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身上的一塊“胎記”
一
曹丕的《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xué)批評史上第一部文學(xué)專論,因被南朝梁太子蕭統(tǒng)編入《昭明文選》而得以幸存。這篇文章對文章之學(xué)、文人才性和文學(xué)批評等方面均有涉及,不失為一篇議論宏通、言之有物的典范之作。
文章一開頭的四個字,像一道深刻的標(biāo)記,一直烙在歷代文人生態(tài)和旁觀者的心理意識之中。說它以偏概全,顯然有太多實例可供佐證;說它一語中的,倒也不乏史料可以反證“曹說”的非是。這四個字便是“文人相輕”。也許是感到意猶未盡,曹丕又續(xù)綴了另外四個字:“自古而然。”
所謂“量人易,量己難。”按《世說新語》的記載,曹丕本人就是“文人相輕”的實例。不能說曹丕無才,相反,他還穎出時輩,不同凡響。在當(dāng)年的鄴下文人集團中,礙于曹氏父子的地位,“建安七子”自然會閃避著他,不敢掩其鋒芒。曹丕的《敘詩》中就有這么一句話:“為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并賦詩,命王粲、劉楨、阮瑀、應(yīng)玚稱同作。”一個“命”字,不難看出他作為召集人和文壇領(lǐng)袖的地位。
曹丕的心病在于,與“才高八斗”的親弟弟曹植相比,自己的文采相形見絀。在妒才和忌憚曹植與其爭儲的雙重心理支配下,曹丕一時失去理智:在正常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下,我不是你對手,那我就讓你快中出錯,來個七步成詩。若你不能在限定的條件下完成此詩,我的單方生死契約便立刻生效。
條件如此苛刻,也難不倒曹植這個倚馬可待的捷才,一首《七步詩》脫口而出:“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詩成即名垂,后人每論棠棣之情或兄弟相殘之事,總會引用此詩,貶損曹丕而欽仰曹植。
曹丕在“論文”中還提及史學(xué)家班固的一樁糗事,班固對與之才名和學(xué)識相當(dāng)?shù)霓o賦家傅毅有所輕視:“武仲(傅毅字)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說傅毅雖然靠寫文章做了官,但其行文拖沓、語言不夠節(jié)制,有名不副實之嫌。這說法其實很難成立,明眼人皆知文章體裁各不相同,字?jǐn)?shù)長短并非衡量優(yōu)劣的標(biāo)準(zhǔn)。從班固的話里,不難嗅出有股子“相輕”的酸味。其實,作為撰寫了“前四史”之一《漢書》的一代史學(xué)家,班固論傅毅文章的短長尚為小事,對屈原《離騷》的輕慢,說什么“露才揚己”“強非其人”“皆非法度之政,經(jīng)義所載”等,則屬鑒賞眼光的問題了。
“文人相輕”就像讀書人身上的一塊“胎記”,自曹丕提出后,便不絕于后人之唇舌。
再作兩處書錄,自家書柜里有本馮夢龍編著的《古今譚概》,其中一則故事寫的是趙孟頫和好友周草窗。趙孟頫有一方“水晶宮道人”的印,周草窗聽說后就請人刻了“瑪瑙寺行者”的印章與之呼應(yīng),趙孟頫遂棄“水晶宮道人”印章不用。后來,趙孟頫偶見周草窗的同鄉(xiāng)崔進之的藥店里有塊“養(yǎng)生主藥寶”的招牌,便用“敢死軍醫(yī)人”與之聯(lián)對。崔進之知道后頗感不悅,也立馬摘牌。趙孟頫語人曰:“我今日方為水晶宮吐氣。”趙、崔二人皆以私物為奇珍,不能接受旁人的附會和窺測,恰好符合“文人相輕”的一般特征。
再看《清朝野史大觀》中的故事:臧壽恭、嚴(yán)可均是湖州同鄉(xiāng),兩人都博學(xué)通經(jīng)。臧壽恭的弟子楊峴某次去探望老師,在渡船上巧遇獨酌的嚴(yán)可均。嚴(yán)可均得知楊峴是去探望臧壽恭,當(dāng)即面露不屑之色,說:“臧某人是村夫子,也配做你的老師啊?”幾日后,楊峴又問臧壽恭:嚴(yán)先生的學(xué)問如何?臧壽恭也輕蔑地說:“他剛剛能讀《三字經(jīng)》。”這是不帶臟字的罵人話呀,暗諷嚴(yán)可均尚處開蒙階段。
文人交往中的種種事例,確實給旁觀者留下不少“口實”,所以“文人相輕”這塊膏藥,遲遲不能從文人的臉面上揭下來。
二
或出于某種“逆反心理”,不知從何日起,我更為關(guān)注起“文人相重”的歷史記載。比之“相輕”,“相重”才是文人應(yīng)具的本懷和格局。
清阮葵生在《茶余客話》中有記載:姜西溟、湯西涯、宮恕堂和史蕉飲等幾位文友,某次飲酒之余,談起將來都要出個人文集,卻不知能否傳世,所以商定把各自的大名、尊號都收錄于彼此的集子中。這樣的話,將來若有一人傳世,則等于大家皆傳世。這體現(xiàn)了一種抱團意識,和“文人相輕”形成反差。
我讀唐代詩人交往一節(jié),常有某種感動。比如王維、孟浩然同為唐朝田園詩的杰出代表,也是惺惺相惜的一對好友。孟浩然曾以一首《留別王侍御維》表達與王維之間的真摯友誼。李白、杜甫的相遇,被聞一多稱作“太陽和月亮的相碰”。他們相識于唐朝由盛轉(zhuǎn)衰之時:744年,李白被朝廷“賜金放還”,途經(jīng)洛陽時與杜甫把酒言歡,十分融洽。當(dāng)時李白詩名藉藉,杜甫尚屬無名之輩,但彼此間并無你高我低的俗套。后來兩人同赴開封、商丘等地游歷,常借酒賦詩酬答。杜甫在《春日憶李白》中寫道:“何時一樽酒,重與細(xì)論文。”杜甫擔(dān)憂比自己年長11歲、正處于自我放逐途中的李白的安全,心中充滿牽掛:“江湖多風(fēng)波,舟楫恐失墜”“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關(guān)切之情儼如兄弟,哪有一絲“相輕”習(xí)氣?元稹、白居易不僅文風(fēng)相近,以道義相結(jié)交,還一起經(jīng)歷了宦海沉浮,可謂患難與共。
這些同時代杰出文人的交往,重情重義、氣象高華。當(dāng)然,唐代文人之往來也不全然是披肝瀝膽、花團錦簇。據(jù)傳,初唐詩人劉希夷所寫佳句“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遭舅舅宋之問的覬覦,宋之問生出將此詩句竊為己作的荒唐念頭。這種想法被劉希夷拒絕后,宋之問惱羞成怒,據(jù)說竟用裝土的袋子將劉希夷活活壓死,構(gòu)成“因詩殺人”的特例。在唐代大體健康明亮的詩人生態(tài)中,宋之問的卑劣行徑顯然屬于極個別的一處“暗角”。
三
再說宋朝。蘇軾赴京應(yīng)試的文章(試卷皆隱去姓名),初得點檢試卷官梅堯臣的贊許,再經(jīng)禮部省試主考官歐陽修的審讀,歐陽修錯以為此文系得意弟子曾鞏所作,為避嫌而將此文列為第二。復(fù)試時,又見到一篇同樣出類拔萃的好文章,歐陽修便將其擢為第一。直到發(fā)榜時,歐陽修方知兩篇文章皆出自蘇軾之手。他十分高興,在給梅堯臣的信中說道:“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dāng)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愛才之心、成全之意、度讓之德溢于言表。后來,蘇軾對無名詞人秦觀的培養(yǎng)也是不遺余力,給予他無所保留的加持,甚至托昔日政敵王安石予以關(guān)照,與歐公之狀感慰奚似!
還有一種“文人相重”,屬于會心處不必在今,乃為隔世的賡續(xù)追慕和踵事增華。比如明代“唐宋派”歸有光等人問津唐宋八大家,而“前后七子”主張“文必秦漢”等皆屬此類。往遠(yuǎn)了說,典故“陽春白雪”“曲高和寡”所指的宋玉,承傳屈原風(fēng)骨、打通楚辭漢賦,史稱“屈宋”,亦可謂有一股與先人神交的高古之風(fēng)。東晉時期幾近無名的陶淵明,死去100余年后才被南朝梁太子蕭統(tǒng)發(fā)掘出來,將其作品列入《昭明文選》,并為其文章作序,予以很高評價。后來陶淵明文名藉藉,唐人無不為之延譽,使他終成中國田園詩的詩宗;而同時代劉勰的文章學(xué)名著《文心雕龍》,是經(jīng)文壇領(lǐng)袖沈約的推舉才得以為天下所知的。至于杜(甫)、庾(信),李(白)、謝(朓),皆屬數(shù)百年開外的“隔世知音”。限于篇幅,筆者僅以并稱的方式以示敬意。
當(dāng)然,“相重”絕非功利化的、無原則的吹捧,故非以虛禮酬酢致也,而是一種彼此的發(fā)現(xiàn)、認(rèn)同和傾慕。即如前文提及的王安石和蘇軾這兩大政敵也始暌終合、冰釋前嫌。1084年,聽說蘇軾要來江寧拜見自己,前宰相王安石不顧年邁,親往渡口迎接。這“唐宋八大家”中的兩位大家相伴數(shù)日,詩文唱和,晤談甚歡。分別之日,望著蘇軾遠(yuǎn)去的背影,王安石對身邊人悵然言道:“不知更年幾百方有如此人物。”過往的排斥、對立和“相輕”似乎早已沖淡,彼此心中唯余一份難舍且“相重”之情。
所謂“文人相輕”,在我看來實際上是一種使氣耍峭,也是一種不夠強健、稍欠亮堂和氣局狹隘的“小我”格局,甚至還是一種擺不上臺面的陋習(xí)。唐代張九齡有“相知無遠(yuǎn)近,萬里尚為鄰”的詩句,恰好勾勒出文人間的相知、相重并不在于形式和遠(yuǎn)近,即便是緣慳一面者,也可以在彼此作品的語境中相識與相逢。這是一種心靈的投契和情懷的樸茂,完全可以忽略地理上的距離、身份上的高低,甚至可以穿越時代,引前人為知己。誠所謂文堪矜式來者,氣可上追古人,此種“文人相重”必令人遐想風(fēng)器、氣昌情摯,應(yīng)予遐舉高蹤、倍加推崇。筆者每每夜讀,如晤古人、如聞琴曲,便作如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