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真，湖南長沙人，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現為中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曾在天涯》《滄浪之水》《因為女人》《活著之上》《如何是好》。理論著作《百年文學與后現代主義》《閻真小說藝術講稿》等。其中，《滄浪之水》獲《當代》雜志文學年度獎、《小說選刊》長篇小說獎、《活著之上》獲首屆路遙文學獎等。

在寫完上一部小說《活著之上》后，感覺頭腦被掏空了，只想好好休整一下。八年之后，寫出了《如何是好》，是兒子的就業(yè)經歷觸動了我，還有我?guī)У膸资畟€碩士研究生、幾個博士研究生，他們畢業(yè)后的去向，大多與考進這所985學校時的理想并不一致。尤其是來自偏遠地區(qū)或者普通家庭的學生，想要生活順順當當、稱心如意，就太難了。他們唯一的途徑，就是以才華和努力獲得社會認可，運氣好的話，也許能獲得他們想要的成功。我筆下的主人公都是年輕人，是對生活認真又有想法的年輕人，他們是這個時代真實而具體的存在。從普遍意義上看，他們更多的是社會的基石，是萬家燈火中亮著的一盞，我們不能忽略這個平凡又特殊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向往著理想中的人生目標，但大部分人又不得不面對社會的毒打，接受庸常的生活。這種生活的痛感，是這個時代具有普遍意義的命題，有著強烈的歷史意味。

我愿意做年輕人的朋友，我理解他們人生道路上前行的艱難。《如何是好》書寫的是年輕人在困頓中的執(zhí)著與前行，他們沒有躺平，選擇了堅持，在遭受社會的毒打與心靈磨難中逐漸步入人生的正軌，讓年輕人的成長自帶光芒。《如何是好》沒有性別符號，選擇女主人公，是因為生活在當下的青年女性知識分子比男性更難；用第一人稱寫，是應時代的要求寫給年輕人的，也是對當下的年輕人一種全新的審視。我想，一部作品也許并不能完全地體現出時代的聚焦與需要，但還是希望能給處于這種境地的人們一種生活理想的啟示。哪怕是一點點的豁然開朗，或是心靈的亮光，也體現了這部作品的價值與意義。

我以前住在湖南師范大學，樓下有個天文學家。我覺得他心目中的世界和我們心目中的世界是不一樣的，但我好多次看到他提著菜籃子、買了些小菜和肉回來了——他心中的世界無限寬廣，但最后還是回到最世俗的生存現實。生活本身就是這個樣子的，我的小說也是照著生活本來的樣子去呈現，平凡的生活也是真正的生活，平凡的生活也能體現出不平凡的人生。《如何是好》中的許晶晶沒有高顏值、沒有出眾的才華、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像她這樣的青年知識分子是社會中的普遍存在。我愿意跟他們交朋友，去體驗他們的血淚、痛楚與煎熬，看著他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矛盾茫然，我就想起當年的自己。那個時候，我在株洲拖拉機廠當工人，每個星期上六天班，每月工資三十多塊，當時我的目標就是考大學，改變自己的命運。當時，我也很矛盾和猶豫，就寫信問我在湖南師范大學教書的媽媽。媽媽回信說我已經二十一歲了，勸我放棄，安心當個國營工廠的工人好了。我看了信，大哭了一場，但我沒有選擇放棄，咬緊牙關沖過了那幾年，最終考上了北京大學。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非常感謝自己當時的執(zhí)著。我希望我筆下的主人公也不要放棄，我跟他們一樣屬于社會中的普通群體，我沒有把她的不放棄寫得多么浪漫，她就是為了改變命運，沒有形而上的成分，正是她認真的生活態(tài)度，決定了她的人生選擇。這種認真與倔強的品格，平凡而樸素，也是社會所需要的積極氛圍。我的幾部作品《曾在天涯》《因為女人》《滄浪之水》《活著之上》，包括現在的《如何是好》，都寫了成長的困境、精神的磨難。只是每個主人公所對應的時代氛圍不同，他們的思想動態(tài)與社會現實就有了不同的時代命題的回應。我寫作很慢，也很真實，是那種會心的慢、生命的真實。我要寫出現實生活的痛感，要從這個方面去尋找創(chuàng)作動機和靈感，這是我的文學創(chuàng)作的審美取向。

事實上，現實生活遠比作品要豐富多彩，我的寫作經驗就是向生活取經，在生活中去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由此，我的每部小說都有著扎實的生活積累，基本上要積累到兩千多條生活筆記才會開始構思和動筆。我寫小說是非常認真的，是生命層次的認真態(tài)度。這種認真滲透在我的骨子里。在我的生活觀察中，生存現實與尊嚴對抗對當下的年輕人來說，是一種挑戰(zhàn)。《活著之上》的主人公聶致遠，基本上還沒有物質性生存的問題，所以他選擇焦慮的重心所在，還是比較精神性的、形而上的。而對《如何是好》的主人公許晶晶來說，生存現實就更嚴峻。她是一個在大城市幾乎活不下去的女孩，更不要說發(fā)展。所以她的焦慮就很現實，至于詩和遠方，更是無暇顧及。在我們現實的生活中，我們的下一代，因為各種社會環(huán)境和家庭背景，有努力上進的、有自怨自艾的、有嬌嬌公主娃、有養(yǎng)在溫室的媽寶男……他們對生活的態(tài)度因人而異，也跟他們成長的環(huán)境與條件有著多種關聯。但無論時代怎樣進步，人的欲求總是無限生長的，所以在現實中，我們以及我們的下一代，當下的這些年輕人，都會面臨各種人生考驗與社會誘惑。在《如何是好》中，面對誘惑，我給主人公許晶晶設置了這樣一段內心獨白：“我就像一個又饑又渴的人站在蘋果樹下，輕輕一跳就可以摘到紅艷誘人的蘋果，跳，還是不跳，不知如何是好。”面對誘惑與尊嚴、愛情與物質、理想與現實，年輕人應該如何去選擇？一跳可能什么都有了，跳還是不跳？這個“蘋果”摘還是不摘，機會已經在跟前了。對很多年輕人來說，生活中的很多選擇的確是非常痛苦的。我當年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也有過茫然，但還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遵從內心。我在北京大學畢業(yè)后，有機會去中央某個機關工作，但我沒去。我希望工作的狀態(tài)更自在一點，我不喜歡坐班，覺得不適合自己。出國留學后，拿到了綠卡，但還是選擇了回國。回來后，我在考博士和寫小說之間選擇了寫小說，這就有了第一部長篇《曾在天涯》。我選擇了這個，肯定就放棄了那個。直到今天，我覺得每次的選擇還是對的。《如何是好》中的許晶晶想要的東西多，什么東西都放不下來，很是苦惱和矛盾。但后來還是放下了很多東西，要求一再降低，最后她說“我實在不能再降了”，她不甘心，我有幾次寫到她說“不甘心”。這也體現了當下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水平越高，生活中的困擾反而越多的現實問題。高學歷給女性帶來了人生自信，她們不必像傳統(tǒng)社會女性那樣，依附男人生活。我們看《紅樓夢》中的女性，聰明絕頂如黛玉、寶釵，都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這是社會的巨大進步，這種進步提高了女性的社會地位，讓她們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選擇人生道路，獨立生活，許晶晶就是這樣的女性代表。可同時，當她們有了更多的選擇空間，也就有了更沉重的命運自我承擔。

“男人要努力，女人要趁早”，這句話是《如何是好》中冷眼看世界的“小呂”說的。他看世界的眼光，就是現實性多、浪漫性少。作為一個生活的觀察者，我覺得這句話在世俗的生活經驗層面，大致還是有效的。我們今天的生活，是多元的，沒有任何一種經驗，能夠對所有的人都有效。如果我是一位有一定年齡的女性，我對這種表達就會很反感。一個男性，他對“男人要努力”這句話，也可能有反感。為什么我作為一個男人，就必須更努力呢？作為一個寫作者，我無意得罪任何一個讀者，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但如果我們面對生活現實，男人努力，他會有更好的機會，女人趁早，同樣也是如此。而女性在成長過程中，承受著更大的時間壓力，比如說，生孩子這種事情，就不能推到太晚。如果說上帝造物不公，這也是有點不公吧。但男性承受著更大的事業(yè)壓力，能不能說，這也是一種平衡呢？我不是生活導師，我沒有資格對年輕人提什么建議。如果一定要說，對男性，我想說，你沒有資格躺平。對女性，我想說，在該做什么的時候，就做什么。我不贊成男權主義，過去幾千年，男權對女性的壓抑，實在是太殘酷了，連黛玉、寶釵這樣的優(yōu)雅女性，都被固定到了悲劇的人生。我也不希望女權主義在中國盛行。女權主義的定義，就是把男性當作潛在的博弈對象，否則，你對誰去宣示女權呢？這是造成兩性分裂的價值態(tài)度。日本、韓國，曾經有過女權主義盛行，兩性對抗，結果之一，就是結婚率特別是生育率下降。我們國家現在的生育率已經呈現明顯的大幅度下降趨勢，這種價值觀的形成對現在的年輕人也是種隱性的挑戰(zhàn)，對人類有序繁衍也沒有好處。在小說中，我通過主人公的選擇，主張了女性做母親的價值。也許是我有點傳統(tǒng)吧。但世俗的生活，就是真正的生活，需要我們積極地投入其中，而不是對抗的生活狀態(tài)。由此，在《如何是好》的尾聲中我給許晶晶安排了一個相對如愿的結局，讓她憑借自己的努力在職場有了一席之地，也給她找到了一個不夠“上進”，但和她心意相通的愛人。在那些嚴酷的現實面前，或許能幫助年輕人從紛亂的現實中走出來，得到某種慰藉。也許，偶爾仰頭，看看星空，能讓我們找尋到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某種使命。

因為時代格局的不同，每一代年輕人都有自己的難處與尷尬。《如何是好》在某種程度上寄托了我對普通女性的理想，許晶晶在社會中遭遇了種種碾壓與誘惑，她最后還是沒有成為一個“憤青”，而是對生活、對世界、對周邊的人，都抱有善意、積極的人生態(tài)度，這也是我的小說想表達的一種價值態(tài)度。而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許晶晶就是那種懂得積蓄力量、等待機會的人。要說有光，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的成功就是最美的光亮，哪怕這種成功是多么的微乎其微。從某種意義上看，一本書總要有自己獨特的精神內涵。也許，正是這種微妙的生活態(tài)度浸染了《如何是好》的藝術張力，帶給我們更多的是凡俗生活中的不平凡的力量與思考。這與《滄浪之水》的時代命題有所不同，但他們的時代痛感是相同的，他們在人生道路上面臨選擇的矛盾與茫然、痛苦與糾結是相同的。《滄浪之水》中池大為的痛感表達是人格尊嚴與權力斡旋的思想斗爭，《如何是好》是社會底層的青年知識分子的生存現實與尊嚴對抗的內心較量。他們的不同與相同都是時代環(huán)境中的生活醞釀。我想，用文學藝術地呈現出大時代中的“大命題”，體現對這個世界的“大悲憫”，是離不開痛感元素的。文學作品在表現痛感的時候，會更加具有生命的力度和思想的持久。所謂大境界、大格局，才會有“大文章”。比如《紅樓夢》《哈姆雷特》《安娜·卡列尼娜》《悲慘世界》等，幾乎所有的名著都存在著一種對社會的終極關懷，它們都以不同的表現方式不同程度地體現了生活的痛感。作品中主人公的情懷與使命感讓作品有了足夠的力量與光芒，這是時間與歷史的選擇。當然，現時代下，有些作品由于時代和社會的原因，也能獲得某些成功，但對這種成功，我們應該有著自己的判斷，保持清醒的認知，要堅信真正的藝術并不是一時的喧鬧與鼓噪，在歷史的長河中，時間永遠是公正的，經典的產生，屬于時間，屬于歷史。

在對時代的不同表達上，我已經寫了五部長篇。五部小說的主人公都是知識分子，他們可以是時代中的某些整體，也可以是極具個性的個體。我想，他們無論是沉淪還是奮進，都是有溫度的，是活著的。因為“他們”都是真實的存在，是生活在我們身邊的每個人，就像小說中的人生如“我”，“我”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