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是中國文化史上最偉大的詩人，又是思想文化的巨人，他是中華民族精神最集中的體現(xiàn)者、塑造者、導(dǎo)引者，他的偉大形象和高尚品格、他的精神和氣質(zhì)，尤其是他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幾千年來，感動、激勵著歷代中國人，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民族品格的塑造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中國文化史上，被稱作與日月同輝者，首推孔子與屈原。《論語·子張》載子貢說：“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朱熹《論語集注》解釋說：“日月，喻其至高。”說孔子之賢，如日月光輝，至高至亮，無人超越。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說：“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稱頌屈原志潔行廉的精神和品格如日月一樣放射著至高而無限的光芒。《史記·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祇回留之，不能去。”《史記·屈原列傳》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史記》的“太史公曰”據(jù)信有120余篇，大多秉筆直評、畫龍點睛，彰顯客觀公正的史學(xué)觀。唯有對孔子和屈原則是帶著濃烈的個人感情，以讀其著、尋其跡、“想見其為人”的基本相同筆調(diào)，發(fā)出了觸動人們心靈的贊嘆。司馬遷以偉大史學(xué)家縱覽古今的高遠眼光，盛贊屈原與孔子一樣“與日月爭光”，是對屈原歷史影響的至高文化定位。

漢代以后，屈原的地位雖然可能難與孔子比肩，但屈原的“與日月同輝”仍是后人的共識。南朝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說：“屈平聯(lián)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fēng)云。”反映了六朝時期人們對屈原的尊崇。唐代的李白《江上吟》說：“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則以屈原與楚王對比的手法，彪炳屈原的偉大與永恒。南宋時期，朱熹《楚辭集注·序》稱：“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讀者其深味之，真可謂慟哭而流涕也。”《楚辭后語》又說：“屈子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于辯論而自顯，……乃千載而一人哉。”盛贊屈原的忠魂義魄。

站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fā)展的歷史看，屈原和孔子一樣，是中國歷史上鮮有其比的精神導(dǎo)師，他們以不同的途徑與方式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建構(gòu)做出了他人難以企及的貢獻。孔子創(chuàng)始儒學(xué)，繼往開來，以其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體系為中華民族確立精神方向、道德標準和核心價值觀。屈原，則是通過震古爍今的偉大詩篇，展示個人品格修為、精神意志和生命指向，為歷代中國人樹立了典范與榜樣。沒有孔子，中國人傳統(tǒng)的“三觀”就不是現(xiàn)在這個面貌；沒有屈原，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就缺乏一個昭示日月的坐標。

屈原對中華民族精神建構(gòu)的最大貢獻，還是他偉大愛國者的形象屹立于民族精神之巔而影響了千秋萬代。他的愛國主義精神貫穿在他的幾乎所有作品里，也展示在我們所見他的所有修為中。他對祖國的熱愛賦予他對楚國山水草木、世俗民情以熾熱的愛戀之情；他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與對祖國的熱愛是高度一致的；他的命運乃至喜怒哀樂與國家興衰、人民福祉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他處污泥而不染、敢于同惡勢力斗爭的高潔品格，是他愛國精神的不竭動力；他洞悉戰(zhàn)國時代合縱連橫的政治風(fēng)云，深刻透悉張儀之徒的權(quán)術(shù)把戲，從而主張聯(lián)齊抗秦、進而統(tǒng)一天下。他在國都淪陷、山河破碎、報國無門的悲憤和痛苦中，毅然以投水自盡的壯烈結(jié)局詮釋了他忠貞不渝的愛國情懷；屈原正是以不朽之作和剛毅的行為完美呈現(xiàn)了他的愛國主義精神，產(chǎn)生了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值得關(guān)注和研究的是：屈原的時代，文人士子，包括官吏，乃至國相、重臣，他們的國家觀念并不強，普遍的風(fēng)氣是哪國重用，就到哪國去。所謂“六國之時，賢才為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王充《論衡·效力篇》）。但屈原卻獨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并一再表示至死不變。以至于百年后，賈誼寫《吊屈原賦》，都難以理解他的忠貞和執(zhí)著：“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屈原之愛國，也并非僅僅愛其姓族之國，他心里裝著的是整個中華民族。他自稱是高陽氏顓頊的后裔，而顓頊則是一直活躍于黃河流域政治舞臺上的“五帝”之一。他在《天問》中所提及的人物、事件，時間上，自遠古的三皇五帝，下迄夏、商、周三代，直至春秋戰(zhàn)國；地域上則遍及黃河、長江等廣大區(qū)域。久遠廣闊的時、空，反映出屈原關(guān)心的是中華民族的統(tǒng)一大業(yè)和民族發(fā)展的未來。這種跨越時代局限、超越歷史常規(guī)的博大愛國情懷，對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優(yōu)良傳統(tǒng)的形成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同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形成和發(fā)展一樣，中華文明有賴于黃河、長江兩條世界級大河的孕育和滋養(yǎng)。在距今五千年左右，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古城遺址、中游的屈家?guī)X文化稻作遺存、上游的三星堆文化遺址，都有驚人的文明發(fā)現(xiàn)。長江與黃河流域一樣，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發(fā)祥地。正是在與長江流域文明的充分交流和高度融合中，才造就了以黃河文明為主體、高度發(fā)達的三代文明，為中華民族的形成、發(fā)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進入被稱為中華文明“軸心時代”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以楚文化為代表的長江文明，厚積薄發(fā)，煥發(fā)出奇異、絢麗的光彩。而其杰出的、唯一代表人物即是屈原。

長期以來，人們關(guān)注戰(zhàn)國時代中華文化的燦爛之景，多關(guān)注諸子百家爭鳴。梁啟超先生將其分為北派和南派，認為北派以孔子為正宗，南派則以老子為正宗，以屈原為支流。并描述爭鳴情狀說：“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并作。”這段著名的論說，雖影響甚大，但深入分析，卻大有可斟酌之處。其一，老子為陳人非楚人。雖然《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老子是楚苦縣（今之河南鹿邑）人，但同篇記載“孔子適周，講問禮于老子”的時候，苦縣之地尚屬陳國，距離楚滅陳，還有數(shù)十年，老子終其一生應(yīng)是陳國人。其二，苦縣不在長江流域，而在黃河流域，老子是北人不是南人。其三，從老子曾為“周守藏室之史”，在函谷關(guān)前著述《老子》一書，老子之子曾為魏國將軍等記載看，老子一生活動于黃河流域，應(yīng)該沒到過長江。大致說來，孔東老西，應(yīng)該都是北派。有人把莊子的浪漫主義也歸為南方，并稱“屈莊”，同樣失之偏頗。莊子為宋人，隱身世外，釣于濮水（黃河支流），魏相惠施是其僅見的老朋友，除了拒絕楚王聘其為相的傳說（錢穆力辯此事“不必信”，見《先秦諸子系年·莊周生卒考》）之外，與楚的交往也并不多，很難因其作品的浪漫主義而歸于南方。事實上，是否浪漫主義，并非南北文化之根本差異，“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黃伯思《校定楚辭序》）才是南方（長江）文化的鮮明地域特征，屈原應(yīng)是古代南方（長江）文化唯一杰出代表。

屈原生活的時代，已進入南北文化大交流時期，黃河流域諸子百家的理性精神，深深影響了屈原。在其詩作中，寄寓著豐富、深厚、系統(tǒng)的理性精神。《文心雕龍·辨騷》中說“楚辭者，體憲于三代”，指屈原作品取法于《詩》《書》《易》《禮》等三代的經(jīng)典。事實上，屈原是一個以長江文化為底蘊，以儒家思想為主體，吸收諸子百家精華而形成的文化巨人，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結(jié)晶。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發(fā)現(xiàn)的荊州郭店楚簡被認為出土于楚國太子之墓，其中有很多儒家思孟學(xué)派的竹簡，屈原時代與郭店楚簡相近，這就為屈原思想的形成找到了新的可靠注腳。屈原既是長江文化的杰出代表，又是中華民族的偉人。

（作者：王志民，系山東省習(xí)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齊文化研究基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