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詞學史，是指近代這一時期（1840年前后至1919年左右）詞學的發(fā)展、演進與研究的歷史。它在時段上上承清朝前期，下與現代文學史緊密相連，而與民國詞學史、民國舊體文學史也有所交錯。近代詞學一方面集歷代詞學之大成，另一方面又孕育著現代詞學，在整個中國詞學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承上啟下作用。較之前代詞學，近代詞學在演進過程中發(fā)生了新變，呈現出一些新特征，主要表現在研究主體多元化、研究對象多樣化、研究方法現代化三個方面。

研究主體多元化

較之前代的研究者多為傳統詞人，近代詞學的研究主體身份多元，呈明顯的擴大化趨勢。除了傳統詞人之外，近代詞學的研究主體還出現了士大夫、專業(yè)研究者、媒體人、教師、革命家及女性詞學家等，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近代詞學一步步趨向繁榮。

其一是士大夫。前代多斥詞為“小道”，故精研于此道者多身份低下。到了近代，很多士大夫文人進入詞學研究領域，帶來的突出影響是研究者以儒家詩教觀評詞，從而抬高了詞體的地位，得以“尊體”。如張惠言既是進士出身，又是杰出的經學家，其治經方法往往滲入詞學研究中。“經學意義上的微言大義在詞學上往往表現為比興寄托手法的運用。”張惠言推崇“比興寄托”說，以儒家詩教觀評詞，即聯系時代背景，努力挖掘“隱藏”在詞作中的政治內涵，從而將詞抬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在當時符合正統文人與有識之士的需求，在近代詞學史上具有開風氣的重要意義。又如“寄托”說的繼承者周濟和馮煦同樣為進士出身，譚獻和陳廷焯為舉人出身。近代“尊體”說、“寄托”說的盛行與這些身份較高的通儒之才的推動有著莫大的關系。

其二是專業(yè)研究者。近代的詞學專業(yè)研究者更多，帶來的突出影響是他們的研究成果有別于前代不成體系、較為零散、學術性不強的研究。如近代文獻整理活動的主體已由前代的藏書家、文獻學家轉變?yōu)閷ｉT的詞學研究者，王鵬運、朱祖謀等專業(yè)研究者不僅刊刻了如《四印齋所刻詞》《彊村叢書》等一批極具影響力的大型詞籍，而且還“取清儒治經治史之法，轉而治詞”，使得詞籍校勘一改前代作為經史校勘附庸的狀態(tài)，并形成了“校詞五例”、律校法等近代詞籍校勘學理論，從而使之得以發(fā)展成為近代詞學的主流。況周頤還從考據法著手，對“李清照改嫁”這樁著名的詞史公案進行了研究。他在李慈銘《越縵堂乙集·書陸剛甫觀察〈儀顧堂題跋〉后》的按語中，從李清照和張汝舟各自在建炎三年（1129）到建炎四年的行跡出發(fā)進行考證，發(fā)現了二者行跡的不同，從而否定了“改嫁”說。近代詞學的學術性增強，與這些專業(yè)研究者的加入有著很大的關系。

其三是媒體人。近代亦有不少媒體人介入詞學研究，帶來的突出影響是增強了近代詞學的普及性。如于右任的《剝果詞話》、狄葆賢的《平等閣詩話·詞話》皆為刊物型詞話。他們之所以選擇詞話這種詞學批評形式，是因為詞話本身符合報刊的內在需求。報刊的本質是大眾傳媒，具有大眾化與普及性的特點。詞話雖然涉及詞學理論，但它本質上是一種漫談札記或隨筆閑話，不論篇幅與形式均較為自由、隨意，內容上也不局限于純粹的理論研究，從而有別于專業(yè)化的現代學術專著或論文，故詞話的普及性更強，更契合報刊的需求。與此同時，受報刊的普及性的影響，于氏、狄氏之詞話在內容上主要是記人記事，故事性強而理論性較弱。又如聞宥的《論詞雜記》，其內容主要涉及歷代詞人、作詞法及詞境等問題，這些內容本身理論性就不強，但聞氏還是選擇多數篇幅皆以“喻象”法行文論述，使其更加通俗易懂。如他在論宋代詞人時寫道：“蘇東坡如深山劍客，不嫻俗禮。秦少游如花間麗色，卻扇一笑，百媚橫生……”這些論述生動而形象，易于讀者接受。

其四是教師。這里的教師有別于前代的傳統私塾老師，而是從事現代教育的教師。他們帶來的突出影響是促進了詞學的講義化、課堂化。如陳銳曾任湖南省立第二師范國文教員，其自云撰寫《詞比》的目的是“開詞學堂，其必以此為初級教科書矣”。這本詞話在結構上分字句、韻協、律調等多個章節(jié)進行論述，接近于現代詞論專著或教科書的形式，有別于傳統條目式詞話，在這一時期的詞話形式上具有革新意義。又如黃人的《中國文學史》作為近代文學史教科書的代表，收入了大量的歷代代表性詞作，并主張詞體實乃“純文學”，從而有別于此前文學史著作中的“雜文學”觀。

其五是革命家。近代還有不少詞學家亦是革命家，他們使得近代詞學及近代詞創(chuàng)作都帶有 “革命性”。如梁啟超的詞學研究，即是通過詞體改良來達到他“改造國民之品質”的政治目的。為此，他十分強調詞體的音樂性，嘗試進行新體“歌詞”創(chuàng)作，并從詞樂關系入手來研究詞史的發(fā)展與進化，注重詞的社會批評。又如以秋瑾為代表的一批革命人士，以詞作為革命宣傳的武器，她的詞作中飽含著強烈的愛國情懷與革命精神。

其六是女性詞學家。伴隨著近代社會新思潮的興起，女性的地位得以提高，不僅出現了大量閨秀類詞選、詞話，而且還出現了杰出的女性詞學家。其帶來的突出影響是以性別視角重新審視詞學研究。如錢裴仲的《雨華庵詞話》，論詞多以女性視角切入。她認為讀詞應心細如發(fā)、專心致志，無有雜念，細細品味，方可得其意；又認為詞主言情，“迷離惝怳，若近若遠，若隱若見，此善言情者也”。但情語并非褻語，正所謂“好為褻語者，不足與言情”，故她批評柳詞“舞館魂迷，歌樓腸斷，無一毫清氣”。錢氏的詞學觀與其性別視角有著較大關系。

研究對象多樣化

近代詞學的研究對象相較于前代來說，主要呈現出實用性、學術性與普及性的特征。這些特征也間接影響著近代詞學的發(fā)展。

首先是實用性。所謂實用性，是指為實際創(chuàng)作或研究而服務。如不論從文獻整理的動機、評點意圖還是選詞上來看，近代的詞選學都集中體現著它的實用性，即作為“門徑之學”，指導學詞和創(chuàng)作。即便到了近代中后期，詞學研究的學術性增強，實用性依然沒有減弱。如《詞則》直接從編排體例上開創(chuàng)了“風格門徑”；《考證白香詞譜》從詞譜、填詞角度進行考證，學術性中亦包含實用性。此外，專題性也是實用性的體現，如大量以“存史”為目的的“地域”型選本，本身就有保存史料的實用價值。又如王鵬運、朱祖謀、吳昌綬、江標等人刊刻的《四印齋所刻詞》《彊村叢書》《景刊宋金元明本詞》《宋元名家詞》等大型詞籍文獻，不僅具有較大的文獻價值與“存史”之功，也為詞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從而兼具學術性與實用性。

其次是學術性。較之前代，近代詞學的研究對象學術性明顯增強。如關于文獻整理已不僅僅局限于整理活動本身，其中還包含著一系列的理論與方法的提煉。又如從近代的詞選學對校勘、箋注、評點、選詞、編排等具體因素的不斷修正、融合與總結來看，其學術性十分明顯。就其演進過程來看，從前期的“門徑之學”到中后期的“研究之學”，這個發(fā)展趨勢本身也是學術性的體現。還有如近代中后期的詞話大多以常派詞論為基調，在此基礎上對其詞旨進一步推衍發(fā)揚，或與別派詞學觀進行折中修正，內容上也更加豐富、包羅萬象，廣涉詞的起源、發(fā)展、風格、流派、聲律、詞藝、作詞法、詞人詞事等，理論性與學術性都得到了增強。

再次是普及性。近代的詞選、詞話、評點等都具有較強的普及性。如《宋詞三百首》以其一流校勘質量的選源、上乘的選詞、寬泛的學詞門徑等優(yōu)勢成為近代對后世影響最為廣泛的詞選，具有重要的“普及”意義。況周頤就認為此選本融匯各家，提供了正確的學詞門徑，適宜人手一冊，并在其著的《詞學講義》中推薦《宋詞三百首》為初學者必備的五種詞學參考書之一。后世以唐圭璋的《宋詞三百首箋》為代表的箋注本、賞析本、今譯本等版本大量涌現，也間接說明了《宋詞三百首》的價值得到了廣泛認可。此外，諸如《詞選》《蓼園詞選》等選本，其編選目的主要為家塾課本，具有“講義”或“教科書”的性質，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普及性。而近代后期的“刊物”型選本如《今詞選》《今詞綜》，具有“娛樂營銷”性質的《美人千態(tài)詞》《風流艷集》等選本，使得普及性得到了進一步增強。又如近代刊物型詞話數量激增，多數詞話的內容亦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普及性的影響，主要涉及作詞法、詞人詞事、簡明詞史等基礎性知識，不少詞話在行文論述上都采取了如“喻象”法等一些通俗易懂的方法。再如近代詞學評點，是詞學家所推崇的詞學觀在實踐中的具體化表現。詞學家以“鮮活”的詞作案例來具體表達其詞學主張，從而指導創(chuàng)作、示范學詞，這有利于詞學的普及。

研究方法現代化

近代詞學的研究方法在繼承前代方法的基礎之上，又有了不少新變，主要表現為新方法與新方式的運用。

新方法主要表現為西學研究的融入。如梁啟超的《飲冰室評詞》雖然主體上依然受常派詞論的影響，但受西學影響亦有理論新變，即他強調詞的音樂性與社會批評，意欲通過詞體改良來達到他“改造國民之品質”的政治目的。又如其長女梁令嫻《藝蘅館詞選》云：“令嫻聞諸家大人曰：凡詩歌之文學，以能入樂為貴……以入樂論，則長短句最便。”又云：“后有作者，就詞曲而改良之，斯其選也。然則茲編之作，其亦可以免玩物喪志之誚歟！”與此同時，她還以西方進化論闡釋詞體發(fā)展，如其云：“故吾國韻文，由四言而五七言，由五七言而長短句，實進化之軌轍使然也。”再如王國維以“境界”說論詞，并非繼承前人上溯“風騷”以尊詞體的經學功利理路，而是在融匯西學理論的基礎上，從“人”的角度以“審美”的超功利眼光來評詞，反對傳統的“比興寄托”說，從而呈現出現代學術品格。

新方式主要表現為報刊化、論文化等。前代的詞學研究方式主要為序跋評點、詞選、詞話等。到了近代，一方面，隨著現代期刊的出現，刊物型詞選、詞話大量涌現，序跋評點也不時為以“保存國粹”宗旨的刊物所刊載。另一方面，現代化的學術論文、學術專著以及現代化的報刊欄目、論壇等開始成為詞學研究的新方式。如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最早即于1908年陸續(xù)發(fā)表在《國粹學報》上。而此時期許多學人也都認識到了報刊對于學術交流的重要性，遂主動將其學術成果通過報刊先行傳播，后或以學術專著的形式問世，抑或與學術專著相互配合，起到宣傳與補充的作用。

綜合上述，近代詞學研究的主體身份多元，研究對象呈現實用性、學術性與普及性特征，在研究方法上逐漸現代化。它們合力影響著近代詞學的發(fā)展流變。把握近代詞學史發(fā)展嬗變的新特征，有助于為當代的研究提供多維的新視角與新思路。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近代詞學理論專題研究”（SK2021A010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安徽師范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