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前，西方的文學(xué)觀念傳入中國。歐洲傳統(tǒng)文學(xué)理論分類法將文學(xué)分為詩、散文、戲劇三大類；現(xiàn)代通常將文學(xué)分為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劇本）四大類。古代的“文學(xué)”一詞，指的是文章博學(xué)，《論語·先進(jìn)》：“文學(xué)：子游、子夏。”邢昺疏：“若文章博學(xué)，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１]傳統(tǒng)文化把文學(xué)籠括在“文章”中，如杜甫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就包括了詩、散文。郭英德《文章的確立與文體的分類》稱之為古代的“泛文學(xué)觀”（或稱“雜文學(xué)觀”），[２]本文接續(xù)其思路，論述古代“泛文學(xué)”的“文章”體系的形成及其呈現(xiàn)出的中國文學(xué)的特色。

一、“文章”與早期“文章”體系

《漢書》著錄文人作品，《賈誼傳》稱“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枚皋傳》稱“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wèi)虿豢勺x者尚數(shù)十篇”，《司馬相如傳》載其所作賦及其他篇名，《嚴(yán)助傳》稱“作賦頌數(shù)十篇”。《東方朔傳》稱“朔之文辭，此二篇（指《答客難》《非有先生論》）最善”，其余錄篇名。《揚(yáng)雄傳》稱揚(yáng)雄“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為經(jīng)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于《倉頡》，作《訓(xùn)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于相如，作四賦”。[３]可見班固時代著錄作品，既著錄篇名及篇數(shù)，還關(guān)注作品的體制形式，如《揚(yáng)雄傳》所述“經(jīng)、傳、史篇、箴、賦”等，就有后世所認(rèn)定的文體。

《后漢書》著錄“文章”作品，已多用文體標(biāo)示，如《蔡邕傳》：“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后史。適作《靈紀(jì)》及十意，又補(bǔ)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贊、連珠、箴、吊、論議、《獨斷》《勸學(xué)》《釋誨》《敘樂》《女訓(xùn)》《篆藝》、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于世。”其史著與所著“文章”，是分開的。又如《文苑傳》對文士作品的著錄：“（杜篤）所著賦、誄、吊、書、贊、《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王隆）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夏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xué)》凡二十篇。……子（夏）牙，少習(xí)家業(yè)，著賦、頌、贊、誄凡四十篇。”“（傅毅）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李尤）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楊雄之風(fēng)，召詣東觀，受詔作賦。”[４]等等。《后漢書》雖是南朝劉宋時范曄所著，但是以東漢官修史書《東觀漢記》為主要依據(jù)的，記載截止到靈帝時，故其觀念可視為漢末時代的觀念。其中，“文章”大都是棲身在文體中的，有些作品未作文體歸類，則直接標(biāo)識篇名，這些就是“文章”。至?xí)x代摯虞《文章流別論》，其總論“文章”，今可見所論述的文體有：詩、頌、銘、誄、祝、箴、碑、誄、哀辭、哀策、圖讖等，都是以文體述“文章”；也有尚無文體者，如“《七發(fā)》造于枚乘，借吳、楚以為客主”，[５]“若《解嘲》之弘緩優(yōu)大，《應(yīng)賓》之淵懿溫雅，《達(dá)旨》之壯厲忼愾，《應(yīng)間》之綢繆契闊，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６]

由上述可知，“文章”的標(biāo)志有二：一是獨立成篇的，“文章”以“篇”而數(shù)，是其通例；二是多數(shù)是有文體的，直接題寫篇名，是權(quán)宜之計。其中“篇”最為重要，文章有首有尾的就稱為“篇”。唐劉知幾《史通·敘事》：“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７]乃至《文選序》，直稱其所錄“文章”應(yīng)該是“篇章、篇翰、篇什”。[８]后世或直接稱詩、賦為“篇”，如沈約《宋書·謝靈運(yùn)傳論》：“王褒、劉向、揚(yáng)、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fā)乎篇……”[９]《文選序》稱“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

古代構(gòu)建“文章”體系最重要的標(biāo)志，是《漢書·藝文志》把“詩賦”從“六藝”中剝離出來而自立“詩賦略”。“文章”獨立于“經(jīng)、子、史”方能建立自己的體系，而“詩賦”又是文體，文體是“文章”棲身之所，所以“文章”體系往往依據(jù)文體譜系。以“詩賦”文體為核心，這個過程是古代“文章”體系構(gòu)建的第一階段。古代“文章”體系的形態(tài)以總集為著，《隋書·經(jīng)籍志四》：“總集者，以建安之后，辭賦轉(zhuǎn)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是后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１０]這里，“文章”體系以“文集總鈔”的面目出現(xiàn)。現(xiàn)存最早的總集《文選》，其序稱，對“自姬、漢以來”“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的作品，“略其蕪穢，集其清英”，“文章”分文體載錄，這是“文章”體系總集形態(tài)最主要的錄文方式。古代“文章”體系又有論述形態(tài)，只是以論述文體的方式敘說“文章”作品。現(xiàn)存論述文體的論著，曹丕《典論·論文》提出“文本同而末異”的四科八體；陸機(jī)《文賦》提出十體，其所舉的文體數(shù)量在增多，說明文體觀念逐步明確；任昉《文章緣起》討論秦漢以來“文章”最早的文體命名，共84題（或稱85題），只列出文體與“文章”篇名；劉勰《文心雕龍》的文體論有20篇，提到的文體有33種，在論述文體時又涉及數(shù)量更多的細(xì)類。這類“文章”體系，多論述文體，或論述“文章”，但不錄“文章”全文。古代“文章”體系又有目錄形態(tài)，如《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文章志》一類書籍，為秘書監(jiān)所編撰的目錄，《隋書·經(jīng)籍志》著錄的“文章志”甚多，但今已佚。“文章志”的作者多有在秘書監(jiān)任職的經(jīng)歷，如南朝梁時的任昉任秘書監(jiān)，“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１１]劉師培《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稱摯虞《文章志》：“其書體例雖不可考，據(jù)《三國志·陳思王傳》注所引，有‘劉修著詩賦頌六篇’各語，《后漢書·桓彬傳》注所引有‘桓麟文見在者十八篇，碑九首，誄七首，說一首’各語，似虞書體例，人各為傳，詳載所著文若干篇，及現(xiàn)存文若干篇。”[１２]《隋書·經(jīng)籍志》批評劉向《別錄》、劉歆《七略》以后的同類著作“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那么，“文章志”一類著作中，“記書名”的目錄是必不可少的。

二、“文筆之辨”與“純文學(xué)”體系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把“詩賦”從“六藝”中剝離出來而建立“文章”體系，但還有文體未被剝離出來。劉師培《論文雜記·七》：“觀班《志》之?dāng)⑺囄囊玻瑑H序詩賦為五種，而未及雜文；誠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經(jīng)》、諸子之中，非《六經(jīng)》、諸子而外，別有古文一體也。”[１３]可見文體進(jìn)入“文章”體系是有限斷的。在文學(xué)史的不同時段，文體進(jìn)入“文章”體系的限斷是不一樣的，如任昉以《文章緣起》建立“文章”體系，其曰：“六經(jīng)素有歌、詩、誄、箴、銘之類，《尚書》帝庸作歌，《毛詩》三百篇，《左傳》叔向詒子產(chǎn)書，魯哀公《孔子誄》，孔悝《鼎銘虞人箴》，此等自秦漢以來，圣君賢士沿著為文章名之始。故因暇錄之，凡八十四題，聊以新好事者之目云爾。”[１４]任昉設(shè)定了時間限斷，認(rèn)為“自秦漢以來”“為文章名之始”，而排除先秦。

劉勰《文心雕龍》以“論文敘筆”建立“文章”體系，其《序志》曰：“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jīng)，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qū)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tǒng)：上篇以上，綱領(lǐng)明矣。”[１５]他先確定“文之樞紐”，這是“文”的整體性源頭，而“若乃論文敘筆”以下才是“文章”體系。他把文體歸類為兩大系統(tǒng)——文、筆，兩類下各有文體，文體下又有小文體。不論其層級如何，目的是要把所有文體都籠括到“文章”體系中，其論述也是非常詳細(xì)甚至瑣碎的，如《書記》篇說“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札雜名，古今多品”。[１６]《文心雕龍》“文章”體系的限斷，是把經(jīng)、緯、騷排除在“論文敘筆”之外的，雖然說“經(jīng)”也是有文體的，如解釋卦辭和爻辭的文辭就有七種文體：彖、象、文言（有把“文”作為文體的）、系辭、說卦之“說”、序卦之“序”、雜卦之“雜”等。這些只屬于“經(jīng)”的文體譜系，而不是“文章”。而蕭統(tǒng)《文選》“文章”體系的限斷，是要排除“經(jīng)、子、史、語”，其理由之一是它們不成篇章、篇翰、篇什。

對“文章”體系限斷的另一種表述是“文筆之辨”。自漢代以來，“文”與“筆”大致有三點對舉。其一，范曄稱自己的撰作“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遠(yuǎn)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于文名故也”。[１７]“公家之言”是公共化、實用性文字，為“筆”；“事外遠(yuǎn)致”即詩、賦之類，為“文”，是指私人化、情感性、意趣性文字。《周易·系辭下》：“上古結(jié)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１８]是說“書契”的產(chǎn)生，為公共事務(wù)而作。《淮南子·道應(yīng)訓(xùn)》：“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后亦應(yīng)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１９]是說“文學(xué)”起源于勞動中的情感抒發(fā)。為公共事務(wù)而作與為情感而作，本自有分界。其二，劉勰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２０]以有韻無韻為“文、筆”邊界。隋人《文筆式》稱“制作之道，唯筆與文”，“文”有詩、賦、銘、頌、箴、贊、吊、誄等，“筆”有詔、策、移、檄、章、奏、書、啟等，“即而言之，韻者為文，非韻者為筆”。[２１]“文筆之辨”本來有以文體為依據(jù)，建立兩大“文章”體系的趨向。其三，蕭繹《金樓子·立言》說：“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fēng)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筆退則非謂成篇，進(jìn)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唯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２２]以情感、文采為“文、筆”邊界。逯欽立說，這是“放棄以體裁分文筆的舊說，而開始以制作的技巧，重為文筆定標(biāo)準(zhǔn)”。[２３]

但是，“筆”并不是說自己就不講究情靈、文采。“筆”的地位本來就很高，王充《論衡·別通》所謂“以文書御天下”，“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２４]曹丕《典論·論文》稱“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２５]以“筆”之“奏議、書論”居前，以“文”之“銘誄、詩賦”居后。雖然晉宋士族崇“文”輕“筆”，但到齊梁時尤其是梁武帝提倡“筆”體，他要求高級官員親自“奏事”，又要求世家子弟也要熟悉文書簿領(lǐng)之類“筆”體，貴游子弟多有“以筆札被知”入官府的，如宗夬，“既以筆札被知，亦以貞正見許，故任焉”。[２６]故劉勰說“摛文必在緯軍國，負(fù)重必在任棟梁”。[２７]另一面，自漢代起，“筆”就力求“文章爾雅，訓(xùn)辭深厚”，[２８]講究文采。“筆”的撰作方法也有優(yōu)長，如顏延之提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即講求文飾，王運(yùn)熙、楊明評價說：“顏延之認(rèn)為‘筆’并非徑情直遂地記錄口語，而是對口語文飾加工的成果。這種說法是符合實際的。”[２９]又如用典，本是“筆”的特有傳統(tǒng)，即“經(jīng)國文符，應(yīng)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３０]被“詩”所運(yùn)用，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再如當(dāng)時的新事物駢文，《文心雕龍·章句》稱其語言格式：“若夫章（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shù)，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yīng)機(jī)之權(quán)節(jié)也。”[３１]“四六”即專為“筆”體文字所設(shè)計，這就是駢文。“筆”在發(fā)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寫作規(guī)范、審美趣味。

本來，“文”講究情感、文采，講究制作技巧，“文筆之辨”的繼續(xù)，便是“純文學(xué)”體系的建立。但是，文學(xué)史的趨勢是，“文、筆”雖然有文體的不同，藝術(shù)審美方面卻漸漸融合、合一，當(dāng)“筆”也講究制作技巧，再以文體為依據(jù)強(qiáng)調(diào)“文筆之辨”便似無必要。于是，隋唐以后“文筆之辨”銷聲匿跡，這是不是可以視作，中國古代失去了建立一個“純文學(xué)”體系的機(jī)會？

三、“文章”體系的三個維度與“泛文學(xué)”性質(zhì)

當(dāng)建立“純文學(xué)”體系的機(jī)會失去，“文、筆”合一的“文章”體系便漸已得到公認(rèn)。這是一個以“詩賦”為領(lǐng)頭文體和象征的“文章”體系。《漢書·藝文志》為“詩賦”單獨立類，之后目錄著作大都是以“詩賦”為名籠括各體“文章”以成體系。阮孝緒《七錄序》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為一略。”[３２]當(dāng)然這也是“詩賦”獨立的理由，數(shù)量龐大了自然要獨立。但更重要的是，以“詩賦”為“類”延續(xù)了下來，進(jìn)而成為各文體“文章”的集合。如荀勖《中經(jīng)新簿》，其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這是說各體文章都要歸入以“詩賦”為首的體系。王儉《七志》，“三曰《文翰志》，紀(jì)詩賦”，[３３]以“文翰”為名，所紀(jì)是“詩賦”各體文章的集合。甚至到了唐代，“秘書郎掌四部之圖籍，分庫以藏之，以甲乙丙丁為之部目”，丁部之“二曰別集，以紀(jì)詞賦雜論；三曰總集，以紀(jì)類分文章”，[３４]這是說別集也是以“紀(jì)詞賦”為主的，進(jìn)而才能稱為“文章”。

以“詩賦”為名籠括各種文體，其內(nèi)在邏輯在于“詩賦”以自己的特點影響著其他文體，以“詩賦”為名可顯示出“文章”體系的特性。如《文心雕龍》，其指導(dǎo)寫作往往重在以“賦”為例。其《通變》論“設(shè)文之體有常，變文之?dāng)?shù)無方”之“夸張聲貌”，舉例除《七發(fā)》外，全為賦。《章句》論“改韻從調(diào)”“節(jié)文辭氣”，所論以賦的用韻為主，所謂賈誼、枚乘、劉歆、桓譚、魏武、陸云，都是指其賦作或其論賦的言語，其中涉及賦的句式。《麗辭》論對偶，所論司馬相如、揚(yáng)雄、張衡、蔡邕都是賦家；論文章中對偶句四例，一例為詩，三例為賦。《比興》所舉之例，也都是賦。《事類》論征引與用典，除揚(yáng)雄《百官箴》外，都是賦。當(dāng)時文人也唯賦獨尊，如北朝魏收自詡“獨步一時”，文才最高，“以溫子升全不作賦，邢（卲）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兒戲’”。[３５]賦為詩之“六義”之一，為“古詩之流”，其講究文采最甚，所謂“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極聲貌以窮文”。[３６]賦對兩漢文體影響最大，程千帆說：“兩京之文，若符命、論說、哀吊以及箴、銘、頌、贊之作，凡挾鋪張揚(yáng)厲之氣者，莫不與賦相通。”[３７]又，古來稱“詩言志”，后又稱“詩緣情”，詩是“言志抒情”的代表性文體，其他文體也應(yīng)該“言志抒情”，這是可以理解的。

《隋書·經(jīng)籍志四》對“文”有一個總括性的論述。其云：“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jì)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情靈無擁者也。”稱贊有文才者“可以為大夫”，以及其“情靈”的抒發(fā)。以下又稱西京文士的“盛藻”、東都文士的“艷發(fā)”，稱晉代的“黼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云天”，稱南朝的“靈運(yùn)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煥斌蔚，辭義可觀”等，[３８]這是說優(yōu)秀的作品都是“黼藻相輝”有文采的。情靈、文采應(yīng)該是“文章”的統(tǒng)一追求。孔子稱：“《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yuǎn)。”[３９]《文選序》曰：“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zhì)？增冰為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這是古人的共識。《文心雕龍·宗經(jīng)》講“宗經(jīng)”，“宗”的是“五經(jīng)之含文”，其曰：“若稟經(jīng)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故文能宗經(jīng)，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fēng)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揚(yáng)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jīng)之含文也。”[４０]“體有六義”是對所有“文章”的要求，都是所謂“含文”，即要有“文采”的，故“文章”有時就特指詩歌、辭賦等文學(xué)著作，如前述《后漢書》稱王隆“能文章”而有詩、賦等作品，稱李尤“少以文章顯”而“受詔作賦”。

“文章”棲身于文體，講究情靈、文采，以此三者為維度的古代“文章”體系已基本構(gòu)建，但這是一個“泛文學(xué)”體系。說它是“文學(xué)”，因為它是以“詩賦”為名義和領(lǐng)頭文體的，整體上崇尚文學(xué)性，崇尚情靈抒發(fā)、直指人心；即便是實用性文體、文章，也要求向“詩賦”學(xué)習(xí)，寫得優(yōu)秀一些，有文采一些，更有情靈一些，當(dāng)然撰作者應(yīng)該有文才。說它是“泛”，因為它不僅以“詩賦”這樣的文學(xué)文體為名義和領(lǐng)頭文體，而且還容納其他文體的文章，只要有文采，就可以進(jìn)入這個體系。古代“文章”體系是“詩賦”文學(xué)文體的泛化，因此可說是“泛文學(xué)”的。這一點，是古人所認(rèn)同的，也是刻意為之的。這是古代“文章”體系的第二階段，只是面向傳統(tǒng)集部，而不包括其他文字撰作如“經(jīng)、子、史”。

四、“文章”體系的擴(kuò)張

“文章”體系并不甘心不包含“經(jīng)、子、史”的格局，這從蕭統(tǒng)《文選》既標(biāo)明不錄經(jīng)、子、史、語，但其錄文有意無意地突破限斷可以看出。《文選》錄了史部文章：“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深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也錄有子部文字，章學(xué)誠《文史通義·詩教下》：“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因陸機(jī)《辨亡》之論，規(guī)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zhǔn)《過秦》’之說，而標(biāo)體為論矣。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于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為集乎？”[４１]而且，《文選》所錄《毛詩序》《尚書序》雖然是有文體標(biāo)記（“序”）的，卻是解經(jīng)、敘經(jīng)的文字，也可以屬于“經(jīng)”類。可見《文選》是很想擴(kuò)大范圍錄文的，只是局限于“經(jīng)、子、史”不成“文章”而已。

在現(xiàn)實中，風(fēng)氣也在改變。顏之推《顏氏家訓(xùn)·勉學(xué)》載：“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游，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zhuǎn)為諸儒道之……云：‘文集只有詩、賦、銘、誄，豈當(dāng)論經(jīng)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４２]《王粲集》作為別集，也有“論經(jīng)書事”。突破“經(jīng)、子、史”進(jìn)入“文章”體系的限斷，就是要讓經(jīng)、子、史中講究情靈、文采的文字成為篇章、篇翰、篇什式的“文體”。但是，這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要經(jīng)過一番改造。宋時，“經(jīng)、子、史”大規(guī)模進(jìn)入總集，是有一套辦法的。真德秀《文章正宗》以功能把文體歸類為辭令、議論、敘事、詩歌四大類，這是新改造的四大文體。《文章正宗·綱目》曰：“辭命”者，“獨取《春秋》內(nèi)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列國往來應(yīng)對之辭，下至兩漢詔冊而止”；“議論”者，“獨取《春秋》內(nèi)外傳所載諫爭論說之辭、先漢以后諸臣所上書疏封事之屬，以為議論之首”；“敘事”者，“獨取《左氏》《史》《漢》敘事之尤可喜者，與后世記、序、傳、志之典則簡嚴(yán)者”。[４３]“經(jīng)、子、史”只要具有“辭命、議論、敘事”功能的文字，抽繹出來組成“文章”，它們就以文體的身份進(jìn)入總集。曾為真德秀賓客的湯漢編選《妙絕古今》，從《孫子》《列子》《莊子》《荀子》《淮南子》選摘文章，并不依諸子之書中原有的篇章，而以“妙絕”為標(biāo)準(zhǔn)選摘一個個片段，成為新的“文章”。又有“經(jīng)”類進(jìn)入總集，明賀復(fù)征《文章辨體匯選》，其記體收錄《周禮·考工記》的文字，就是以文體“記”的名義令其進(jìn)入“文章”體系的。

追溯這種“文章”再造，其方法就是“斷章”“剪截”。《漢書》稱，對董仲舒著述，“掇其切當(dāng)世、施朝廷者著于篇”，[４４]抽繹出若干為“篇”的，就是如此。先秦有“斷章取義”，兩漢盛行章句之學(xué)，離章析句以闡釋經(jīng)義，那么，“篇”或“章”是可以獨立“取義”的，這自然就應(yīng)該先有結(jié)構(gòu)上的“斷章”。經(jīng)、子的入“文章”體系，往往以篇、章為名，如《孟子》的《齊桓晉文之事章》、《莊子》的《逍遙游篇》等。《文選序》提出“姬公之籍、孔父之書”不可“剪截”，但“剪截”可使“敘事”成為獨立文體，呂祖謙《左氏博議》“隨事立義”，為“剪截”《左傳》“紀(jì)事本末”的片段提供了經(jīng)驗。如《文章正宗》“敘事”首列《敘隱桓嫡庶本末》即是某一“紀(jì)事本末”的片段，其篇名則是編纂者所定。又如《文章正宗》所錄《史記》的《屈原列傳》，刪略了《史記》所錄屈原的《懷沙之賦》以及篇末的“太史公曰”等，使史書的“傳”更像文章的“傳”。尤為顯著者，是真德秀破《左傳》以“年”為單位的記事而以“敘事”為單位，如篇題為“敘某某本末”的第一篇《敘隱桓嫡庶本末》，或“敘某某”如《敘晉文始霸》，或以一年之中多種事件為一，或以跨兩年度的事件合一。又如破《史記》以“人”為單位的“記事”，“剪截”為以“事”為單位者，如篇題為“敘某某”的《敘項羽救鉅鹿》《敘劉項會鴻門》等。吳訥稱：“古人文辭，多有辭意重復(fù)或方言難曉。晦翁《綱目》及迂齋、疊山古文，若賈生《政事書》之類，皆節(jié)取要語。今亦從之。”[４５]由此可知，“剪截”以再造文章，應(yīng)該是有意識的。

“經(jīng)、子、史”進(jìn)入“文章”體系，更完備地適應(yīng)了學(xué)習(xí)好“文章”、撰作好“文章”的需要。如唐代韓愈“性本好文學(xué)”，為了“奮發(fā)乎文章”而“窮究于經(jīng)傳史記百家之說”（《上兵部侍郎李巽書》），所以，他要學(xué)習(xí)的“文章”，“上規(guī)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jǐn)嚴(yán)，《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云、相如，同工異曲”（《進(jìn)學(xué)解》），[４６]稱經(jīng)、子、史的文字是現(xiàn)今文章撰作的榜樣。優(yōu)秀的文字表達(dá)，作品不僅僅在集部，而且也多在經(jīng)、子、史，為了給撰作提供“文章”范本，就需要把這些優(yōu)秀的文字表達(dá)改造成為“文章”。從文學(xué)史看，宋時學(xué)習(xí)《左傳》等古文是為了應(yīng)課試，姚鉉《唐文粹序》稱編纂“古文”入總集，“蓋資新進(jìn)后生干名求試者之急用”，[４７]呂祖謙自稱“談余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作《左氏博議》是“為諸生課試之作”，[４８]真德秀《文章正宗》稱取《左氏》《史》《漢》敘事之有可喜者入集，是“以為作文之式”。[４９]經(jīng)、子、史的文字經(jīng)過再造，成為有首有尾的單篇“文章”，方便其作為“作文之式”。

進(jìn)入“文章”體系的規(guī)定性，一是有文體的，二是寫得優(yōu)秀、有情靈、有文采的，這樣，有情靈、有文采的文字，只要有條件改造為文體，就能進(jìn)入“文章”體系。至此，文學(xué)史完成了以“文體”的方式吸納“經(jīng)、子、史”進(jìn)入“文章”體系的歷程，此為古代“文章”體系的第三階段，正式宣告“文章”體系具有包容性、開放性的特點，隨時準(zhǔn)備迎接新文體的加入。在這樣的宗旨下，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各種新的作品，以文體的形式進(jìn)入“文章”體系，是自然而然的。

五、中國文學(xué)的“泛文學(xué)”特色

進(jìn)入現(xiàn)代，中國古代文學(xué)學(xué)科繼承古代“文章”體系的遺產(chǎn)，以其為基礎(chǔ)建立起來，并以其包容性、開放性，吸納著更大量的文體進(jìn)入自身、壯大自身。古代“泛文學(xué)”的“文章”體系體現(xiàn)出“文學(xué)”的中國特色，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幾點。其一，“泛文學(xué)”的“文章”體系表明“文學(xué)”具有雙重價值。本來，文學(xué)與非文學(xué)的區(qū)別在于，前者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審美形象，后者的主要功能是實用價值。古代“泛文學(xué)”的“文章”體系，期望“文學(xué)”既應(yīng)該如詩賦一般是美文，是審美對象，但又要具有實用性的品格，應(yīng)該滿足實用的需要。舉一個極端的例子——科舉文，它既要達(dá)到政治標(biāo)準(zhǔn)，以實現(xiàn)撰文考中的目的，又要寫得文采飛揚(yáng)，以打動考官的心。這個意義上的中國古代文學(xué)，審美性有實用的指向，實用性也需審美的支撐，二者結(jié)合，融匯一體。其二，“泛文學(xué)”的“文章”體系體現(xiàn)出中國古代文學(xué)包容、開放的內(nèi)在精神。在“文筆之辨”時代，“文筆”是各有邊界的，“文”不容納“筆”，“筆”不容納“文”，這是自然的。但排斥、不相容，這不是中華民族的境界和胸懷。古人認(rèn)為，“文學(xué)”應(yīng)具有開放性，鼓勵一切文字作品都有文學(xué)性，歡迎一切有文學(xué)性的作品進(jìn)入“文學(xué)”中來，其標(biāo)準(zhǔn)就在于“情靈、文采”；更期望天下文字作品都是“文學(xué)”，以真正實現(xiàn)“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三，“泛文學(xué)”的“文章”體系突出撰作者的文才，《文選序》歷數(shù)各種文體“譬陶匏異器，并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后說：“作者之致，蓋云備矣！”“文學(xué)”是落實到作者“文才”上的，“文才”成為中華文明的智慧結(jié)晶，由此體現(xiàn)出中華民族對文才、文采以及對美的崇尚，中華民族也正是在這個基礎(chǔ)上提升整體文化水平的。

注釋：

[１]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jīng)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98頁。

[２]郭英德：《文章的確立與文體的分類》，《中國古代文體學(xué)論稿》，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第54頁。

[３]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65、2367、2790、2873、3583頁。

[４] [宋]范曄：《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2007、2609、2609、2610、2613、2616頁。

[５]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20頁。

[６] [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北京：中國書店，1989年，第382頁。

[７] [唐]劉知幾：《史通》，《史通·文史通義》，長沙：岳麓書社，1993年，第62頁。

[８] [梁]蕭統(tǒng)：《文選序》，[梁]蕭統(tǒng)編，[唐]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2頁。下同。

[９]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778頁。

[１０] [唐]魏征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089-1090頁。

[１１] [唐]姚思廉：《梁書·任昉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254頁。

[１２] 陳引馳編校：《劉師培中古文學(xué)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7年，第106頁。

[１３] 陳引馳編校：《劉師培中古文學(xué)論集》，第230頁。

[１４] 郁沅、張明高編選：《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6年，第311-312頁。

[１５] [南朝梁]劉勰著，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24頁。

[１６] [南朝梁]劉勰著，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第942頁。

[１７] [梁]沈約：《宋書·范曄傳》，第1830頁。

[１８]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dá)疏：《周易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第87頁。

[１９]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831頁。

[２０] [南朝梁]劉勰著，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第1622頁。

[２１] [日]弘法大師撰，王利器校注：《文鏡秘府論校注》西卷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3年，第474頁。

[２２] [梁]蕭繹撰，許逸民校箋：《金樓子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966頁。

[２３] 逯欽立：《說文筆》，《逯欽立文存》，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555頁。

[２４] [漢]王充：《論衡·定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6頁。

[２５] [梁]蕭統(tǒng)編，[唐]李善注：《文選》，第720頁。

[２６] [唐]姚思廉：《梁書·宗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299頁。

[２７] [南朝梁]劉勰著，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第1895頁。

[２８]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119頁。

[２９]王運(yùn)熙、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xué)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1頁。

[３０] [梁]鐘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74頁。

[３１] [南朝梁]劉勰著，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第1262頁。

[３２] [唐]道宣：《廣弘明集》，《弘明集·廣弘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2頁。

[３３] [唐]魏征等：《隋書》，第906頁。

[３４] [唐]張九齡等撰，袁文興、潘寅生主編：《唐六典全譯》，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10-311頁。

[３５] [唐]李百藥：《北齊書·魏收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492頁。

[３６] [南朝梁]劉勰著，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第270、277頁。

[３７] 程千帆：《賦之隆盛與旁衍》，《閑堂文藪》，濟(jì)南：齊魯書社，1984年，第129-149頁。

[３８] [唐]魏征等：《隋書》，第1090頁。

[３９]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yù)注，[唐]孔穎達(dá)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jīng)注疏》，第1985頁。

[４０] [南朝梁]劉勰著，詹锳義證：《文心雕龍義證》，第82-84頁。

[４１] [清]章學(xué)誠：《文史通義》，《史通·文史通義》，第25頁。

[４２] [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xùn)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76頁。

[４３]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6頁。

[４４] [漢]班固：《漢書·董仲舒?zhèn)鳌罚?526頁。

[４５]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說》，《文章辨體序說·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62年，第10頁。

[４６] [唐]韓愈：《韓愈集》，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第199、159頁。

[４７] [宋]姚鉉：《唐文粹》，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22年，第3頁。

[４８] [宋]呂祖謙：《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４９] [宋]真德秀：《文章正宗》，《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5冊，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