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xué)者說：“童謠保存了語言本身固有的純真、自然和神秘的因素，蘊(yùn)含著天上人間、世代更替和生命輪回的哲學(xué)意蘊(yùn)，因而具有強(qiáng)大的生命力……”童謠所表現(xiàn)的“神秘的因素”，可能正與其本質(zhì)的“自然”有關(guān)。《魏書》卷三五《崔浩傳》記載：“……熒惑果出于東井，留守盤游，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nèi)喧擾。”可知“秦中”“童謠”影響社會輿論，或許有悠久的傳統(tǒng)。

《論衡》說“始皇死而地分”，“今年祖龍死”

《論衡·紀(jì)妖》寫道：“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為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使者從關(guān)東夜過華陰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王充說：“皆始皇且死之妖也。”王充又寫道：“始皇夢與海神戰(zhàn)，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瑯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罘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dāng)星墜之時，熒惑為妖，故石旁人刻書其石，若或為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也。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為，氣導(dǎo)之也。”

“亡秦者胡也”

《論衡·紀(jì)妖》說到的兩例“始皇且死之妖”，都是政治預(yù)言，以為“猶世間童謠”。但是《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jì)》的記載，并沒有涉及“童謠”的文字。司馬遷寫道：“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謌弦之。秋，使者從關(guān)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而《史記》“熒惑守心”字樣，似乎暗示其預(yù)言“猶世間童謠”的意義。如王充所謂“當(dāng)星墜之時，熒惑為妖”。劉遂盼注《論衡·訂鬼》時說：“古傳熒惑星化為小兒，下教群兒謠諺。”《晉書》卷一二《天文志中》：“熒惑降為童兒，歌謠嬉戲。”“吉兇之應(yīng)，隨其象告。”《史記》卷二七《天官書》張守節(jié)《正義》引《天官占》也說：“熒惑為執(zhí)法之星，其行無常”，“其精為風(fēng)伯，惑童兒歌謠嬉戲也”。《三國志》卷四八《吳書·三嗣主傳》裴松之注引《搜神記》又有“熒惑”化身小兒參與“群兒戲”，并發(fā)表政治預(yù)言的故事：

吳以草創(chuàng)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zhì)其妻子，名曰“保質(zhì)”。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游者，日有十?dāng)?shù)。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余，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群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群戲樂，故來爾。”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即以化矣。仰面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后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

這一情節(jié)完整的故事，也是民間“熒惑”迷信的反映。而“小兒”們以“童謠”形式發(fā)出的聲音，在復(fù)雜的文化背景下具有了神秘的輿論力量。秦始皇時代另一政治預(yù)言，即“亡秦者胡也”：“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fā)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裴骃《集解》：“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所謂“亡秦者胡”，或稱其為“謠言”。明代史論家說：“秦始皇因謠言‘亡秦者胡’，故筑長城以備之。”

王充的“童謠”發(fā)生學(xué)：“世間童謠，非童所為”

王充《論衡·紀(jì)妖》所見對于童謠發(fā)生形式的分析，是引人注目的。他特別提示了“童謠”其實“非童所為”的認(rèn)識：

世間童謠，非童所為，氣導(dǎo)之也。

有學(xué)者說，“謂童謠為氣導(dǎo)童子使言”。也有人解釋說：“氣，指陽氣。王充認(rèn)為，童謠是‘陽氣’誘導(dǎo)兒童唱出來的。”童謠“非童所為”的說法，準(zhǔn)確指出了多數(shù)童謠生成的情形，似乎許多童謠的出現(xiàn)和傳播，有成人參與的痕跡。而“氣導(dǎo)之也”的說法，體現(xiàn)出漢代思想者的一種語言習(xí)慣。“氣”是什么？如果理解為對社會意識、社會文化總體背景條件的概括，也許是合理的。

《論衡·訂鬼》說到“妖祥”預(yù)示“吉兇”的情形，即所謂“人且吉兇，妖祥先見”。王充寫道：“一曰：人且吉兇，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為應(yīng)，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為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為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jù)，其吉兇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為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fā)，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為鬼矣。”所謂“童謠口自言”，有人解釋說，“童謠是通過兒童的口自動吐出來的”。

王充又有意從深層文化的角度說明童謠的神秘象征意義：

天地之氣為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熒惑使之，彼言有所見也。

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為陽，故妖言出于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

看來，童謠之所以具有濃重的神秘主義色彩，與漢代社會復(fù)雜的信仰體系有多方面的關(guān)系。其中所謂“世謂童謠，熒惑使之”的見解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太公制作的“小兒”言

《論衡·語增》中又說到早于秦，然而發(fā)生于后來秦地的一則“童謠”故事。王充寫道：

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殷亡”。

《論衡·恢國》的說法更為具體：

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為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

“小兒”以“天神”的身份，傳布了“殷亡”的預(yù)言，成為“武王伐紂”的輿論準(zhǔn)備。

“太公”“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即“陰謀”制作“童謠”的故事，發(fā)生在周人的根據(jù)地，亦為秦人后來東進(jìn)基地的關(guān)中地方，可以為我們研究秦世“童謠”提供參考。

《史記》卷三二《齊太公世家》說：“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后來與周文王相遇，實現(xiàn)了很好的合作。“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于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說。”西伯說：“自吾先君太公曰‘當(dāng)有圣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于是，“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周西伯獵”“遇太公于渭之陽”。張守節(jié)《正義》引《括地志》：“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呂氏春秋》云‘太公釣于茲泉，遇文王’。酈元云‘磻磎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即太公釣處，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篁邃密，林澤秀阻，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有磻石可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磎之稱也。其水清泠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呂尚釣于“渭之陽”“渭渚”的傳說，提示了一種文化定位。而“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故事的發(fā)生地點，也可以確知在渭河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