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談及陳子善，都覺得他是一個趣味主義者，聚會的時候，只要他到場，氣氛就活躍起來了。今年初春的時候，在燕園舉辦的《陳平原文集》研討會上，又一次見到子善先生。那天許多熟人到會，彼此開心得很。我突然發(fā)現(xiàn)，交往了三十余年的老友們多已老矣，而子善先生卻沒有大的變化，依舊那么清瘦，中氣十足，且妙語連珠。于是感到，他像讀書界的常青樹，即便歲月老去，還是枝繁葉茂的。

八十年代末，我在魯迅博物館第一次見到子善先生，他長得單薄，但精力充沛，說話時顯得有點滑稽。偶也到魯迅藏書庫里尋點什么，與博物館中人有點自來熟。北京對于他，是訪書的好地方，在會議上交友，于舊書店舊街市流連，總能捕捉到別人看不見的東西，這個時候他的眼睛放著異常的光，自然也有幾分得意。有人說他是文學史料的偵探者，那是對的。

滬上學人不乏海派之風，可陳子善略有點復雜，他對于張愛玲、邵洵美、葉靈鳳、施蟄存、鄭逸梅等頗為欣賞，但細細看去，京派的趣味也是有的，知堂、林徽因、臺靜農、沈從文、蕭乾都吸引他，談及諸人，帶有一絲敬意，藏書家的愜意和鑒賞家的表情晃動在字里行間。其實上海有幾個學人都有類似特點，黃裳的文字就有周氏兄弟的影子，施蟄存的小說雖被視為“新感覺派”的一種，看他的隨筆，則讓人想起“苦雨齋”的某些滋味。京海兩派遺風能夠融合，氣象自然就不那么小氣。王安憶、劉緒源的文字就南北互感，樣子是海派的，辭章則略見北人的清峻氣。我覺得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中，保持這種遺風的，子善先生是個代表。他晚年主編《海派》雜志，可周圍的朋友，新京派不乏其人，以京派眼光看海派，又用海派的靈感揣摩民國以來的文脈，古樸的語氣，也是舊里見新，新中含舊的。

子善先生在某些地方有點民國報人的樣子，對于書林信息格外留意。他識人甚多，愛好也雜，交游范圍在多個領域。多年間欣賞那些非學院派的文人，北京的止庵、謝其章、趙國忠，上海的張偉、周立民，都是可以深入對話的人。那些在大學圍墻外的愛書人，既讀象牙塔里的文字，也閱世間這本書，學問是帶彈性的。民國的報人曹聚仁，就游走在書齋與街市中，甚至是戰(zhàn)地記者，寫出不少佳作。這種境界，陳子善神往得很。他回憶說，1966年還是高中生的他，去中國人民大學造訪曾經(jīng)的《大公報》記者、新聞系主任蔣蔭恩，表示要學新聞專業(yè)。那原因有“無冕之王”的愜意，可惜時代沒有給他這個機會。

子善先生送給我的書，看后都不覺枯燥。他論文很少，書話寫作為其所愛，這幾乎涵蓋了其大半著作。研究現(xiàn)代文學的人中，唐弢、姜德明都以書話聞世，且傳播很廣。可目前的學者，多不碰這樣的文體了。書話的好處，是浸于書林之中，多是版本鑒賞，行跡考辨，行文不必涂飾，辭章本乎性情。有人，有事，有詩，舊式文章的風格也藏于其間。看他的文章，是白話文路邊的林木，標出各路人等，左翼作家，保守學者，獨行的詩人，都有可說、可評、可感之處。如此寬厚地對待不同流派的人，是感到惟有差異性審美的碰撞，意義才能出來的。

我覺得歸納他的學問不太容易，如果硬要總結的話，可以說是以一帶多，串糖葫蘆式的。由魯迅而串出錢玄同、劉半農、郁達夫、臺靜農、梁實秋、蕭紅等；因“苦雨齋”而引來廢名、徐祖正、張定璜、陶晶孫、曹聚仁、江紹原諸人；從郁達夫生平而關聯(lián)到徐志摩、蔡元培、曹禺、柳亞子、林語堂一眾;至于張愛玲，則像是海派河流上的船，月色下有點孤單，兩岸是洋場上的墨客身影：傅雷、丁玲、蘇青、夏衍、柯靈、李君維……一而通多，多而歸一，散而不亂。一個人就是一片風景。

1976年，陳子善參加《魯迅全集》書信部分的注釋工作，這對于他后來的學術興趣，產生不小的影響，那段日子訓練了校勘、釋文的本領，熟悉了諸多文本細微之處，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三十年代文人的情狀。在第一手資料中，發(fā)現(xiàn)教科書的表述可修訂者多多。他關于周氏兄弟，常常有別樣的體味，那些不是從外在理論出發(fā)的演繹，而是對史料片段的解析。魯迅有一篇《娜拉走后怎樣》手稿，流傳到美國。陳子善對此頗為上心，他在《遺澤永留，友情長存》一文介紹了魯迅《娜拉走后怎樣》手稿的下落，對于細節(jié)披露甚多。手稿如何在戰(zhàn)亂中由臺靜農轉入魏建功之手，魏建功又如何物歸原主，交代得清清楚楚。有趣的是，手稿長卷有常惠、魏建功、馬裕藻、舒蕪、許壽裳、李霽野六人的題跋，可謂魯迅身后的一段佳話。魏建功的兒子魏至因此曾找劉思源和我說，想去美國尋來，他和臺靜農長子很熟，建議魯迅博物館出資收之。可惜那時候因條件所限，未能如愿。由陳子善的一篇文章引起的故事，濺起了微瀾，讓我至今難忘。再比如，他梳理郁達夫與魯迅的關系史，年譜做得很細，將兩人交往的來龍去脈寫得清清楚楚。小說《故鄉(xiāng)》在日本傳播很廣，如何進入日本讀者視野的？陳子善靠日本學者鈴木正夫幫助，才發(fā)現(xiàn)是郁達夫推薦過去的。這里既可看出郁達夫對于魯迅的熱愛，也能感受到中日民間交往的線索。一段歷史之謎，就這樣解開了。這些瑣碎之事，學者一般不太注意，但一旦打開舊歲之門，風景就不同了。而且有時候，其作用要勝于某些空泛之論的。

我后來讀《發(fā)現(xiàn)的愉悅》《紙上交響》兩書，才知道陳子善癡迷于繪畫與音樂，對旋律、圖像、文字都很敏感，不限于古典和現(xiàn)代。我很好奇莫扎特與舒伯特如何影響了他，現(xiàn)代文學研究是否留有這些底色也未可知。他的張愛玲研究，涉獵面就很廣，從插圖，說到文本，在靈動的線條里，也窺見作者文字折射的意象。這里可以看出子善先生對于筆墨、構圖的賞析力，并由此進入文學史的長廊。那本《比亞茲萊在中國》，有作者無言之言，內心對于超常規(guī)的精神變異性表達的青睞，也注解了他欣賞魯迅與張愛玲的原因。這分明露出了埋藏在其內心深處的狂狷和自我放逐之意，這本書的編輯后記看似漫不經(jīng)心的走筆，實則是對于庸常的揶揄。這讓我想起他聊天時的幽默之狀，嬉笑與反諷之中，幻影皆逝，而真人之跡顯矣。

多年間，他編輯的書籍數(shù)量不少，《回憶郁達夫》《回憶臺靜農》《龍坡雜文》《記憶張愛玲》《葉靈鳳隨筆合集》《董橋文錄》，讀后覺得新鮮，為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了難得的篇什。北京有位老作家南星，很會寫文章，張中行對其稱贊得很，但文學史不見其跡。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陳子善通過各種渠道聯(lián)系到作者，終得較詳?shù)男畔ⅰＤ闲堑奈淖郑瑹o京派的老氣，清凈而幽玄，有先鋒筆意。他將南星的散文集《甘雨胡同六號》編輯出來，并感嘆“許許多多文學成就遠不如他的作家，早已出版了選集、文集乃至全集，而他直至去世，無論詩集還是散文集都未能重印或新編出版，文學史家也未對他的詩文給予應有的關注，實在是件遺憾的事”。我覺得他是有考據(jù)癖的，也有發(fā)現(xiàn)的快樂。一般的史料專家，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圍，不太注意失蹤者的筆墨。陳子善的趣味從民國延續(xù)到當下，無論什么出身，凡引人入勝的辭章，悉入眼簾，且記之，繪之，力推其流布于世間。2001年他主持《上海文學》“記憶·時間”欄目的時候，就第一次在大陸推薦了木心的作品《上海賦》，引起讀者的注意。他后來寫下的《木心筆下的張愛玲》，一方面感嘆木心的神來之筆，也考證出其記憶的不確，史家的態(tài)度，歷歷在目。

陳子善講話的時候，急來慢去，亦莊亦諧，略帶緩沖的節(jié)奏，有點像漢字的平仄之舞，顯得好玩。行文呢，有話則長，無話則短，看不到硬湊的痕跡。有人會說他淺，沒有厚重的專著，但這“淺”中，卻顯出思想的透明，和心緒的透明。五十余年來，他把玩版本，流連尺牘，打撈遺珠，會心的樣子像個頑童。在日趨模式化的學院派里，依然靈動有趣，又常帶著冷靜的獨語。這讓我想起舊歲的諸多學者，心無旁騖，有定力在的。在學術成為流水線的生產的今天，許多人的詞語是沒有溫度的。陳子善則不然，他的書是從手工作坊里出來的，上面印著對于藝術的初始感覺，和觸摸存在的靈敏神經(jīng)。扣歷史之門，聽賢者之音，在他是一種享受。讀陳子善的文章，能感到目明、神清、思遠，悠悠然與智者為伍。世界變了，他自己還在那條路上。經(jīng)由他的墨跡，斑斑點點間，連成了一部個人的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