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從廣州帶了四個人去深圳開拓廣告市場，當時公司剛辦了一本珠寶雜志，這本雜志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搶占深圳的市場份額。（深圳的珠寶制造產量占全國的70%）我跟公司簽約，廣告提35%個點，不拿底薪，為期一年，如果沒有賺到錢，老板會及時止損，叫停項目，抽走資金，我會再次失業(yè)。條款非常殘酷。

29歲的我，一臉陰郁，職業(yè)經理人，已在廣東漂泊了四年。這四年里，我的人生一直是飄搖的。那是一種隨時都會墮入身無分文衣食無著無處棲身的可怕境地。有兩千塊進賬，我就捂著胸口對自己說，半個月的命續(xù)上了。

公司在羅湖水貝租了間套房，我?guī)е膫€年輕人開始了兇險的揾食生涯。老板勉強給我配了兩臺舊電腦，又從倉庫搬來幾張桌椅，叫了輛車一并送到深圳。彼時的深圳紙媒廣告競爭已趨白熱化，而且它們已扎根多年，一本新雜志想分一杯羹談何容易。市場調查，媒體分析，采訪策劃，巨大的生存壓力，我開始失眠。

網絡。文學論壇。天涯社區(qū)。它們在夜晚穩(wěn)穩(wěn)地接住了我。這是一種全新的文學生態(tài)，把文章發(fā)上去不需要任何門檻，點進去就能讀到，我讀到很多國內名家的作品，很是納悶，名家也不過如此啊，寫成這個程度我也是能做到吧。電腦的那頭，跟我聊天的是喜歡的陌生作者，素未謀面，徹夜長談。漸漸地，我陷進去了。我的生命仿佛被拉進了另一個世界，它把我吸走了。

我是什么呢？我是一個緊繃且蓄足了憤怒吶喊憋屈不甘愛與哀愁孤獨與深情理想與夢幻獨立與創(chuàng)造極度自卑極度自戀的巨大容器。一口氣說完這句話仿佛身體的結節(jié)都打通了。是的，我蓄足了黑暗的暴力，我都快要炸了。在此之前，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去做一個作家。

起先，我對工作還是躊躇滿志的。先鋪半年市場，之后每月的廣告額至少要完成三十萬，填平前期的虧損。即使沒有資源，沒有優(yōu)秀的團隊，但我的主題策劃，人物專訪是很亮眼的。方案遞給客戶后，約到的采訪還排著一個小小的長隊。不到兩個月的工夫，我聽說《中國黃金報》的那幫人開始注意到我了。跟那些赤裸拉硬廣的媒體不同，我緊跟當下珠寶的相關話題，讓專家們在我的雜志上唇槍舌劍。給足版面，制造出有爭議性的觀點。一本新雜志，在短期內表現(xiàn)出了它的銳氣，時尚，和一種消費時代所獨有的忘恩負義。給錢為大。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我整個人被另一種力量吸走了。我身體里有一種未知的創(chuàng)造力正在被喚醒。我感覺到有一種陌生的熱情在慢慢將我吞噬。我經常自言自語，用雙手比畫著什么，還時常陷入一種甜蜜的慌亂中，我想那應該是找到了一種合適的語言抵達了想要的表達。一個唯一的，不可替代的詞，我找到了。身邊的年輕人疑惑地、審慎地問道：紅姐，你是戀愛了嗎。

類似于遭遇一場猝不及防的愛情。我像患了天花的孩子那樣興奮。徹夜不眠。

那些個夜晚，遙遠的故鄉(xiāng)如同畫軸般在我面前一寸一寸打開。我的鋼鐵廠，彌漫著鐵腥味的江邊料廠，手臂伸向天空的吊車，我的工友，我的親人，他們的面孔在記憶中一一復活。文字涌向指尖的閘口，我在電腦上輕輕摸爬，遲疑，試探，進而密集地敲擊，咚咚咚，咚咚咚，我用力地敲打著回車鍵，我看見那些字，一個個蹦進屏幕，定格在那唯一的位置。我時常淚水漣漣竟不自知，文字呈現(xiàn)出一個如此真實如此讓人心碎的我，彼時我只有84斤，大大的頭顱，小小的身子，而目光精亮，靈魂滾燙。如果不是因為與文字的對視與打量，我如何能辨認出自我？我如何成為了我？這一切的一切，皆因我無視自我竟那么多年，我，都沒來得及好好看看深藏的內心。生活的難，讓我無暇顧及傷口與痛。每一天，疲于奔命只為一口飯食，像牲畜那樣活著。寫作是什么呢？寫作是一種精神與肉身合體的自我覺醒，是將蒙塵已久的靈魂擦亮。

文字編織出一種迷人的氛圍，它是有香氣的，從我的血肉中長出來，帶著我的性格在黑夜中奔跑。它們每一個，都是從無到有的過程。我覺得寫作是純粹的創(chuàng)造，每一個字都像夜空的星星，它們都各自站在命定的位置上。我用了“塞壬”作筆名，緣于文字對我有難以抗拒的誘惑，我想，唯有塞壬才能與之相匹。如果把我的寫作喻成歌唱，我希望它能牢牢吸住閱讀它的人，正如它曾吸引所有過往的船只。

我就這樣寫著。我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寧靜。文字撫慰著我，它讓我雙腳著地，我感受到大地的平穩(wěn)，堅實，腳下不再顛簸與飄搖，我甚至覺得我的后背有一股強大的力量把我給穩(wěn)穩(wěn)地托住了。我驚訝地發(fā)現(xiàn)，寫作是一種最牢靠的陪伴。你只要需要它，它就不會背叛你。是你的，就永遠屬于你。

可我陷入了兩難中。既要維持日常工作的強度又要深入寫作的絕對純粹中，我無法兩者兼顧。不，我從來就做不好左右逢源的任何事，工作，我慢慢懈怠了。或者說，我已經喪失了對它的熱情。

我當然清楚工作意味著什么。奇怪的是，長期緊繃的神經在寫作中竟得以松弛下來。寫作本就是一種釋放。我嘗試著把一篇一篇的文字往論壇上貼，然后躲在暗處悄悄地看讀者的回應。

結果沒有人相信我是一個新手。評論里有人說，這絕對是某名家用“塞壬”作為網名在網上沖浪。天涯論壇的散文版把《愛著你的苦難》這篇置頂了。

這篇寫我弟弟的文章緣于一次意外。

每個月我都要去廣州把雜志送進印刷廠。有一天，辦公室的門被撞開，有一個年輕人喘著氣站在門口叫了一聲：黃總監(jiān)。那年輕人滿臉通紅，背著一個大挎包，他瘦弱的身體佝僂著，雙手扶著門框正喘著氣，他說新一期的雜志剛送到，已經搬進倉庫里了。他看著我，吞吞吐吐地說，雜志的印刷費已經壓了兩期，三個月了，沒有收到一分錢。財務的小姐每次都說錢還沒有批下來，所以我過來問問您。

可是印刷費每一期都是如期撥下去的，我簽的字。我給他倒了杯水，讓他先坐一會，我徑直去往公司財務問清緣由。

得到的答案讓我瞬間血壓飆升：一點規(guī)矩都不懂，要錢哪有這么順暢的，不買禮物又不請吃飯，哪能白白把錢打給他？財務是老板的小姨子，我強行壓下想要扇她耳光的沖動，然后撥通了老板的電話。

可是我眼前出現(xiàn)的是我弟弟的臉。那是一張備受欺凌卻對這世間的苦難毫不知情的臉。我的弟弟是貨車司機，去安徽送幾次貨都沒有收到運費，去要了一次，卻被人推倒在地上，那些人用腳踢他的肚子。我的弟弟從小體弱，他蒼白，經常流鼻血。我可以想象他佝僂著身子捂著肚子痛得在地上翻滾。母親在電話里跟我說這件事，母女倆，她在那頭哭，我在這頭哭。

母親說，你弟弟第二天就出車。我想著，他總是默默地承受這一切。我的弟弟，他哪里懂得那些吃人的規(guī)矩。

我就把這個文章寫出來貼到天涯論壇，有個叫謝宗玉的作家跟帖說讓我嘗試著投紙刊。說就按雜志地址把打印稿郵寄過去就可以了。我在路邊的報刊亭買了兩本期刊，一本《天涯》，一本《散文》，很多年沒有閱讀文學期刊了，我記得很清楚，那期《散文》雜志的頭條是盛慧的《哈利路亞》，我一路讀完，寫得真好。我想，我什么時候能在《散文》雜志上發(fā)表作品呢？

第一次投稿，我將《愛著你的苦難》打印好裝進牛皮紙信封，分別寄給了這兩家期刊。我連不準一稿多投這種常識都不懂。一周后，我接到《天涯》主編李少君老師的電話，是一個上午，一個外省的座機打來的，他說話很簡短，就兩句話，你是塞壬嗎？我們通知你，散文《愛著你的苦難》已留用。我僅只噢噢地回應了兩聲，還沒有恍過神來，電話就掛了。一個人坐在椅子上發(fā)呆，確認了這個事實，我又打開了電腦看了一遍論壇上的文章，一萬多的點擊率，長長的跟帖蓋了幾層樓，然而，那些贊美，那些感動，那些關于散文方面的討論引申出的種種思考，所有這些，跟在紙刊上發(fā)表完全不同，給我最直接的感受是，這個作品僅僅是在接到電話的那個瞬間才真正被認可。類似于鋼印，穩(wěn)穩(wěn)地釘在“它是好作品”的標簽上。

又過了一周后，《散文》雜志的鮑伯霞老師也打來了電話，她的聲音我永遠也忘不了。那聲音可以用“優(yōu)雅”來形容，非常溫柔，不緊不慢地，傳遞過來的是一種讓人舒服的暖意。她說，塞壬，《愛著你的苦難》特別好，我們準備留用了。我一下子蒙了，慌忙解釋，可是我語無倫次，就結巴上了，越著急越是詞不達意。可是電話那頭卻聽明白了，鮑老師說，不要緊的，塞壬，等你下回寫了新的，再發(fā)我吧。不要緊的哈。正是因為這個聲音，它撫慰了我的愧疚，它讓我沒有陷入更深的自責中。

2005年第一期的《天涯》發(fā)了我的處女作散文《愛著你的苦難》，值得一提的是，那一期也發(fā)了鄭小瓊的詩歌。那詩，我只讀了一遍就牢牢記住了她的名字。

我突然意識到余下的人生應該干什么。我確信找到了真正想要做的事。可是，如果靠寫作來養(yǎng)活自己無疑是一場豪賭。可我分明已經感覺到雙腳已觸地，我不再有飄搖感，仿佛一個人找到了屬于他的正確位置，穩(wěn)穩(wěn)地卡定在那里。寫作就是我的大地。

我無法在現(xiàn)有的工作上再去耗費太多精力。只得辭去工作離開了深圳。后來在東莞找了一份輕松且低收入的工作，很穩(wěn)定，公司還提供宿舍。我要靠打工人黃紅艷養(yǎng)活作家塞壬。這就是之前我一直瞧不起的打工人，拿著微薄的薪水，困在一家公司，打卡，坐班，像機器一樣地活著。可是現(xiàn)在不同了，我要成為作家塞壬。寫作給我的人生照進了光亮。

2007年，東莞第一屆荷花文學獎揭曉了，《愛著你的苦難》獲了散文獎。鄭小瓊獲得了詩歌獎。我們站在一起，接受人生中的第一個文學獎。這篇散文后來入選了多個選本，還出現(xiàn)在高中語文考試的閱讀題中。

很快，塞壬這個名字徹底地覆蓋了黃紅艷。我漸漸脫離了需要叫我“黃紅艷”的那種環(huán)境。我的世界都是文學，文學，文學，身邊的人，都是作家，作家，作家。大家都叫我塞壬，我的本名幾乎無人知曉。如果有人叫我“黃紅艷”，那一定是我在某窗口辦理業(yè)務，如果有人叫我“紅”，那么這個人一定來自我的出生地，我的故鄉(xiāng)。

幾年之后，當年在深圳一起打拼的那四個年輕人約我吃飯，他們找到了新的投資人，在深圳重新做了一本珠寶媒體。對于我的離開，他們一直認為是我跟老板之間起了矛盾，雖然當時的確有矛盾。他們依然叫我“紅姐”，他們不知道我成了作家，他們真心邀請我入伙新的雜志業(yè)務，做雜志的市場總監(jiān)，并堅稱，只要我來做，雜志肯定能賺錢。我突然意識到，如果不是因為《愛著你的苦難》的發(fā)表，也許我已經在深圳站穩(wěn)腳跟了。就連當初我最看不上眼的《寶玉石周刊》，幾年工夫，他們已經租下了水貝國際珠寶交易中心大樓的一整層作為辦公區(qū)。然而奇怪的是，這些對我已經絲毫沒有任何誘惑力了，我對有可能賺到大錢的業(yè)務沒有一點興趣。黃紅艷這個人賺再多錢，在我看來，只不過是一具為皮囊奔忙而失去靈魂的空心人而已。我不會再做回去的。我還是會選擇作家塞壬。

然而人生不可假設。如今，我也任職一本文學雜志。我的手捏著別人處女作發(fā)表的第一道門檻的準入證。一路走來，我知道這意味著什么。任何一個作家都不會忘記發(fā)表他處女作的那個人。那是他寫作生涯中被反復提及的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