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語》是三國之際吳人陸景所撰，著作時間不詳，最遲當不晚于吳天紀四年（280年）。是年，陸景遇害，年僅31歲。此書有感于東吳末年內(nèi)憂外患的背景而作，針砭時弊，言無虛物，有著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然世已久佚，賴唐初魏征等人所編之《群書治要》得以保存其大概，內(nèi)容既反映了陸景救弊于一時的殷切考慮，也逐漸凝練為一種治道主張，至今猶有可資取用的借鑒價值。

一

陸景，字士仁，出身吳郡陸氏，為江東大族，乃吳國名將陸抗之子、陸遜之孫。其弟陸機、陸云并稱二陸，皆善屬文作詩，陸機被譽為“太康之英”。據(jù)《三國志·陸遜傳》所載，陸景在其父死后領兵拜偏將軍、中下督，后為王濬別軍所殺。史傳陸景“澡身好學，著書數(shù)十篇”，然篇目無存。詳考史料，其中當即有《典語》一書。關于此書，世人罕有所知，由魏征“總知其務”的《隋書·經(jīng)籍志》曾有著錄，此時距陸景之年代已有300余年，湮沒久矣。魏征將此書歸于子部，屬“儒者”一類，謂“《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并吳中夏督陸景撰，亡”。《舊唐書·經(jīng)籍志》以及《新唐書·藝文志》皆著錄有“《典訓》十卷，陸景撰”，列于儒家。揆諸史實，《典語別》當是魏征所謂“亡”者，而《典訓》則是《典語》之誤，唐以后即失傳。宋明諸儒，無一人言及，可見其亡佚之久。《群書治要》一書由魏征、蕭德言等人編撰于貞觀初年，唐末亡佚，賴由日本遣唐使得以傳世，遲至清代嘉慶年間才再次重返中土，保存了大量后世未見的唐前珍貴典籍，《典語》即是其中之一。《典語》因為《群書治要》收錄之故，直至清末方才重見天日，為學者所詳知。《典語》在《群書治要》中被歸于子部，與《隋書》的安排一致，其初衷即在于此。

《群書治要》選錄《典語》是目前所能見到此書的最全內(nèi)容，皆與吳國當時的政治情勢相關，是陸景治道思想的集中展示。從其標目可知其主旨亦皆與《群書治要》相契合，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儒家治國理政的核心理念。可惜當時吳主昏庸無能，內(nèi)外交困，旋即為晉所滅，此書亦隨之湮沒無聞。

二

治道是傳統(tǒng)儒家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重要理念，代表了儒家在治國理政方面的追求和理想，先儒論述多有所及。治道有清、濁之分，其根本在于人才。陸景認為要想實現(xiàn)治道清明，就必須敬賢誅惡，使賢愚各別，這既是圣帝明王統(tǒng)御六合、治理群生所必須擔負的責任，同時也是現(xiàn)實中選官用人的內(nèi)在理性要求。在陸景看來，世間治亂與國家安危，系于官人的選任，故而王者得人用人，不可不慎，其關鍵在于“敬賢而誅惡”。具體言之，“敬一賢則眾賢悅，誅一惡則眾惡懼”，昔日大舜舉用八元、八愷之賢才，流放四兇之惡人，取得了垂拱而天下治的效果，冠德百王、光炎后世，其根本就在于所任得其人。可以說，賢人在位則治道清，奸佞干政則惑亂作，君道、臣職都要以此為重。

歷史地看，天下廣大，事務繁多，絕非一人所能董理，因而也必須通過分官別職，使人各守其位。然事有大小，人有優(yōu)劣，所以官有尊卑、爵有等級，必須量才而用，任賢去惡。果能如此，則天下雖廣必能治理，事務雖繁亦可解決。在陸景看來，在其位就必然要擔負相應的職責，任其職同樣必須知曉其職守，絕不能率意而為。比如三公，乃是君主治國之輔弼，其要在于匡扶社稷、宣化四方，若非天下俊德和當世良才，就不得選而用之。從另一方面來看，三公身居其位也不應該再插手祭祀、禮儀之類的瑣細事，而要交給相應的官員。如果居高位者總是操心于細碎之事，就會使下屬懈怠，也就難以成就大事。

如何才能辨別人之賢愚呢？陸景認為需要進行一番“推事效實”的工作。他指出，“夫料才覈能，治世之要也”，料即評估，覈即查驗，也就是對人才的優(yōu)劣予以勘察。在陸景看來，凡是人之才能，都有長短高下之別，明君需要裁而用之，盡量“任得其才、才堪其任”，使職位與能力相匹配。凡是用人而不能取得良好效果的，都是任人而不能盡其才的緣故。古圣賢王還通過獎賞、刑罰，“驗之以實，效之以事，能推事效實，則賢愚明而治道清矣”。意思是說要考核人才之名實是否相符，既要循名責實，也要察言觀效，即一方面要知道才有偏達，以便量才授用；另一方面要循其本性，才須堪其任方行。如此則能辨別賢愚，使治道清明。

三

對于君王而言，因為長期久處深宮，眼不得親見臣下的得失，耳不得親聞賢愚的評論，要想使治道清明，在敬賢誅惡之外，還必須君臣一體，上下協(xié)心。一方面，人主通過“立輔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勸之以爵賞，誡之以刑罰。故明誡以效其功，考績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優(yōu)者任重”，并以此全面了解人才之優(yōu)劣，廣行政教，佐以治道；另一方面，“茍非其選，器不虛假；茍得其人，委之無疑”，官不虛設，人不疑用，選官用人務求精當，如果得到合適的人才就信而不疑。

按照陸景的觀點，君臣之間的關系就應該如身、手一般，互相信任，“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系身。安則共樂，痛則同憂”。進言之，天子能聽臣下之勸諫而改容糾偏，是因為重視臣下；而臣下之所以愿盡職于君上，則是為了報人主知人善任之德。這既是自古以來理想的君臣關系，也是現(xiàn)實中需要不斷致力以期實現(xiàn)的一個目標。茍能上下協(xié)心以治世事，就會不待命而勉勵有為，進退以禮，功成而世治。

在《典語》最后，陸景提出治國者應該施行恤民之道，這也是君臣上下協(xié)心以治世的必然要求。就其大者而言，人主在“綜理四海，收養(yǎng)品庶”之時，要認識到“宮室壯觀，出于民力；器服珍玩，生于民財；千乘萬騎，由于民眾。無此三者，則天子魁然獨在，無所為尊者也”。賴由民力、民財、民眾，才有了人主之尊，才有了國家的正常運行，所以明主賢君必然會心生惻隱，行不忍人之政，通過博愛、恕道，盡力滿足民眾的正當要求。陸景認為，容身之所、匹配之偶、充饑之糧、御寒之衣，此四者乃是“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明主治世，必定會恕下以身，與民同樂。這多少是一種與孟子的“仁政”頗為相似的思想主張，在陸景看來，如果人主能仁惠廣洽，就會萬方歸化，國祚綿長。

總的來說，陸景在這本書中集中地提出了自己的治道觀，除此之外還談及了隨時改制的通變思想以及昭德知功的重爵思想，有著鮮明的儒家特質(zhì)，尤其是強調(diào)治國理政要廣修文德、播其德教，更是有著恒常不變的價值意涵，彰顯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源遠流長的智慧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