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以來，北京的最高氣溫多次達到35℃以上，局地已達40℃，并首次出現(xiàn)70年來連續(xù)三天超過40℃以上的極端高溫天氣。其實，北京歷史上也多次出現(xiàn)過高溫天氣。史籍中是如何記載的？人們又是如何應(yīng)對的呢？

乾隆八年最高溫44.4℃如何測出？

而今，氣象學(xué)以日最高氣溫達到或超過35℃作為高溫的標準，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溫，被稱為“高溫?zé)崂恕保卜Q“高溫酷暑”。

“攝氏度”是目前世界上使用較為廣泛的一種溫標，用符號“℃”表示，是瑞典天文學(xué)家安德斯·攝爾修斯于1742年提出的。原本攝爾修斯提出的溫標是以水的沸點為0度，后來才顛倒過來，并沿用至今。

中國古代有關(guān)高溫天氣的記載則較為模糊，常以酷熱、炙熱、熾熱、晴熱、極熱、炎暑、炎日、赤日、熱伏等詞語來記錄，也就難以考證古代的高溫天氣到底是多少攝氏度。

據(jù)《北京氣象志》等史料記載，北京歷史上曾出現(xiàn)過多次高溫天氣，但元代以前有關(guān)記載極少，直到明清之后才逐漸詳細起來。

明代官修的編年體史書《明實錄》中，有多次關(guān)于北京地區(qū)暑期高溫的記載：正統(tǒng)三年（1438年），“六月丁丑，炎暑熾熱，都城門外少見路人，（護城）河水減半，草木遍黃，無以生機。”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京畿“久旱酷熱，諸谷焦枯，疫癘流行。”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大學(xué)士方從哲上言：“日者，天時亢旱，雨澤稀微，赤日流金，土焦泉涸。”

清代，北京也出現(xiàn)過數(shù)次高溫酷熱天氣。《康熙朝實錄》載：“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壬午：今日值盛夏，天氣亢陽，雨澤維艱，炎夏特甚，禾苗重蒿，農(nóng)事甚憂，六月炎暑，自京師至關(guān)外熱傷人畜甚重。”《乾隆朝實錄》載：乾隆八年（1743年）六月“京師盛暑”。六月初一日，乾隆帝諭：“近日京師天氣炎熱，雖有雨澤并未沾足，若再數(shù)日不雨，恐禾苗有損，且人民病暍者多。”《宣宗成皇帝實錄》：道光七年（1827年）六月癸未，帝諭：“京師自閏五月下旬以來，酷熱非常，又形酷旱……”同年夏，“昌平大熱”。《光緒順天府志》載：光緒元年（1875年），“初四日（8月4日），極熱，勝于往年，初五日（8月5日），熱更甚，流金鑠石矣。十五日（8月15日）晴熱又如前。”光緒三年（1877年），六月初八日（7月18日），北京天氣“暵干可慮，毒熱不可當(dāng)。”

那么，從什么時候開始，古代的高溫天氣有了比較確切的溫度測量記錄呢？這還要從溫度計進入中國說起。康熙八年（1669年），傳教士南懷仁制作了一架空氣溫度計獻給皇帝，并于1671年出版了《驗氣圖說》，專門進行了說明。但南懷仁受到亞里士多德科學(xué)觀點影響，設(shè)計的溫度計存在一定缺陷，溫標劃分也沒有固定點，只能測出溫度的相對變化。后來，陸續(xù)有新式溫度計被引入中國，被稱為“寒暑表”等。

據(jù)學(xué)者考證，目前，有關(guān)北京高溫天氣最早、最確切的數(shù)據(jù)記載，是清乾隆八年（1743年）法國人宋君榮（原名安托萬·高比爾）測定的。宋君榮既為法國傳教士，也是天文學(xué)家。他于1723年抵京，在北京居住時間長達36年，對中國文化頗有研究，在中國科技史、古代史、中外關(guān)系史等方面都卓有成就。

據(jù)《中國氣象史話》載：清乾隆八年，從五月開始，華北地區(qū)就出現(xiàn)了罕見的酷熱天氣。七月二十一日，直隸天津鎮(zhèn)總兵官傅清在給乾隆帝的奏報里寫道：“五月苦熱，土石皆焦，桅頂流金……”

而當(dāng)時身在北京的宋君榮也在寄往巴黎科學(xué)院同事的信件里驚呼：“北京的老人稱，從未見過這樣的高溫……”

于是，宋君榮使用新式酒精溫度表，以拉謀氏溫標測量并記錄了當(dāng)時北京的高溫天氣。這種溫標以法國科學(xué)家、昆蟲學(xué)家拉謀命名，以水的冰點為0度，以沸點為80度。根據(jù)宋君榮所記錄的數(shù)據(jù)，1743年7月25日下午3點半，北京的氣溫達到了35.5度（拉謀氏溫度），折合成攝氏度竟達到了44.4℃。而在此之前從7月20日起，每日氣溫都超過40℃，至7月26日早晨下了一場小雨，最高溫度降低到31.9度，代表著這次高溫過程的結(jié)束。

據(jù)《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普查中國歷史文獻中的炎夏氣候事件，明建文二年（1400年）后，酷熱記載數(shù)量最多的首推1743年，也就是乾隆八年的夏天。這次酷熱影響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山西等5個省市所在地區(qū)，從酷熱景況、炎熱程度和危害之深重來講，堪稱歷史之最。清代各類史籍對這一年的高溫也有記述，如《清高宗實錄》記有：“諭、京師自五月杪以來。天氣亢旱。且溽暑炎蒸。甚于往歲。”清末王先謙所撰《東華續(xù)錄》亦稱：“六月丙辰，京師威暑。”

老北京應(yīng)對高溫有妙招

在沒有電風(fēng)扇、空調(diào)、冰箱、汽水、雪糕的年代，老北京人應(yīng)對高溫天氣也有妙招。

舊時北京的胡同里多有水井，高溫天氣里人們喝的最多的是“井拔涼”，就是飲用從井里剛提上來的井水，帶著陣陣涼氣兒，喝上一碗，從心底感到?jīng)鏊６^水兒面最受老北京人的青睞，剛出鍋兒的面條往涼水里一放，將熱氣兒浸得一干二凈，有的人覺得過一次水兒不夠涼，還要過上二回，然后澆上三合油兒或芝麻醬，吃到嘴里那叫爽。

早年間京城有冰窖，冬天將冰塊儲存起來，夏天使用。遇有高溫時節(jié)，一些人喜歡將西瓜放在冰上個把時辰，美其名曰“冰鎮(zhèn)西瓜”，然后再吃。買不起冰的，就把西瓜放到籃子里，然后用繩子將其順到井里，讓冰涼的井水把西瓜泡上個把時辰再提上來，那西瓜被井水鎮(zhèn)得倍兒涼，切開一吃別提有多爽了，從嘴里涼到心里，渾身的暑熱也就消了一半兒。

“天棚”遮陰可以說是夏日里四合院的一景。一些院子寬敞的人家，到了立夏便在院子里搭起棚子，俗稱“天棚”。“天棚”一般要比東廂房和西廂房高一點，棚子頂上和四面留有天窗，白天在棚子下面納涼，晚上把天窗關(guān)上，可以在里面睡覺，特別涼快。“天棚”一般支到立秋，天一涼就撤了。舊京專門有從事搭“天棚”的棚鋪，越是天氣炎熱，生意越多，故清“竹枝詞”有道：“綠槐蔭院柳綿空，官宅民宅約略同，盡揭疏欞糊冷布，更圍高屋搭涼棚。”

過去在北京城外，有許多明清時的磚窯關(guān)張后留下的大坑，經(jīng)年積淤雨水形成較大的水塘，俗稱“窯坑”，而城墻外便是護城河，雨季時水量十分充足。炎炎夏日，人們熱勁兒難耐時，就紛紛到窯坑或護城河里游泳，俗稱“窯坑泡澡”“護城河泡澡”。特別是遇到高溫天氣，到窯坑與護城河里泡澡的人特別多。

院子里睡“涼席兒”也是一種降溫方法。高溫天氣使人難以入睡，于是有人將炕席拿到院子里，用涼水沖刷或用濕布反復(fù)擦上幾遍，直到?jīng)鏊耍偬稍谏厦鎯海榔涿凰皼鱿瘍骸薄Ｓ捎谏厦嫠^大，人躺在上面不粘身子，感到很涼快。

過去無論是四合院，還是大雜院，都有個大門道，因南北（或東西）暢通，夏日里小風(fēng)兒一吹，特別涼爽，所以成為人們納涼的好地方。白天多是大雜院里的大媽、大嬸們聚在大門道里一邊做針線活兒，一邊納涼風(fēng)兒，俗稱過“穿堂風(fēng)兒”。到了晚上，多是院子里的老爺們兒在大門道里鋪塊涼席睡覺，也謂之過“穿堂風(fēng)兒”。如果門道進深較大，能睡上三四個人。

老年間京城的街巷口或胡同里有不少的古樹，以槐樹居多，因樹冠大，樹陰兒也大，特別是烈日當(dāng)頭時，濃蔭下卻很涼爽，由此成為人們夏日里納涼的好地方。尤其是高溫天氣，樹陰兒下沒有斷人的時候，俗稱“乘陰涼兒”。鄰居們有的聚在樹陰下聊天兒，有的下棋，有的鋪塊油布（為防水、防潮而用織物浸油制成的布）或涼席就睡在樹下。

入夏之后天氣轉(zhuǎn)熱，人們要把房屋外面或里面活扇的窗子吊起來，然后將紗屜子上的舊紙、舊紗扯去，糊上新的冷布。其實冷布實為一種紗布，老北京人多稱其為“窗紗”。名為“布”而非“布”，非“紗”而似“紗”，是用木機織的一種窗紗，單股細土紗，織成孔距約兩三毫米大的紗布，再上綠色漿或本色漿。干后熨燙平整，用來當(dāng)窗紗糊窗，既可通風(fēng)透氣，又能擋住蚊蠅進入室內(nèi)，可謂一舉兩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