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去來：不一樣的陶淵明》（2023年）是顧農先生繼《己亥隨筆》（2021年）與《中國中古文學史》（2022年）之后推出的又一部作品，其不一樣之處首先恰在于綜合了前兩部著作的學術研究之嚴謹與隨筆寫作之靈活。王水照先生為金性堯《宋詩三百首》作序：“用隨筆筆法從事選本編著，是其一大特色。”“隨筆筆法”也可以移作對《歸去來》的評語。

常采用比較的方法

顧農先生積年深耕中古文學研究，《歸去來》恪守了學術的立場、“內核”，考證見其功力，讓人信服。

一般認為陶淵明在三十歲左右初入仕途，擔任江州祭酒；《歸去來》“以詩補史”，根據(jù)《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弱冠逢世阻”、《有會而作》“弱年逢家乏”等內證以及《雜詩》中的“蛛絲馬跡”，推斷陶淵明在二十歲時曾經一度進入官場。第九章《小說家陶淵明》、第十章《家庭教材〈五孝傳〉與〈四八目〉》兩章則在詩、文、賦之外，確立了陶淵明《搜神后記》等作品的著作權。“悠然見南山”與“悠然望南山”、“刑天舞干戚”與“形夭無千歲”的版本異文考辨破除成見，豁人心目。《歸去來》常采用比較的方法，體現(xiàn)了作者宏通的文學史視野，如陶淵明與謝靈運對待僮仆的態(tài)度、陶淵明與柳宗元詠荊軻之作、陶淵明與張協(xié)的詠二疏之作。

如鹽入水，無處不在

以上臚列體現(xiàn)了古典文學研究的“當行本色”。不過，如若僅止于此，《歸去來》的讀者亦只會囿于“專業(yè)讀者”，其“學術成色”也非我這樣的普通讀者所能置喙。事實上，《歸去來》相當好讀，可以說是“書當快意讀易盡”，其不一樣處就在于如鹽入水、無處不在的隨筆筆法。《歸去來》的文字平易清通，往往如話家常，甚至也不避流行語。作者常常由陶淵明的作品生發(fā)開來，聯(lián)系現(xiàn)代生活，抒發(fā)所思所感；引用書證亦不限于古典。

我個人尤覺有味的是《歸去來》由陶淵明的讀書態(tài)度、讀書生活、讀書詩作等引發(fā)的讀書雜感，如作者從“好讀書，不求甚解”引出了繆鉞先生關于讀書的四種態(tài)度：“諸葛亮‘讀書但觀大意’，此政治家讀書之態(tài)度也。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此詩人讀書之態(tài)度也。陶弘景‘一物不知，以為深恥’，皇甫謐‘遭人而問，少有寧日’，邢子才‘日思誤書，更是一適’，此學者讀書之態(tài)度也。司馬遷‘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此通人讀書之態(tài)度也。”（《冰繭庵札記·讀書態(tài)度》）顧農先生以陶淵明的讀書為“話頭”，表達了他本人通達的讀書態(tài)度，如：“我們在讀詩的時候，宜乎把追求精確的數(shù)學思維頭腦暫時擱置起來，更多地關注人的感情，心知其意即可，不必講究‘落實’，不宜求之過深。在這里正用得著陶淵明關于讀書‘不求甚解’的指示，含糊一點，這才合適，甚至可以說非常必要。”“《移居》其一的最后四句說‘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可知他曾自發(fā)地同鄰居中的‘素心人’開小型學術研討會，探索書中那些有‘疑義’的地方。由此可知他之所謂‘不求甚解’絕非囫圇吞棗，只是不鉆牛角尖，不去瞎動什么急轉彎的腦筋罷了。”“非功利無壓力的讀書，現(xiàn)代人離開此種境界似乎越來越遠，偶有這樣的機緣便會覺得喜出望外，近乎奢侈——而這在陶淵明乃是家常便飯——讓我們珍惜這樣的機會吧！”

“不宜呆看”

《歸去來》中數(shù)次出現(xiàn)“不宜呆看”之語，如“不宜呆看‘五斗米’”，這不僅是讀書態(tài)度，也是一種閱世知人的方法；作者借此為我們還原了一個更近于真實、近于“人情”的陶淵明形象。《歸去來》的第六章《晉、宋易代與所謂“忠憤說”》著力祛蔽，破除陶淵明研究中的“忠憤說”，書中又屢致其意，無非是貼近人情，如：“那時候官員們就都是這樣隨時轉變立場而完全無所謂的。皇帝把寶座和天下都打包轉送給天命新歸的新天子了，大小臣工還有什么話可說！”“長期以來一直有學者將忠于東晉、對劉宋王朝表示憤恨的政治態(tài)度設定為解釋陶淵明詩的前提，把事情完全搞亂了。只有徹底撕掉貼在陶淵明臉上的‘忠憤’標簽，對他的研究才能正常進行下去。”

又如陶淵明有《責子》詩，歷數(shù)他的五個兒子。他的五個兒子真的如此不堪嗎？陶淵明有《乞食》詩，描述自己為饑餓所驅、到朋友家“乞食”的經歷。他是真的如此潦倒嗎？這些都“不宜呆看”。《歸去來》引用黃庭堅《書陶淵明責子詩后》（《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于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然后又引申：“這段話不僅可以幫助人們理解《責子》，而且具有普遍意義，足以啟發(fā)陶詩讀者之蒙。陶淵明作品里有些話不宜呆看，弄不好就會‘死于句下’。”陶淵明的“乞食”也可以作如是觀，只是自嘲而已。作者宕開一筆，引用魯迅雜文資料，《華蓋集·碰壁之后》：“窮到透頂，愁得要死的人，哪里還有這許多閑情逸致來著書？……高吟‘饑來驅我去……’的陶征士，其時或者偏已很有些酒意了。正當苦痛，即說不出苦痛來，佛說極苦地獄中的鬼魂，也反而并無叫喚。”作者略加按語：“這一鞭辟入里的分析，對于人們正確領會《乞食》一詩提供了深刻的啟示，不能因為是雜文中語而輕輕看過。”又引用了魯迅《華蓋集續(xù)編·馬上日記》到朋友家“蹭飯”的軼事佐證。這種寫法就不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家法”，而是“隨筆筆法”了。

“至人只是常”

辛棄疾《水龍吟·老來曾識淵明》云：“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但假如將陶淵明崇高化、神圣化，則“生氣”索然。“至人只是常”，《歸去來》所呈現(xiàn)的是平常家常、可親可近的陶淵明形象，比如對待饋贈，陶淵明并沒有“潔癖”，“因為要保持高士的身段而絕對不接受任何饋贈，在陶淵明看來也未免矯情做作，并不可取。這是陶淵明的家常隨和之處，同廉潔與否完全無關”。

顧農先生除了是中國文學研究專家之外，也是魯迅研究專家，熟諳魯迅作品；《歸去來》中引用魯迅之處頗多，不煩贅舉。魯迅先生為人為文具有魏晉風度、魏晉文章“通脫”的特點，這也體現(xiàn)在他的古典文學研究中。《魯迅論陶淵明及其方法論啟示》總結了魯迅陶淵明研究的特點：“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又不為所限，用新法加以整合升華，并且由此生出新意來”“上掛下連，打通歷史的脈絡，從而對研究對象看得清晰一些”“在研究古代文史時，始終不忘記當下的現(xiàn)實社會，爭取從中獲得靈感，以至達成化境”。（第415—416頁）概而言之，魯迅先生也是將雜文（隨筆）筆法融入到了他的陶淵明研究之中，這三點也正是顧農《歸去來》所體現(xiàn)出的意趣。

某種程度上的“療愈”

《歸去來》以“不一樣”的“隨筆筆法”運思于學術研究，呈現(xiàn)了“不一樣”的陶淵明形象，這是其所長；其所短也恰恰在于“隨意”，不太講究。《歸去來》一書前后重復、互見之處頗多，章節(jié)、文章長短參差。第七章《陶詩七說》，討論陶淵明詩歌類型，“讀書詩”“詠懷詩”與“贈答詩”相比，篇幅過短。第九章《小說家陶淵明》中關于《桃花源記并詩》的考辨，洋洋灑灑，就有點“喧賓奪主”，這些內容放在第八章《陶文三說》中關于《桃花源記》的討論更為合適。第十三章《陶詩陶文選析》之《送的什么客（〈于王撫軍座送客〉）》一篇是考證文字，與整體偏重鑒賞的風格不合。《陶淵明接受史零札》部分，既然曰“零札”，當然不必求全，但既然都有了“白居易與陶淵明”，卻沒有“蘇軾與陶淵明”這一題目，總覺得有遺珠之憾。有的小地方也不太嚴謹。陶淵明歸隱之初，創(chuàng)作了《歸園田居》，“歸園田居”四字應該讀作“歸/園田/居”，“居”是動詞、是對“歸”的補充，而不能讀作“歸/園田居”，“居”不是名詞。《歸去來》在提及、論述陶淵明的隱居生活、田園詩作時，數(shù)次提到他的“園田居”宅院，這就是“誤讀”了。這些小的瑕疵可能只是因為本書是由單篇文章綴合而成，非成于一時，后期打磨不夠；小疵不能掩大醇。

現(xiàn)代社會生存壓力大，“內卷”“內耗”都成了高頻詞，精神田園日漸荒蕪，“不如歸去”也只能是想想而已。陶淵明的詩歌或許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幫助我們平復“內卷”、治療“內耗”，正如作者所云：“一般俗人在塵世中摸爬滾打，難免不干一點‘違己’的事情，功利之心亦復難以消盡；讀讀陶詩正可如過屠門而大嚼，雖不能行，聊以寄情。陶詩久誦不衰的魅力，原因之一或即在于此乎。”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