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共作游冶盤，雙行洛陽陌。長劍既相曜，高冠何赩赫。各有千金裘，俱為五侯客。猛虎落陷阱，壯夫時屈厄。相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

這是李白所作《君馬黃》一詩。李白詩作，時間大多難考。此詩多認為作于潯陽獄中。安史之亂之際，李白站隊錯誤，幾致殺身之禍。

《君馬黃》是漢樂府古題，按明人胡震亨解釋，這是一首隱言交友不終，各奔東西的詩歌。“共作游冶盤，雙行洛陽陌”這句，或暗指天寶年間與高適同游梁宋的往事。“相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則有對好友見死不救的譴責之意。

李白、高適年齡相當，經(jīng)歷了開元天寶的盛世，又同度了安史之亂的亂世。兩人同有極強的政治抱負，均喜談王霸之略，并恥于常科。

兩人的經(jīng)歷確實互為鏡像，高適在《舊唐書》中被認為是唐代詩人中在政治上最為成功的一位，而李白則如白居易所說，成為薄命詩人中的最為淪落之人。

李白與高適、杜甫相會同游于睢陽（今商丘）梁園，是文學史上一次膾炙人口的詩人集會。三人登平臺、獵孟諸、出琴堂、入酒臚，論交懷古。杜甫至晚年寫詩回味，稱“二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

李白當時雖有《秋獵孟諸夜歸置酒單父東樓觀妓》，但詩中并無友情敘及。高適寫有《宋中別周梁李三子》一詩，有“李侯懷英雄，骯臟乃天資。方寸且無間，衣冠當在斯”，反倒對李白“大言”“失禮”的做派隱隱有規(guī)勸之意。

電影《長安三萬里》，以高適、李白的友誼為主線，但把李白與高適演繹為一生摯友，有點想當然了。三人雖然詩文酬唱多篇，但卻未留下膾炙人口的佳作。高適除在宋中寫有數(shù)首關(guān)于李白詩句之外，終生再未有念及友情的詩作，李白也是如此。

高適不久在梁園寫下《別董大》，“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成千古名句，董大或是吏部尚書房琯的琴師董庭蘭，交情都比李白深。

《舊唐書》疑點不少

“高適者，渤海蓨（tiáo）人也。父從文，位終韶州長史。適少濩落，不事生業(yè)，家貧，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給。”《舊唐書》對高適的記載，多有疑問之處。

高適祖籍山東渤海。唐時已無渤海郡，渤海為郡，晚年高適被封為渤海縣侯。但是蓨是漢代地名，在今天的河北景縣。

對于高適家世，《舊唐書》只簡略述及其父當過韶州長史，韶州長史不過正六品上，高適似乎出身不高。據(jù)學者高勛初考證，高適其實家世顯赫，祖上闊過。其祖高偘（kǎn，同侃）是唐高宗時的一代名將，曾生擒突厥車鼻可汗，征戰(zhàn)過高麗，官至隴右道持節(jié)大總管。最后封為平原郡開國公，食邑兩千戶，陪葬昭陵。

高適和王之渙是發(fā)小。史載“（王之渙）少有俠氣，所從游皆五陵少年，擊劍悲歌，從禽縱酒。”高適是五陵少年這個官二代的圈子里的。

高適二十歲時西游長安，恃才自負，“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最終求仕失敗。失意而歸，客居梁宋，此后三十年，混跡漁樵，躬耕取給。《舊唐書》說他“以求丐取給”，高適有田有地，不至于淪落到行乞的地步，至多是找親朋故友救濟。

《舊唐書》載“適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高適五十歲才重視寫詩？五十歲以前高適詩作現(xiàn)存191首，代表作《燕歌行》是在38歲時寫的。五十歲后，高適仕途順利，創(chuàng)作卻少得可憐。安史之亂后，高適僅存詩近10首，多為奉和應酬之作。從亂后創(chuàng)作數(shù)量上看，杜甫約700余首，李白200余首，高適作品寥寥。

梁宋在哪里？

考察高適一生，梁宋之地是重要地標。

梁宋指哪里？史上有爭議。一說梁宋是兩個地方，梁指開封，宋指商丘。梁宋就是開封商丘一帶。如著名學者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中說：“史書上稱其（高適）郡望在渤海蓨縣，而他的實際住地則是梁宋一帶，并沒有固定地點。”

據(jù)姚俊成《關(guān)于高適兩個問題的探討》一文，梁宋指的只是商丘一地，此說更合理。

漢初設(shè)梁國，以睢陽（今商丘，在唐代天寶元年改宋州為睢陽郡，乾元元年復為宋州）為國都。開封在唐代稱汴州，在戰(zhàn)國時稱大梁，是魏國都城。高適數(shù)次到開封，在詩中均稱開封為“大梁”，既不用梁，也不用汴州的稱謂。

高適與商丘相關(guān)的詩歌有40首。李白、杜甫和高適同游商丘梁園。李白《書情贈蔡舍人雄》中說“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杜甫在《贈李白》詩中說“亦有梁宋游，方期識瑤草”。唐代很可能習慣用梁宋指商丘。

梁園又有“東苑”“梁苑”“菟園”“雪苑”“竹園”等別稱謂。《別韋參軍》詩說：“兔苑為農(nóng)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雁池是梁園一景，梁園是高適早年的躬耕之地。李白在梁園也定居多年，留下名篇《梁園吟》，感嘆“梁園雖好，終非故鄉(xiāng)”，還流傳出一段“千金買壁”的情史。

杜甫晚年回憶三人同游梁宋，寫下《遺懷》一詩，其中有“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之句。杜甫犯了個常見錯誤，把商丘梁園的平臺和開封的吹臺混為一談。開封古吹臺是戰(zhàn)國時梁惠王所筑，而商丘梁園平臺，是西漢梁孝王所建。

同游三年 就此不見

高適生年多有爭議。李白生于701年，杜甫詩中明言“昔者與高李”“憶與高李輩”，高適年紀可能比李白要大一點。三人中杜甫年紀最小，和高適、李白相差十歲多。

李白、杜甫和高適同游梁宋，具體時間同樣不確定。

宋人多認為在開元二十五年。明代錢謙益注杜詩，認為是在天寶三載（744）秋冬，這一說法得到近代聞一多、郭沫若、肖滌非等學者認同，也是目前公認之說。

至于李杜相識在先，還是高杜、高李，再有三人梁宋之游的路線是怎么走的，都史載不詳，至今存疑。據(jù)學者孫欽善《高適年譜》：

天寶三載。高適在宋中。“夏，與李白在單父相會，二人偕游梁宋自此始”。“秋，杜甫亦參與同游”。

天寶四載。“春至夏，與李白等同游開封、洛陽等地”；

天寶五載（746）。高適旅居東平，“夏，北海郡太守李邕西來濟南郡、東平郡，與適有詩贈答，并相會同游。高適與杜甫同游齊魯亦自此始”。

同年“秋，與李白、杜甫由東平同游濮陽一帶”，“冬，與李白、杜甫同游北海郡，會李邕”。三人從單父、梁宋、開封、洛陽再到山東，同游三年。

此后，李白于魯郡送杜甫歸長安，高適隨李邕至北海。李白高適各奔東西，再無相見之時。

杜甫是三人交誼的紐帶。杜甫贈高適詩十七首，另外還有二首間接提及高適。贈李白詩十四首，另有一首間接贊美李白。

高適贈杜甫詩，傳世的只有二首，都是入蜀后的作品。李白贈杜甫詩，也只有兩首，都是在山東時的作品。

一個向西 一個往南

唐代，從戎入幕、效力邊陲，是中小庶族地主文人除應試赴舉之外，博取功名的重要途徑。

自從藩鎮(zhèn)體制初步成型，河北地區(qū)與河西地區(qū)就成為唐廷邊防政策的兩翼。三十多歲時，高適曾北上薊門，欲入信安王李祎幕不果。他首次踏入仕途，是在天寶八載（749）受舉薦，當了封丘縣尉。但“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使人悲”，兩年后憤然離去。

天寶十二載（753），高適終于入幕河西，投入名將哥舒翰帳下，任掌書記，是幕府中的文職。哥舒翰曾攜高適入朝, 在玄宗面前力薦高適。年過五十的高適迎來人生騰達的轉(zhuǎn)折點。

李白同樣選擇了入幕之路。在高適入幕河西的前一年，他就曾北上幽州，尋求獲取邊功的機會。

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fā)。高適和西奔，李白南下，兩人選擇了不同的人生方向。

高適輔佐哥舒翰鎮(zhèn)守潼關(guān)。及至潼關(guān)失守，玄宗出逃，高適“自駱谷西馳，奔赴行在，及河池郡，謁見玄宗”。唐玄宗下詔書，表彰高適“立節(jié)貞峻，植躬高朗”，擢為諫議大夫，賜緋魚袋。

李白在洛陽失守后，攜妻子宗夫人奔亡，隱居廬山。至德元載（756），永王李璘率水師至九江時，三次征召李白入幕。李白不聽宗夫人規(guī)勸，寫了《別內(nèi)赴征》三首詩，選擇從軍。

安史之亂爆發(fā)次年，唐玄宗采納了宰相房琯“諸王分鎮(zhèn)”的建議。

“諸王分鎮(zhèn)”一事一經(jīng)推出，高適“以為不可，上皇不聽”。肅宗召高適商議，高適“因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之狀”，于是肅宗任高適為淮南節(jié)度使。

高適忙著搬救兵

“諸王分鎮(zhèn)”是一步昏招，如學者周勛初評述：

所謂分鎮(zhèn)之議，亦不過效西周初期封建諸侯藩屏周室之故伎，實則分鎮(zhèn)之后，南北各擁重兵割據(jù)，必致對立。李璘壟斷江淮租賦，控制唐王朝經(jīng)濟命脈，無異扼李亨之咽喉。李亨居尊長之位，且已即地位，豈容李璘為之爭奪？故此議一出，必致內(nèi)爭。

肅宗在靈武即位后，命永王回蜀，永王不從。于是肅宗命高適討伐永王。未及高適出兵，永王部下便紛紛離散，永王兵敗被殺。至德二載（757）春，李白逃至彭澤被捕，系于潯陽（今江西九江）獄中。

李白深陷潯陽獄中，曾希望得到高適援手，請投軍高適的秀才張孟熊轉(zhuǎn)交謁詩二首，把高適比作漢之張良、霍去病。高適并無回應。

電影《長安三萬里》中，高適委托郭子儀去營救李白。李白和郭子儀互救的故事，源于唐代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文》，后來經(jīng)《警世通言》《今古奇觀》等大肆演繹，在民間廣為流傳。不過學界普遍認為故事不可信。

對李白伸出援手的，確信的有御史中丞宋若思、江南宣慰使崔渙和宰相張鎬。李白出獄后，加入宋若思幕府，不久遭到流放。究其原因，在于他經(jīng)手寫了兩篇表章，不合時宜地建議肅宗遷都金陵，放棄北方。

高適此時在忙什么？安史之亂，最為慘烈的一戰(zhàn)，正是發(fā)生在三人同游的睢陽。張巡、許遠以6800人死守睢陽，兩人均和高適有深交。平定永王之亂后，高適一直忙于四處修書搬救兵，但包括宋若思在內(nèi)的周邊唐軍紛紛按兵不動。等到高適同張鎬一起率軍抵達睢陽時，睢陽已陷落三日。

士人風氣分南北

自漢末南北分裂，士人之風氣隨之也有南北之分。

《隋書》記魏征所論唐代士人文化的南北差異：“江左宮商發(fā)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zhì)。氣質(zhì)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唐初提倡儒學，但唐太宗偏好東晉書法、六朝詩歌，與他詩文唱和的大多是南人。開元時期，唐玄宗還是儒道并舉，到了天寶年間，便一心享樂，追求長生，愈發(fā)傾心道教。在翰林院侍詔中，有相當一批道士。李白帶有蜀中道家的習氣和做派，正是在此背景下，被唐玄宗召入翰林院的。

李白的朋友圈，大多出自南方。在蜀中，對他思想影響最大的當屬隱士趙蕤。其著有《長短經(jīng)》，屬于縱橫家一派學說，對李白影響很大。李白動輒有游說人主、立談知我、直取卿相之志，可謂先秦游士縱橫之遺風。再如蜀中的陳子昂、荊楚的孟浩然和吳越之地的賀知章、張旭，才是李白深交。

李白之所以選擇站隊永王，也和永王幕中招攬了大批荊楚人士有關(guān)。

顯然，高適和李白有地域差。與李白相比，高適和杜甫的友誼，倒是“交情老更深”。

杜甫是河南人，杜家是當?shù)赝澹瑫x代名將杜預之后。高適和杜甫同為北人，家世相近，自梁宋之游后，也一直保持詩文唱酬。高贈杜詩現(xiàn)存2首，高適至蜀中任職，對杜甫給予不少照顧，其作《人日寄杜二拾遺》，以“愧爾東南西北人”喻杜甫，是高適五十歲后，為數(shù)不多的真情之作。清代洪亮吉曾說：“高常侍之于杜浣花，……始可謂之詩文知己。”李白和高適，談不上知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