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大過浯溪
一
乾道八年(1172年)的臘月七日,年關之際,本該闔家團聚,但范成大卻從老家蘇州出發(fā),前往桂林——南宋靜江府所在地。這一次,他是以集英殿修撰出任靜江府兼廣西經(jīng)略安撫使一職。按理說,他本為京官,又出使金國有功,應該得到宋孝宗的重用,為什么又被外放呢,這還得從乾道七年(1171年)三月說起。當時,宋孝宗欲重用奸臣張說,范成大拒不草制,自然惹怒了宋孝宗。此波未平,一波又起,當年八月,因宋孝宗被秦檜黨徒宋貺巧言迷惑,范成大上《論宋貺召命疏》,歷數(shù)其斑斑劣跡。因用人問題范成大屢屢提醒宋孝宗,最終卻并未采納,自知在朝廷難以立足,遂萌生去意,于是有了廣西此職。當時靜江知府李浩尚在任上,范成大就從臨安官衙先回到家鄉(xiāng)石湖。閑居石湖期間,范成大開始營造石湖別墅。差不多一年多后的1172年臘月初七,他方才動身。
這次赴任,范成大走了一百余天。
他自吳門一路南下,南經(jīng)湖州、余杭、富陽,入富春江,后取水路衢江、贛江,過袁州(宜春)、萍鄉(xiāng)進入湖南境內(nèi),泛湘江繼續(xù)南下,經(jīng)永州浯溪,直到次年三月十日才抵桂林,“入城交府事”。這趟水陸兼程、行程長達三千余里的赴任之行,范成大像出使金國時用《攬轡錄》記錄行程一樣,也把行程詳略有致地記錄下來,并給此行文字取名《驂鸞錄》——這個書名,取意于唐代詩人韓愈的《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字》:
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
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
戶多輸翠羽,家自種黃柑。
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驂。
臨別贈詩,是古人的優(yōu)雅傳統(tǒng)。唐穆宗長慶二年(822年),韓愈的朋友嚴謨以秘書監(jiān)為桂管觀察使(桂州總管府的行政長官),上任前,韓愈作此詩以相贈。這首詩,首聯(lián)點明嚴謨赴任之地是位于“湘南”的桂林,頷聯(lián)以高度的概括力極寫桂林山水之美,頸聯(lián)寫桂林迷人的風俗人情,尾聯(lián)說到桂州赴任遠勝過求仙學道或升官發(fā)財,流露出艷羨之意,也表達了祝愿與不舍。
范成大取尾聯(lián)之意,命名《驂鸞錄》,足見其對桂林之行也是充滿了期待。
1174年9月,廣西鄉(xiāng)試放榜次日,范成大宴請主考官和新科舉人,即席賦詩《鹿鳴宴勸駕詩》。圖為該詩石刻拓片。
二
然而,這一路卻走得萬般艱難。
首先困擾范成大的是疾病。在《驂鸞錄》里至少有三處提及,分別是:
“九日,大雨。連日小舟趴灣,病倦。”(備注:時在蘭溪。)
“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皆泊萍鄉(xiāng),咽痛,緩程以求醫(yī)。”(備注:時在萍鄉(xiāng)。)
“余病寒,不能風雨中登山,遂還”。(備注:時在南岳。)
這些不經(jīng)意間記錄下來的病情,隨時改變著他們的行蹤與計劃。因病而延期,因病而不得盡興登山,都于不經(jīng)意間躍然紙上。然而,跟這些相比起來,最讓范成大心里難過的則是行至浙江余杭時徐姓乳母的病情,似乎一下子讓他亂了陣腳:
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皆泊于余杭。乳母徐,自登舟病喘甚,氣息綿惙,若以登陸行,則速其絕,委之,恩義不可。過余杭五日,計無所出。昨夕達曉不寐,往來方寸中,此其勢必不可以遠行也,且政使嫡母有兼侍,而長子遠使,亦當就養(yǎng)他子,況乳保哉。張氏妹從其夫方宦臨安,又同乳于徐者,遂決意留之張氏。分路時,心目刲斷,世謂“生離不如死別”,信然。
寥寥數(shù)語,范成大的情誼流露無遺。
除卻病,風、雨、雪等壞天氣的干擾也讓此行極為艱難,這里稍錄幾段,即見一斑:
“二十九日,晚復登舟,大雪不可行。”
“夜,大風急雪,頃刻積盈尺。篷窗搖蕩震壓,終夕危坐,以須其定。”
“自離宜春,連日大雨,道上淖泥之槳如油。”
病,惡劣的天氣,讓范成大此行頗為跌宕。不僅如此,他在洞庭湖一帶還要跟劫匪斗智斗勇。行至鄔子口時,他就提及這一帶是“匪區(qū)”,“非便風張帆及有船伴,不可過。”可偏偏又逢大雪,不得不停下來。次日,發(fā)船鄔子口后,蕩開這樣一筆:
或報盜舟不遠,夜遺從座熱船傍葦叢,作勢以安眾。
看似閑來一筆,卻將行程里的艱難流露無遺。
縱然有疾病、劫匪以及腥風苦雨的重重困難,但范成大不失赤子之心,仍然如期走完了這段行程。
三
尤為一提的是,途經(jīng)祁陽時,范成大游覽浯溪,寫下《書浯溪中興碑后》一詩,后來成為浯溪碑刻的一段“公案”。
浯溪,是發(fā)源于湖南永州陽明山的一條小溪。它流經(jīng)祁陽盆地之后在祁陽縣城南郊匯入湘江,溪水兩岸怪石林立,似獅如虎,景觀獨特。然而,讓范成大停下來的不僅是這里的美景,還有一塊聞名天下的碑:
《大唐中興頌》!
這還得從唐代詩人元結(jié)說起。763年,元結(jié)出任道州刺史時,乘舟逆湘江而上,路經(jīng)浯溪——彼時,浯溪還不叫浯溪,只是永州大地上的一條無名小溪。元結(jié)一見傾心,將其命名為“吾溪”——頗有點據(jù)為己有的意趣。之后,他自造“浯”字,命為“浯溪”,撰《浯溪銘并序》,浯溪之名由此而來。元結(jié)還將“浯溪東北廿余丈”的怪石命名為“峿臺”,撰《峿臺銘并序》,在溪口“高六十余尺”的奇石上筑一亭堂,取名廡庼,撰《廡庼銘并序》。元結(jié)的這三篇銘文,表達的是對此地山水的偏愛和陶醉其中的悠然之情,當然也是以山水喻己,感嘆懷才不遇之情。正是這如癡如醉的歡喜,讓他萌生了將一篇舊文勒石于此的念想。舊文,是他兩年前在江西九江任上一揮而就的《大唐中興頌》。這一年,史思明為其子所殺,安史之亂宣告結(jié)束,這對于荊南節(jié)度使判官任上的元結(jié)來說,仿佛再次看到了國家強盛的希望,于是欣然寫下《大唐中興頌》。頌前有序,交代了安史之亂的來龍去脈: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yè)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yè),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為?
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奸驕,為昏為妖。
邊將騁兵,毒亂國經(jīng),群生失寧。
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
天將昌唐,繄曉我皇,匹馬北方。
獨立一呼,千麾萬旟,我卒前驅(qū)。
我?guī)熎鋿|,儲皇撫戎,蕩攘群兇。
復服指期,曾不逾時,有國無之。
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圣重歡。
地辟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
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
盛德之興,山高日升,萬福是膺。
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
勒石之意冒上心頭,恰好摯友顏真卿前來拜訪,兩人一番長談,一拍即合。于是,元結(jié)將浯溪最適合刻字的一片山崖留給了《大唐中興頌》,還即興在頌文后面加了幾句:
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上元二年秋八月撰,大歷六年夏六月刻。(引文據(jù)《元次山集》中華書局2022年版)
至此,被后世譽為“石奇、文奇、書奇”的《大唐中興頌》凌空出世。似乎是冥冥之中天意相助,顏真卿寫此碑時也是大膽創(chuàng)新,一改古代從右到左的書寫順序,而是從左到右——不僅如此,顏真卿寫此碑時還創(chuàng)制了十一個簡體字,讓碑文的空間錯落有致,騰挪有序。
據(jù)《金石萃編》記載,《大唐中興頌》“碑高丈二尺五寸,寬丈二尺七寸”。此頌以如此巨大的骨架面世,可謂“鶴立雞群”,格外引人注目。在宋代和明代兩朝,受《大唐中興頌》的影響與啟發(fā),也分別刻寫了《大宋中興頌》和《大明中興頌》——至此,在浯溪形成了一個跨越唐宋明三朝的中興頌石體。而且,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自唐、宋、元、明、清以來,在浯溪留下的詩、詞、賦、文等摩崖石刻多達505方,為史學、文學、文字、書法研究保存了珍貴的資料。1988年,浯溪摩崖石刻群也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中國南方最為重要的摩崖石刻之一。
四
《大唐中興頌》碑刻甫一問世,歷代文人學士都有到此一游的念想與沖動,并且吟詩作賦,銘刻石上。
崇寧三年(1104),大詩人黃庭堅也來了。
他是因“幸災謗國”之罪從鄂州(今湖北武昌)貶往宜州(今廣西宜山)。是年春天,他途經(jīng)祁縣,泛舟浯溪,豈能錯過親眼一睹“中興頌”的機會呢。其實,他到來之前,在北宋元符和崇寧年間的短短六七年里,張耒和李清照都曾寫過相關的詩文。
黃庭堅游完,寫了《書摩崖碑后》一詩:
春風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
平生半世看墨本,摩莏石刻鬢成絲。
明皇不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
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已作烏擇棲。
撫軍監(jiān)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
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跼蹐還京師。
內(nèi)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
南內(nèi)凄涼幾茍活,高將軍去事尤危。
臣結(jié)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
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
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
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為洗前朝悲。
此詩當中,黃庭堅顯然放大了一朝二主的事實,并對唐肅宗即位之事,頗有微詞。
五
話說范成大碑林之行結(jié)束之后,大有不吐不快之感,于是結(jié)合元結(jié)和黃庭堅的詩碑,在《書浯溪中興碑后》一詩中發(fā)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三頌遺音和者希,豐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都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摩崖不是碑。
詩前有序:
乾道癸巳春三月,余自西掖出守桂林。九日,渡湘江,游浯溪,摩挲中興石刻洎唐元和至今游客所題。竊謂四詩各有定體: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商、周、魯之遺篇,可以概見。今元子乃以魯史筆法,婉辭含譏,蓋之而章,后來詞人,復發(fā)明呈露之,則夫摩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竊以為未安,題五十六字,刻之石傍,與來者共商略之。此詩之出,必有相詬病者,謂不合題破次山碑,此亦習俗固陋,不能越拘攣之見耳。余義正詞直,不暇恤也。
范成大在交代了游覽的時間及緣由之后,表達了自己對《大唐中興頌》碑及后來者紛紛題詩的感慨,大致提出如下觀點。一,頌為歌頌、頌德,“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譬如《詩經(jīng)》里的“三頌”,均以頌德為主。元結(jié)《大唐中興頌》的本意是想為唐朝作頌,卻運用了《春秋》筆法,“婉辭含譏”,真正的頌文應該像“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所說的,有撫琴一般的和婉肅穆,即使對朝政瑕疵有所批評,也應以策書來論。二,黃庭堅對《大唐中興頌》的解讀,結(jié)合個人遭際,進而悲嘆宋代時局,如此“以頌寓規(guī)”是一己之見,并不妥當。三是他以議論的筆調(diào)提出了“摩崖不是碑”的觀點,且表明“與來者共商略”、不畏指責的鮮明態(tài)度。
顯然,范成大是一個較真的人。他甚至擔心有人對此不能完全理解,除了在浯溪刻石之外,還在此行中完成的《驂鸞錄》里再次大談“從此摩崖不是碑”的主題:
夫元子之文,固不為無微意矣。而后來各人貪作議論,復從旁發(fā)明呈露之,魯直詩至謂“撫軍監(jiān)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又云“臣結(jié)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魯直既倡此論,繼作者靡然從之,不復問歌頌中興,但以詆罵肅宗為談柄。至張安國極矣,曰“樓前下馬作奇祟,中興之功不當罪”,豈有臣子方頌中興,而傍人遽暴其君之罪,于體安乎?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別無他意,非若風雅之有變也。商、周、魯三詩,可以概見。今元子乃以筆削之法,寓之聲詩,婉詞含譏,蓋之而章。使真有意邪?固已非是。諸公噪其傍又如此,則中興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
本是記錄行旅之文,范成大又以略長的篇幅重申了《書浯溪中興碑后并序》一詩的主題,圍繞《大唐中興頌》之刻石展開討論,最后得出的結(jié)論是基本否定了《大唐中興頌》刻石的意義,認為“中興之碑乃一罪案”,不該刊石。
六
如果在歷史的漫長河流里,回望和審視這段姑且算作公案的中興往事,也許,各有其理。
從元結(jié)的角度講,他認為唐朝克難中興的“盛德大業(yè)”值得歌頌。因為他這樣的認知來自于他當時投身于反亂的戰(zhàn)爭當中。乾元二年(759),這位身體里流淌著少數(shù)民族血液的詩人得到舉薦,獲得唐肅宗召見,他上書時議三篇,得肅宗大喜,授為左金吾兵曹,到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史翙那里做參謀。經(jīng)歷了安史之亂后,元結(jié)自告奮勇做歌頌德,就是想讓后人不忘這段歷史。
從黃庭堅的角度講,一心報國卻被貶往南蠻之地,自然對時政充滿不滿和抱怨。因此,從碑文里讀到的也是對時局的不滿,這也是人之常情。
從范成大的角度講,雖然此前兩次遭被貶,但對朝廷仍然信心滿滿,因為他恰逢宋孝宗的中興之時,只身出使金國,擔任處州大員,總是以一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仁政和邦本為要。所以說,他是站在極力擁護一個王朝的角度來觀賞碑文的。況且,他此行履職桂林,也是擔任地方大員。
所以說,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心境不同,出發(fā)點也就不同了。
值得一提的是,范成大的觀點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范成大年譜》載:經(jīng)浯溪,賦詩謂頌體不宜涉譏諷,郡人以為妄。據(jù)此看出,范成大的觀點明顯帶有歷史局限,且沒有得到普世大眾的認可,就連當時的大儒朱熹也站出來撰文批評:
唐肅宗中興之業(yè),上比漢東京固有愧,而下方晉元帝則有余矣。許右丞之言如此,蓋亦有激而云者。然元次山之詞,歌功而不頌徳,則豈可謂無意也哉?至山谷之詩,推見至隱,以明君臣父子之訓,是乃萬世不可易之大防,與一時謀利計功之言,益不可同年而語矣。近歲復有諂子妄為刻畫,以謗傷之,其說之陋,又許公所不道,直可付一笑云。
也許,是范成大作為地方大員,位高權重,朱熹也不方便直接點名,用詞比較委婉,但朱熹之論明顯是沖著范成大來的。在朱熹看來,范成大爭的是一時是非,元結(jié)和黃庭堅爭的是千秋功罪。換言之,前者維護的僅僅是某個皇帝或者某個朝代的權威,而元黃兩人維護的則是封建時代不變的倫理道德準則。
朱熹畢竟是一代理學宗師,在當時很有影響力,他對元結(jié)、黃庭堅觀點的肯定,自然讓范成大《書浯溪中興碑后并序》的石刻“兇多吉少”,后世者將其鏟除。《浯溪志》里就有記載,“此詩碑在石屏,被后人鏟削,石沿尚存‘吳郡石湖范’五字。舊溪志、縣志均不收錄。”
七
其實,范成大這次游浯溪,除了《書浯溪中興碑后并序》之外,還寫過一首《題摩崖碑》:
浯溪一峰插天齊,上有李唐中興碑。
肅宗勛業(yè)愈烜赫,次山文字真崛奇。
我昔為州坐兩載,吏鞅縛束馬就羈。
咫尺名山不可到,抱恨常若有所遺。
茲游得遂償素愿,況有文字古一夔。
周遭巖壑尋勝跡,摩挲石刻立多時。
野僧半解知人意,滿卮笑峴酒一杯。
遺憾的是,此碑已殘。
據(jù)湖南省文物事業(yè)管理局與祁陽浯溪文物管理處合編的《浯溪碑林》介紹:“此詩系殘碑,碑高35厘米,寬29厘米。題隸書,字大8厘米,詩行楷,字大3厘米。范成大工詩能書,為南宋大家。師法黃魯直、米南宮,而自變其體。遒勁可愛,生意郁然。”最有意思的是,詩中的“我昔為州坐兩載”,貌似范成大自敘曾在此為官兩年,但其年譜和史料均語焉不詳,不知何故。
抵達桂林后,范成大以追求事功的巨大熱情投入到工作中,改革鹽政、馬政,興修水利,興辦教育,開發(fā)旅游資源,政績頗佳。一年后,擢為四川制置使。他與桂林子民情誼甚長,留任之請未獲準許,不得不在黎民百姓的依依相送中離開桂林:
承詔征鎮(zhèn)全蜀,亟上疏固謝不能。留再閱月,辭勿獲命,乃與桂民別。民觴客于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
這是他在《桂海虞衡志》序言里記錄下來的話別場景。
在“航瀟湘、絕洞庭,激滟、馳驅(qū)兩川”的行程中,范成大再次途經(jīng)浯溪,心中不免感慨萬千。他想起對浯溪情有獨鐘的元結(jié),以及無數(shù)名人雅士留下的摩崖石刻,尤其是自己的題刻引起了較大非議,于是再次上岸觀摩石刻。重游此地,范成大寫下了《浯溪道中》:
江流去不定,山石來無窮。
步步有勝處,水石清玲瓏。
安得扁舟系絕壁,臥聽漁童吹短笛。
弄水看山到月明,過盡行人不相識。
這一次,范成大只字不提中興碑事。他一定在想,所有的功過是非還是留給世人去評說吧,自己也是一介過客,匆匆來,又匆匆回,只留下浯溪的水在靜靜流淌不息。就是在這次歸程中,范成大不計舟車勞頓,撰寫《桂海虞衡志》,這既是留給桂林大地的一冊方志大書,也于方志之余記錄了追憶逝水年華般的萬千心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