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悵然，只為古人犯難。讀書也是折磨，無聊中又撿拾風化剝蝕的文本碎片，按覆若干詞語之生成與擴衍，乃以慰留逃逸的記憶。當然，若干疑問依然未解，抑或無解。

外 戚

所謂“外戚”，是指帝王的外姓親屬。《詞源》釋義：“帝王的母族、妻族。”這個定義涵蓋后妃本人及其家族，此條舉例便是《史記》之《外戚世家》。太史公筆下的“外戚”是以后妃為主名，又間或述及其家人行狀，故司馬貞《索隱》謂：“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后妃捎帶后族，原是攏到一起來說。

太史公所記外戚，乃漢初至武帝時諸帝后妃（有謂“秦以前尚略矣”）。如，高祖呂后、戚夫人、薄姬，文帝竇后、王美人，景帝薄后、栗姬、王夫人，及武帝陳后、衛(wèi)后、王夫人、李夫人、尹夫人、邢夫人、鉤弋夫人等，凡十余者，傳述各自身世及寵幸之事。但呂后地位特殊，《史記》另有《呂太后本紀》，主要寫高祖崩后其臨朝稱制，及諸呂作亂，終為周勃一班老臣所夷滅。《外戚世家》兼及外家事況，但諸呂只簡略帶過。文帝竇后昆弟前后故事記載稍詳，如竇長君、少君如何被上手段監(jiān)控，以防“效呂氏大事也”。

《漢書》無“世家”一體，臚述高祖至平帝后妃作《外戚傳》，列于《西域傳》之后。這顯然是另冊處置。漢代外戚干政是大問題，班固對漢家宮闈亦頗鄙夷，其傳末曰：“序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后庭色寵著聞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城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托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余大者夷滅，小者流放，烏嘑！”《漢書·外戚傳》所記后庭人物，高祖至武帝一朝與《史記·外戚世家》相重，二者對讀，記事詳略互見。

值得注意的是，于《外戚傳》之外，《漢書》又單置《元后傳》，講述元帝皇后王政君故事。傳主只元后一人，篇幅竟抵《外戚傳》三分之一。此女之所以大書特書，亦是因為身份特殊，她是王莽之姑，對王莽篡漢柄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王莽新朝只十幾年，而這王政君卻是漢興以來臨朝最久的宮闈政治家，有謂“歷漢四世（按，即元、成、哀、平四帝）為天下母，饗國六十余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按，新都，指王莽稱制后，改國號“新”，以洛陽為新室東都）。

《史》《漢》之后，史家不以“外戚”概稱后庭，“后妃”之目大抵始于陳壽《三國志》，抑或司馬彪《續(xù)漢書》。彪書早佚，清人汪文臺輯《七家后漢書》，從《御覽》中輯出司馬彪所記后妃二十九人，想必專立名目。司馬彪與陳壽是同時代人，其書與《三國志》孰先孰后不好說。陳氏奉曹魏為正統(tǒng)，《魏志》置《后妃傳》，蜀吳二志各置《二主妃子傳》《妃嬪傳》，但各志均無《外戚傳》，蓋因魏蜀吳三方實無外戚秉政。《魏志·文帝紀》黃初三年九月，詔曰：“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有鑒于兩漢外戚擅權，曹丕于開國之初作此規(guī)訓，以免后患。三少主時期，郭太后（明帝郭皇后）每以詔令預事，看似已不再遵守成命，如《后妃傳》謂：“值三主幼弱，宰輔統(tǒng)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啟于太后，而后施行。”但這不能說是后族亂政，司馬氏父子誅曹爽搞廢立諸事，實是假太后之名，拿她背鍋而已。郭氏父兄盡皆封侯不假，可域中已是司馬氏天下，沒有外戚恣橫的空間。

蜀吳閨庭不成典規(guī)，但外戚未起風浪。東吳孫權臨終前，皇后潘氏欲效仿呂后專制故事。可孫權尚未咽氣，她就被縊殺。《吳志·妃嬪傳》說是宮人所為，注《通鑒》的胡三省認為是“吳史緣飾，后人遂因而書之云爾”。歷史不乏陰謀或陰謀論。

陳壽之后，范曄撰《后漢書》亦不以“外戚”作后宮敘事，單列《皇后紀》（含妃嬪），將后妃提升至帝紀規(guī)格，如太史公《呂太后本紀》。東漢太后臨朝幾成常態(tài)，權位庶乎諸帝。東漢外家權勢熏灼，范書卻無“外戚”之目，乃將鄧訓、鄧騭、竇憲、竇武、何進那些后妃家人分置列傳。從輯佚的《續(xù)漢書》殘篇來看，司馬彪已有成例。之前《漢書》將后妃作“外戚”，而霍光、衛(wèi)青、霍去病等外家人物亦各自立傳， 由內及外，及至內外剝離，詞義變化背后隱藏著歷史的刀光劍影。后世撰史，將“后妃”與“外戚”分別設傳，大抵始于北齊人魏收所撰《魏書》。其后唐人撰《晉書》，亦照此辦理。之后，史家所稱“外戚”，僅指后妃娘家人，不包括她們自身。

校 事

三國官制有“校事”一職，用以伺察臣民言行，具體說就是偵察、檢舉、處置言論不當和心懷不軌的官員和士民。曹氏魏國初建即設校事官，曹丕稱帝后權任更重。東吳亦有這類職事，謂之“典校”。以后延至兩晉，又稱“校郎”。《資治通鑒》晉安帝義熙十三年七月“門下校郎劉祥入言事”，胡三省注：“自曹操、孫權置校事，司察群臣，謂之校郎，后遂因之。”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曰：“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廠衛(wèi)……或謂之典校，或謂之校曹，或謂之校郎，或謂之校官。”

關于校事、典校，《三國志》記述散見于魏吳二志，即魏之高柔、常林、徐邈、程曉傳，吳之顧雍、步騭、朱據(jù)、潘濬、陸凱、是儀、諸葛恪諸傳（包括裴注所引諸書）。如，《魏志·高柔傳》謂：

[高柔]遷為潁川太守，復還為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高]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趙]達等數(shù)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趙]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辦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以也。”

這里說到的校事盧洪、趙達二人可謂惡名昭著。曹操賦予他們“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yè)，職無分限”的權力，以致大小官員無不畏懼。魚豢《魏略》記錄當時曹營流傳的一句諺語：“不畏曹公，但畏盧洪；盧洪尚可，趙達殺我。”（《太平御覽》卷二百四一引）這是人人自危的局面。高柔為官一向“明于法理”，認為趙達等人“以憎愛擅作威福”，嚴重破壞官場職司，向曹操進言當廢止校事之設。老曹明知他們是壞人，卻想著壞人有壞人的用處，整人的事情賢人君子做不來，只能任用趙達這些惡棍。這是他用人馭眾的機竅。不過，將之比作叔孫通以群盜壯士助劉邦爭天下，實是不倫不類。

趙達作惡太多，最后還是被曹操處理了。但曹丕上位后不改章程，任用劉慈、劉肇等為校事。《高柔傳》：“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shù)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shù)，[高]柔皆請懲虛實……”又，《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略》一例，敘文帝時校事劉肇在成皋縣敲詐勒索，與縣令衙吏發(fā)生械斗。直至明帝、齊王芳時，這班人依然猖獗，高柔、何曾等大臣曾一再奏劾。嘉平中，黃門侍郎程曉（曹操謀臣程昱的孫子）上書痛陳其害，才罷去校事官。

東吳自孫權設置典校，起初有呂壹、錢欽數(shù)輩，亦是操縱權柄，擅作威福。如，《吳志·步騭傳》謂傳主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疵，重案深誣，輒欲陷人以成威福。”又，《朱據(jù)傳》曰：“典校呂壹疑據(jù)實取，考問主者，死于杖下。”朝中將相幾乎都被監(jiān)視告密，有人竟因不斷告密而獲幾種罪名。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等都曾被監(jiān)視，甚至丞相顧雍因告密竟被拘禁。典校如此猖獗，太子孫登屢次進諫請罷校典，但孫權一直不聽，諸大臣沒人再敢說話。后來大臣李衡在孫權召見時，口陳呂壹多條奸罪，長達數(shù)千言，致使孫權面有愧色。之后，孫權終于狠下心，誅殺呂壹，以平群臣之憤。

孫權死后，其少子孫亮繼位時才十歲。大將軍諸葛恪輔政，為籠絡朝政，廢除典事。但及至吳末帝孫皓即位，不但恢復典校，后又聽張俶建言，加設稱為“彈曲”的糾察官。《吳志·孫皓傳》天紀元年（277）裴注引《江表傳》曰：“[張]俶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于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張俶其人靠告訐上位，做了主持彈劾官員的司直中郎將，很快又身敗名裂。如謂：“[張]俶奢淫無厭，取小妻（按，指妾）三十余人，擅殺無辜，眾奸并發(fā)，父子俱見車裂。”譖白別人竟并不掩飾自己胡作非為，實濫權導致變態(tài)。

魏之校事，似乎不屬正式職官序列，洪飴孫《三國職官表》將之列為魏相府散屬。據(jù)《御覽》引《魏略》，校事后改為撫軍都尉，比二千石，第四品。此說不見于《魏志》紀傳。吳之典校，屬中書省，本是校核官府文書的職事，案牘中爬梳剔抉，扯出無中生有的故事。

開 府

曹魏建國后，有一種作為官員加銜的賜命，就是“開府”，官稱“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字面意思是開建府署，辟置掾屬。兩漢制度唯三公開府，三公即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東漢皆去“大”字，大司馬改太尉），亦稱“三司”。但漢末戰(zhàn)亂改變了固有體制。獻帝初平三年（192），李傕、郭汜、樊稠攻陷長安，共秉朝政，各以將軍名號開府，時謂“與三公合為六府”（《后漢書·董卓傳》）。或為將軍開府之先例。

其實，曹魏享有“開府”或“儀同三司”的官員并不多，攏共算來只是以下數(shù)例：魏景初三年（239），黃權（蜀漢降將）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正始元年（240），劉放以中書監(jiān)加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孫資以中書令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正始二年，王凌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嘉平二年（250），郭淮加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甘露二年（257），孫壹（東吳降將）拜車騎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其中“開府”連帶“儀同三司”者，僅孫壹一人。

這里有一個疑問：“開府”之號，是否等同“儀同三司”，二者是否同位語關系？或“儀同三司”是否作為“開府儀同三司”之縮略寫法？

“儀同三司”始于東漢殤帝時，《后漢書·鄧騭傳》謂：“延平元年（106），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謂：“[儀同三司]始自[鄧]騭也。”車騎將軍秩二品，位于三公之下，稱“儀同三司”，即品秩及相關待遇援引三公儀制，自是賜位特進。但《鄧騭傳》未有“開府”之名，許多學者以為“開府儀同三司”起于蜀降將黃權。其實《黃權傳》亦未見“開府”名號。至于“儀同三司”是否作為“開府儀同三司”之省略用法，清代學者于此頗有爭議，但看萬斯同《魏國將相大臣年表》《魏方鎮(zhèn)年表》，明顯是用“儀同三司”表示“開府”之義。

盧弼《集解》于《蜀志·黃權傳》“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句下注釋援引諸說，有一種意見認為“開府”可追溯到東漢明帝時，東平王劉蒼以驃騎將軍輔政，班固作《奏記》表賀，有“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宜及府開，以慰遠方”數(shù)語（《后漢書·班固傳》），即證為后漢開府之始。明帝是東漢第二個皇帝，照這樣說，劉蒼開府比鄧騭還早半個世紀。

查《中國歷史大辭典·魏晉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開府”與“開府儀同三司”分作兩個詞條，因為撰寫者不是同一人，行文有差異。一謂：“凡開府，地位即與三公相當，品秩、俸賜亦與三公相同。”一謂：“儀同三司，謂開府之儀制援引三公成例。”看上去是一個意思，也沒說區(qū)別是什么，不明白為何要設置兩個詞條。

赤 壁

赤壁所在，古來聚訟紛紜，主要轇轕于蒲圻、嘉魚二說。二十世紀末，蒲圻被命名為赤壁市，似乎了結一樁公案。當然，另有黃州一說，過去頗有影響，主要緣于蘇軾赤壁二賦。從蒲圻到蘇軾謫居的黃州是好長一段江流，赤壁尋址千里邈邈，討論者多不介意是在南岸還是北岸（江左還是江右）。其實，南北也是問題所在。

按蒲圻、嘉魚諸說，赤壁在長江南岸。《水經注·江水三》謂：“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處所也。”江流自西而東，其“右逕赤壁山北”，表明其地在南岸。《水經注》所記之處在蒲圻下游，大致是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三冊（第27頁，三國吳荊州）標示“赤壁”的地方（但第六冊第28頁，北宋荊湖北路，又在蒲圻近旁注記“赤壁山”，大概是出于保留歷史爭議的考慮），這是學者將赤壁定于南岸的主要依據(jù)。

記述赤壁之戰(zhàn)的《三國志》對這個地名未作說明，亦未給出具體方位。關于戰(zhàn)事本身，陳壽記述過于簡率，而裴松之注主要引述《山陽公載記》《江表傳》，雖有所增補，并未能讓人窺識整個戰(zhàn)局。讀者對赤壁之戰(zhàn)的認識，更多得之于小說《三國演義》。史書缺省處，小說家有酣暢淋漓的發(fā)揮。草船借箭，蔣干盜書，周瑜打黃蓋，借東風，火燒赤壁，華容道關羽釋曹……這一步步推演，除去火燒一節(jié)皆為小說家結撰。

陳壽撰史多為曹公諱，老曹失利之事不多說。《魏志·武帝紀》僅寥寥二句：“[曹]公至赤壁，與[劉]備戰(zhàn)，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另如，《蜀志·先主傳》先是提到孫權派周瑜程普率水軍數(shù)萬“與先主并力”，然后亦三兩句交代過去：“與曹公戰(zhàn)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并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而《諸葛亮傳》對于戰(zhàn)事本身僅“曹公敗于赤壁”一語帶過。

《吳志》各傳敘述稍詳。《吳主傳》謂：“[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于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余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但從這段文字看，此役規(guī)模并不很大。其余如程普、黃蓋、韓當、周泰、甘寧、凌統(tǒng)諸傳，只表各自參戰(zhàn)有功，未作具體陳述。《吳主傳》說曹操撤退時燒了剩下的船只，而《先主傳》則謂劉備一方“焚其舟船”，明顯不對茬。《吳志》諸傳唯獨《周瑜傳》對戰(zhàn)局有細節(jié)描述，其謂黃蓋用詐降之術發(fā)起火攻，略似小說家筆墨：

……[孫]權遂遣[周]瑜及程普等與[劉]備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zhàn)，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雖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沖斗艦數(shù)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fā)火。時風盛威，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

據(jù)此推斷，曹軍船艦曾渡江抵南岸作戰(zhàn)，“遇于赤壁”或即此義，按此其地在南岸。然而，“初一交戰(zhàn)，公軍敗退，引次江北”，接下去的戰(zhàn)事應發(fā)生在江北。黃蓋放船延燒曹軍及岸上營寨，戰(zhàn)火即起于貼近江北的水面上。再看，先頭“遇于赤壁”一句，乃提挈語，指周瑜、程普與劉備“并力逆曹公”的決勝之局。參互《先主傳》“與吳軍水陸并進”云云，可知當東吳水師在江北登陸之際，劉備所部即自陸上出擊。

劉備的部隊就在夏口。據(jù)《先主傳》《諸葛亮傳》：當陽之戰(zhàn)后，劉備南撤，集合劉琦部屬萬余人俱到夏口，而并未渡江至南岸集結。夏口是漢水入江處，位于長江北岸，在《三國演義》中這地方稱“三江口”，即所謂“三江水戰(zhàn)，赤壁鏖兵”之處。陳壽書寫“遇于赤壁”或“戰(zhàn)于赤壁”，未予具體定位，而小說雖將戰(zhàn)事置于江北一線，卻亦閃爍其詞，實未展示“赤壁”之場景。“赤壁”所在，終究是一種符號性存在。

孔 雀

孔雀產于嶺南及域外溫熱地帶，古人視為稀罕之物。《漢書·南粵傳》記載，漢文帝派陸賈去安撫粵王趙佗，粵王以藩臣貢獻諸般珍物，其中有“孔雀二雙”。又，《西域傳》謂罽賓國出產孔雀（作“孔爵”）。《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傳》則謂滇國“多出鸚鵡、孔雀”。

秦漢以前鮮有提及孔雀。《詩經》中出現(xiàn)的鳥類多達二三十種，如：雎鳩、鳩（鴝鵒，即八哥）、鸤鳩（布谷鳥）、鶉（鵪鶉）、鵲、鶴、黃鳥（黃雀）、鸮/鴟鸮（貓頭鷹）、燕子、鴇/雁/鴻雁、鸛、鴻（鴻鵠、黃鵠）、雉/翚、鵻（鴿）、鴛鴦、鵜/鵜鶘、鳧鹥（野鴨、鷗鳥）、烏鴉、脊令（鹡鸰）、桑扈（斑鴿）、鷻（雕）、鳶（鷹）、鷮（長尾雉）、倉庚（黃鶯）、鵙（伯勞）、鷺、桃蟲（鷦鷯）……當然還有傳說中的鳳皇（鳳凰），但就是沒有孔雀。《詩經》的風雅頌都產生于北方，那時北人沒見過孔雀，而再往南去的荊楚之地亦未有此物，故屈原未將孔雀引入詩中。但《九歌·少司命》有“孔蓋兮翠旌”之句，注者多將“孔蓋”釋為孔雀翎毛制作的車蓋，未知確否。

漢語文獻最早提到孔雀大概是《山海經》和《逸周書》，如《海內經》有謂“孔鳥”者，郭璞注曰“孔雀也”；《逸周書·王會解》亦云：“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砂。”但《山海經》《逸周書》都經漢人羼補（尤其《海內經》明顯是后來增入），不好說是否兩漢時期之見聞增廣。唐段公路《北戶錄》“孔雀媒”條稱：“《周書》曰：成王時方人獻孔鳥……”這里說的《周書》就是《逸周書》，《尚書》中的《周書》部分未見“方人獻孔鳥”之事。

《藝文類聚》卷九十一引漢代緯書《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孔雀。”而同書卷九十引是書曰：“火離為鸞。”這么說孔雀也就是鸞。古人所說的鸞鳥是一種虛擬的珍禽，即鳳凰、玄鳥一類神鳥，可見漢代對于孔雀的認識仍羼入想象的成分。不過，那時已知孔雀產自南方。如，《鹽鐵論·崇禮》討論如何接待蠻夷來朝，大夫說要以“列羽旄，陳戎馬”的場面以示威武，賢良則謂“羽旄”那類裝飾蠻子不稀罕——“南越以孔雀珥門戶”。

以孔雀（孔鳥）入詩賦，大抵亦漢代詩人所為。枚乘《七發(fā)》，吳客向太子描述登景夷臺所見景物，即有“孔鳥”等飛禽。劉向《九嘆·遠游》亦見“孔鳥飛而送迎兮”之句。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則有“鹓鶵孔鸞”之名，按張揖訓釋，“孔鸞”即孔雀與鸞鳥。這是混合虛構與非虛構的混沌敘事。詩人想象楚地已有孔雀，上林苑之無限空間何其不有。

漢末樂府古辭《孔雀東南飛》（《玉臺新詠》題《古詩為焦仲卿妻作》）開篇以孔雀為起興：“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詩序介紹，此詩是寫“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的婚姻悲劇。這里有個問題，漢末建安時廬江是“郡”而不是“府”，其地在今安徽西部（三國魏吳雙方在江北江南各設廬江郡）。作為行政區(qū)劃的“府”，是唐以后才有的設置，可以肯定此序必是后人竄補。

《辭海》條目說，孔雀在我國僅見于云南西部和南部。這是一種生活在熱帶和亞熱帶地區(qū)的留鳥，其自然分布未見于長江流域。詩言“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儼然作為遷徙性的候鳥來描述，況且自西北往東南方向飛行，亦不合其習性。當然，史書多有西域獻孔雀的記載，一不留神從西北飛來亦未可知。當然，賢哲說讀詩不能抬杠，這里用作起興或毋庸細究，但不妨作想，此句抑或另有來源。

鵜 鶘

古代史官記述自然界反常現(xiàn)象，稱之祥瑞或災異，以為王朝興衰、人事休咎之征驗。正史中這類記事通常分別載入天文、五行、符瑞諸志，但《三國志》未列志篇，祥異現(xiàn)象主要記錄于帝王紀傳。譬如，魏文帝曹丕登基前，各地相續(xù)出現(xiàn)黃龍、白雉、鳳凰、麒麟等物，這些禎祥似乎預示著天命神明之應。但什么是祥瑞，什么是災異，有時候官方的解釋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樣。譬如，諸臣亟勸曹丕代漢踐祚之際，太史丞許芝普大喜奔來報告——蝗蟲來了，這下可好了！災異如何成了祥瑞？因為蝗蟲亦被視為受命之符，古人以為此物乃“陽氣所生”，介蟲之孽就被解讀為鼎革易祚的消息。

曹丕做了皇帝的第四年，亦即黃初四年（223），又出現(xiàn)了一個奇異景象，《魏志·文帝紀》謂：“夏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靈芝池方于上年建成，有說在洛陽，有說在鄴都（《歷代宅京記》持前說），這不去管它，反正是宮苑之景。鵜鶘，又名塘鵝，是一種大型水禽，喙下帶有可伸縮的喉囊，樣子蠻可愛。成群鵜鶘聚集皇家園林，難道不是好事？可曹丕就覺得是不祥之兆。其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俊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這里所說的“曹詩”，指《國風·曹風》的《候人》一詩。其中“維鵜在梁，不濡其羽”一句，以鵜鶘翅膀不沾水喻悖逆之象。如毛傳云：“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按，梁，魚梁，捕魚筑的水壩）。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鄭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

曹丕逼獻帝禪位而登基，其合法性打了折扣，這是他心頭的一個梗。“維鵜在梁”或是上天借鵜鶘發(fā)出警示，亟須檢討“遠君子而近小人”的問題。他心知肚明，當初勸進的那幫小人馬屁拍得太過分，現(xiàn)在要找“俊德茂才、獨行君子”做門面。當然是史家在給他找平衡。

鵜鶘之事亦見《魏志·王朗傳》，是謂：“黃初中，鵜鶘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王]朗薦光祿大夫楊彪……”御座自省，引發(fā)求賢與舉薦的君臣互動，王朗要讓位楊彪，華歆要讓位管寧，忙著向文帝表忠心。《宋書·五行志三》記曰：“于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謂睹妖知懼者也。”楊、管二人有古君子之譽，一向與曹魏政權不能嚙合，文帝欲拜太尉，皆不受。

鬼 目

東吳末帝孫皓迷信巫覡占驗，《吳志·三嗣主傳》記述其在位時不斷有祥瑞現(xiàn)世，甚至聞說某處野菜瘋長也被視為吉兆。如，天紀三年（279）八月記事：

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余，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荬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荬菜作平慮草，遂以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

東觀（中書省機構，藏文書經籍，掌修國史）官員們根據(jù)圖例判識，鬼目和荬菜皆“瑞草”，因之黃、吳兩人都被召進宮里做了郎官。（以漢制論，“銀印青綬”屬高階官員，《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其實，這里所說的兩種野菜并非罕物。后者又稱苦荬菜、苦苣菜、敗醬草，是南北常見的菊科野生植物。但前者稱之鬼目者，大概就是古人所謂“苻”之一物，《爾雅·釋草》曰：“苻，鬼目。”郭璞注：“莖似葛，葉圓而毛，子如珰也，赤色叢生。”今之《辭源》釋義：“鬼目，草名。即白英。俗稱白草子，蔓生。葉似王瓜（按，即土瓜），有茸毛；子赤，圓如龍葵。入藥。”這跟《爾雅》的解釋對得上，這鬼目菜是一種茄科野生植物，亦南北皆有，只是長得如此高大，世所罕見。

《齊民要術》卷十有“鬼目”一條，說的應是另一物。賈思勰引郭義恭《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酒。”又引《南方草物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李，小者如鴨子（按，鴨子應是鴨卵，此句疑前后倒錯）。二月花色，仍連著實，七八月熟，其色黃，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武平、興古、九真有之也。”其所引《南方草物狀》好像不是嵇含的《南方草木狀》，今本《草木狀》未見此條。又引裴淵《廣州記》曰：“鬼目益知，直爾不可噉，可為漿也。”接著就提到《吳志》記載孫皓時黃耇家那株長達丈余的鬼目菜。然后再引顧微《廣州記》曰：“鬼目，樹似棠梨，葉如楮，皮白，樹高。大如木瓜，而小邪傾不周正。味酢。九月熟。”《齊民要術》此卷記述種種稀見草木（所謂“非中國物者”，即非中原之物），皆引晉人著作，抄撮他書，存其名目而已。

賈氏這里介紹的“鬼目”，應是一種喬木狀果樹。此條中間插入《吳志》所言黃耇家巨型鬼目，分明胡亂羼入，是將木本和草本鬼目混為一談——鬼目菜既“長丈余”，便誤以為是某種樹木。其實，從這夸張筆墨中不難領會撰史者諷喻之義。黃耇家鬼目菜長成“祥瑞”的第二年，東吳就亡了。

按《本草綱目》記載，“鬼目有草木三種”。李時珍是將木本鬼目稱作“麂目”（見卷三十一果部），另有白英和羊蹄草兩種為“草鬼目”（見卷十八草部）。

所謂“木鬼目”，不知究竟為何物，如今不見說起。《齊民要術》引《南方草物狀》舉其產地，均為南方溫熱地方。交趾、武平、九真三郡，兩晉時屬交州（三郡均在今越南中部），興古郡在寧州南部（今云南省硯山、文山一帶），可參見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三冊、第四冊，兩晉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