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一詞，最早見于《論語·衛(wèi)靈公》“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是指夏、商、西周，秦以后也開始包括東周，并且一直沿用下來。“三代”所創(chuàng)造的高度文化成就受到了處于思想交鋒中先秦諸子的追捧。回望“三代”，是中華思想文化向后看思維定式的顯著標識之一，由此也形成了古代文學批評傳統(tǒng)中獨具民族文化特質的“三代”情結，這一特質在齊梁時期的劉勰身上體現(xiàn)得極為鮮明。《文心雕龍》中“三代”一詞，出現(xiàn)七次，夏、商、周出現(xiàn)的次數(shù)更多，至于堯、舜、禹、湯、文、武等三代圣王則是高頻出現(xiàn)，作為“三代”文化載體的“六經(jīng)”以及樂舞、樂器、樂歌、禮制、禮器等也被其一一拾掇進去，從而展現(xiàn)出一幅具有濃郁“三代”政教文化色彩的歷史畫面。在儒、釋、道三家之學并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劉勰的這一偏好，獨樹一幟，的確不同于這一時期那些偉大的批評家。劉勰的“三代”情結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郁郁乎文哉”的價值導向，一是“征圣立言”的神圣書寫，一是“原始表末”的路徑依賴。

“郁郁乎文哉”的價值導向。“郁郁乎文哉”的說法，源于孔子。孔子以傳承宗周文明為己任，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教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對“三代”文化一往情深，故而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的感慨。孔子以“三代”禮樂文化為“文”的思想對劉勰的影響很深。對“三代”文化成就，劉勰推崇備至，“斯文之興，盛于三代”（《文心雕龍·銘箴》），“三代政暇，文翰頗疏”（《書記》），“三代所興，詢及芻蕘”（《議對》）；對周代更是不吝贊美之詞，“周監(jiān)二代，文理彌盛”（《章表》），“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征圣》），“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誄碑》）。他秉持以禮樂之文為“文”的正統(tǒng)理念，在“三代”禮樂文化的各種載體中探尋“文”的源頭，致力于闡釋各種文體皆源于“六經(jīng)”。《原道》篇開宗明義，劉勰明確斷定“文”乃“三才”之文、禮樂之文，天文、地文和人文以反映天經(jīng)地義之至理而具有一致，以此作為全書彌綸群言、原始要終的基礎。從天文到地文到人文的同一性推斷可以看出，劉勰對商周以來天、地、人“三才”合一宇宙觀、世界觀的全面吸收與賡續(xù)發(fā)展。從《征圣》篇“政化貴文”“事跡貴文”“修身貴文”的語義所指來看，劉勰不僅將“文”的源頭指向“三代”，而且宗周的色彩極為鮮明。縱觀《文心雕龍》一書，“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jīng)，酌乎緯，變乎騷”（《序志》）的總體原則，均是在三代“尚文”觀念的籠罩下，在“郁郁乎文哉”的價值導向中形成的。

“征圣立言”的神圣書寫。“征圣立言”思想，源于“軸心期”諸子。晚周以來，五霸七雄紛爭，社會激烈變遷，諸子欲撥亂反正，但人微言輕，遂借托古構想，借堯、舜、湯、武打壓霸主，灌輸王道理想。在思想譜系與文化心態(tài)上，諸子塑造了上古帝王的偉大人格與傳承譜系。孔子對此不遺余力，墨子道夏禹，孟子言必稱堯舜，許行則為神農(nóng)之言，莊子臆造古圣先王之說（羅根澤《晚周諸子反古考》），以此建構古史的“黃金時代”。這是“三代”情結產(chǎn)生的歷史語境，也是中國歷史上道統(tǒng)思想的歷史依據(jù)。劉勰對前代圣王不乏溢美之辭，有著鮮明的圣王崇拜意識，視前代圣王言行舉止為萬世不變之遵循，諸如“玄圣創(chuàng)典”“素王述訓”“文王患憂”“公旦多材”“夫子繼圣”（《原道》）的贊譽；又諸如“帝軒刻輿”“大禹勒筍簴”“成湯盤盂”“武王戶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銘箴》）的褒揚。劉勰有著明確的“征圣立言”意圖，所謂“征圣立言”就是為文學立法，所以我們也就不難理解《文心雕龍》全書中有那么多的文學法則，譬如“體有六義”（《宗經(jīng)》）、“八體”（《體性》）、“三準”（《镕裁》）、“四對”（《麗辭》）、“練字四要”（《練字》）、“二患”（神思）、“立文之道，其理有三”（《情采》）、“六觀”（《知音》），等等。從《原道》開篇來看，劉勰宣稱本書的寫作目的，就在于傳達“道”的神圣性、驗證“圣”的合法性和效仿“經(jīng)”的永恒性，他堅守荀子以來原道、征圣、宗經(jīng)的立場，捍衛(wèi)“三代”以來神圣書寫的意圖，可謂異常堅定。

“原始以表末”的路徑依賴。“究始終”“探表末”是《文心雕龍》寫作方法上的主要依憑，劉勰稱之為“原始以表末”，也稱之為“原始要終”。歷史地看這一思想的源頭，一是源于《周易》，并經(jīng)由漢代司馬遷的闡發(fā)；一是源于墨子的“三表法”，是對“有本”“有原”“有用”三條標準的闡發(fā)。在《史傳》《章句》《附會》《時序》諸篇中，劉勰反復提及“原始要終”，并于終篇歸納為“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tǒng)”（《序志》）四種寫作方法，可謂心心念念、不厭其煩。劉勰長于“原始以表末”的研究方法，《文心雕龍》各篇均以此方法來論述文學問題。譬如《明詩》篇，劉勰以“鋪觀列代”“撮舉同異”為原則，將詩歌之“始”上溯到葛天氏之樂，歷述黃帝、唐、虞、夏、商、周時期的代表作品，在此基礎上敘述漢代以后四言詩、五言詩的演化歷程。他秉承“究始終”“探表末”的法則，當一個問題不得解時，將其“始”追溯到“三代”，便會進入正統(tǒng)的譜系，獲得不證自明的合法性，這是包括劉勰在內(nèi)的古代學者的常見寫法，在古籍中屢屢可見，是古典時代的傳統(tǒng)，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見于《文心雕龍》一書，如《辨騷》：“固知《楚辭》者，體慢于三代，而風雅于戰(zhàn)國。”《詔策》：“命之為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養(yǎng)氣》：“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并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才略》：“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凡此種種，振葉尋根、觀瀾索源，“三代”情結的印記清晰可見。這種探究問題原委、始末，并將其追溯到“三代”的路數(shù)，是貫穿《文心雕龍》全書的重要書寫路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劉勰在寫作方法上的路徑依賴。

劉勰雖然深知“時運交移”“與世推移”（《時序》）的道理，也明了“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書記》），遵循著從省從簡的趨勢，但在其有意的建構、刻意的修飾甚或不經(jīng)意的陳述中，或多或少地都流露出對“三代”的仰慕之情。回望“三代”也是中華思想史上一個常見的主題，也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價值導向、書寫方式與方法路徑。就此而言，劉勰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作者：夏 靜，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