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呻吟語》，明代末期語錄體清言小品的優(yōu)秀代表作品。“呻吟語”涉獵廣泛，縱談古今天下、身心家國、人情物理，體悟性強，反映出作者對社會、政治、世情的體驗以及對真理的不懈求索，開啟了明清之際救世啟蒙先導。《呻吟語》作為一部明達體用之書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先后被翻譯成20多個國家的文字出版發(fā)行。

一

《呻吟語》的作者呂坤（1536—1618年），明代進步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字叔簡，號新吾，自稱抱獨居士，人稱“沙隨夫子”，河南商丘寧陵人，一生歷經(jīng)嘉靖、隆慶、萬歷三朝。明萬歷二年（1574年）進士，歷官山西襄垣知縣、山東參政、右僉都御史、山西巡撫等。明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病逝，明天啟元年（1621年）被朝廷追封為刑部尚書。呂坤為官剛正清廉，崇真尚實，體恤百姓疾苦，深受百姓愛戴。因不滿明朝政治中的各種弊端，稱疾乞休，居家20載，以著述講學為務。《明史·呂坤傳》評價其“剛介峭直，留意正學。居家之日，與后進講習。所著述，多出新意”，與沈鯉、郭正域被時人稱為萬歷年間“三大賢”。他講求“實用”“事功”，推動社會改革，躬行地方實踐，其批判封建專制弊端、倡導學校議政、維護婦女權益等新思想，在歷史上產(chǎn)生了積極進步影響，是明清救世啟蒙思潮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思想家，其唯物主義思想被載入《中國思想史》。呂坤一生著述頗豐，主要著作有《呻吟語》《去偽齋集》《實政錄》《交泰韻》《四禮疑》《四禮翼》《閨范》《憂危疏》等。

二

《呻吟語》完成于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呂坤所處的時代，政治危機日趨嚴重，賦稅沉重，民不聊生，社會矛盾尖銳，明朝的統(tǒng)治病入膏肓。呂坤痛感當時社會種種弊端，主張興利除弊，致力于勵精圖治、教化民風，積30年心血完成了濟世良方《呻吟語》。他在序中寫道：“呻吟，病聲也，呻吟語，病時疾痛語也”，故以“呻吟語”命名。《呻吟語》分內(nèi)篇、外篇共6卷，涵蓋了禮、樂、射、御、書、數(shù)6個方面，論述了性命、存心、倫理、談道、修身、問學、應務、養(yǎng)生、天地、世運、圣賢、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廣喻、詞章等諸多話題。呂坤在學術上“以自得為宗”，不拘門戶，出入百家。他在《呻吟語》中表明自己的學術立場，稱自己的學說既不是道學、仙學，也不是釋學、老莊申韓之學，“我只是我”，自成一家。該書有四大特點：一是文風貼近口語，不虛談高遠，雅俗共賞，深入淺出，益人智慧。如“日日行不怕千萬里，常常做不怕千萬難”。二是以篤實為本，務求規(guī)矩，有感而發(fā)，含蓄蘊藉。如“心要虛，無一點渣；心要實，無一毫欠缺”。三是言簡意賅，概括精當，有的三言兩語，卻洞徹精微，灼見新意。如“無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業(yè)”。四是語言生動明快，真切傳神，善于運用比喻、對偶、排比、擬人、夸張、反問等多種修辭格，富有韻味和力量。如“無所樂有所苦，即父子不相保也，而況民乎？有所樂無所苦，即戎狄且相親也，而況民乎？”句式長短錯落有致、和諧優(yōu)美，充分契合了“言語以簡重真切為第一”的觀點。

三

《呻吟語》具有顯著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思想因素與傾向。呂坤的思想核心為“氣本論”，蘊含諸多唯物主義思想成分。書中認為“氣無終盡之時，形無不毀之理”。氣是萬古長存的，形是暫時的、要毀滅的，但這種毀滅只是“氣”從一種物質(zhì)形態(tài)轉(zhuǎn)向了另一種物質(zhì)形態(tài)。書中還提出了“氣化無一息之停”“運動守恒”的觀點，有“運動是物質(zhì)的根本屬性”的思想傾向。“天地萬物所賴以常存者‘恒’故耳”，運動的守恒是物質(zhì)所具有的普遍規(guī)律，“氣”守恒運行的規(guī)律和天地萬物守恒的運行規(guī)律是統(tǒng)一的。其宇宙生成說，堅持用“道本自然”的氣化學說來解釋天地、人和萬物的形成，把三者的生成看作是物質(zhì)實體按其客觀規(guī)律運動發(fā)展的過程，這在當時來說是一種卓越的哲學見解，十分可貴。此外，書中還具有許多辯證的思想范疇，這也是一筆寶貴的理論遺產(chǎn)，主要反映在自然、當然和偶然說中。“自然”又稱必然，書中用它來表示客觀事物或自然現(xiàn)象在發(fā)展過程中所出現(xiàn)的必然趨勢，也就是事物的普遍規(guī)律。如“陽亢必旱，久旱必陰，久陰必雨，久雨必晴，此之謂自然”。“當然”表示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對道德規(guī)范的實踐，是“性分之所當盡，職分之所當為”。“偶然”則表示不合常規(guī)的少數(shù)例外的反常現(xiàn)象，如“小役大，弱役強，貧役富，賤役貴，此之謂不得不然”。作者認為自然、當然、偶然都是宇宙的具體內(nèi)涵，都具有客觀存在的意義，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規(guī)律中，必然性和現(xiàn)實性得到了統(tǒng)一。

《呻吟語》中的民本思想開啟了中國早期民主啟蒙思潮的先河。書中明確提出人民是國家的根本和歷史發(fā)展變化的決定力量。“知君身之安危，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權故耳。”書中還提出了人民是物質(zhì)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的觀點，“盈天地間，只靠二種人為命，曰：農(nóng)夫、織婦。卻又沒有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倡導“民主君仆、民體國用”。這種重視勞動人民在社會生產(chǎn)中地位與作用的思想在理論上更為深刻。與此同時，呂坤對自己所屬階級的剝削本質(zhì)也有著深刻的反思，“我亦軒冕徒，久股民膏脂”。他對于民間的種種疾苦，有著深刻的洞徹，有著深厚的同情，更有著拯救的實政措施。首先，他奮起抨擊和揭露了君主專制自私、貪婪的真面目，矛頭直指封建君主，在政治思想上倡導“以理抗勢”，具有限制君主過度極權專制的進步意義。書中認為，封建君主雖掌握著天下最高的權勢，但也應該有所約束和畏懼，天下所有權勢必須接受天下公理的制約。呂坤也正是因“以理抗勢”，觸怒萬歷皇帝和權臣，不得不托病辭官，隱居林下20余年，再也不被起用。其次，書中提出要緩解社會矛盾，必須首先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讓人民能夠生活下去。呂坤認為“此富民為王道之首務也”，而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就在于“足民”，“足民，王政之大本。百姓足，萬政舉；百姓不足，萬政廢”。在唯物史觀誕生之前，尤其在明中晚期封建專制日趨強化、政治危機嚴重的情況下，作者對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決定性作用有著如此深刻的認識，實屬難能可貴。該思想開啟了黃宗羲、唐甄等人的中國早期民主啟蒙思潮的先河，對中國近代民主思想的產(chǎn)生具有一定的影響。當然，其民本思想畢竟是封建時代歷史條件下的產(chǎn)物，有其歷史和階級局限性，總體上沒能擺脫君主政體認識的桎梏。

《呻吟語》浸潤了呂坤對立身、處世各種充滿哲思的思考。比如，書中主張在與人相處時，不要針對人的弱點、敏感點而與其相爭，要遵循“五不爭”的處世原則：“不與居積人爭富，不與進取人爭貴，不與矜飾人爭名，不與簡傲人爭禮，不與盛氣人爭是非。”書中還談了如何待人的問題：“責善要看其人何如。其人可責以善，又當自盡長善救失之道。”做事情，應對事務，就涉及跟人打交道，要因人制宜，注重方式方法。書中指出人際交往一定要遵循人的“自然之情”，“得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得？失人自然之情，則何所不失？不惟帝王為然，雖二人同行，亦離此道不得。”就是說，不管是治國理政，還是人與人相處，只有保持著人的自然之情，世人才能自然而然地認可你、接受你、信任你，乃至喜歡你、尊敬你。在《養(yǎng)生》篇中，呂坤提出“養(yǎng)德”乃“養(yǎng)生”第一要務，并詼諧地告訴人們，“二陳”“四君子”等草藥湯羹雖對于調(diào)養(yǎng)身體確有功效，但以清心寡欲食淡之方為最佳。書中開出的養(yǎng)生之方超出了物的境界，認為“養(yǎng)德”“養(yǎng)心”方是“無價之藥”。

《呻吟語》是一部極具思想深度的力著，對后世的儒學發(fā)展和文化傳播有重要貢獻。它既繼承了儒家的傳統(tǒng)精神，又開拓了儒家的新境界，映照出呂坤這樣一位有著多種思想側面、自詡為“新吾”“抱獨”的學者征服自然、自我完善和積極進取的時代光芒。明清之際的實學思想家顏元，讀罷《呻吟語》后嘆服曰：“近世大儒也。”在呂坤去世逾200年之后，1826年（清道光六年），朝廷應禮部呈請，準許呂坤入祀孔廟西廡，成為受到奉祀的先賢先儒之一，是清代官方認定的一代“真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