器、石器、陶器和它們久遠的故事，如今都展陳在此，內(nèi)容和形式如此般配，仿佛是用有年歲的青花瓷瓶盛裝陳年酒釀，古意充盈。

我最感興趣的當然是玉雕。玉器是凌家灘文化的菁華。以三件國寶級文物“站姿玉人”為代表，玲瓏、剔透、栩栩如生，浮雕技藝和美感形態(tài)大大超出了我們對于五千多年前古人的審美創(chuàng)造力的預期。

“看護”著展廳大門的站姿玉人雖是仿品，也很生動。四肢健壯，長得濃眉大眼，表情很嚴肅，腰部和手臂還佩有裝飾紋案。學界廣為熱議的話題是刻紋玉版與中國古典哲學有沒有關系。從紋到字，其間路途有多遠？或許就是翻譯、闡釋和溝通認知的問題？謎之歷史，讓無數(shù)人前赴后繼，其魅力或也正在此。

包括凌家灘在內(nèi)的大遺址的展示水平，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隨著博物館社會教育功能被關注和重視、公共考古學等先進理念被引進，一些學有專攻的學者、藝術家以及一批從海外留學歸來的歷史、建筑和藝術專業(yè)學生的加入，獲得了根本性的改變。特別是二里頭等一批考古遺址公園理念的建設，沒有“標準”“模范”，因地制宜，充分結合大遺址本體特性，發(fā)揮主觀創(chuàng)造力，各展風致，把本身呆板僵硬的歷史轉(zhuǎn)化為生動精彩的藝術品，令世人流連忘返。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九日，國家文物局發(fā)布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勾勒出對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fā)展的最新認識。“大概從距今約五千八百年開始，中華大地上各個區(qū)域出現(xiàn)較為明顯的社會分化，進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距今五千八百年至距今三千五百年，被劃分為古國時代和王朝時代兩個階段。古國時代包括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距今五千八百年至五千二百年前后，代表性遺址為牛河梁遺址、凌家灘遺址；第二個階段為距今五千二百年至四千三百年前后，代表遺址是焦家、雙槐樹、石家河、良渚；第三個階段為距今四千三百年至三千八百年前后，代表遺址是石峁和陶寺。距今三千八百年進入以二里頭為代表的王朝時代。”

根據(jù)這個發(fā)布，牛河梁遺址和凌家灘遺址屬于古國時代同一歷史時期。在這兩大遠隔一千余公里的遺址中，有個特別令人意外的發(fā)現(xiàn)：牛河梁的一座中心大墓中隨葬著凌家灘風格的玉人，而凌家灘最大的墓葬中隨葬著紅山文化的典型玉器箍形器。這些玉器從形態(tài)到制作理念有驚人的相似，無論是玉龍、雙聯(lián)璧還是玉人，都似曾相識。造型的相似，是不是宇宙觀的相似？各自發(fā)展的不同文化之間，是否發(fā)生過交流？也正是這一意外發(fā)現(xiàn)，讓牛河梁遺址和凌家灘遺址能夠站在同一時間刻度上。

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晚期……大遺址不僅是祖產(chǎn)，也是通向故鄉(xiāng)的一個個指向清晰的路標，上面刻滿了時間的刻度。故鄉(xiāng)是根。故鄉(xiāng)是天下。故鄉(xiāng)的田野里開滿了細碎的小黃花。誰能拒絕返鄉(xiāng)的道路？

“文化遺產(chǎn)保護和現(xiàn)代傳播”是我十幾年前在中國藝術研究院讀藝術學方向博士學位時的論文題目，這類題目，當時做的人很少，不僅找不到像樣的理論支持，實踐層面的資料也極其有限。我寫完后，也是“封箱”不表。倒是這幾年，似乎又不斷碰到類似話題。

劉瓊，學者，作家，藝術學博士。現(xiàn)為《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高級編輯。曾獲汪曾祺散文獎、《雨花》文學獎、中國報人散文獎、文學報“新批評獎”、《當代作家評論》優(yōu)秀評論獎等。著有《花間詞外》《徽州道上》《聶耳：匆匆卻永恒》《通往查濟的路上》《格桑花姿姿勢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