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影《三大隊》的上映，電視劇《三大隊》同步播出，實現(xiàn)“影視聯(lián)動”。二者均改編自短篇紀實文學《請轉(zhuǎn)告局長，三大隊任務完成了》，并形成了跨媒介的對照關系：2小時的電影版更加聚焦于案情本身的線索，而24集體量的劇版則對僅有7000字左右的原作進行了擴容，既指向犯罪行為的持續(xù)進行，又指向圍繞案情偵破發(fā)生的系列故事。劇版《三大隊》在擴容過程中增加了較多日常性、情感性的故事支線，如王二勇女兒苗苗的獲救及融入、三大隊隊員的家長里短等，這些支線一度挑戰(zhàn)了案情本身的中心地位。這也引起了一定爭議，被不少觀眾批評“魔改”。然而，這恰恰也構成了它的特色，體現(xiàn)出刑偵劇的另一種可能性。

警與民的對照結構

文學原作令人震撼之處在于，程兵在失去警察身份后仍矢志不渝地追兇，最終在市井中將逃犯抓獲。除了林穎、老馬，整個三大隊都因?qū)徲嵤鹿时粍儕Z了警察身份。由于普通人在職權、技術、信息等方面與警察相比都處于劣勢，劇版《三大隊》創(chuàng)造了區(qū)別于一般刑偵劇的“警-民”對照結構。該劇的重點不再是通過各種先進專業(yè)的刑偵手段來破案，如《獵罪圖鑒》依據(jù)畫像、《法醫(yī)秦明》依據(jù)尸檢等，而是利用搜尋到的各種細節(jié)之物，如一包姜糖、一張快遞單，抽絲剝繭地追索兇手的行跡。

并且，在“警-民”對照結構中，有意地讓潘大海所代表的警方行動在一定程度上滯緩、失效。比如潘大海將緝兇希望寄托于指紋信息比對、槍支彈道分析等技術層面，但王大勇在逃亡中早已將指紋毀掉，而槍支被偷也意味著他不可能再用它犯案。從劇情來看，這論證了程兵開啟追兇之旅的合理性。同時，這也反映出對惰性的技術決定論的質(zhì)疑，以及對經(jīng)驗、靈感、執(zhí)著等要素的倚重。程兵正是這些要素的集合體，他雖已是一名普通老百姓，但依靠昔日做刑警時培養(yǎng)的敏銳和縝密，以“民”的身份完成“警”未完成的任務，從而構建新的“警-民”結構。

同時，也不能忽略警方在破案中的重要作用。這既表現(xiàn)為信息共享，也表現(xiàn)為技術支持。以技術為例，眼下大量刑偵劇表現(xiàn)出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偏好，這正是因為當下愈發(fā)先進的技術已對刑偵劇進行了“祛魅”，它只能生存于歷史的罅隙之中。但跨越十余年的時間結構（1998—2010年）又使該劇必然要倚仗技術的進步，比如正是王大勇的毛發(fā)才最終確證了其身份。因此，警民之間還是形成了互補關系。

“宿命”關系與心靈之路

縱觀全劇，王大勇與程兵形成了一種宿命式的關聯(lián)。抓捕王大勇既是程兵對七叔未能實現(xiàn)的許諾，也是他對過往所犯過錯的贖罪。劇版《三大隊》有意將王大勇從普遍性對象轉(zhuǎn)換為與程兵的個體性鏈接。這體現(xiàn)在程兵追兇的動力機制上，劇版與電影版就此存在差異：電影版中程兵受到了遇難者家屬的極大支持，而劇版的程兵則主要出于個人意愿，他要借此完成自己的心靈救贖。這種救贖貫穿于追捕王大勇的全過程。程兵剛出獄時，看到有人行竊，卻把頭扭向一邊，說明他心中的正義感、責任心已受到極大磨蝕。使他初步改變的是與七叔的重逢，七叔給他的“好好生活”四個字讓他重拾了對生活的信心，也明確了自己的使命。

對于抓捕王大勇，程兵的關鍵思路是重走他走過之路。這段路以寧州為起點，經(jīng)云南瑞城到國外察邦，再到廣東揭城、東北，終于四川德城，一路順藤摸瓜，環(huán)環(huán)相扣。王大勇是程兵一路行進的最終目標，但他不能直接出場，因此在結構處理上，每集開篇都按照時間線索呈現(xiàn)他的行跡碎片，是全劇不斷逼近又始終隱藏的“幽靈”。

雖然三大隊隊員也曾短暫加入這趟旅途，但這條路主要由程兵一人走完。在此過程中，為了便利追兇，程兵不斷變更工作。他擺過夜市，做過保安、搬運工、快遞員等。這不但是艱苦的身體之旅，跨越南北，縱橫千里，也是一段療愈的心靈之旅。在與察邦男孩、李紅霞及其兒女等的相處過程中，程兵領悟了生活的酸甜苦辣，重獲了心中的悲憫、正義，真正完成了再社會化。

在最后，王大勇在審訊室對程兵展開了意義之問：如果一直未能抓到自己，這么多年的堅持還有意義嗎？程兵回答，幾年前可能會覺得無意義，但現(xiàn)在認為有意義。這不是結果導向論的回溯，而是程兵在追尋過程中對生命、生活有了新體悟。他的追尋不再僅僅指向王大勇，也指向自己。其實，當踏上最后一次東北之行時，他就已經(jīng)放下了執(zhí)念。

勾勒三大隊人物群像

劇版《三大隊》的一個亮點是塑造了三大隊的人物群像。相較于文學文本，劇版最大的改動是恢復了三大隊作為一個集體的存在，并將追捕王大勇的任務交由所有人來承擔。最奇葩的劇情莫過于三大隊隊員全部丟下手頭的工作，集體到揭城去調(diào)查原石，但最終卻無功而返。這給人一種鬧劇之感，但也凸顯了隊員之間的信任、關心、守護，真正體現(xiàn)了劇名的力量。三大隊在事實上已不存在，但它依靠歷史任務和情誼紐帶仍堅固地擰成一團。

老馬、蔡彬、小徐、廖建、石頭，每個人脫下警服后都感到壯志未酬，心中郁結。蔡彬、小徐依附妻子，廖建成了廚子，石頭不務正業(yè)。劇版《三大隊》有意讓隊員們在集體行動中直面心靈中的問題，并與自己達成和解。他們遇到的首要難題是行動與家庭之間的沖突，小徐甚至陷入離婚危機，但正是借由這次危機，他才得以跟妻子進行深入溝通。石頭也在追兇過程中洗去了自身的紈绔之氣，找到靈魂伴侶，實現(xiàn)了人格成長。該劇對夫妻的情感狀態(tài)、相處模式做了理想化描繪，體現(xiàn)出溫暖現(xiàn)實主義的特點。應該說，對三大隊及相關人物群像的描繪使該劇擁有了一定的生活厚度，容易引起觀眾的共鳴。

當然，劇版《三大隊》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從情節(jié)安排看，該劇為了突出生活性而過度安排支線劇情，致使情節(jié)旁逸斜出。比如，為了塑造程兵出獄后的困境，刻意安排父女間的對立，但桐桐前后形象轉(zhuǎn)變過大，不合邏輯。之后，為了讓桐桐與程兵和解，安排的苗苗這條線又顯得贅余。其次，從人物塑造看，程兵的信念感、悲壯感沒有得到生動塑造，他與潘大海的和解也顯得過于輕松，潘大海對程兵的突然認同沒有相應的基礎。最后，從整體設定看，程兵的追兇之旅有時缺乏實質(zhì)指引，顯得過于巧合，而染上命定色彩；這種宿命性又與傳奇性相互疊加，使程兵被塑造成一個“俠”的形象，反而與全劇的生活化趨向相矛盾。

總體來看，劇版《三大隊》關注程兵的個體存在，展開他的雙重旅途，并以生活化的特質(zhì)展現(xiàn)出了刑偵劇的另一種可能。從文藝創(chuàng)作的角度看，藝術與現(xiàn)實之間往往存在著更復雜的關系，某些命定般的巧合也發(fā)生于現(xiàn)實之中。現(xiàn)實中的王二勇從空調(diào)公司離職的那天，正是程兵得到線索前往入職的那天。現(xiàn)實與故事、人力與命運，這些要素相互交錯，共同構成了這個跨媒介的文本。文藝總是源于生活，深挖生活中的故事性便能為文藝創(chuàng)作提供不竭的源泉。

（作者李雨軒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