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重要的歷史人物，他的接受史總是越豐富，頭緒紛繁，資料龐雜而且數(shù)量巨大，如果陷入其中，就難以自拔，容易作漫長的博而寡要的綜述。這時的救偏之策之一也許是在通觀全局之后，先就此中若干緊要的節(jié)點做出簡要說明，清理出線索來，然后再來細細理會。這里擬就中國文學史上的陶淵明（365-427）的接受史做一極簡的敘述。

一

偉大的詩人陶淵明生前并無盛名，有些知名度也不是因為他的詩文，而是因為他乃是當?shù)匾晃槐容^重要的隱士，是所謂“潯陽三隱”之一（另二位是劉遺民、周續(xù)之）。陶淵明死后，他年輕的朋友顏延之為之作《誄》，重在歌頌他的人格魅力，幾乎不談他的創(chuàng)作。沈約是首先為陶淵明立傳的人，看重的仍然在他的隱士身份，把他安排在《宋書》的《隱逸傳》之中；而在相當于《宋書》文苑傳之評論部分的《謝靈運傳論》中，雖然提到了當年相當一批作家，其中沒有陶淵明。唐初官方重修《晉書》，陶淵明仍然被安排在《隱逸傳》中。

如何接受歷史人物最重要的是一個定位問題，把其人的塑像或牌位安頓在哪一種類型之中，乃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只有先把人物所屬的類別弄恰當了，然后才能談到其他。

陶淵明是一位半路出家的隱士。他本來是當官的，41歲那年斷然歸隱。對此沈約提出一個解釋，說他預感到東晉王朝將被手握重兵的權臣劉裕取代，而他的曾祖陶侃當過本朝的大司馬，所以他“恥復屈身后代，自高祖（劉裕）王業(yè)漸隆，不復肯仕”，于是拋棄彭澤令的官位，回鄉(xiāng)隱居。沈約這一大膽猜測后來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南朝，較早重視陶淵明之文學創(chuàng)作的有作家鮑照和江淹，學者鐘嶸（466？ -518？）和蕭統(tǒng)（501-531）則是里程碑式重要人物。

鮑照模仿過“陶彭澤體”的詩；江淹在他的名作《擬古三十首》中有擬陶淵明的詩一首，寫得形神俱似，以至后來被編入了陶淵明的集子，很久以后才被發(fā)現(xiàn)并予以剔除。詩人的眼光多有高于史家者，他們的手段不是為前人立傳，而在用文學的手段顯示其人的風神。

理論批評家鐘嶸《詩品》率先將陶淵明定位為詩人、才子（凡進入《詩品》的皆為才子），列入中品，評語是：

其源出于應璩，又協(xié)左思風力。文體省凈，殆無長語。篤意簡古，辭興婉愜。世嘆其質直。至于“歡然酌春酒”“日暮天無云”，風華清靡，豈直為田間語耶？ 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這一段意見后來引起許多批評：陶詩“源出于應璩”的結論很難理解；鐘嶸特別看好陶淵明那些“風華清靡”的詩句，應當是受到他本人生活的齊梁時代詩風的影響，而這并非陶詩的主流，特別強調這一方面不符合陶淵明的本色；只把陶淵明安排進中品，更是大遭批評。有人甚至捏造說，在某一版本的《詩品》中陶淵明原是安排于上品的，后來卻誤入中品了。用這種異想天開的手段來訂正鐘嶸，簡直匪夷所思。

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比起過去那些根本無視詩人陶淵明存在的史家沈約、評論家劉勰（他的《文心雕龍》評及大批作家，竟沒有提到陶淵明）等人來，鐘嶸將陶淵明定位于詩人，見識已經(jīng)高出前人一頭，這一貢獻是很了不起的。“簡古”“婉愜”的評語也相當深刻到位，足供參考。看文學批評家的水平如何，要同前人以及他同時代的人相比，不必用后人來比較。

蕭統(tǒng)首先取陶淵明的文學文本為他編了一部集子，撰寫序言，為他立傳，又將他的作品選入《文選》（凡九篇），其選目很見水平。

在陶淵明的接受史上，蕭統(tǒng)功勞極大。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編輯家和自有眼光的選家就是批評家，關心文學接受史的后人絕對不能忽略編輯家和選家，當然，一般的并無獨立見解、只做一些編輯技術工作，或是把公認之佳作打成一包推出的平庸的選集的編者，在接受史上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蕭統(tǒng)《陶淵明集序》前半先用大量的篇幅歌頌陶淵明韜光遁世、不忮不求的高尚人格，后半談到他的詩文，提出了比較系統(tǒng)的見解：

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蕩昭章，獨起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jié)，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者乎！ 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更加搜求，粗為區(qū)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閑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 并粗點定其傳，編之于錄。嘗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爵祿可辭，不勞復傍游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風教爾。

蕭統(tǒng)其人正統(tǒng)，為陶集寫的序中不免很有些以“風教”為重的氣息，他又指名批評《閑情賦》，認為大可不寫這種影響自己聲譽的東西，這些意見難免會引起后人的反感；但他對陶淵明作品的評價和頌揚，確有真知灼見。蕭統(tǒng)指出，陶淵明其人既是大賢，創(chuàng)作又非常之高明。“文章不群”的“文章”包括詩、賦、文（《文選》中也正是包括這幾大類作品），“不群”則是說陶淵明的水平超越流俗——這是比鐘嶸要高得多的評價，也是大有見識的。

要之，陶淵明在南朝的接受有過三個階梯：沈約——潯陽著名隱士；鐘嶸——中等詩人才子；蕭統(tǒng)——一流賢人作家。不斷變遷升格，陶淵明的處境越來越接近后來的定評了。

二

陶淵明在唐朝的被接受較少亮點。唐詩中提到陶淵明的地方甚多，往往是就他的某一側面立言，或僅僅是用為典故，略一提到以為點綴而已。錢鍾書先生說：“余泛覽有唐一代詩家，初唐則王無功，道淵明處最多；喜其飲酒，與己有同好，非賞其詩也。爾后如王昌齡、高達夫、孟浩然、崔曙、張謂、李嘉祐、皇甫曾、嚴維、戴叔倫、戎昱、竇常、盧綸、李端、楊巨源、司空曙、顧非熊、邵謁、李頻、李群玉、盧肇、趙嘏、許渾、鄭谷、韋莊、張蠙、崔涂、崔道融、汪遵等，每賦重九、歸來、縣令、隱居諸題，偶用陶公故事。”（《談藝錄》）不過這些情況仍應引起重視，因為這樣比較廣泛的被接受，表明陶淵明其人其詩在唐朝已經(jīng)廣為流傳。有了文集，很便于流傳，而《文選》在唐代的地位和影響更是如日中天。

在陶淵明接受史上，宋朝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段。這時出現(xiàn)了多種陶集的刻本，又有帶注釋的本子，大大有助于陶淵明作品的進一步流傳，為陶淵明編年譜也開始有學者來做，許多著作對陶淵明作出評價。“淵明文名，至宋而極”（《談藝錄》），對陶淵明的研究也從此進入一個新階段。

宋代有兩個人的意見特別重要，一是大文豪蘇軾（1037-1101），一是理學大宗師朱熹（1130-1200）。

蘇軾極端欣賞陶淵明的詩，他曾說過：“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后，無以自遣耳。”（《東坡題跋》卷一《書陶淵明羲農(nóng)去我久詩》）此言或不免夸張，而其熱愛陶淵明詩的感情則完全是真實的。

蘇軾闡述陶淵明詩的妙處，有道是——

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東坡題跋》卷三《書李簡夫詩集后》）

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東坡續(xù)集》卷一《與蘇轍書》）。

所貴乎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東坡題跋》卷一《評韓柳詩》）

東坡指出，陶淵明為人為詩都非常篤實樸素，作品少而精，外觀平淡干枯而內里豐腴味美。這些確為陶淵明的高處，而前人未嘗說清楚的。蘇軾曾經(jīng)逐首追和陶淵明的詩（一百零九篇后尚有十五篇），他自己非常重視；他的弟弟蘇轍在他的影響下，也和了幾十首，并將這些和詩編輯為四集，又作《追和陶淵明詩引》，其中引用乃兄的來信，大力表彰陶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基本藝術特色，這八個大字后來常常被引用。

蘇軾認為陶淵明的詩高于曹植、劉楨、鮑照、謝靈運、李白、杜甫，也就是高于建安、南朝和唐代的一切詩人，這就把陶淵明放到五言詩發(fā)展史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上去了。東坡一言九鼎，陶淵明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崇高地位由此得以確立。

東坡又曾以陶詩為例，具體分析淵明文學語言的妙處，惠洪《冷齋夜話》（卷一）載：“東坡嘗言，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趣，如‘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按此乃江淹模仿陶淵明詩作中的句子，當時尚不明真相）又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之悟，而俗人亦謂之佳。”像這樣具體深刻的分析，沒有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學究，是不容易說得如此透徹的。在文學接受史上，有見解的作家往往高于死啃書本的學究。

朱熹既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又曾在陶淵明的家鄉(xiāng)（南宋時稱為南康軍）做過地方官，所以他特別強調陶淵明一生講究義利之辨，品德高尚，足以為地方以至全國之精神文明建設提供寶貴的營養(yǎng)，他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zhèn)€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晉、宋人物。”（《朱子語類》卷三十四）他對于同陶淵明有關的物質文化遺產(chǎn)，如據(jù)說是陶淵明曾經(jīng)“醉臥其上”的所謂“醉石”以及他的故居遺址都非常注意保護和宣傳，又新建了紀念性的“歸去來館”。朱熹還在當?shù)貙W宮之東建立以陶淵明為首的“五賢祠”（另外四位是劉凝之父子、李公擇、陳了翁），其西則建濂溪周先生（理學先驅周敦頤）祠，以二程先生（程頤、程顥）配。經(jīng)過朱夫子的大力鼓吹，陶淵明幾乎已經(jīng)成為理學的先行者了。

朱熹高度重視陶淵明的政治品德，強調他忠于君王、“不仕二姓”的高尚節(jié)操，竭力將陶淵明樹立為合乎此時規(guī)范的道德標兵。他的《向薌林文集后序》發(fā)揮了沈約最先提出的“恥復屈身后代”說，朱熹明確地寫道：

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后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yè)，不少概見，而其高情逸想播于聲詩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于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后節(jié)概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

這無非是把先前沈約的猜測加以確認，并進一步予以拔高。專制主義時代的“大倫大法”是理學家奉若神明的大原則，是絕對不允許動搖的。在朱熹之后，以“忠（忠于東晉）憤（憤恨宋文帝劉裕）”論陶成了陶淵明評論研究中的一個主旋律，稍后問世的代表理學家見解的湯漢《陶靖節(jié)先生詩注》就是陶詩“忠憤”說的一大策源地、根據(jù)地。（參見顧農(nóng)《陶詩“忠憤”說的策源地——讀湯漢〈陶靖節(jié)先生詩注〉》，《中國典籍與文化》2022年第1期）

理學的地位越來越高以后，朱熹論陶的觀點也日益深入人心，這對陶淵明作品的經(jīng)典化起了很不小的作用，同時也讓似是而非的“忠憤”說長期流行，至今仍然在發(fā)揮作用，妨礙人們正確地認識陶淵明。

朱熹直截了當?shù)匕烟諟Y明取得很高文學成就的主要原因歸結他為他是東晉王朝的忠臣，品德極其高尚。有德者必有言，原是儒家的一個基本觀點（《論語·憲問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到朱熹這里，更以陶淵明作為一個因有德而有言的光輝典型。

在理學家當中，朱熹是文學修養(yǎng)最高的，他自己的詩也寫得很有水平，所以他對陶淵明的文學成就也確有深入的體會，例如他說：“淵明詩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他又看出陶詩中也有豪放的成分，“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這就揭示了陶淵明其人其詩的某種復雜性，這是很有眼光的。朱熹同完全干巴巴的理學家還是很有點不同。

在宋元明清幾朝，對陶淵明著作的注釋、分析、研究一直沒有停止，出現(xiàn)了許多有價值的學術成果，但涉及接受史全局的大格局沒有多少變化，這種情形要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才發(fā)生顯著的變遷。

三

“五四”以后關于陶淵明接受的材料極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1873-1929）和魯迅（1881-1936）的有關論述。

梁啟超關于陶淵明的高論，集中地見他的《陶淵明》（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一書。書中提出的陶淵明享年56歲說，一度很有影響，引發(fā)了重新研究陶淵明生平的熱潮，不無積極意義；但他的56歲說是站不住腳的。梁啟超重要的貢獻在于他明確批評了一向流行的“忠憤”說，指出陶淵明歸隱的原因“只是看不過當日仕途的渾濁，不屑與那些熱官為伍，倒不在乎劉裕的王業(yè)隆與不隆”。“當時士大夫浮華奔競，廉恥掃地，是淵明最痛心的事。他縱然沒有力量易風移俗，起碼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喪掉。這是淵明棄官最主要的動機……若說所爭在什么姓司馬的姓劉的，未免把他看小了。”陶淵明“忠憤”說至今不衰，由此即可見梁啟超學術思想的深刻和超前。

中古的改朝換代大抵采用禪讓的模式，既然是“堯舜禪讓”而非“湯武革命”，那么臣民就無須始終不渝地效忠于前一個王朝，而可以很順當?shù)嘏c時俱進。趙宋以后形勢不同了，國力較弱，時時感受到外敵的壓力，于是特別強調“忠君”，歷史須古為今用，于是古代的高人也必須首先在這一方面做出榜樣。當年以“忠憤”論陶詩是可以理解的，時至今日仍然有些學者把“忠憤”當作陶淵明的本質優(yōu)點，似屬食古不化，更加是未免把陶淵明看小了。

魯迅論陶的意見散見于他的雜文隨筆之中，缺少系統(tǒng)集中的說明，但由于他的深刻和尖銳，也由于他在思想文化界崇高的地位，他的意見影響非常大，至今時時被學者引用，例如下列三則論斷，就給人很多教益：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于漢末與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這樣看來，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tài)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jīng)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jīng)經(jīng)歷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并不為奇。（《而已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凡是有名的隱士，他總是已經(jīng)有了“優(yōu)哉游哉，聊以卒歲”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晝耕田，晚澆菜，夜織屨，又那有吸煙品茗，吟詩作文的閑暇？ 陶淵明先生是我們中國赫赫有名的大隱，一名“田園詩人”，自然，他并不辦期刊，也趕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漢晉時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給主人種地，營商的，正是生財器具。所以雖是淵明先生，也還略略有些生財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沒有酒喝，而且沒有飯吃，早已在東籬旁邊餓死了。（《且介亭雜文二集·隱士》）

被選家錄取了《歸去來辭》和《桃花源記》，被論客稱賞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卻有時很摩登，“愿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jié)，空委棄于床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為“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雖然后來自說因為“止于禮義”，未能進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膽的。就是詩，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wèi)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在證明著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至九》）

第一段實際上否定了“忠憤”說，第二段從經(jīng)濟基礎的角度論陶，第三段指出陶淵明作品的復雜性，皆為發(fā)人深思的不刊之論。（參見顧農(nóng)《魯迅論陶淵明及其方法論啟示》，《上海魯迅研究》總第84輯，2019年第3輯）

四

總起來看，在陶淵明接受史上，鐘嶸、蕭統(tǒng)、蘇軾、朱熹、梁啟超、魯迅是六位最重要的大人物。在一般意義上做過若干學術工作的專家自然也各有其貢獻。能夠改變接受史格局的總歸是少數(shù)大師，我們當不了大師，但應當高度重視他們的工作和結論，作為我們從事具體學術操作重要的指導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