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史籍中第一次出現(xiàn)“蒲陶酒”

讓我們再重溫一下太史公在《史記·大宛列傳》中的描述：“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余石，久者數(shù)十歲不敗。俗嗜酒。”

鑿空西域的張騫雖然沒有親自向中土輸入葡萄和葡萄酒，但他早已經(jīng)見識過葡萄酒，甚至還極有可能品嘗過。同樣是《大宛列傳》中的記載，張騫向漢武帝講述大宛國的地望以及種種出產(chǎn)：“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這是中國的史籍中第一次出現(xiàn)“蒲陶酒”其名。

接著，張騫又介紹安息國：“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shù)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大宛國位于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的費爾干納盆地，安息即名為帕提亞的西亞古國，位于今天的伊朗高原。

《漢書》則泛泛而言西域的且末國、難兜國、罽賓國、大宛國都種植葡萄。當然，此類記載都出自張騫之后漢使的所見所聞。

勞費爾在《中國伊朗編》一書中寫道：“葡萄樹是亞洲西部和埃及的一種古代的人工栽種的植物……葡萄樹和葡萄酒至少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在埃及就已經(jīng)有了，在美索不達米亞也同樣在很早的年代就為人所熟知了……中國人在歷史后期從一個伊朗國家大宛得到葡萄樹，那是早期中國人所完全不知道的植物。這可以使我們充分地強調(diào)說：各種各樣的葡萄栽培在當時亞洲西部，包括伊朗在內(nèi)，已經(jīng)是普遍的現(xiàn)象了。”

勞費爾緊接著說：“主要應該注意的事情是：葡萄和苜蓿，以及制酒術(shù)都是中國人純粹從亞利安族的人那里得到的；主要是伊朗族，而不是從突厥族那里學來的。”這一辨析非常重要，后面我們會講到這一細節(jié)。

自此，葡萄酒開始成為唐朝的時尚飲料

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年）九月，長安城秋高氣爽，正是適合聚飲的日子。唐太宗挾兩年前發(fā)動玄武門兵變得以繼承皇位的喜悅，又加上這一年糧食大豐收，遂“賜酺三日”（《新唐書·太宗本紀》）。國家有喜慶之事，特賜臣民聚會飲酒稱“酺（pú）”。唐太宗以國家的名義，號召官員和百姓把這三天當成狂歡節(jié)，聚會飲酒，一醉方休。不過這時人們喝的酒還不是葡萄酒，因為葡萄酒太過珍貴，不可能人人都喝得起。

張騫鑿空西域之后，葡萄酒即傳入中國，葡萄酒的釀造方法卻沒有隨之傳入，因此導致從西域而來的葡萄酒異常珍貴。唐代大型類書《藝文類聚》引西晉張華《博物志》的記載：“西域蒲萄酒，傳云可至十年。”北宋大型類書《太平御覽》所引更為詳細：“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傳云：可至十年，飲之醉，彌日不解。”西域的葡萄酒可以保存10年仍然美味可口，至少在西晉時期就已經(jīng)流傳著這樣的傳說，其中的艷羨之情宛在眼前。

葡萄酒之珍貴從一件逸事可見一斑。《藝文類聚》引西晉司馬彪所著《續(xù)漢書》的記載：“敦煌張氏家傳曰：扶風孟他，以蒲萄酒一升遺張讓，即稱涼州刺史。”《太平御覽》所引則為“一斛”，還有的書中說是“一斗”。古代容量單位，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斛。張讓是東漢靈帝時期的著名宦官，極受寵信，扶風郡的孟他（字伯郎）用一升（或一斗、一斛）葡萄酒賄賂張讓，竟至于當上了涼州刺史的高官！一千多年之后，蘇軾還為此事憤憤不平，寫詩諷刺道：“將軍百戰(zhàn)竟不侯，伯郎一斗得涼州。”

魏文帝曹丕對葡萄和葡萄酒的喜愛更是到了癡迷的地步。《太平御覽》引述過他給群臣下的一通詔書，其中說：“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說蒲萄。當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馉，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倦。又釀以為酒，甘于麹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況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匹者？”

“朱夏”指夏季，魏文帝的意思是說，由夏入秋的時候，醉酒后第二天醒來，吃葡萄最佳。“馉”是厭膩、吃飽之意，葡萄吃再多也沒有吃飽的時候。他又說葡萄酒“甘于麹蘗”，“麹蘗（qū niè）”指酒曲，中國古代造酒，是用粟、稻或小麥加上酒曲發(fā)酵而成，蒸餾酒的技法是從元朝才開始出現(xiàn)的。

用谷物造酒，可想而知有清、濁之分，因此蒸餾酒之前的酒就分為清酒和濁酒。清酒冬釀夏熟，是質(zhì)量最好的酒，專用于祭祀的場合；濁酒雖然比不上清酒，但是也不能說就是劣質(zhì)酒，只不過相對清酒而言色澤稍微混濁而已。

中國古代關(guān)于酒的制度早在周代時就已經(jīng)完備。濁酒共有五種，稱作“五齊”，“齊”是度量而作的意思。“五齊”分別是：泛齊，酒色最濁，上面有浮沫，故稱“泛齊”；醴齊，甜酒；盎齊，白色的酒；緹齊，丹黃色的酒；沈齊，“沈”通“沉”，酒糟和渣滓下沉的酒。

“五齊”就是所謂的濁酒，是相對清酒而言的。和蒸餾酒不同的是，濁酒是發(fā)酵后直接飲用的酒，清酒也不過是冬釀夏熟，度數(shù)當然也都沒有今天的白酒高。因為是現(xiàn)釀，不易保存，必須釀好就喝，所以李白有詩“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壓酒”即把剛剛釀好的酒的酒汁和酒糟分開。

由此可知，可以保存10年之久的葡萄酒對中國人是多么新鮮的誘惑啊！因此，在另一通詔書中，魏文帝又一次感嘆道：“南方有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陶、石蜜乎！”“石蜜”是甘蔗煉成的糖。在魏文帝的心目中，中土南方的龍眼和荔枝，遠遠比不上從西域而來的葡萄和石蜜。

南北朝時期，梁元帝蕭繹所著《金樓子·志怪》中記載過一則十分稀奇的事：“大月氏國善為蒲萄花葉酒，或以根及汁醞之，其花似杏而綠蕊碧須，九春之時，萬頃競發(fā)，如鸞鳳翼。八月中，風至，吹葉上傷裂，有似綾紈，故風為蒲萄風，亦名裂葉風也。”“風吹裂葉”這一意象過于奇特，大概是梁元帝根據(jù)傳聞而附會上的自己的想象吧。

勞費爾在《中國伊朗編》一書中提出了一個疑問：“奇怪的是中國人既于漢朝就從一個伊朗國家獲得了葡萄，而且也見到一般伊朗人喝酒的習慣，卻遲至唐朝才從西域的一個突厥族學得制酒術(shù)。漢朝的突厥人當然不知有葡萄和酒，因為那時他們限居在現(xiàn)今的蒙古，那地方的土壤和氣候都不適宜種葡萄。只有安居不動的生活方式才合宜種植葡萄。突厥人直到在突厥斯坦安居了下來，奪取了前人伊朗人的遺產(chǎn)之后，他們才認識了伊朗人所傳下來的葡萄和酒。”還記得上文中我們引述過的勞費爾的話吧，他說中國的制酒術(shù)“主要是伊朗族，而不是從突厥族那里學來的”。因此他才斷言：“突厥人是后來者，是篡奪者，他們對于種植葡萄的事業(yè)沒有任何新貢獻。”

勞費爾提到的“遲至唐朝才從西域的一個突厥族學得制酒術(shù)”這一事件發(fā)生在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年），北宋初學者王溥所著記述唐代各項典章制度沿革的《唐會要》一書中寫道：“蒲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貢獻，及破高昌，收馬乳蒲萄實，于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自損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頒賜群臣，京中始識其味。”破高昌之年即貞觀十四年，造葡萄酒之法顯然得自高昌，不過，唐太宗沒有死板地完全按照西域的釀制方法，而是“自損益”，在原來釀制方法的基礎(chǔ)上重新排列組合，結(jié)果竟然釀出了8個品種的葡萄酒！

自此，葡萄酒開始成為唐朝的時尚飲料，帝國的詩人們爭相在詩中吟詠：“自言我晉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令人飲不足。為君持一斗，往取涼州牧。”劉禹錫詠的就是孟他的故事。“天馬常銜苜蓿花，胡人歲獻葡萄酒。”鮑防更是將苜蓿和葡萄這兩種最早輸入中土的植物并列。最有名的當然就是王翰的《涼州詞》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zhàn)幾人回。”

甚至連楊貴妃都是葡萄酒的資深酒鬼

唐朝有許多名人都是葡萄酒崇拜者。北宋文學家樂史所著傳奇小說《楊太真外傳》載唐玄宗李隆基與楊貴妃歡會，說：“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于是宣召翰林學士李白寫新詞。其時李白宿酒未醒，但還是援筆立就，這就是著名的《清平調(diào)詞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樂史接著描寫道：“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diào)，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lǐng)歌，意甚厚。”李龜年歌唱的時候，楊貴妃暢飲著西涼州的葡萄酒，手持的則是玻璃七寶杯，那可是堪比夜光杯的有七種寶物鑲嵌的酒杯啊！“沉香亭北倚闌干”，李白的醉眼看到的，莫非正是微醺時倚著沉香亭欄桿的楊貴妃？

唐穆宗李恒也是葡萄酒的忠實擁躉。五代末北宋初學者陶谷所著《清異錄》載：“穆宗臨芳殿賞櫻桃，進西涼州蒲萄酒，帝曰：‘飲此頓覺四體融和，真太平君子也。’”

從此之后，葡萄酒自宮廷至民間，遍及中國各地，成為中國人的日常飲品。

與中國不同的是，葡萄樹和葡萄酒的釀制技術(shù)傳入西方的時間要早得多，而且最初是供獻給諸神的珍貴祭品。德國著名的植物學家瑪莉安娜·波伊謝特在《植物的象征》（Symbolik der Pflanzen）一書中寫道：“頭戴常春藤冠的酒神狄奧尼索斯是從近東出來的，也許他帶來了葡萄種植和釀酒技術(shù)。在古代希臘，人們將潮潤的清新的常春藤置于烈火般的葡萄酒對面，以便消除或降低葡萄酒的醉人效力。植物神狄奧尼索斯會死，但他又每年復生。葡萄酒是他那純凈血液的象征。他乘坐由虎豹牽引的金質(zhì)華車四處遨游，有大群醉醺醺的女祭司和心醉神迷、載歌載舞的女人緊緊相隨，全然不顧接近諸神的種種危險。”

葡萄酒最終進入基督教的象征體系，瑪莉安娜·波伊謝特繼續(xù)寫道：“葡萄酒在基督教中最深切意義還存在于圣餐之中，其含義被改變，人們視其為基督之血。葡萄和葡萄穗象征基督的血肉，這象征中依舊存在著人類對植物崇拜的原始殘余。”

值得一提的是，葡萄乃張騫輸入這一傳說，也就是說中國的“張騫狂”現(xiàn)象，最早出自西晉張華所著《博物志》一書，《藝文類聚》的引文為：“張騫使西域還，得蒲萄。”自此，幾乎所有從絲綢之路輸入的植物，都歸功于張騫一人了。

不過，勞費爾在《中國伊朗編》中的總結(jié)非常客觀：“我們也不應認為張騫的事業(yè)一結(jié)束，葡萄樹在中國的傳播也就完成了；其實葡萄的種子后來還陸續(xù)不斷地傳入內(nèi)地，康熙還從新疆將新品種的葡萄輸入內(nèi)地。在中國葡萄種類甚多，若說都是由一個人同時帶回來的，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今天喝葡萄酒已經(jīng)用不起夜光杯和玻璃七寶杯了，但是當我們像楊貴妃一樣暢飲的時候，是否也嗅到了一絲來自綠洲的神秘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