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劉禹錫的《秋詞》、《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都是語文教材中的經(jīng)典篇目，恰好也是詩人23年貶謫生涯的起止點。不應(yīng)忽略的是，無論仕途起落，還是詩文創(chuàng)作，劉禹錫的命運，均與數(shù)位重要人物，羈絆甚深，聯(lián)系緊密。

等閑平地起波瀾

如果考察青年劉禹錫的履歷，我們很難將他和貶謫聯(lián)系一處。劉禹錫于21歲進士及第，同年又通過博學(xué)鴻詞科考試。《唐摭言》記錄時人諺語謂“三十老明經(jīng)，五十少進士”。可見進士科的含金量。“博學(xué)鴻詞科”考試亦稱“制科”考試，乃是優(yōu)中選優(yōu)的干部選拔測試，錄取率極低，是真正的“一登龍門，身價百倍”。顯然，青年劉禹錫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

劉禹錫先在外省歷練，于30歲回到京城，欲大展身手。恰在此時，他遇到了生命中帶給他最大希望，同時也帶給他最大絕望的人——王叔文。所謂“二十三年棄置身”的源頭，便是王叔文領(lǐng)導(dǎo)的“永貞革新”失敗。

王叔文本是順宗的“棋待詔”，唐中期的“待詔”并非清流出身，通常是有一技之長的人，在宮中陪伴皇帝娛樂。然而，王叔文其人頗有政治野心，當(dāng)順宗李誦還是太子時，便經(jīng)常縱論時局，深得信賴。

順宗即位后，旋即重用王叔文等人，其中當(dāng)然包括劉禹錫、柳宗元。劉禹錫堪稱王叔文的“左膀右臂”，《舊唐書》記載：“禹錫尤為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引禹錫及柳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因此，時人號稱“二王、劉、柳”。

不久，順宗身疾，在宦官和敵對官僚的運作下，順宗被動禪位于憲宗，史稱“永貞內(nèi)禪”。政局本來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憲宗為鞏固權(quán)柄，自然要任用自己的心腹；更何況王叔文出身微末，為士大夫清流所不齒。如此，全然依附于順宗皇權(quán)的王叔文集團，命運天翻地覆。

劉、柳等人皆被貶為遠州司馬，史稱“二王八司馬”。更絕望的是，元和元年（806），朝廷詔令“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亦即無論如何，難以赦免減罪。毫無疑問，憲宗對于順宗舊臣，采用了超絕的態(tài)度，詔令也基本宣告劉禹錫等人政治生命的完結(jié)。

受限于后世視角，王叔文諸人在新、舊唐書中的角色，全然負面。《新唐書》觀點最為鮮明，其言“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為盜無以異。”而劉、柳諸君，則是昏暗不明，以至于“僻涂自噬”。就連與劉、柳私交甚好的韓愈，也對這段往事諱莫如深，認為二人是“蹈道不謹，昵比小人”。

其實，王叔文的改革與施政，并未造成事實上的惡劣影響，這些負面評價，更多來自士大夫階層，對皇帝任用“內(nèi)廷”的不滿。略觀王叔文集團成員，便會發(fā)現(xiàn)絕非蠅營狗茍的“小人”，如韋執(zhí)誼、呂溫、韓曄等人，恰恰都如劉、柳一樣，皆屬清流出身，兼具抱負與能力。只能說，操之過急的掌權(quán)改革，以及對政局不夠老練的控制，造成王叔文集團在政治斗爭中的失敗。不過，失敗的后果，卻改變了所有人的一生。

劉禹錫被貶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到任伊始，他創(chuàng)作《秋詞》二首以明心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一聯(lián)洋溢著積極樂觀，一改“悲秋”傳統(tǒng)，為后人稱道；然而，不應(yīng)忽視的是，第二首“試上高樓清入骨，豈如春色嗾人狂”一聯(lián)，更直觀表現(xiàn)出劉禹錫憤懣求索、孤立無援的狀態(tài)。如若考察劉禹錫生平創(chuàng)作，不難發(fā)現(xiàn)一種蹉跎與斗志的矛盾，形成其詩沉浮得失之間的張力。《秋詞》不啻是這類風(fēng)格的開篇之作。

暫憑杯酒長精神

政治風(fēng)波改變了劉禹錫的人生走向，但真摯的友情，卻在余生中不斷慰藉和鼓舞著他。這未嘗不是一種“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劉禹錫的好友包括“老戰(zhàn)友”柳宗元、詩歌并稱“劉白”的白居易、共倡古文的韓愈等一連串文化名人。劉禹錫與柳宗元的交往，當(dāng)屬君子知己的典范，二人關(guān)于“天人之際”的討論，在中古思想史上閃耀“光芒”；而柳宗元三十卷詩文作品，有賴于劉禹錫花費大量精力編纂的《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紀》保留。只可惜，隨著47歲的柳宗元撒手人寰，二人陰陽兩隔。

客觀而言，劉禹錫在后半生交流最密切、給予他最多鼓舞的好友當(dāng)屬白居易。劉禹錫23年的貶謫生涯中，二人的交往逐漸密切。

以唐宋觀，判斷官員起落，主要察其任職之地。大致而言，離國都愈遠愈差，經(jīng)濟、軍事地位高者好于差者。劉禹錫的貶謫可分為 四 段，分 別 是：元 和 元 年（806），任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元和十年（816），任連州（今廣 東 清 遠）刺 史；長 慶 元 年（821），任夔州（今重慶奉節(jié)）刺史；長慶四年（824），任和州（今安徽和縣）刺史。大和元年（827），回東都洛陽任主客郎中。

朗州的九年歲月，劉禹錫收集民歌，與友人通信，度過寂寥的歲月。《新唐書》云：“禹錫久落魄，郁郁不自聊，其吐辭多諷托幽遠，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數(shù)篇。”其后，劉禹錫在連州四年余，因母喪離開連州，回洛陽丁憂。在連州，他依舊保持在朗州的狀態(tài)——創(chuàng)作詩文，與好友互通有無。

當(dāng)劉禹錫于長慶四年（824），調(diào)任和州刺史時，年過半百的他，已經(jīng)歷妻子薛氏、王叔文、柳宗元、韓愈先后離世，加之政治形勢的反反復(fù)復(fù)，已經(jīng)多了幾分淡然。正如他后來在給白居易的詩中寫道：“游人莫笑白頭醉，老醉花間有幾人？”劉禹錫無非是在蹉跎與落寞中，等待命運的轉(zhuǎn)機。

其后，在結(jié)束漫長貶謫、回歸洛陽的途中，劉禹錫與白居易于揚州相見。這對老友在多年間互有唱和，不僅友情甚篤，且有《劉白唱和集》傳世，據(jù)記載存詩138首。《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自然是其中最著名的詩作：

巴山楚水凄涼地，

二十三年棄置身。

懷舊空吟聞笛賦，

到鄉(xiāng)翻似爛柯人。

沉舟側(cè)畔千帆過，

病樹前頭萬木春。

今日聽君歌一曲，

暫憑杯酒長精神。

詩中所謂“凄涼地”“棄置身”，是對自己大半生的感慨。不過，劉禹錫始終沒有認命，即便于巴山楚水之間，也盡職盡責(zé)，愛惜民眾，還把民間俚曲，加工而成優(yōu)美悠揚的《竹枝詞》。從心底，劉禹錫也許接受了悲劇的命運，但胸中的熱情、責(zé)任與追求，卻難以讓他徹底的心灰意冷。

“沉舟側(cè)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作為千古名句，廣為傳頌，除了新舊交替的昂揚，這一聯(lián)更是劉禹錫悲情的寫照——少有鴻鵠之志，此時不免頹唐，暮年不曾放棄，無奈可為有限。這種心境，恐怕只有白居易最能深刻理解。

一路走來，那些遠去的背影，也讓劉禹錫想起懷念嵇康的向秀——他何嘗不是“向秀”？這首詩既應(yīng)和著生者白居易，也追思著逝去的故人。自己的蒼顏白發(fā)，也許并未讓劉禹錫過度沮喪，而那些已經(jīng)駕鶴西去的故舊，真真切切地讓他感受到自己是恍若隔世的“爛柯人”。

當(dāng)然，作為終身好友，白居易在劉禹錫去世后，隨即寫下《哭劉尚書夢得》，其詩云：

四海齊名白與劉，

百年交分兩綢繆。

同貧同病退閑日，

一死一生臨老頭。

杯酒英雄君與操，

文章微婉我知丘。

賢豪雖歿精靈在，

應(yīng)共微之地下游。

白居易一如當(dāng)年的劉禹錫，在摯友的際遇和離開中，感嘆著生命中那份不可彌補的缺憾。

歸來還見曲江春

“前度劉郎”可謂文學(xué)史上最著名的典故之一，故事的發(fā)生地點——長安的玄都觀，卻是劉禹錫一則以喜、一則以悲的感慨之地。

元和九年（814），身處朗州的劉禹錫奉命回京，仕途似乎峰回路轉(zhuǎn)。他激動地寫道“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關(guān)于此次回京，史家普遍認為憲宗在臣僚建議下，業(yè)已摒棄前嫌，意欲重用舊人，加之“執(zhí)政惜其才，欲洗滌痕累，漸序用之。”

然而，劉禹錫此次未能擺脫“永貞舊黨”的陰影。他來到長安的玄都觀，回憶起自己在貞元二十一年（805）曾游覽此地，時光易逝，物是人非，于是創(chuàng)作絕句：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這本是一首有感而發(fā)的詩作，卻被別有用心的人指摘，向武元衡報告說劉禹錫詩涉諷刺，抱怨牢騷。偏偏此時執(zhí)政的武元衡，身份極為敏感，當(dāng)年王叔文執(zhí)政，將武元衡貶官，自此元衡終其一生，都與劉、柳等人不睦。此時有人煽風(fēng)點火，自然勾起往昔不愉快的記憶。于是，元和十年（816），劉禹錫再次被貶為播州（今貴州遵義）刺史。

斯時，武元衡的副手、后世賢相典范裴度，以御史中丞的身份，為劉禹錫求情——劉禹錫要贍養(yǎng)80歲老母，攜母前往荒蠻的播州，對老人家而言九死一生，有違孝道。最終，憲宗在猶豫之下，還是將劉禹錫改貶連州（今廣東清遠）刺史，算是稍加體恤。裴度為劉禹錫的陳情，便是二人關(guān)系的絕好體現(xiàn)。不同于武元衡，裴度終其一生與劉禹錫保持著良好的關(guān)系，晚年更有人生知己的意味。

寶歷二年（826），劉禹錫終于被調(diào)回洛陽，任主客郎中一職。此官屬于閑職，實權(quán)不多，但地位待遇尚佳，后又以集賢殿學(xué)士的頭銜，整理典籍，倒也符合劉禹錫此時的心境。其實，劉禹錫能夠在晚年善終，多賴宰相裴度的薦舉。裴度一生功績卓著，分別于穆宗、敬宗、文宗三朝拜相，煊赫一時。劉禹錫晚年曾描述裴度的地位道：“萬乘旌旗分一半，八方風(fēng)雨會中央。”

多虧裴度的提攜，劉禹錫才有機會成為“劉賓客”“劉尚書”，而在政局之中浮沉數(shù)十載的裴度，也必然理解劉禹錫的寥落與遺憾。

太和二年（828），劉禹錫故地重游，再于玄都觀題詩云：“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過盡千帆，前度劉郎，晚年歸來，心境究竟如何？其人又是否有所改變？

劉禹錫也許沒有變——他還是那個大名鼎鼎的文士，懷古詩自成一格，老友白居易說“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dāng)者。”他始終沒有放棄對歷史、政治、家國的思考；文宗召其交談，遣職蘇州，臨行之時，姚合說他“三十年來天下名”；晚年到任蘇州，劉禹錫積極行事，疏浚水災(zāi)，政績卓著，文宗后賜金紫魚袋，加以表彰。他用自己的行動，踐行著“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的詩句。

劉禹錫也許改變了——蘇州歸來，致仕洛陽，他與裴度、白居易經(jīng)常聚會唱和，存詩頗多。他以七十歲高齡創(chuàng)作《子劉子自傳》，文中絲毫沒有表現(xiàn)他作為“詩豪”的一面，只是羅列晚年擔(dān)任的重要官職，作為自己的“蓋棺定論”，乍看上去，仿若一位平平無奇的官僚。也許，對劉禹錫而言，他的一生，終究有未盡其能的遺憾，正如其晚年所言“以閑為自在，將壽補蹉跎。”悲愴與失意在所難免。

縱觀劉禹錫一生，恍惚之間，帶給我們這樣一個印象：人生的困頓也許很長，但終究長不過人世間的希望與溫情，盡管其中不可避免地有掙扎與落寞。人與人的際遇，交織成我們生活的世界，它引領(lǐng)我們走上生命的旅途，也讓人不再有踽踽獨行的孤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