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乾道八年（1172年）的臘月七日，年關之際，本該闔家團聚，但范成大卻從老家蘇州出發(fā)，前往桂林——南宋靜江府所在地。這一次，他是以集英殿修撰出任靜江府兼廣西經(jīng)略安撫使一職。按理說，他本為京官，又出使金國有功，應該得到宋孝宗的重用，為什么又被外放呢，這還得從乾道七年（1171年）三月說起。當時，宋孝宗欲重用奸臣張說，范成大拒不草制，自然惹怒了宋孝宗。此波未平，一波又起，當年八月，因宋孝宗被秦檜黨徒宋貺巧言迷惑，范成大上《論宋貺召命疏》，歷數(shù)其斑斑劣跡。因用人問題范成大屢屢提醒宋孝宗，最終卻并未采納，自知在朝廷難以立足，遂萌生去意，于是有了廣西此職。當時靜江知府李浩尚在任上，范成大就從臨安官衙先回到家鄉(xiāng)石湖。閑居石湖期間，范成大開始營造石湖別墅。差不多一年多后的1172年臘月初七，他方才動身。

這次赴任，范成大走了一百余天。

他自吳門一路南下，南經(jīng)湖州、余杭、富陽，入富春江，后取水路衢江、贛江，過袁州（宜春）、萍鄉(xiāng)進入湖南境內(nèi)，泛湘江繼續(xù)南下，經(jīng)永州浯溪，直到次年三月十日才抵桂林，“入城交府事”。這趟水陸兼程、行程長達三千余里的赴任之行，范成大像出使金國時用《攬轡錄》記錄行程一樣，也把行程詳略有致地記錄下來，并給此行文字取名《驂鸞錄》——這個書名，取意于唐代詩人韓愈的《送桂州嚴大夫同用南字》：

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

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

戶多輸翠羽，家自種黃柑。

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驂。

臨別贈詩，是古人的優(yōu)雅傳統(tǒng)。唐穆宗長慶二年（822年），韓愈的朋友嚴謨以秘書監(jiān)為桂管觀察使（桂州總管府的行政長官），上任前，韓愈作此詩以相贈。這首詩，首聯(lián)點明嚴謨赴任之地是位于“湘南”的桂林，頷聯(lián)以高度的概括力極寫桂林山水之美，頸聯(lián)寫桂林迷人的風俗人情，尾聯(lián)說到桂州赴任遠勝過求仙學道或升官發(fā)財，流露出艷羨之意，也表達了祝愿與不舍。

范成大取尾聯(lián)之意，命名《驂鸞錄》，足見其對桂林之行也是充滿了期待。

1174年9月，廣西鄉(xiāng)試放榜次日，范成大宴請主考官和新科舉人，即席賦詩《鹿鳴宴勸駕詩》。圖為該詩石刻拓片。

二

然而，這一路卻走得萬般艱難。

首先困擾范成大的是疾病。在《驂鸞錄》里至少有三處提及，分別是：

“九日，大雨。連日小舟趴灣，病倦。”（備注：時在蘭溪。）

“二十七日，二十八日，皆泊萍鄉(xiāng)，咽痛，緩程以求醫(yī)。”（備注：時在萍鄉(xiāng)。）

“余病寒，不能風雨中登山，遂還”。（備注：時在南岳。）

這些不經(jīng)意間記錄下來的病情，隨時改變著他們的行蹤與計劃。因病而延期，因病而不得盡興登山，都于不經(jīng)意間躍然紙上。然而，跟這些相比起來，最讓范成大心里難過的則是行至浙江余杭時徐姓乳母的病情，似乎一下子讓他亂了陣腳：

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皆泊于余杭。乳母徐，自登舟病喘甚，氣息綿惙，若以登陸行，則速其絕，委之，恩義不可。過余杭五日，計無所出。昨夕達曉不寐，往來方寸中，此其勢必不可以遠行也，且政使嫡母有兼侍，而長子遠使，亦當就養(yǎng)他子，況乳保哉。張氏妹從其夫方宦臨安，又同乳于徐者，遂決意留之張氏。分路時，心目刲斷，世謂“生離不如死別”，信然。

寥寥數(shù)語，范成大的情誼流露無遺。

除卻病，風、雨、雪等壞天氣的干擾也讓此行極為艱難，這里稍錄幾段，即見一斑：

“二十九日，晚復登舟，大雪不可行。”

“夜，大風急雪，頃刻積盈尺。篷窗搖蕩震壓，終夕危坐，以須其定。”

“自離宜春，連日大雨，道上淖泥之槳如油。”

病，惡劣的天氣，讓范成大此行頗為跌宕。不僅如此，他在洞庭湖一帶還要跟劫匪斗智斗勇。行至鄔子口時，他就提及這一帶是“匪區(qū)”，“非便風張帆及有船伴，不可過。”可偏偏又逢大雪，不得不停下來。次日，發(fā)船鄔子口后，蕩開這樣一筆：

或報盜舟不遠，夜遺從座熱船傍葦叢，作勢以安眾。

看似閑來一筆，卻將行程里的艱難流露無遺。

縱然有疾病、劫匪以及腥風苦雨的重重困難，但范成大不失赤子之心，仍然如期走完了這段行程。

三

尤為一提的是，途經(jīng)祁陽時，范成大游覽浯溪，寫下《書浯溪中興碑后》一詩，后來成為浯溪碑刻的一段“公案”。

浯溪，是發(fā)源于湖南永州陽明山的一條小溪。它流經(jīng)祁陽盆地之后在祁陽縣城南郊匯入湘江，溪水兩岸怪石林立，似獅如虎，景觀獨特。然而，讓范成大停下來的不僅是這里的美景，還有一塊聞名天下的碑：

《大唐中興頌》！

這還得從唐代詩人元結(jié)說起。763年，元結(jié)出任道州刺史時，乘舟逆湘江而上，路經(jīng)浯溪——彼時，浯溪還不叫浯溪，只是永州大地上的一條無名小溪。元結(jié)一見傾心，將其命名為“吾溪”——頗有點據(jù)為己有的意趣。之后，他自造“浯”字，命為“浯溪”，撰《浯溪銘并序》，浯溪之名由此而來。元結(jié)還將“浯溪東北廿余丈”的怪石命名為“峿臺”，撰《峿臺銘并序》，在溪口“高六十余尺”的奇石上筑一亭堂，取名廡庼，撰《廡庼銘并序》。元結(jié)的這三篇銘文，表達的是對此地山水的偏愛和陶醉其中的悠然之情，當然也是以山水喻己，感嘆懷才不遇之情。正是這如癡如醉的歡喜，讓他萌生了將一篇舊文勒石于此的念想。舊文，是他兩年前在江西九江任上一揮而就的《大唐中興頌》。這一年，史思明為其子所殺，安史之亂宣告結(jié)束，這對于荊南節(jié)度使判官任上的元結(jié)來說，仿佛再次看到了國家強盛的希望，于是欣然寫下《大唐中興頌》。頌前有序，交代了安史之亂的來龍去脈：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yè)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yè)，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為？

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奸驕，為昏為妖。

邊將騁兵，毒亂國經(jīng)，群生失寧。

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

天將昌唐，繄曉我皇，匹馬北方。

獨立一呼，千麾萬旟，我卒前驅(qū)。

我?guī)熎鋿|，儲皇撫戎，蕩攘群兇。

復服指期，曾不逾時，有國無之。

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圣重歡。

地辟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

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

盛德之興，山高日升，萬福是膺。

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

勒石之意冒上心頭，恰好摯友顏真卿前來拜訪，兩人一番長談，一拍即合。于是，元結(jié)將浯溪最適合刻字的一片山崖留給了《大唐中興頌》，還即興在頌文后面加了幾句：

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上元二年秋八月撰，大歷六年夏六月刻。（引文據(jù)《元次山集》中華書局2022年版）

至此，被后世譽為“石奇、文奇、書奇”的《大唐中興頌》凌空出世。似乎是冥冥之中天意相助，顏真卿寫此碑時也是大膽創(chuàng)新，一改古代從右到左的書寫順序，而是從左到右——不僅如此，顏真卿寫此碑時還創(chuàng)制了十一個簡體字，讓碑文的空間錯落有致，騰挪有序。

據(jù)《金石萃編》記載，《大唐中興頌》“碑高丈二尺五寸，寬丈二尺七寸”。此頌以如此巨大的骨架面世，可謂“鶴立雞群”，格外引人注目。在宋代和明代兩朝，受《大唐中興頌》的影響與啟發(fā)，也分別刻寫了《大宋中興頌》和《大明中興頌》——至此，在浯溪形成了一個跨越唐宋明三朝的中興頌石體。而且，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自唐、宋、元、明、清以來，在浯溪留下的詩、詞、賦、文等摩崖石刻多達505方，為史學、文學、文字、書法研究保存了珍貴的資料。1988年，浯溪摩崖石刻群也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中國南方最為重要的摩崖石刻之一。

四

《大唐中興頌》碑刻甫一問世，歷代文人學士都有到此一游的念想與沖動，并且吟詩作賦，銘刻石上。

崇寧三年（1104），大詩人黃庭堅也來了。

他是因“幸災謗國”之罪從鄂州（今湖北武昌）貶往宜州（今廣西宜山）。是年春天，他途經(jīng)祁縣，泛舟浯溪，豈能錯過親眼一睹“中興頌”的機會呢。其實，他到來之前，在北宋元符和崇寧年間的短短六七年里，張耒和李清照都曾寫過相關的詩文。

黃庭堅游完，寫了《書摩崖碑后》一詩：

春風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

平生半世看墨本，摩莏石刻鬢成絲。

明皇不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

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已作烏擇棲。

撫軍監(jiān)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

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跼蹐還京師。

內(nèi)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

南內(nèi)凄涼幾茍活，高將軍去事尤危。

臣結(jié)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

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

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

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為洗前朝悲。

此詩當中，黃庭堅顯然放大了一朝二主的事實，并對唐肅宗即位之事，頗有微詞。

五

話說范成大碑林之行結(jié)束之后，大有不吐不快之感，于是結(jié)合元結(jié)和黃庭堅的詩碑，在《書浯溪中興碑后》一詩中發(fā)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三頌遺音和者希，豐容寧有刺譏辭？絕憐元子春秋法，都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摩崖不是碑。

詩前有序：

乾道癸巳春三月，余自西掖出守桂林。九日，渡湘江，游浯溪，摩挲中興石刻洎唐元和至今游客所題。竊謂四詩各有定體: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商、周、魯之遺篇，可以概見。今元子乃以魯史筆法，婉辭含譏，蓋之而章，后來詞人，復發(fā)明呈露之，則夫摩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竊以為未安，題五十六字，刻之石傍，與來者共商略之。此詩之出，必有相詬病者，謂不合題破次山碑，此亦習俗固陋，不能越拘攣之見耳。余義正詞直，不暇恤也。

范成大在交代了游覽的時間及緣由之后，表達了自己對《大唐中興頌》碑及后來者紛紛題詩的感慨，大致提出如下觀點。一，頌為歌頌、頌德，“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譬如《詩經(jīng)》里的“三頌”，均以頌德為主。元結(jié)《大唐中興頌》的本意是想為唐朝作頌，卻運用了《春秋》筆法，“婉辭含譏”，真正的頌文應該像“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所說的，有撫琴一般的和婉肅穆，即使對朝政瑕疵有所批評，也應以策書來論。二，黃庭堅對《大唐中興頌》的解讀，結(jié)合個人遭際，進而悲嘆宋代時局，如此“以頌寓規(guī)”是一己之見，并不妥當。三是他以議論的筆調(diào)提出了“摩崖不是碑”的觀點，且表明“與來者共商略”、不畏指責的鮮明態(tài)度。

顯然，范成大是一個較真的人。他甚至擔心有人對此不能完全理解，除了在浯溪刻石之外，還在此行中完成的《驂鸞錄》里再次大談“從此摩崖不是碑”的主題：

夫元子之文，固不為無微意矣。而后來各人貪作議論，復從旁發(fā)明呈露之，魯直詩至謂“撫軍監(jiān)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又云“臣結(jié)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魯直既倡此論，繼作者靡然從之，不復問歌頌中興，但以詆罵肅宗為談柄。至張安國極矣，曰“樓前下馬作奇祟，中興之功不當罪”，豈有臣子方頌中興，而傍人遽暴其君之罪，于體安乎？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別無他意，非若風雅之有變也。商、周、魯三詩，可以概見。今元子乃以筆削之法，寓之聲詩，婉詞含譏，蓋之而章。使真有意邪？固已非是。諸公噪其傍又如此，則中興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

本是記錄行旅之文，范成大又以略長的篇幅重申了《書浯溪中興碑后并序》一詩的主題，圍繞《大唐中興頌》之刻石展開討論，最后得出的結(jié)論是基本否定了《大唐中興頌》刻石的意義，認為“中興之碑乃一罪案”，不該刊石。

六

如果在歷史的漫長河流里，回望和審視這段姑且算作公案的中興往事，也許，各有其理。

從元結(jié)的角度講，他認為唐朝克難中興的“盛德大業(yè)”值得歌頌。因為他這樣的認知來自于他當時投身于反亂的戰(zhàn)爭當中。乾元二年（759），這位身體里流淌著少數(shù)民族血液的詩人得到舉薦，獲得唐肅宗召見，他上書時議三篇，得肅宗大喜，授為左金吾兵曹，到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史翙那里做參謀。經(jīng)歷了安史之亂后，元結(jié)自告奮勇做歌頌德，就是想讓后人不忘這段歷史。

從黃庭堅的角度講，一心報國卻被貶往南蠻之地，自然對時政充滿不滿和抱怨。因此，從碑文里讀到的也是對時局的不滿，這也是人之常情。

從范成大的角度講，雖然此前兩次遭被貶，但對朝廷仍然信心滿滿，因為他恰逢宋孝宗的中興之時，只身出使金國，擔任處州大員，總是以一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仁政和邦本為要。所以說，他是站在極力擁護一個王朝的角度來觀賞碑文的。況且，他此行履職桂林，也是擔任地方大員。

所以說，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心境不同，出發(fā)點也就不同了。

值得一提的是，范成大的觀點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范成大年譜》載：經(jīng)浯溪，賦詩謂頌體不宜涉譏諷，郡人以為妄。據(jù)此看出，范成大的觀點明顯帶有歷史局限，且沒有得到普世大眾的認可，就連當時的大儒朱熹也站出來撰文批評：

唐肅宗中興之業(yè)，上比漢東京固有愧，而下方晉元帝則有余矣。許右丞之言如此，蓋亦有激而云者。然元次山之詞，歌功而不頌徳，則豈可謂無意也哉？至山谷之詩，推見至隱，以明君臣父子之訓，是乃萬世不可易之大防，與一時謀利計功之言，益不可同年而語矣。近歲復有諂子妄為刻畫，以謗傷之，其說之陋，又許公所不道，直可付一笑云。

也許，是范成大作為地方大員，位高權重，朱熹也不方便直接點名，用詞比較委婉，但朱熹之論明顯是沖著范成大來的。在朱熹看來，范成大爭的是一時是非，元結(jié)和黃庭堅爭的是千秋功罪。換言之，前者維護的僅僅是某個皇帝或者某個朝代的權威，而元黃兩人維護的則是封建時代不變的倫理道德準則。

朱熹畢竟是一代理學宗師，在當時很有影響力，他對元結(jié)、黃庭堅觀點的肯定，自然讓范成大《書浯溪中興碑后并序》的石刻“兇多吉少”，后世者將其鏟除。《浯溪志》里就有記載，“此詩碑在石屏，被后人鏟削，石沿尚存‘吳郡石湖范’五字。舊溪志、縣志均不收錄。”

七

其實，范成大這次游浯溪，除了《書浯溪中興碑后并序》之外，還寫過一首《題摩崖碑》：

浯溪一峰插天齊，上有李唐中興碑。

肅宗勛業(yè)愈烜赫，次山文字真崛奇。

我昔為州坐兩載，吏鞅縛束馬就羈。

咫尺名山不可到，抱恨常若有所遺。

茲游得遂償素愿，況有文字古一夔。

周遭巖壑尋勝跡，摩挲石刻立多時。

野僧半解知人意，滿卮笑峴酒一杯。

遺憾的是，此碑已殘。

據(jù)湖南省文物事業(yè)管理局與祁陽浯溪文物管理處合編的《浯溪碑林》介紹：“此詩系殘碑，碑高35厘米，寬29厘米。題隸書，字大8厘米，詩行楷，字大3厘米。范成大工詩能書，為南宋大家。師法黃魯直、米南宮，而自變其體。遒勁可愛，生意郁然。”最有意思的是，詩中的“我昔為州坐兩載”，貌似范成大自敘曾在此為官兩年，但其年譜和史料均語焉不詳，不知何故。

抵達桂林后，范成大以追求事功的巨大熱情投入到工作中，改革鹽政、馬政，興修水利，興辦教育，開發(fā)旅游資源，政績頗佳。一年后，擢為四川制置使。他與桂林子民情誼甚長，留任之請未獲準許，不得不在黎民百姓的依依相送中離開桂林：

承詔征鎮(zhèn)全蜀，亟上疏固謝不能。留再閱月，辭勿獲命，乃與桂民別。民觴客于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去。

這是他在《桂海虞衡志》序言里記錄下來的話別場景。

在“航瀟湘、絕洞庭，激滟、馳驅(qū)兩川”的行程中，范成大再次途經(jīng)浯溪，心中不免感慨萬千。他想起對浯溪情有獨鐘的元結(jié)，以及無數(shù)名人雅士留下的摩崖石刻，尤其是自己的題刻引起了較大非議，于是再次上岸觀摩石刻。重游此地，范成大寫下了《浯溪道中》：

江流去不定，山石來無窮。

步步有勝處，水石清玲瓏。

安得扁舟系絕壁，臥聽漁童吹短笛。

弄水看山到月明，過盡行人不相識。

這一次，范成大只字不提中興碑事。他一定在想，所有的功過是非還是留給世人去評說吧，自己也是一介過客，匆匆來，又匆匆回，只留下浯溪的水在靜靜流淌不息。就是在這次歸程中，范成大不計舟車勞頓，撰寫《桂海虞衡志》，這既是留給桂林大地的一冊方志大書，也于方志之余記錄了追憶逝水年華般的萬千心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