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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宋代的讀書人為何熱衷于算命?
    來源:澎湃新聞 | 黃博  2023年08月02日14:45

    中唐以前,中國社會的精英群體主要依靠血緣關系維持,門閥士族把持著社會的上升通道,一個人的命運基本上取決于他出生在哪個家族。中唐以后,特別是到了宋代,隨著科舉的興起和發(fā)達,寒門士子,也有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可隨著科舉考試參加的人越來越多,考中的幾率必然越來越小。而且即便考上了進士,進了官場,因為進士的數(shù)量越積越多,普通士人想要在仕途上出人頭地,也是越來越難如登天。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壓力之大,遠超漢唐的讀書人。因為漢唐講閥閱,身份決定命運,個人很難憑自己的努力改變,大家只能認命。而宋代的科舉社會,給了普通人出人頭地的機會,大家有資格不甘心了,可這個機會又越來越小,讓大家又都卷得厲害。宋代讀書應舉的人之多,以至于哪怕是在鄉(xiāng)野荒州,也有許多人做著鯉魚跳龍門的美夢。如何讓士人們在絕望中看到希望,算命術(shù)對他們而言,就是最有效的心靈安慰。

    為了緩解對前途的擔憂以及內(nèi)心的緊張感,士子們在考試前都會去請術(shù)士給自己算一下命,很多術(shù)士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發(fā)大財?shù)纳虣C。據(jù)說宋代開封城中的“賣卜者”,最賺錢的地方就是“舉場”。舉子每逢大考,都要跑去算下命,算命先生們則是采取專挑好話說的策略贏得士子們的青睞——“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就是只要問這場科舉中還是不中,得到的回答都是必中。這樣“士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于是生意爆棚。當然,這種投其所好的“騙術(shù)”比較低級,也就是給士子們一個心理安慰,算命先生表面上收的是算命錢,實際上收的是“心理咨詢費”。

    更高明的術(shù)士,則是反其道而行之。參加考試的人多,錄取率很小,如果見人都說必中,那么只能是“一錘子”買賣,因為畢竟考完之后,還是落第者居多嘛。事后覺得他算得不準的人就會越來越多,其口碑自然會越來越差,這錢就不好掙了。

    后來有位術(shù)士發(fā)現(xiàn),與其討好士子們,降低自己預言的命中率,還不如“凡有人問,悉曰不得”。這真是天才的辦法,考完之后,考不中的占絕大多數(shù),事后大家一想,覺得這個算命先生算得就是準,算命技術(shù)就是好,而且為人還耿直,敢于說真話。于是,他的人設一下子就立起來了。從此以后,他成為著名的卜者,并靠這個賺得盆滿缽滿,“終身饗利”。被譽為現(xiàn)代最早發(fā)現(xiàn)“石油”的人沈括,后來也發(fā)現(xiàn)了這個秘密,并把這個事情寫到了他的代表作《夢溪筆談》里。

    其實對于大多數(shù)考不上科舉的士人,相信命運的安排,也是一個不錯的心理安慰法。宋人陸九韶曾說:“世之教子,惟教之以科舉之業(yè),志在于薦舉登科,難莫難于此者。試觀一縣之間,應舉者幾人,而與薦者有幾?至于及第,尤其希罕。蓋是有命焉,非偶然也!”

    接受了命運的安排,有的人就可以及時從科舉中抽身,不致把一輩子的幸福都耗在科舉之上,失去人生之樂趣。如南宋時出身明州大族的周伯范,他經(jīng)過一次科舉失敗后,就認定自己沒有中舉的命,于是決定放棄科舉——“一舉不遂,即棄舉子業(yè),一意世學,翻經(jīng)閱史,幾不釋卷。以為名第有命,不可強求,不墜家聲足矣。”此后他“經(jīng)理家務,井井有條”,日子過得也紅紅火火,還有余力出資救助窮苦,修橋鋪路,成為遠近之間受人愛戴的鄉(xiāng)賢。([宋]樓鑰:《攻媿集》卷一百九《周伯范墓志銘》)

    士人們需要從算命中獲得精神支持,而宋代以算命為業(yè)的人又很多,恰恰可以提供這種服務。王安石說,當時以算命為生的人,全天下恐怕數(shù)萬人不止,這還不包括京城開封的人數(shù)。這一行在開封的從業(yè)者數(shù)量巨大,光開封一地,就“蓋以萬計”。王安石發(fā)現(xiàn)他們中,有“挾奇術(shù)以動人者,大抵宮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知名的算命先生,住豪宅、穿華服,吃香喝辣,不亦樂乎!

    他分析說,京城中之所以算命生意這么火爆,是因為有些人缺什么就想什么,常言道,“渴者期于漿,疾者期于醫(yī)”,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文人士大夫讀書應舉,也是為了升官發(fā)財,沒當官的,想當官;當了官的,還想當大官;當了大官的,又怕當不長。這些人怕這怕那,想不明白就會擔驚受怕,遇事就會拿不定主意,這時就巴不得有人來幫忙做決定,正所謂“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文人士大夫熱衷于算命,是因為“以彼為能決”,當他們沒法用日常生活的經(jīng)驗和智慧做決定,就只能求神問卜了。([宋]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七十《汴說》)

    宋人有“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術(shù)士皆聚焉”的說法([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下),科舉時代帶給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困境,還不止科舉考試本身的問題。即便他們考上了進士,做了官,官場的風波,也是他們難以預料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舉給予文人士大夫最大的福利,可是當官也不一定能夠富貴榮華一生。今夜高朋滿座,明朝妻離子散,也是宋代許多達官貴人的常態(tài)。

    邵伯溫與長安術(shù)士張衍有些交情,為人忠信、識道理,算命之準,令人拍案稱奇。據(jù)說在章惇、蔡確還在當縣官的時候,張衍就給他們批命說二人必能當上宰相。作為術(shù)士,張衍最厲害的還不是算得準,而是意識到身處新時代的士大夫命運無常,有些人即便是有大富大貴之命,也難以善終。他說:“古者貴人少,福人多;今貴人多,福人少。”簡單地說,就是貴人有大富大貴的命,但所得的富貴能享受多久,并沒有保障,對他們而言,難的是善始善終。

    為什么呢?他告訴邵伯溫:“昔之命出格者作宰執(zhí),次作兩制。又次官卿監(jiān),為監(jiān)司大郡,享安逸壽考之樂,任子孫厚田宅,雖非兩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貴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兩制,忽罷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孫,貧約如初。蓋其命發(fā)于刑殺,未久即災至。故曰貴人多,福人少也。”([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十六)這是他在官場多年觀察下來的經(jīng)驗之談。

    如何理解張衍的話呢?他的意思是,以前的士大夫,好的命格是層次分明的:命最好的,當宰相,位高權(quán)重;稍次一點的,可以當翰林學士等清要之職;再次一點,就只能當九寺三監(jiān)的長官;最次的一等,也可以當路級和州級的地方官。這是因為以前人當官是循序漸進的,整個官僚隊伍里面,最后能混到金字塔頂端當上大官的人不多。這就是貴人少的原因。大家即便按部就班地當官,也能各自混到一定的級別,吃喝不愁、安享晚年,不是什么難事。

    可是現(xiàn)在的士大夫所在的官場,已經(jīng)完全變了個樣子,現(xiàn)在當大官的機會比以前多了,升官也比以前快了,甚至得到破格提拔的機會也多了。昨天還是小官,今天便當大官,但是沒過幾天,又被彈劾罷官,當官純屬是過過干癮,對自己和家族都沒什么好處。因為當大官這種大富大貴的命,都是暫時的,自己的富貴難保長久,子孫的福祿也沒有保障。大起大落的富貴命,到最后不過是空歡喜一場。

    張衍從八字命理之說的角度解釋說,這是因為現(xiàn)在的貴命,多是靠著“刑殺”才得的富貴,所以難以持久,過不了多久就會招來災禍。八字命理中所謂的“刑”,指的是八字中地支之間出現(xiàn)互相傷害的情況,如寅刑巳,巳刑申,刑害又有無恩、無禮之分,如寅刑巳,巳刑申是為無恩。《三命通會》的解釋是:“蓋寅中有甲木刑巳中戊土,戊以癸水相合為要,則癸水者,甲木之母也,戊土既為癸水之夫,乃甲之父也,彼父而我刑之,恩斯忘矣”。

    八字中有刑害,對命格必有損傷,本不是好事。但在某些情況下又會有意想不到的好處,即“相刑遇貴”,如“寅刑巳,巳刑申,庚辛逢寅是貴人”。有的時候,刑帶三奇、貴人、天德,則貴不可言,正所謂“三刑之位帶三奇,天乙兼得在日時,刑若等分干遇德,官居極品定無虧”。

    所謂的“殺”,指的是“七殺”,又名“偏官”,是八字中的天干出現(xiàn)陰陽不相配的情況,本為兇命之格。宋代徐子平所著的八字命理著作《淵海子平》中說:“夫偏官者,甲木見庚金之類。陽見陽,陰見陰,乃謂之偏官,不成配偶。”命中帶七殺,易招橫禍。但如“制伏得位,運復經(jīng)行制伏之鄉(xiāng),此大貴之命也”。總的來說,以刑殺得來的富貴,是有些兇險的,來得快,也去得快。也就是張衍所說的“貴人多,福人少”。

    時代不同了,人也不同了,人不同,命也不同。這個故事里,隱隱約約體現(xiàn)出算命術(shù)也要有與時俱進的覺悟。張衍的觀察并非特例,很多算命先生都發(fā)現(xiàn)了這個問題。

    南宋初年的張端義說,近年來,臨安的老年術(shù)士以前因為算命算得好,賺了不少錢,現(xiàn)在生意都不行了,因為老了之后,他們就算不準了。但年輕一輩的術(shù)士,算命又都算得準,他們生意好得很。有一次有個老年術(shù)士問年輕術(shù)士,說:“汝今之術(shù),即我向之術(shù),何汝驗,我若何不驗?”事情就是這么奇怪,大家都是用的同樣的方法算命,為什么之前靈,現(xiàn)在就不靈了呢?

    年輕的術(shù)士回答說,那是因為:“向之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之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沖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為監(jiān)司、守帥閫者,日以殺人為事,汝之術(shù)所以不驗也。”([宋]張端義:《貴耳集》卷下)

    八字算命,以生辰干支的五行生克構(gòu)造所謂的吉兇禍福,所謂祿、貴、生、旺,即是五行配合得宜的。如“祿,爵祿也,當?shù)脛荻恚酥^之祿”。具體的看法是,“十干就支神為祿,謂祿隨旺行,所以甲祿寅、乙祿卯”之類,以“甲祿寅”為例,“甲見丙寅,甲土克丙水財,為福星祿;戊寅火土相生,為伏馬祿,俱吉。”([明]萬民英:《三命通會》卷三)

    祿、貴、生、旺的看命法,是正常的貴命看法,以前的算命先生看命,就先看一個人的八字中有沒有祿、貴、生、旺的格局。但年輕的術(shù)士卻認為,老年術(shù)士算命的方法,用的是面對正常世道、正常人情況時的算法,可現(xiàn)在世道不古,人也不正常,所以之前那套算法就不管用了。

    八字命理學中,刑殺沖擊本來不是什么好事兒,但正如前面那個故事里所講那樣,理論上“刑殺”也可以構(gòu)成貴命之格。前文已解釋過,所謂刑殺乃是八字理論中的地支相刑和天干相殺,而非這個年輕術(shù)士所說當官的一天就是抓人殺人,以此搏富貴。當今士大夫,要多帶刑殺沖擊,才能成貴人之命的說法,顯然是借題發(fā)揮。他這么說,是在諷刺當今的士大夫只有心狠手辣,才能升官發(fā)財。

    文人士大夫從小讀圣賢之書,儒家本來的道理,是“用舍無預于己,行藏安于所遇,命不足道也”。士大夫面臨選擇困難的時候,應該以義理為準繩,用算命的方法決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是方向性的錯誤,是“貪冒無恥者”用來自欺欺人的托詞罷了。朱熹說什么事情該做,什么事情不該做,“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儒家所謂的圣人,是不把功名富貴放在心上的,而是要以“義”為先,“圣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于所遇也。”

    朱熹舉了孔子著名的弟子顏回的例子,他說:“如顏子之安于陋巷,它那曾計較命如何?”顏回就不會去算命,因為他只做義理上該做的事,至于個人的功名富貴,從不在他考慮的范圍之內(nèi),所以他能做到“安于陋巷”。換句話說,只有那些一心追求升官發(fā)財,把圣賢理想都忘得一干二凈的士大夫,才是最迷戀算命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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