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第七十八回寫到曹操病逝時，羅貫中曾引用晚明詩人鐘惺的一首《鄴中歌》作為對這位三國第一梟雄的評價。詩中有兩句如此寫道：“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功首”與“罪魁”、“遺臭”與“流芳”原本是兩對格格不入的反義詞，用在曹操身上卻都顯得恰如其分。曹操自然擔得起“功首”和“流芳”的贊譽：他幾乎是以一人之力延續(xù)了漢代數(shù)十年國祚。然而罵曹操“罪魁”“遺臭”也沒錯：延續(xù)四個世紀的大漢王朝，最終是在他的精心布置下走向瓦解的。

對曹操進行公允評價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任務，東漢末年以“月旦評”聞名天下的許劭，曾送給曹操一個極為矛盾的經(jīng)典評語：“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許劭不愧有識人之明，這句評語也的確成了曹操的名片流傳于后世。

許劭的評價畢竟留了些情面，而在勁敵周瑜眼中，曹操的形象直接被鎖定為“讬名漢相，其實漢賊”。這本是一句帶有明顯政治意圖的攻擊，卻在千年后因為《三國演義》的家喻戶曉而深入人心。《三國演義》脫胎于宋元話本，宋代蘇軾曾在《東坡志林》里記載，當時聽三國故事的孩子們“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等到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時，這種尊劉抑曹的傾向被進一步加深，后人提及曹操即聯(lián)想到反派。

其實，曹操這個“漢賊”當?shù)糜行┰m然侵凌皇權，但終究沒有改朝換代，漢朝的滅亡是以曹丕稱帝為起始點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曹操從未生活在“三國”時代，他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漢代人。

曹操沒有代漢，那他到底有沒有改朝換代的野心呢？《三國演義》第五十六回中，就在曹操發(fā)表了“專欲為國家討賊立功”的言辭后，羅貫中便引用了白居易《放言五首》中的詩句作為點評：“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zhèn)螐驼l知。”周公是忠臣，王莽是僭主，那曹操是忠還是奸、是真還是偽呢？《三國演義》以貶魏揚蜀為主旋律，但這一處引用卻“暴露”了書中的困惑，因為就連羅貫中自己恐怕也不敢對曹操蓋棺定論。

《三國演義》成書后，又是數(shù)百年歲月逝去，后人當然更不可能去探尋曹操內心的真實想法。而且，這種探尋本身也是無解的：人的志向容易隨著地位、舞臺、見識的進階而變化——曹操出身官宦世家，在亂世中經(jīng)過漫長的戎馬生涯脫穎而出，最終進九錫、稱魏王，位極人臣，這類人的志向豈能用三言兩語概括？漢相與漢賊，或許本就不是一對反義詞。

幸運的是，作為時代驕子，曹操的命運與漢朝的國運緊密結合在了一起，這使他生命中的重要節(jié)點幾乎都會在朝廷公文與私人書信中留下或直白或隱晦的記錄。因此，在歷史文書中追尋線索，還原真實的曹操，就成為可行方案。如果說《三國演義》意在塑造一個單向度、易傳誦的文學形象，那這些歷史文書則將展現(xiàn)人性中最復雜幽微的一面，而這，也理應是曹操更為真實的一面。

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中平六年（189年），當并州牧董卓率領著氣勢如虹的涼州大軍入主洛陽時，東漢的衰微陡然加快了。

其實在這之前，東漢的國運就已經(jīng)搖搖欲墜。漢靈帝劉宏即位后施行黨錮，寵信宦官，賣官鬻爵，倒行逆施，在各州逼出了聲勢浩大的黃巾起義，在都城洛陽則催發(fā)了十常侍之亂，連漢靈帝本人也在混亂中病故。漢靈帝駕崩后，年僅十三歲的長子劉辯繼位，是為漢少帝。

涼州牧董卓便是趁著這一片混亂兵發(fā)洛陽，掌控了局勢的。入主朝政后，董卓很快廢掉漢少帝，改立漢獻帝劉協(xié)，成為大漢帝國這艘即將沉沒的巨艦事實上的掌舵者。漢朝自劉邦肇基，至漢獻帝即位時立國已近四百年，漫長統(tǒng)治下累積的舊制度與利益鏈當然不可能在朝夕間被董卓一人推翻。反董勢力迅速集結起來，組成了一支多達十余萬人的關東聯(lián)軍，與董卓掌控的朝廷遙相對峙，很快便爆發(fā)了董卓討伐戰(zhàn)。

關東聯(lián)軍的成員以地方上手握兵權的州牧、太守、刺史為主，各路諸侯很快推選出了盟主袁紹。袁紹出身于汝南望族，因家族中四世連續(xù)擔任“三公”高位，被時人稱為“四世三公”。借祖上福蔭，到了袁紹這一代，袁氏已經(jīng)門生故吏遍天下，在諸侯中享有極高威望；東漢時期又向來注重門第家世，因此袁紹當選盟主可謂眾望所歸。

雖然關東聯(lián)軍以討伐國賊董卓、恢復大漢江山為名，但在聯(lián)軍盟主袁紹眼中，“清君側”卻并不是最優(yōu)選項。董卓控制的涼州兵驍勇善戰(zhàn)，關中又地勢險峻，通過戰(zhàn)爭營救天子已然非常困難；縱然僥幸取勝，之后還需通過政治手腕控制洗牌后的朝廷，這就更是難上加難。那么問題出來了：既然董卓能夠通過廢立皇帝一舉實現(xiàn)獨攬朝政的目的，為何威望更盛的袁紹不可以？念及于此，袁紹將目光投向了東海恭王劉彊之后——劉虞。

時任幽州牧的劉虞舉孝廉出身，曾為東海郡吏，一路累遷至刺史、州牧。與普遍羸弱的漢室宗親不同，劉虞治軍能平定張純、安撫烏桓；為政則功績卓著，深得民心，在朝野均頗有威望，以至于董卓在掌權后都要派使者遙授他為大司馬、封襄賁侯。如果劉虞果真在袁紹的支持下稱帝，東漢末年的政治走向，就真難以預測了。

為了擁立新君、實現(xiàn)與董卓分庭抗禮的野心，袁紹拉攏了冀州牧韓馥等諸侯，同時也沒忘記請曹操“共襄大業(yè)”。當時的曹操在諸侯中并不算非常搶眼的勢力，袁紹拋出橄欖枝，更多出于將曹操視為故交的考量。然而，曹操卻回敬了袁紹一個鐵骨錚錚的駁斥：“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大意是，漢獻帝受制于董卓，卻沒有亡國的過失，怎么能輕易新立新君？如果列位諸侯想立劉虞為帝，那我曹操便只好一個人向西進發(fā)，獨戰(zhàn)董卓了。

這段話里的“諸君北面，我自西向”堪稱“金句”。臣子朝見天子需面向北，劉虞所處的幽州恰好又位于中原的北部，因此“北面”二字有些雙關。“諸君”可以是虛指也可以是實指，意味著擁護袁紹另立新帝的勢力不在少數(shù)。當時曹操實力不強，頗具個人英雄主義的“我自西向”當然不可能改變戰(zhàn)局。但是，這四個字卻如同種子一般在曹操心中埋下，假以時日，它將能成長為參天大樹，改變曹操以及東漢十三州無數(shù)人的命運。

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

初平二年（191年），在關東聯(lián)軍的震懾下，董卓遷都至長安，次年便命喪呂布之手。董卓死后，他的部將在關中陷入混戰(zhàn)，而討伐董卓的各路諸侯同樣在關東為爭取地盤而廝殺起來。勢單力薄的漢獻帝借著這片混亂逃回了洛陽，但舊都早已在連年戰(zhàn)火中淪為廢墟。就在此時，已經(jīng)成長成一支不容小覷的力量的曹操，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將漢獻帝迎接到他的根據(jù)地——許昌。

熟悉《三國演義》的讀者知道，之后的歷史條線一下變得清晰起來。曹操迎奉天子后成為東漢的頭號功臣，輕易取得“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優(yōu)勢，奠定了他統(tǒng)一北方的政治基礎。這種想法其實將歷史過分簡化了。后人只看到曹操的烈火烹油、鮮花著錦，卻忽略了身處局中的曹操有著怎樣的糾結與煎熬。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先是被同僚表請承襲父親費亭侯的爵位，旋即封為大將軍、武平侯，又在讓去大將軍職位后改任司空。明面上的曹操加官進爵、風光無限，暗地里的曹操卻三番五次上書辭讓，謹小慎微。《三國演義》畢竟是小說，且來看看這一年歷史中的曹操在上書時是如何下筆的：

《又上書讓封》：“……考功效實，非臣之勛。臣祖父中常侍侯時，但從輦扶翼左右，既非首謀，又不奮戟，并受爵封，暨臣三葉……”

《上書讓費亭侯》：“……臣自三省，先臣雖有扶輦微勞，不應受爵，豈逮臣三葉？若錄臣關東微功，皆祖宗之靈祐，陛下之圣德，豈臣愚陋，何能克堪！”

《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臣三葉累寵，皆統(tǒng)極位，義在殞越，豈敢飾辭！”

《上書讓增封》：“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臣雖不敏，猶知讓不過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實，下為臣身免于茍取。”

這幾份上書均收錄于清代嚴可均所輯的《全三國文》，主旨很容易概括：曹操自認為討伐董卓的“關東微功”和迎奉天子的“扶輦微勞”微不足道，配不上漢獻帝所封的爵位，“無非常之功，而受非常之福”會帶來災禍。皇帝封賞，臣子辭讓并不罕見，但曹操的用語如此謙卑，就很值得玩味了。

這幾份上書中出現(xiàn)了三次“三葉”，“三葉”即“三世”，曹操的養(yǎng)祖父曹騰被封為費亭侯，曹操的父親曹嵩襲爵，至曹操已歷三世。從后世的視角來看，曹操是標準的名門出身，但在東漢士大夫階層眼中卻剛好相反：曹騰本是宦官，一向為清流所鄙夷，因此這里的“三葉”不僅不是榮耀，反而是曹操政治生涯的污點，曹操在承襲爵位時屢次推脫，很難說內心沒有自卑之心。在《上書讓增封》中，曹操提到自己雖然知道“讓不過三”，但還是堅持辭讓乃“至于四五”，這里的“四五”未必是虛指，當時曹操應該還寫過其他辭讓的上書，只是因為種種原因散佚了。頻繁上書的舉動能夠證明，曹操辭讓爵位的態(tài)度是非常堅決的。

在《三國演義》的敘事中，曹操仿佛先知先覺一般，在迎奉漢獻帝時就勾畫出了未來幾十年的時局變化和政治藍圖，其實這是不現(xiàn)實的。當時穩(wěn)坐諸侯頭把交椅的袁紹，幾經(jīng)思量之下做出了放棄迎奉天子的戰(zhàn)略選擇，曹操這才有機會“撿漏”。至于不迎天子的理由，袁紹的謀士郭圖和部將淳于瓊分析得也很透徹：“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言下之意，如果將漢獻帝接到身邊，動不動便要請示圣意，如果事事聽命，權力便輕了；如果違抗圣意，又有拒命之罪，那真是兩面為難。因此，曹操手中的天子未必是一張好牌，甚至還可能變成燙手的山芋，而后面幾年歷史的發(fā)展也證明了這一點。

曹操挾天子以令我乎

建安元年，曹操受封大將軍，比袁紹所授的太尉還要高，這引發(fā)了后者的憤怒。《獻帝春秋》記載：“（袁）紹恥班在太祖（曹操）下，怒曰：‘曹操當死數(shù)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可見，曹操見袁紹被激怒后大為驚恐，立刻將大將軍之位讓了出來。值得注意的是，袁紹居然直言不諱地罵出了“挾天子以令我乎”，這說明“奉天子以令不臣”只是曹操一廂情愿的理想而非現(xiàn)實，只是因為曹操的成功而被后人神化了。

在實力面前，一個毫無實權的漢獻帝并不能讓袁紹俯首聽命，曹操聲稱的“奉天子”的功績，在敵人眼中只要轉換話術，立刻就成了“挾天子”的罪證。在后續(xù)的征戰(zhàn)中，這一點還將被無數(shù)政敵所利用，其中就包括諸葛亮和周瑜——當然，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一方面是曹操百般推辭爵位，另一方面是曹操在恐懼中交出大將軍之位，這說明至少在坐擁天子的最初幾年，曹操的野心是非常有限的，否則在接受大將軍職務時他會更克制，面對袁紹的怒叱時，他的表現(xiàn)也理應更為平淡。要知道，僅僅幾年之前，當曹操說出“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時，他還很可能因為這句豪言壯語而命不知何處，如此血性中人，怎能被定義為政治家呢？更合理的解釋是，曹操剛剛借由出色的軍事才能在諸侯中爭取了一席之地，但還未完全戰(zhàn)勝宦官之后的身份自卑，此時的他如果有雄心，更多的也是通過累積軍功、盡忠漢室以抬高自己的身價。這一價值取向讓曹操果斷拒絕另立新帝而選擇迎奉天子，也讓曹操在對爵位極度克制的同時對大將軍這一職務又失去了抵抗力，直到激怒袁紹后才“幡然醒悟”。

更進一步，對于含著金湯匙出生、一直讓自己在門閥士族陰影下生活的袁紹，曹操大抵存有著嫉妒甚至是恨意。作為政治家，一統(tǒng)天下本應是最終夢想，但對于剛剛實現(xiàn)階級遷躍、尚未完成角色轉換的曹操來說，力壓袁紹或許才是接下來最重要的一戰(zhàn)，因為這一戰(zhàn)的勝負關乎尊嚴。這一年曹操四十二歲，已經(jīng)超過了三國時期人的平均年齡，他如何能預料自己享六十六歲的高壽？對于此時的曹操來說，無論如何都很難生出改朝換代的遠大理想，但戰(zhàn)勝袁紹卻是有著實現(xiàn)可能性的現(xiàn)世目標。

為此，曹操苦心經(jīng)營，磨劍數(shù)年，終于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戰(zhàn)中擊敗了袁紹。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定烏桓，袁紹之子袁尚、袁熙敗走遼東后被公孫康所殺，曹操心中多少意難平，到此終于平息。一千年以后，宋代的詞人兼將領辛棄疾在《南鄉(xiāng)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中感嘆：“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其實在曹操心中，劉備與孫權哪里能和袁紹相比呢？劉備與孫權不過是后半生軍事上的對手，而袁紹卻是前半生內心的宿敵。

無論如何，肅清袁氏勢力后，曹操已經(jīng)統(tǒng)一了大半個北方，成為東漢最強大的諸侯。如今，再也沒有人敢于和他爭搶大將軍之類的官位了。如此卓越的戰(zhàn)功，會不會讓曹操的野心膨脹，乃至于產生改朝換代的志向呢？

歷史不容假設，但曹操內心的微妙變化，卻清晰地體現(xiàn)在了隨后幾年的書信與文章中——當然，這其中的起承轉折，卻要另起篇章，細細道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