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在夜光杯中,變成透明液體
中國的史籍中第一次出現(xiàn)“蒲陶酒”
讓我們再重溫一下太史公在《史記·大宛列傳》中的描述:“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余石,久者數(shù)十歲不敗。俗嗜酒。”
鑿空西域的張騫雖然沒有親自向中土輸入葡萄和葡萄酒,但他早已經(jīng)見識過葡萄酒,甚至還極有可能品嘗過。同樣是《大宛列傳》中的記載,張騫向漢武帝講述大宛國的地望以及種種出產(chǎn):“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這是中國的史籍中第一次出現(xiàn)“蒲陶酒”其名。
接著,張騫又介紹安息國:“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shù)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大宛國位于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的費爾干納盆地,安息即名為帕提亞的西亞古國,位于今天的伊朗高原。
《漢書》則泛泛而言西域的且末國、難兜國、罽賓國、大宛國都種植葡萄。當然,此類記載都出自張騫之后漢使的所見所聞。
勞費爾在《中國伊朗編》一書中寫道:“葡萄樹是亞洲西部和埃及的一種古代的人工栽種的植物……葡萄樹和葡萄酒至少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在埃及就已經(jīng)有了,在美索不達米亞也同樣在很早的年代就為人所熟知了……中國人在歷史后期從一個伊朗國家大宛得到葡萄樹,那是早期中國人所完全不知道的植物。這可以使我們充分地強調(diào)說:各種各樣的葡萄栽培在當時亞洲西部,包括伊朗在內(nèi),已經(jīng)是普遍的現(xiàn)象了。”
勞費爾緊接著說:“主要應該注意的事情是:葡萄和苜蓿,以及制酒術(shù)都是中國人純粹從亞利安族的人那里得到的;主要是伊朗族,而不是從突厥族那里學來的。”這一辨析非常重要,后面我們會講到這一細節(jié)。
自此,葡萄酒開始成為唐朝的時尚飲料
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年)九月,長安城秋高氣爽,正是適合聚飲的日子。唐太宗挾兩年前發(fā)動玄武門兵變得以繼承皇位的喜悅,又加上這一年糧食大豐收,遂“賜酺三日”(《新唐書·太宗本紀》)。國家有喜慶之事,特賜臣民聚會飲酒稱“酺(pú)”。唐太宗以國家的名義,號召官員和百姓把這三天當成狂歡節(jié),聚會飲酒,一醉方休。不過這時人們喝的酒還不是葡萄酒,因為葡萄酒太過珍貴,不可能人人都喝得起。
張騫鑿空西域之后,葡萄酒即傳入中國,葡萄酒的釀造方法卻沒有隨之傳入,因此導致從西域而來的葡萄酒異常珍貴。唐代大型類書《藝文類聚》引西晉張華《博物志》的記載:“西域蒲萄酒,傳云可至十年。”北宋大型類書《太平御覽》所引更為詳細:“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彼俗傳云:可至十年,飲之醉,彌日不解。”西域的葡萄酒可以保存10年仍然美味可口,至少在西晉時期就已經(jīng)流傳著這樣的傳說,其中的艷羨之情宛在眼前。
葡萄酒之珍貴從一件逸事可見一斑。《藝文類聚》引西晉司馬彪所著《續(xù)漢書》的記載:“敦煌張氏家傳曰:扶風孟他,以蒲萄酒一升遺張讓,即稱涼州刺史。”《太平御覽》所引則為“一斛”,還有的書中說是“一斗”。古代容量單位,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斛。張讓是東漢靈帝時期的著名宦官,極受寵信,扶風郡的孟他(字伯郎)用一升(或一斗、一斛)葡萄酒賄賂張讓,竟至于當上了涼州刺史的高官!一千多年之后,蘇軾還為此事憤憤不平,寫詩諷刺道:“將軍百戰(zhàn)竟不侯,伯郎一斗得涼州。”
魏文帝曹丕對葡萄和葡萄酒的喜愛更是到了癡迷的地步。《太平御覽》引述過他給群臣下的一通詔書,其中說:“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說蒲萄。當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馉,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倦。又釀以為酒,甘于麹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況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有匹者?”
“朱夏”指夏季,魏文帝的意思是說,由夏入秋的時候,醉酒后第二天醒來,吃葡萄最佳。“馉”是厭膩、吃飽之意,葡萄吃再多也沒有吃飽的時候。他又說葡萄酒“甘于麹蘗”,“麹蘗(qū niè)”指酒曲,中國古代造酒,是用粟、稻或小麥加上酒曲發(fā)酵而成,蒸餾酒的技法是從元朝才開始出現(xiàn)的。
用谷物造酒,可想而知有清、濁之分,因此蒸餾酒之前的酒就分為清酒和濁酒。清酒冬釀夏熟,是質(zhì)量最好的酒,專用于祭祀的場合;濁酒雖然比不上清酒,但是也不能說就是劣質(zhì)酒,只不過相對清酒而言色澤稍微混濁而已。
中國古代關(guān)于酒的制度早在周代時就已經(jīng)完備。濁酒共有五種,稱作“五齊”,“齊”是度量而作的意思。“五齊”分別是:泛齊,酒色最濁,上面有浮沫,故稱“泛齊”;醴齊,甜酒;盎齊,白色的酒;緹齊,丹黃色的酒;沈齊,“沈”通“沉”,酒糟和渣滓下沉的酒。
“五齊”就是所謂的濁酒,是相對清酒而言的。和蒸餾酒不同的是,濁酒是發(fā)酵后直接飲用的酒,清酒也不過是冬釀夏熟,度數(shù)當然也都沒有今天的白酒高。因為是現(xiàn)釀,不易保存,必須釀好就喝,所以李白有詩“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壓酒”即把剛剛釀好的酒的酒汁和酒糟分開。
由此可知,可以保存10年之久的葡萄酒對中國人是多么新鮮的誘惑啊!因此,在另一通詔書中,魏文帝又一次感嘆道:“南方有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陶、石蜜乎!”“石蜜”是甘蔗煉成的糖。在魏文帝的心目中,中土南方的龍眼和荔枝,遠遠比不上從西域而來的葡萄和石蜜。
南北朝時期,梁元帝蕭繹所著《金樓子·志怪》中記載過一則十分稀奇的事:“大月氏國善為蒲萄花葉酒,或以根及汁醞之,其花似杏而綠蕊碧須,九春之時,萬頃競發(fā),如鸞鳳翼。八月中,風至,吹葉上傷裂,有似綾紈,故風為蒲萄風,亦名裂葉風也。”“風吹裂葉”這一意象過于奇特,大概是梁元帝根據(jù)傳聞而附會上的自己的想象吧。
勞費爾在《中國伊朗編》一書中提出了一個疑問:“奇怪的是中國人既于漢朝就從一個伊朗國家獲得了葡萄,而且也見到一般伊朗人喝酒的習慣,卻遲至唐朝才從西域的一個突厥族學得制酒術(shù)。漢朝的突厥人當然不知有葡萄和酒,因為那時他們限居在現(xiàn)今的蒙古,那地方的土壤和氣候都不適宜種葡萄。只有安居不動的生活方式才合宜種植葡萄。突厥人直到在突厥斯坦安居了下來,奪取了前人伊朗人的遺產(chǎn)之后,他們才認識了伊朗人所傳下來的葡萄和酒。”還記得上文中我們引述過的勞費爾的話吧,他說中國的制酒術(shù)“主要是伊朗族,而不是從突厥族那里學來的”。因此他才斷言:“突厥人是后來者,是篡奪者,他們對于種植葡萄的事業(yè)沒有任何新貢獻。”
勞費爾提到的“遲至唐朝才從西域的一個突厥族學得制酒術(shù)”這一事件發(fā)生在唐太宗貞觀十四年(640年),北宋初學者王溥所著記述唐代各項典章制度沿革的《唐會要》一書中寫道:“蒲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貢獻,及破高昌,收馬乳蒲萄實,于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自損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頒賜群臣,京中始識其味。”破高昌之年即貞觀十四年,造葡萄酒之法顯然得自高昌,不過,唐太宗沒有死板地完全按照西域的釀制方法,而是“自損益”,在原來釀制方法的基礎(chǔ)上重新排列組合,結(jié)果竟然釀出了8個品種的葡萄酒!
自此,葡萄酒開始成為唐朝的時尚飲料,帝國的詩人們爭相在詩中吟詠:“自言我晉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令人飲不足。為君持一斗,往取涼州牧。”劉禹錫詠的就是孟他的故事。“天馬常銜苜蓿花,胡人歲獻葡萄酒。”鮑防更是將苜蓿和葡萄這兩種最早輸入中土的植物并列。最有名的當然就是王翰的《涼州詞》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zhàn)幾人回。”
甚至連楊貴妃都是葡萄酒的資深酒鬼
唐朝有許多名人都是葡萄酒崇拜者。北宋文學家樂史所著傳奇小說《楊太真外傳》載唐玄宗李隆基與楊貴妃歡會,說:“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于是宣召翰林學士李白寫新詞。其時李白宿酒未醒,但還是援筆立就,這就是著名的《清平調(diào)詞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樂史接著描寫道:“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diào),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lǐng)歌,意甚厚。”李龜年歌唱的時候,楊貴妃暢飲著西涼州的葡萄酒,手持的則是玻璃七寶杯,那可是堪比夜光杯的有七種寶物鑲嵌的酒杯啊!“沉香亭北倚闌干”,李白的醉眼看到的,莫非正是微醺時倚著沉香亭欄桿的楊貴妃?
唐穆宗李恒也是葡萄酒的忠實擁躉。五代末北宋初學者陶谷所著《清異錄》載:“穆宗臨芳殿賞櫻桃,進西涼州蒲萄酒,帝曰:‘飲此頓覺四體融和,真太平君子也。’”
從此之后,葡萄酒自宮廷至民間,遍及中國各地,成為中國人的日常飲品。
與中國不同的是,葡萄樹和葡萄酒的釀制技術(shù)傳入西方的時間要早得多,而且最初是供獻給諸神的珍貴祭品。德國著名的植物學家瑪莉安娜·波伊謝特在《植物的象征》(Symbolik der Pflanzen)一書中寫道:“頭戴常春藤冠的酒神狄奧尼索斯是從近東出來的,也許他帶來了葡萄種植和釀酒技術(shù)。在古代希臘,人們將潮潤的清新的常春藤置于烈火般的葡萄酒對面,以便消除或降低葡萄酒的醉人效力。植物神狄奧尼索斯會死,但他又每年復生。葡萄酒是他那純凈血液的象征。他乘坐由虎豹牽引的金質(zhì)華車四處遨游,有大群醉醺醺的女祭司和心醉神迷、載歌載舞的女人緊緊相隨,全然不顧接近諸神的種種危險。”
葡萄酒最終進入基督教的象征體系,瑪莉安娜·波伊謝特繼續(xù)寫道:“葡萄酒在基督教中最深切意義還存在于圣餐之中,其含義被改變,人們視其為基督之血。葡萄和葡萄穗象征基督的血肉,這象征中依舊存在著人類對植物崇拜的原始殘余。”
值得一提的是,葡萄乃張騫輸入這一傳說,也就是說中國的“張騫狂”現(xiàn)象,最早出自西晉張華所著《博物志》一書,《藝文類聚》的引文為:“張騫使西域還,得蒲萄。”自此,幾乎所有從絲綢之路輸入的植物,都歸功于張騫一人了。
不過,勞費爾在《中國伊朗編》中的總結(jié)非常客觀:“我們也不應認為張騫的事業(yè)一結(jié)束,葡萄樹在中國的傳播也就完成了;其實葡萄的種子后來還陸續(xù)不斷地傳入內(nèi)地,康熙還從新疆將新品種的葡萄輸入內(nèi)地。在中國葡萄種類甚多,若說都是由一個人同時帶回來的,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今天喝葡萄酒已經(jīng)用不起夜光杯和玻璃七寶杯了,但是當我們像楊貴妃一樣暢飲的時候,是否也嗅到了一絲來自綠洲的神秘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