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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王安石、蘇東坡各表一枝寫西施
    來源:中華讀書報 | 陳侃章  2023年06月26日09:11

    兩宋時期,幾乎如雷貫耳的文人學士都寫有關(guān)于西施、范蠡的詩文。那遠逝的經(jīng)典故事?lián)軇恿怂麄兊男南遥蛎摽诔晌模蜃犯菰矗颥F(xiàn)場考察,或借古喻今,從而為后代留下了如歌的行板。

    且大致以時間為經(jīng),列出那些寫過西施、范蠡的宋代著名文人,他們是:王禹偁、林逋、杜衍、柳永、范仲淹、刁約、梅堯臣、歐陽修、丁寶臣、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秦觀、王十朋、陸游、楊萬里、辛棄疾、吳文英……寫過西施的宋代詩人當然還有很多,即或僅列頂級的,也許還有遺漏。如果將以上詩人詩作鋪排開來,可成一本書稿,則非短期可成也。

    關(guān)于王、蘇的文字已車載斗量,且讓我們來看看他們是怎樣寫西施及范蠡的。

    一、王安石寫西施,多用政治家眼光

    王安石(1021-1086)寫到西施的詩作有多首,以《西施》最為有名,全詩如下:“謀臣本自系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愿君王誅宰嚭,不愁宮里有西施。”詩意明白曉暢,一國主謀如以社稷安危為重,一個小女子豈能成為國家“禍基”? 如果君王能警惕宰嚭這類奸侫,哪用防備宮中有西施這樣的美女。詩中涉西施、宰嚭,故此詩一作《宰嚭》。

    王安石這首詩的觀點其實并不新鮮,如唐朝羅隱的《西施》:“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如陸龜蒙的《西施勝六宮》:“香徑長洲盡棘叢,奢云艷雨只悲風。吳王事事須亡國,未必西施勝六宮。”王安石的立意與唐人的識見異曲同工,力圖借古史反映現(xiàn)實,將詩作當議事論政的抒發(fā)平臺,一澆胸中塊壘。然此詩因“詩語惟其所向”,藝術(shù)表現(xiàn)力似稍顯直白,“不復更為涵蓄”(葉夢得《石林詩話》)。

    王安石還寫過另一大美女王昭君的詩,即《明妃曲》,詩云:“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飛,只有年年鴻雁去……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王安石借昭君的故事抒發(fā)自己從政心曲,詩意的表達比《西施》委婉一些。

    竊以為,王安石將荷花比作西施的詩更顯功力。《荷花》全詩如下:“亭亭風露擁川坻,天放嬌嬈豈自知。一舸超然他日事,故應(yīng)將爾當西施。”詩中有兩處用典,一是世傳西施為荷花女神,那鮮艷的荷花“亭亭風露”、“天放嬌嬈”,與西施天生麗質(zhì)相映照;一是范蠡助越滅吳,不戀功名,獨攜西施泛五湖而去,從此超然于政治紛爭,過著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活。王安石用典貼切,信手拈來顯得那么自然。

    王安石還有“遠之妍西施,近或丑無鹽”,“范蠡五湖收遠跡,管寧滄海寄余生”,“若與鴟夷斗百草,錦囊佳麗敵西施”等關(guān)于西施的詩句,在此就不展開了。

    二、蘇軾寫西施,讓范蠡如影隨形

    蘇軾(1036-1101)寫西湖與西施的詩最為響亮的是《飲湖上初晴后雨》:“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這首詩寫于熙寧六年(1073),其時蘇軾出任杭州通判。詩中蘇軾將西湖比喻成西子湖,這是不是首創(chuàng),沒有去考證過,可以肯定的是,蘇軾將中國人的景觀審美有機糅合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把他心中最美的景以最美的人作比照,是如此形象而愜意。這是一首公認的好詩,瑯瑯上口,容易傳唱,讓后人仰慕不止。宋代武衍《泛湖上》評價:“除卻淡妝濃抹句,更將何語比西子。”再沒有寫西湖的詩作可以超越了。也有不同看法的詩人,如元代張雨《太常引》:“莫將西子比西湖,千古一陶朱。”

    蘇軾將西湖與西施融與一身并非一時靈感,而是執(zhí)著深沉和自許,在其他詩作一再襲用,如《次韻劉景文登介亭》中“西湖真西子,煙樹點眉目”,如《次韻答馬中玉》中的“只有西湖似西子,故應(yīng)宛轉(zhuǎn)為君容”,還有“西湖雖小亦西子,縈流作態(tài)清而豐”(見《再次韻趙德麟新開西湖》)等詩作中。因而西子湖三字所含的歷史底蘊,可以綿綿無窮展開,這就是蘇軾的創(chuàng)造力,美景美人互相成就永恒。

    蘇軾弟子黃庭堅寫西施之美的詩也是絕妙:“草茅多奇士,蓬蓽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稱心最相得。”廣為人知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從黃庭堅詩句中化出。

    蘇軾不但融合美人美景,還往往將西施和范蠡合為一體,讓兩人如影隨形。

    對吳越生聚教訓的歷史,蘇軾當然清楚,其中興衰切換的重要場景——范蠡與西施的家國情懷、恩怨情仇,最能直擊蘇軾內(nèi)心深處。

    蘇軾時代的杭州是浙西重要州府;而他內(nèi)心所寄的西施故里諸暨卻屬浙東越州(今紹興)管轄。蘇軾對歷史底蘊更深厚的越州很是向往,以至在朝廷任職時多次上書,要求外放到越州,然終未遂愿。

    這些心心念念在蘇東坡的詩詞中反映出來,如《次韻代留別》:“絳蠟燒殘玉斝飛,離歌唱出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yīng)記儂家舊住西。”紅燭燒掉了江山,歡歌唱出了群鴉。詩中的“鴟夷”是范蠡的稱謂,“舊住西”是指西施原來是住在諸暨苧蘿西村,故名西施(相傳東施住東村)。絕世美人是在苧蘿西村尋常農(nóng)家孕育出世的。

    善良浪漫的蘇東坡認為:范蠡與西施的結(jié)局,是英雄美人追逐自由:“五湖歸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水龍吟》)其實,這也是蘇東坡的心愿寫照,經(jīng)過宦海沉浮,蘇東坡渴望退出廟堂,攜紅顏知己,浪跡江湖山林,讓人生時光在大自然中慢慢流淌。

    蘇軾也為吳國可惜感嘆,在《范蠡》詩中似有追責之意:“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為夏姬。卻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如今吳國都城姑蘇,荒草無邊、群鹿出沒、物換星移,還不是你范夫子得到西施后演繹出來的一幕幕好戲。故而世人不要忘記“莫便向姑蘇,扁舟下五湖”的歷史,否則也有可能“奈何效我欲尋醫(yī),恰似西施藏白地”。這些詩句寄托了蘇軾的所思所想,用心可謂良苦。

    三、王安石、蘇東坡惺惺相惜

    一般認為王安石與蘇軾是政敵,其實王安石與蘇軾有諸多相通。

    兩人都是偉大的文學家,位列“唐宋八大家”;兩人都高位中進士,卻陰差陽錯,都與狀元擦肩而過;兩人都是書香門第,名聞遐邇,王氏家族又更顯赫;兩人都是宋室重臣,遭受過四面八方的明槍暗箭,但入世濟民思想貫徹終身;兩人都與常州有緣,王安石喜歡常州任職,蘇東坡希望常州終老;兩人都是歐陽修門生,如此等等。

    但兩人又有諸多不同。

    王安石做事執(zhí)著,出語謹慎,很難妥協(xié);蘇軾生性放達,隨遇而安,順應(yīng)自然。王安石不喜社會交往,甚或面拒,這種不隨世俗也是其政治上被孤立的原因之一;蘇東坡三教九流,無不過從,即或落魄,也有諸多擁躉。兩人的文學成就各有千秋,蘇東坡還長書法丹青,但策論史學遜于王安石。兩人都位高權(quán)重,王安石兩任宰相,蘇軾多諸侯生涯,雖一度位至中樞,也重在幕僚角色。兩人政治生涯起起落落,蘇軾貶謫流放,蒙受冤屈更大,那名聲響亮的“東坡”之號,就是流放的產(chǎn)物,晚年好不容易蒙赦回歸,卻瘴毒纏身,不治而亡,引得山河同悲;王安石冷落辭退,隱居金陵,還立過生祠,體面離世,朝廷追贈太傅。

    王安石與蘇軾的嫌隙是政見有異引起,盡管難以調(diào)和,但兩人還是相互欣賞。

    先舉例蘇軾對王安石的欣羨。王安石詩文很多,但詞作寥寥,一旦寫出,則頗見功力,如《桂枝香·金陵懷古》技驚四座,沈雄《古今詞話》謂:“東坡見之,不覺嘆息,此老乃野狐精也。”

    蘇軾寫有《雪后書北寄臺壁》詩,內(nèi)有“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句,眾人叫好,然未有人看出詩眼所在,王安石一句便點出了其中奧秘:“典故出自道家,道家以兩肩為玉樓,以雙目為銀海。”蘇軾對朋友慨嘆:“學荊公者,豈有如此博學哉!”

    再舉王安石對蘇軾的不吝贊譽。

    王安石的資歷、地位和綜合影響要高于蘇軾。兩人因王安石倡導“變法”鬧得不可開交,甚至尖銳對立。王安石認為,蘇軾非執(zhí)政長才,但才華橫溢,對他的真才實學需提掖保護。

    元豐二年(1079),“烏臺詩案”發(fā)生,蘇軾在湖州知州任上被五花大綁到京城。李定、舒亶、王珪等權(quán)臣逼供蘇軾,御史臺發(fā)出公文,傳喚各地官府搜集蘇軾誹謗朝廷的證據(jù),并追索同黨,以便定其死罪。一時風聲鶴唳,不少人惟恐躲避不及。然王安石這個蘇軾的昔日政敵卻挺身而出,積極營救,并利用自己的地位,直接上書神宗:“豈有圣世而殺才士者乎。”懇望明察,刀下留人。

    蘇軾貶謫黃州后,王安石讀到蘇軾《勝相院經(jīng)藏記》新作,擊節(jié)贊賞:“子瞻,人中龍也。”又提出文中“如人善博,日勝日負”不如改成“如人善博,日勝日貧”更宜。當朋友轉(zhuǎn)達王安石意見后,蘇軾頻頻點頭,欣然改“負”為“貧”。

    元豐七年(1084)7月,蘇軾專程拜訪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施禮說:“蘇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王安石笑答:“禮儀豈是我輩所設(shè)。”蘇軾在金陵盤桓多日,兩人冰釋前嫌。當蘇軾告辭之時,王安石分外傷感,對身邊人說:“不知更幾百年,才有如此人物。”(王水照、崔銘《蘇軾傳》335頁)

    兩人互敬互慕的例子還有很多,不再一一列舉。

    王安石、蘇東坡曠代逸世、天選之人,自宋代以后研究他們的著作層出不窮。近幾年王水照、崔銘所著《蘇軾傳》及崔銘《王安石傳》分外耀目,兩書都以傳主詩文作經(jīng)緯展開,所撰不戲說,“無一事無來歷……均有文獻根據(jù),絕不憑空編造”(《蘇軾傳》后記)。因而格外受業(yè)內(nèi)外青眼。我讀后受教非淺,獲益良多,感到博大精深。但因書中涉及內(nèi)容多,特別是官制注釋上也有可商處,如《蘇軾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2022年8月第18次印刷版)第16頁表述:“第二年正月,禮部侍郎(禮部的最高長官)、翰林侍讀學士(給皇帝講書的侍從官)歐陽修受命擔任禮部考試的主考官。”宋朝的“禮部侍郎”不是“禮部的最高長官”,而是副職,最高長官是“禮部尚書”,本書第451頁的表述就得體相應(yīng)。王、崔的《蘇軾傳》已成名著,影響大,傳播廣,故而提出一孔之見。宋代官制繁復,偶有疏忽在所難免。對于宋代的職官,浙大教授龔延明所著《宋代官制辭典》《宋史職官志補正》作了深入梳理,為公認的研究成果。另外,本書所附《蘇軾生平創(chuàng)作簡表》第569頁出現(xiàn)了元豐二年(1079),第571頁又出現(xiàn)元豐二年(1084)的表述,這后面的元豐二年可能是筆誤,當為元豐七年(1084)。

    顯然,王安石、蘇東坡寫西施、范蠡的詩作,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含詩人心路,蘊深刻哲思,美人名士交織,這樣的作品當然輝映千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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