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生活中素來注重美感。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引鄭玄注云：“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禮記·少儀》也說：“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近人蔡元培說：“吾國古代樂與禮并重；科舉時代，以文學(xué)與書法試士，間設(shè)畫院，宮殿寺觀的建筑與富人的園亭，到處可以看出中國是富于美感的民族。”

“富于美感”的特性體現(xiàn)在古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中，文房（書齋）空間的營建，從筆墨紙硯、琴棋書畫，到瓶花古玩，無不體現(xiàn)著文人的審美意趣。

走進文人書齋，文房四寶中，硯的審美價值和象征寓意最為人稱道。古往今來，喜好硯、賞硯、藏硯者不乏其人，歐陽修、蘇軾、米芾、黃庭堅、沈石友、紀(jì)昀等均參與其中，并撰有《硯譜》《硯史》《閱微草堂硯譜》《沈氏硯林》等硯學(xué)專著。

作為磨墨的工具，硯的材質(zhì)類型多樣。其中，石質(zhì)硯（也即石硯）較為常見，以廣東端硯和安徽歙硯最出名。在歷史上，歙硯的發(fā)展，離不開五代時期南唐統(tǒng)治者的推崇。一方面，南唐專設(shè)“硯務(wù)”機構(gòu)，用來管理御供硯臺的生產(chǎn)、雕琢；另一方面，統(tǒng)治者鐘情于賞硯、藏硯。相傳南唐后主李煜藏有著名的“青石硯”“龍尾硯”“紅絲硯”以及“寶石硯山”等。

我們常說“文房四寶”，“文房”的說法就可能始于李煜。需要說明的是，“硯山”并不是硯臺，硯山又稱“筆架”，刻石為山，中鑿為硯，硯附于山，故名“硯山”，是一種可以注墨、架筆的山形石。李煜有“海岳庵”和“寶晉齋”兩座硯山。“海岳庵”據(jù)說后來曾流傳到米芾手里。

“龍尾硯”因產(chǎn)于歙州（安徽）龍尾溪的龍尾石而得名。“龍尾石多產(chǎn)于水中，故極溫潤。性本堅密，叩之其聲清越，宛若玉振，與他石不同。色多蒼黑，亦有青碧者”（宋佚名《歙硯說》）。上好的質(zhì)地，使得龍尾硯成為五代時期有名的“文房寶物”之一。

制硯，一般注重實用價值、審美價值與美好寓意的統(tǒng)一。在制作過程中，需要歷經(jīng)采石、選料、制璞、磨光、設(shè)計、雕刻、配盒等多重工序。在設(shè)計上，講究“因石構(gòu)圖，因材施藝”，選料、構(gòu)圖、設(shè)計、雕刻、施藝，無不體現(xiàn)著制作者的審美品位，往往還傳達著某種哲學(xué)觀念。所謂“制器尚象”“器以藏道”，“道”與“象”附著于實物硯體。一塊好硯臺，不僅能體現(xiàn)主人的審美品位，甚至還能透露他的志向和風(fēng)骨。

制好的硯，以溫潤如玉、磨墨無聲、澀不留筆、滑不拒墨、發(fā)墨如油、紋理縝密為佳。當(dāng)然，一塊上好之硯，倘若未經(jīng)人工過分雕琢就能彰顯天然古拙之美，那自然更受文人青睞。有學(xué)者研究過古代歙硯的雕琢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幾種造型：“仿古式，即仿照歷代硯式，如圭式、風(fēng)字、鳳池、古錢、古瓶、鐘鼎、合壁、笏式、龜式、琴式、荷葉、蟾蜍、日月式、抄手式等，淳樸古拙，多作收藏鑒賞。自然式，按照硯石的形狀、花紋，因材施藝，巧作而成。大冠式，長方形，上端硯邊稍寬，下端硯邊稍窄，硯邊雕各式回紋圖案，硯池開硯舌，背刻復(fù)手，內(nèi)鐫銘文、人物、山水等圖案。玉堂式，又稱素邊硯，長方形，不刻圖案文飾，硯池可開硯舌，也可雕淌池，為實用型硯式。”（莊一兵《案頭的風(fēng)景——歙硯的藝術(shù)價值》）

在古人看來，文人有硯，正如美人之有鏡，“一生之中最相親傍”，能“終身與俱者，唯硯而已”（蘇易簡《文房四譜》）。通常，“硯”被賦予“硯德”“硯品”，直接關(guān)聯(lián)著主人的“人德”“人品”。人即硯，硯如人，所謂“厚重堅貞，行無瑕玷”等，皆同時指向人和硯的品格。基于此，出現(xiàn)了一種文人書寫“硯銘”的風(fēng)尚。蘇東坡《端硯銘》曰：“匪以玩物，維以觀德。”邵博《聞見后錄》卷二十八說：“予嘗評硯，端石如德人。”清人紀(jì)曉嵐說“剛不露骨，柔足任磨，此為內(nèi)介而外和”。康熙皇帝有“以靜為用，是以永年”的硯銘。學(xué)者李溪如此評價“硯銘”的價值：“（硯銘）作為一種獨立的書寫形式，在最深邃的意義上表達著文人對普遍價值的信服以及對自我價值的思考。硯銘的流傳，正是基于它身上意義的穿透力；這個意義，也以另一種方式留下了‘名’的印跡。”（《清物十志：文人之物的意義世界》）

硯臺與硯銘，只是構(gòu)成文人書齋“長物”或“景觀”中的一例。古人的文房書齋，器物配件種類繁多，琳瑯滿目。可以暢想，清晨或黃昏時分，文人獨處其間，一支筆、一團墨、一張紙、一方硯、一瓶花、一把古琴、幾方頑石，吟詩作畫、著書立說、飲茗撫琴、會友往來、品鑒收藏、作課清供。這種獨特的精神空間既有“斷塵除俗”的意味，也有“牽念功名”之意，使文人之心在“江湖之遠”與“廟堂之上”有了周轉(zhuǎn)、游移的空間。

這種清雅之美，正如南宋趙希鵠《洞天清祿·序》中所描述的：“吾嘗見諸老先生多畜法書、名畫、古琴、舊硯，良以是也。明窗凈幾，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跡以觀，鳥篆蝸書，奇峰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端硯涌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閬苑瑤池未必是過。”

如今，雖說“書齋”多半已成為今人念及古人的“精神場域”。但從硯臺等“文房長物”上面，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古人情感的溫度、趣味的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