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陳獨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一文中，第一次將Democracy和Science并稱為“德先生”與“賽先生”，從此“賽先生”粉墨登場，仿佛一位橫空出世的時代精神引領者。此后百年間，凡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紀念中，“賽先生”都會被反復祭出，且比“德先生”更受尊崇。但在不斷的追捧之下，“賽先生”的面目卻越發(fā)模糊。目前，學界對于“賽先生”的一般理解是，凡近代以來所有與科學知識、技術和理念相關的話語都可以稱為“賽先生”，涵蓋了科學發(fā)展的古今中西，但也有學者認為“賽先生”依舊身份不明。“ 賽先生”一詞的泛化表明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關鍵詞，他已經深刻地烙印在五四之后的觀念結構之中，人們無需再通過辨明歧義，曲折達意。但是，“賽先生”一詞從無到有，再到不言自明，他所走過的歷史進程，本身便具有了研究價值。

把“賽先生”一詞作為主體的史學研究并不多見。已有研究中具有啟沃之功的是樊洪業(yè)，他在20世紀80年代回歸歷史語境梳理了“賽先生”一詞與陳獨秀的個人關系，其結論雖然仍可商榷，但“賽先生”不再是抽象的口號式的存在，而被納入整個新文化運動發(fā)展歷程之中，具有了歷史實指。90年代后期，羅志田敏銳地捕捉到五四學人對于“賽先生”存在不同理解，以及“賽先生”在精神方法與學術實踐兩個層面走向異途。但以上研究往往將Science、“科學”與“賽先生”三詞混用，仿佛從“科學”到“賽先生”的語言過渡自然而妥帖，較少關注三者在具體語境之下的意義差別。

稍加追究便不難發(fā)現，“賽先生”與“科學”一詞并非完全重疊。縱向來看，在“賽先生”出現之前，“科學”概念已事實存在。自晚清以來，Science在中國基本完成了從“格致”到日本漢語借詞“科學”的范式轉型。五四運動前后，“科學”搖身一變成為“賽先生”，這不僅僅意味著語言文字發(fā)生了變化，而且包含了因時而變的意義轉化，應和了時下的思想潮流。橫向來看，“賽先生”出現以后，與“科學”一詞長期共存，混用者有之，但也有言說者因為立場不同，有意別擇，暗含褒貶，反映了潮流之下的個體差異。因此，尋繹“賽先生”一詞出現的機緣，梳理其生命軌跡，可為近代中國知識社會化的整體研究提供一個概念史的觀察視角。

一、從“科學”到“賽因斯”：國語歐化的實驗樣本

眾所周知，“賽先生”是Science的擬人化稱謂，是從音譯“賽因斯”簡化而來。Science的音譯最早可見于1877年的郭嵩燾日記，譯之為“賽莫（英）斯”。20世紀初，留日學生偶爾稱之為“沙恩斯”或“塞愛痕斯”，但類似的音譯用法既不統一，也不普遍。隨著“科學”一詞在國內通行，Science作為外來專有名詞并不存在一名多譯的困擾。章士釗主辦《甲寅》期間曾發(fā)起關于義譯與音譯得失的討論，如何翻譯學科術語成為焦點問題之一，但“科學”一詞本身沒有受到任何質疑，而是不言自明地被用來商議各個學科的定名標準。這一現象至少說明“科學”沒有改用音譯的社會需求。

當時擔任《甲寅》編輯的陳獨秀沒有介入討論，但他以實際行動探討了統一譯音的可能性。從《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號開始，陳獨秀撰寫的文章就夾帶西文，其中外國人名以音譯為主，專有詞匯多用義譯，各詞后面都備注原文，這種書寫方式成為他此后撰文的慣常。1916年，他發(fā)表《西文譯音私議》一文，如果按圖索驥，Science分成 Si賽、en英、c斯三個音節(jié)，大致可以拼出“賽因（英）斯”的讀音。可見，就陳獨秀的翻譯經驗而言，在技術層面完成從Science到“賽因斯”的過渡順理成章。但是，據現有資料顯示，在“賽先生”一詞出現之前，凡與科學相關的內容，陳獨秀均使用“科學”，而非Science或“賽因斯”。在“賽先生”一詞出現之后，除1934年在南京監(jiān)獄撰寫的組詩《金粉淚》中，夾有“德賽自來同命運，圣功王道怎分開”的詩句之外，他再也沒有使用過“賽因斯”或“賽先生”一詞。以上事實表明，僅從陳獨秀個人的文字上看，將“科學”改稱為“賽因斯”或“賽先生”并不是他的寫作習慣，也不是單純的翻譯實踐，“賽先生”的出現顯得有些突兀。

目前學界對于《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一文的重要性已有相當共識，但關于陳獨秀為什么沒有使用慣常的“民主”與“科學”，而是請出了“德、賽兩先生”；以及為什么是“德、賽兩先生”，而不是其他的“先生”，都還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釋。回到文本，文中提到錢玄同認為“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漢學”與“德、賽兩先生”的矛盾便成為理解此事的關節(jié)點，錢玄同本人即是此事的關鍵人物。廢除漢文、改造國語本是舊事重提。吳稚暉在1908年最先提倡，錢玄同自稱1916年受到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刺激，轉而放棄保存國粹，主張廢漢字之心大盛。1917年，錢玄同結識北大預科新聘教師劉叔雅，也與陳獨秀、周氏兄弟來往頻繁。在漢字存廢的問題上，以上數人皆為同道。之后的兩年間，“廢漢文”遂成為《新青年》最為冒進的議題之一，而使得新舊人物都大驚咋舌的《中國今后之文字問題》一文實為錢玄同集各人思想大成之作。

該文的論證起點是陳獨秀的倫理革命思想。同樣是在1916年以后，陳獨秀在孔教運動的裹挾之下，不再空泛地宣揚《敬告青年》中的所舉六義，轉而聚焦“民主”與“科學”，通過“政治之有共和，學術之有科學”這一論斷，將現代學術視作倫理革命的思想武器。錢玄同正是順著這一邏輯，大膽宣告“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錢玄同的“廢孔學，滅道教”之說在內容上直接呼應了陳獨秀的主張，“民主”與“科學”才是該文的文眼，“廢漢文”不過提供了釜底抽薪的具體辦法。

根據錢玄同的回憶，他和魯迅商議出兩種不同的“廢漢文”的路徑：他主張以世界語代替漢字，魯迅希望用另一種外國文，最好是德文來代替漢字。最后寫在文章中的過渡辦法是：限制國文字數，以白話文為主；同時采用某一種外國文字為國文補助，可以是英文，也可以是法文；待三五年之后，凡講述尋常事物，可以用新體國文；若言及較深新理，則全用外國文字教授。陳獨秀在答信中表示并不贊成錢玄同的激進態(tài)度，但肯定了“廢漢文”的可能性，并提供了另一種折中的路徑：“當此過渡時期，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新名悉用原語，無取義譯；靜狀介連助嘆及普通名代諸詞，限以今語；如此行之，雖稍費氣力，而于便用進化，視固有之漢文，不可同日而語。”

綜合以上，《新青年》同人設計的國文改造路徑是由漢文向夾雜著漢文、西文原文以及用羅馬字母書寫的漢語轉化，最終創(chuàng)造出一種言文一致的漢語拼音文字。但此論一出聚訟紛紜，其中用世界語，或其他外國文，又或是羅馬拼音文字整體代替漢文的設想最遭非議，錢玄同提倡的“新體國文”反而被認為是不妨一試的救急辦法。吳稚暉表示根本反對新造漢語拼音文字，但“想要雜用漢文、西洋文、注音字母，商量出一個簡易便當的法子來”，他是樂于討論的。讀者張月鐮致信《新青年》，表示反對改用羅馬字或羅馬拼音代替漢字，主張“大致用白話體裁，混入尋常談話中用慣之文言；有時需用學術上術語，即混入外國原名”。錢玄同在答信中補充，“新體國文”可從小學開始實行，而且新式文字嵌入西字，非為茍且，乃是研究新學的必要手段。總之，輸入歐化為當務之急，不論將來文字采用何種形式，嵌入西洋文字是必經的過渡階段。

此論同樣招致惡意攻訐者，即文章中所說的怒罵、譏笑錢玄同的人。1918年，在著名的“雙簧戲”中，錢玄同曾借“王敬軒”之名表達了社會上對于《新青年》的不滿，認為該報“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于祖國文字攻訐不遺余力。《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一文發(fā)表的前幾日，錢玄同日記里記載了兩件事情：一是藍公武致信傅斯年，“對于我主張廢漢文的話大罵了一頓”；一是1919年1月5日的《時事新報》中登載漫畫，“說我要廢漢文用西文，苦于講話不能酷肖西人，乃請醫(yī)生把我的心挖了換上一個外國狗的心，于是我講出話來和外國狗叫一樣”。隨后《新青年》刊出了魯迅的《隨感錄四十三》，指責繪畫者思想頑固，人格卑劣，陳獨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一文也應聲而出。

陳獨秀撰寫該文的原因固然是為錢玄同辯護，但本質上仍舊是給“民主”與“科學”站臺。文章沒有使用時人熟悉的漢字形式，而是另辟蹊徑將兩詞置換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應是他精心設計的結果。特別是“科學”一變而成為“賽因斯”（Science），顯得格外醒目，也頗令人費解。如果說Democracy 還存在一詞多譯的爭議，陳獨秀不得不使用音譯的“德莫克拉西”以避免附會，但“科學”一詞早已約定俗成，根本無須多此一舉。如果說僅僅是為了文從字順，用“賽因斯”（Science）配合“德莫克拉西”（Democracy）的出現，以達到語言文字上的平衡。但在同期陳獨秀的其他文章中，Democracy和“科學”二詞也會同時出現，二者并非必然的搭配。基于本文的寫作意圖，比較符合陳獨秀性格特征的解釋是，他為了更加“酷肖西人”，故意將“科學”這個國人已經高度熟悉化的西方關鍵詞回歸他的本來面目，按照他們的設想完成由漢文向西文原文的Science，或用西文原字之音而以漢字表達的“賽因斯”的轉化，最終呈現“新體國文”應有的形態(tài)。因此，“科學”在書寫形式上的逆向回歸應是陳獨秀的應戰(zhàn)宣言，由此宣告“廢漢文，且存漢語”的國語歐化進程即以“民主”與“科學”為起點，它將不以嘲諷者的意志為轉移。幾年之后，錢玄同更是將這一進程設計為一個從“三漢七洋”“二漢八洋”“一漢九洋”，最終到“無漢全洋”的漸進的、整體西化的改造過程。

如今回望，國語歐化并沒有按照新文化人的設想完成，“德莫克拉西”和“賽因斯”最終只成為實驗的樣本，而沒能成為改造的通則，其中的原因已屬另一個話題。但意料之外的后果是，因為二者在表達方式上的特殊性，旋即成為一對在視覺上與其他文字相區(qū)隔，從而聯系得更為緊密的專有名詞。文字上的捆綁意味著他們擁有共同的歐西身份，以及一體兩面牢不可破的共生關系，同時也阻斷了附會的可能。

概言之，在倫理革命的語境之下，陳獨秀等人先是選擇了西方價值體系中的“民主”與“科學”作為沖鋒陷陣的思想武器，后在情急之下，改用“德莫克拉西”和“賽因斯”代替慣常的漢字書寫，以表明擺脫傳統束縛、追求歐化純粹性的決絕態(tài)度。兩詞的出現既是思想論爭下的應激反應，也是以國語改造為先導探索歐化路徑的實踐延伸。后人回憶說，五四運動好像是神賽會，捧出了兩位神爺，“一是賽因斯Science先生，一是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先生，其陌生本與始初介紹入中土的梵語所稱的什么羅漢尊者等耳，但彼則不久便溶入了中國思想”。作者本意是在抱怨20年后兩位“先生”仍舊與中國社會格格不入，但也說明這一對語言學上的實驗樣本曾給思想界帶來巨大的沖擊，而融入中國思想其實在他們再變?yōu)椤暗隆①悆上壬睍r便已發(fā)生。

二、從“賽因斯”到“賽先生”：跨語際翻譯中塑造的師者

“德莫克拉西”和“賽因斯”再變而成“德、賽兩先生”之事應與吳稚暉有關。1936年左翼作家柳湜在通俗讀物《街頭講話》中說“賽先生是吳稚暉先生開玩笑喊出的”，將該詞的發(fā)明歸功于吳稚暉。但事件親歷者之一的胡適說過“賽因斯先生（科學）”是他的朋友陳獨秀發(fā)明的。1946年，吳稚暉親口承認他“曾附和陳仲甫等，把‘德先生’配合了‘賽先生’（科學），竭力推重過兩位先生”，澄清了他并不是兩位“先生”的首創(chuàng)者。但柳湜的誤解并非空穴來風，他本人曾與吳稚暉有過一面之緣，感受過吳氏的語言魅力，而“德、賽兩先生”這種稱呼的確有著鮮明的吳氏風格。

吳稚暉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語言文字詼諧百出，俚俗之語皆可入文。他從清末開始翻譯西文就自成一體，特別是翻譯外國人名的方式非常特殊。他好將外國人名譯成中國人名，如“譯Shakespeare（莎士比亞）為葉斯璧，譯Kropotkin（克魯泡特金）為柯伯堅，譯Franklin（富蘭克林）為樊克林，譯Tolstoi（托爾斯泰）為陶斯泰” 。他還喜歡挪用中國稱謂表達外國人的身份關系，從而將中西社會的大人物拉下神壇，混同于普通的市井之人。他在1911年初版的科普小說《上下古今談》中稱法國物理學家居里夫婦為“居先生”和“居太太”。文章中屢屢出現“孔二先生”（孔子）、“惠總理”（英國首相惠林頓）、“太先生”（泰戈爾）之類的稱呼。吳稚暉的翻譯方式曾被《民立報》的讀者所詬病，從而引發(fā)討論。吳稚暉自辯說，音譯不過省約、取便之法，方便閱讀與記憶，但取國人之便的同時，其實已經混淆了西人姓名稱謂之真相。因此，這種用中國人名稱呼西人的翻譯方式幾乎就是吳氏的語言標簽。

吳稚暉不拘一格的作文方式后被章士釗稱為“講話體”，這種體裁往往模糊了地域國別，抹平了身份等級，甚至跨越了人、物之界，與《新青年》同人推動的白話文運動正相契合，從而被紛紛效仿。眾人之中，錢玄同對他最為推崇。1917年，錢玄同曾致信陳獨秀，他說之前誤解吳稚暉的翻譯辦法失其本真，“由今思之，此實是簡易之良法，惟人名第一字似不必譯成中國之姓耳”。但錢玄同的外語程度不高，很難在翻譯方面有所創(chuàng)見，模仿的痕跡主要體現在對歷史人物的平民化稱謂，文章中頻頻出現“墨老爹”“ 孔二先生”和“孟老頭”等字樣。1925年，錢玄同仍然表示要跟隨吳稚暉做“自由活潑的好文章”，擺脫“體式鬼”，“頗想努力一下子：古語跟今語，官話跟土話，圣賢垂訓跟潑婦罵街，典謨訓誥跟淫詞艷曲，中國字跟外國字，漢字跟注音字母（或羅馬字母），襲舊的跟杜撰的，歐化的跟民眾化的，……信手拈來，信筆寫去”。這應該是新文化人的共同追求，當時李大釗在文章中會稱美國總統威爾遜為“威先生”，陳獨秀曾借用吳稚暉的創(chuàng)造，說“中國有三種大勢力：一是孔夫子，一是關老爺，一是麻先生”，而此說也被李石岑等人相繼引用。因此，《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一文中出現類似的語言痕跡自在情理之中。

由此推測，吳稚暉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德、賽兩先生”的創(chuàng)造，但“陳仲甫等”借鑒了他的平民主義的語言風格發(fā)明了新詞匯，錢玄同亦是參與者之一。“德、賽兩先生”的出現顯然有著相當大的偶然性和即時性，但也是五四時期語言特色的真實寫照。從兩詞后續(xù)的使用情況來看，隨著陳獨秀遠離文化革命中心進入社會革命的語境，他對于“德、賽兩先生”的理解均有所改變，發(fā)明者本人幾乎不再使用，使用頻次較多的反而是吳稚暉和錢玄同。篤信“科學萬能”的吳稚暉駕輕就熟地在“德、賽兩先生”的基礎之上繼續(xù)建構他的認知體系，傾慕者錢玄同緊隨其后，不斷重復吳稚暉的言論，以至于柳湜誤認為吳稚暉才是“賽先生”的始創(chuàng)者。

陳獨秀借用吳氏的語言方式本是一種斗爭策略，但是當“賽因斯”（Science）再變而成為“賽先生”時，無意間完成了新一輪的語境跨越。如果說“科學”變?yōu)椤百愐蛩埂笔菫榱巳ナ煜せ貧w西學本位，那么“賽因斯”再變?yōu)椤百愊壬保鸵馕吨鳶cience又被重新納入漢語世界的社會結構之中，作為一個人格化的主體參與了近現代中國的思想實踐。結合上下文，“先生”一詞顯然不特指性別，還有具體的身份指向。錢玄同專門討論過應用文中稱謂的使用標準，其中“除家族及姻親中有稱論者外，……大抵父執(zhí)、師長、年高者、學富者、我所崇敬者，可稱‘先生’”。照此標準，稱“賽因斯”為“先生”不僅是客套之辭，更是新文化人奉其為“師長”“所崇敬者”的尊稱，這一稱呼直接與當時的政治形勢相呼應。此時恰逢一戰(zhàn)結束，協約國的勝利昭示著兩位“先生”帶領西方迎來光明，而且也必將引領中國走出黑暗。陳獨秀就此宣告：“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壓，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1936年，陳端志回顧五四思潮時，仍稱“這兩位導師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淵源”。

從隨后的社會反響來看，“賽先生”一詞的出現至少產生了三個作用：一是在形式上促成了“賽先生”的符號化。從翻譯的角度看，音譯文字往往佶屈聱牙，令人費解，更難以記憶，“賽因斯”要在短時間內替代已經流行了十幾年的“科學”一詞并不現實。“賽先生”的出現在一篇文章中完成了Science從音譯到形象記憶的簡化過程，完成了學術詞匯平民化、現代價值世俗化的語際跨越，實現了省約、取便的翻譯目的，以至于今人看到“賽先生”便可以迅速地和“科學”或Science建立意義聯結，拗口的“賽因斯”漸漸被遺忘。

二是拓展出新的語義空間。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賽先生”與“科學”相互兼容，又各有所指，兩詞并行不悖。1920年，瞿秋白有意識地區(qū)別使用了“科學”與“賽先生”兩詞，“科學”是指二十多年前和歐美文化相接以來早已編入國立學校教科書的知識，陳獨秀認真聘請來的Mr. Science才是“賽先生”。可見，“賽先生”并不是一個客觀中立的西學體系，而是有著社會身份、價值傾向的獨立人格。由此延伸出來的命題就是“賽先生”作為一個西方的思想導師，將如何在中國安身立命，事實上整個后五四時代的思想論爭無不滲透著對“賽先生”的多元理解與反復詮釋。

三是“德、賽兩先生”發(fā)展成為一個獨立的話語體系。由外視之，“德、賽兩先生”是一對被綁定的專有名詞，梁漱溟將他們看作“西方化”的全體，由此引發(fā)東西文化論戰(zhàn)。由內視之，兩位“先生”的關系始終處于動態(tài)的調整之中，其內部是一個開放的，多元的價值集合，除二人之外，還有形形色色的“先生”“小姐”來來往往，煞是熱鬧。

三、“賽先生”的面孔：多元的身份地位與社會關系

五四時期的思想觀念被賦予人格化的表述并不是個別的現象，但如“賽先生”一般歷經百年，且常用常新的卻是少數。縱觀五四以來的中國思想界，不但“賽先生”自己的身份幾經變換，還有一個貫穿始終的現象是，凡“賽先生”出場時，大多時候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種概念圍繞著他試圖搭建起諸如朋友、敵人、家人等形形色色的社會關系。身處其中的“賽先生”一方面被證明擁有不可或缺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也深陷各種社會關系的比附之中，從而具有了多層次的身份等級。限于篇幅，本文僅羅列一些與“賽先生”相關的各色人物，呈現由他們構建起來的話語空間。

“賽先生”的初始形象是陳獨秀塑造的反傳統斗士，革命性是他與生俱來的思想特質。追溯“賽先生”一詞的思想來源，樊洪業(yè)先生推測陳獨秀是受到留美學生創(chuàng)辦的《科學》雜志的啟發(fā)，近年來有研究者進一步確認科學社率先揭橥“德、賽兩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先導。但是，如果將二者的“科學”認識嵌入到長時段的時空坐標中考察，可以看到1915年雖是《科學》與《青年雜志》的創(chuàng)刊之年，卻不是近代中國“科學”概念流行的起始之年，他們不過是眾多“科學”樣態(tài)中的一種，二者同名異質。《青年雜志》在時間上雖晚于《科學》創(chuàng)刊，但陳獨秀本人卻是清末以來宣傳“科學”的先行者之一。他曾經在日本參加勵志會，在安徽與好友汪孟鄒創(chuàng)辦“科學圖書社”，之后又與安徽公學、尚志學堂、蕪湖長街科學社等新式學堂合作籌劃武裝起義。“科學”概念既是他提倡學術更新的必由之路，也是政治實踐的概念工具，學術傳播與政治革命早已互構為一體。

民國建立之后，陳獨秀參與編輯《甲寅》，發(fā)表著名的《自覺心與愛國心》一文，在《敬告青年》中提倡“人權”與“科學”，都不過是他在政治革命失敗后轉戰(zhàn)思想文化領域發(fā)出的戰(zhàn)斗號角，現代學術再次與倫理革命互構為一體。在他的文字中，“科學”認識散落在倫理、政治、宗教、文學、美術等各個方面，呈現出來的是一整套西方共和體制之下的學術體系與價值信仰，“科學”與“非科學”是涇渭分明、絕不相容的兩個體系。陳獨秀透過《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一文理直氣壯地擁護“德、賽兩先生”，為錢玄同過激的言論辯護，正是基于對這一整體價值的信仰。作為一個典型的革命知識分子，陳獨秀的思想從政治革命到倫理革命一脈相承，“科學”概念在革命進程中扮演的角色始終未變。

但是，“賽先生”雖然是一位革命老將，其面目卻是籠統模糊的。1919年“德、賽兩先生”一出場，胡適就認為用二者闡明新思潮“雖然很簡明，但是還嫌太籠統了一點”。1920年，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是什么》一文中曾經解釋過“科學”概念的范疇，但舒新城認為這篇文章的題目好像很嚴正，但仍舊只是泛泛之談。樊洪業(yè)甚至認為此文中“科學”認識的啟蒙性已經降低，并不是“賽先生”的本來面目。結合1920年前后陳獨秀的政治實踐，他正從倫理革命轉向社會革命，“科學”雖是“新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已經不是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他已經找到新的概念工具。胡適說陳獨秀是“一個沒有受過嚴格學術訓練的老革命黨”，這一評價同樣符合“賽先生”的氣質。

稍后，依然戰(zhàn)斗在倫理革命一線的錢玄同補充說明了“賽先生”的意義。他說“賽先生”是能夠打倒“孔家店”昏亂思想的，“以科學為基礎的現代思想”，他不是西洋人所私有的知識，而是“全世界之現代文化”。因此，這位“賽先生”應該是一個面目模糊、內容寬泛，但立場嚴明的現代思想體系，從誕生之日起，他便不是一個純粹的學術概念，而是一整套進步主義的價值理念，是為“德先生”服務的思想工具。

“賽先生”的第二副面孔是胡適提倡的實驗主義。如今有研究者認為陳獨秀受到胡適和杜威的影響才提出“賽恩斯”，甚至有研究直接將“賽先生”的思想源頭追溯到杜威的實用主義。但是，順時梳理，來自美國的實驗主義既不是“賽先生”的思想原點，也不是他的唯一面相，“賽先生”在科玄論戰(zhàn)中旁逸斜出走向實驗主義，不過是眾多理解當中的一個路向。

1923年，亞東圖書館出版了《科學與人生觀》一書，該書比較全面地收集了科玄論戰(zhàn)的相關言論。若以此書作為檢尋對象，可以發(fā)現論戰(zhàn)時期出現的“科學”定義不勝枚舉，但使用“賽先生”一詞的并不多見，僅有胡適和吳稚暉二人。該書收錄了胡適的兩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本書的序言，文章中出現了另一個“科學”概念的擬人化稱謂“科學先生”。該詞的發(fā)明者是梁啟超，在1920年發(fā)表的《歐游心影錄》中第一次出現。“科學先生”的形象相當負面，被描繪為“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因此無限凄惶失望”。胡適引用梁啟超的文字是為了批判他的“科學破產”論，闡明“科學與人生觀”論戰(zhàn)的動機與意義。

與“科學先生”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正面積極的“賽先生”，該詞出現在胡適調侃張君勱、應援老友丁文江的另一篇短文當中。丁文江曾在論戰(zhàn)中說，“所以科學的萬能，科學的普遍，科學的貫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于是胡適把張君勱比作孫行者，“賽先生”則是法力無邊的如來佛，同時還請出能夠網住孫行者的天將“羅輯先生”，“羅輯先生”使用的法寶是論理學中的矛盾律。對應丁文江的觀點，“賽先生”是“萬能的科學”，“羅輯先生”便是科學方法的擬人化稱謂，二者有著地位上的主從關系，且共同構成天羅地網解決一切人生問題。當然，這只是胡適的個人解讀，玄學派張東蓀借用胡適的比喻，認為“哲學就好比如來佛的掌心”，翻不出哲學掌心的丁文江才是“孫行者”。可見，在具體場景之下，“賽先生”一詞的身份不同，且自帶價值立場。當他與“科學先生”相對應時，表明的是對人類社會的未來走向樂觀或悲觀的預期，與哲學爭奪“如來佛”的地位，討論誰才是現代學術金字塔的頂端。

隨著論戰(zhàn)的發(fā)展，討論的重心發(fā)生改變，張東蓀說“丁先生說凡用科學方法都是科學，于是我們的問題一轉而變?yōu)榭茖W方法的討論了”。自從1919年“整理國故運動”發(fā)軔以來，“科學方法”的地位一路走高。論戰(zhàn)發(fā)生時，按照胡適所說“羅輯先生”只是“賽先生”手下的天兵天將，但在科玄論戰(zhàn)之后，“賽先生”與“科學方法”幾乎成為一一對應的關系。一方面，胡適一派被直接稱為“科學方法派”，另一方面，“科學方法”成為“賽先生”最顯著的身份標簽。1927年，有文章專以《賽先生》為題，大意是“賽先生”本名“科學”，生長在西洋，娘家是拉丁文的Scientia，意為“知識”；之后子孫日眾，一般哲學家以為“運用科學方法的是科學”。又因實驗主義哲學成立，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方面，“素稱超科學的，形而上的東西，在最后也不可能不科學化了”。文章作者基本接受了論戰(zhàn)中“科學方法派”的觀點，雖然承認科學具有多樣性，但直言胡適一派的“實驗主義哲學”才是現階段“賽先生”的最佳形態(tài)。于是萬能的“賽先生”化約為胡適的“實驗主義”，它逐漸從復雜的五四思想現場抽離出來，被提煉為新文化思想鏈條中的一條主線。

隨后，這一認識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五四反思中被不斷地疊加固化。1930年，周予同批評“賽因思”與“德謨克拉西”不過是名詞的拼合，“只是跟在金元共和國（美國）的思想后面在亂蹦亂跳”。1934年，伍啟元對比杜威和羅素來華的社會影響，說“杜氏來中國，把西方文化的寶貝?‘賽恩斯’?送給我們；羅氏來中國，卻叫我們不要忘記我們自己文化的寶貝。他們的貢獻是相反的”。1942年蕭一山回顧新文化運動，他認為“德、賽兩先生”分別代表了西洋學術和西洋社會，其中胡適一派號稱“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執(zhí)著于抱殘守缺的考據事業(yè)，最終距離科學越來越遠，造成學術風氣“向右轉”。陳獨秀以“支持困苦危險”的精神，領導共產黨實行社會革命，號稱“階級斗爭”，造成社會思想“向左轉”。至此，“賽先生”幾乎為胡適一派所專有，該詞的發(fā)明者陳獨秀反而與之關系不大。循此軌跡，“賽先生”的意義在不斷窄化，他從“萬能的科學”，到“科學方法”的濫觴，再到“實驗主義哲學”，最后只剩下逼仄的國學一隅。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相當復雜，有戰(zhàn)爭的紛擾，有胡適一派的主動選擇，更重要的在于遭遇到新的對手，“賽先生”屢屢敗下陣來，漸失思想領地。

“普羅科學”是30年代左翼思潮中出現的新名詞，來自日本，與“普羅文學”一起構成“普羅文化”的主體，即無產階級的文化。在階級革命的語境之下，“賽先生”被認為是“普羅文化”的敵人。社聯成員陳高傭表示，五四運動就是資本主義的文化運動，胡適所謂的“歐洲的新文化”就是歐洲的資本主義文化，“賽先生是資本主義的科學，德先生是資本主義的政治，穆姑娘亦不過是資本主義的道德”。換言之，“賽先生”是資產階級的理論武器，他的思想來源是胡適引入的、美國式的實驗主義。他與“德先生”以及“穆姑娘”共同構成資本主義文化的主體。“普羅科學”在哲學層面體現為“辯證法的唯物論”，與實驗主義針鋒相對。按照革命者的設想，貼著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實驗主義身份標簽的“賽先生”不是真正的“科學”，他必將由無產階級、“辯證法的唯物論”、普羅大眾的科學整體替代。于是在革命者的口誅筆伐之下，“賽先生”被更加牢固地釘在了胡適的“實驗主義”身上。時人評價說，新文化運動有三大類，現在第一類的新社會思想和第二類的新文藝運動“都已經衰落而集中于社會主義，所以唯物史觀的辯證哲學和所謂的普洛文學就成為一時流行之風尚。唯有所謂‘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運動，其流風余韻卻相沿未衰”。可見，正是在階級斗爭的壓力之下，“賽先生”的意義范疇才大幅縮窄，革命形象悄然黯淡。

“賽先生”的第三副面孔是吳稚暉暢想出來的物質文明的烏托邦。吳稚暉是科玄論戰(zhàn)中另一個使用“賽先生”一詞的人，他發(fā)表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是論戰(zhàn)中科學派最具戰(zhàn)斗力的檄文，他自稱這篇文章的動機已經醞釀了五年，也就是回應了五年以來凡與“科學”相關的思想論爭。吳稚暉在文章中諷刺學者們搬弄字眼，濫用新名詞，但他自己使用的稱謂更讓人眼花繚亂。僅“科學”一詞就變身出“科學神”“科學少爺”與“賽先生”三種擬人化的存在，三詞被吳稚暉賦予了不同的身份特征與社會關系，以呼應相關領域的思想命題。“科學神”是吳稚暉創(chuàng)造的新詞，與“玄學鬼”相對應，可以理解為“物質文明”，指的是純物質、純機械的、超越精神世界的“新信仰”。根據他的解釋，整個宇宙就是一個無遠弗屆的物質世界，“從他‘一個’，變成現象世界，精神世界，萬有世界，沒有世界”的一個生命體。“物質文明”是一切現象綿延創(chuàng)化的根本動力，因此一切也都是“暫局”。這是他所有思考的起點。

“科學少爺”在文章中表達為與“理智”相關的學術體系，以應對玄學派所說的“情感”。梁啟超曾經說“科學帝國”的版圖和威權無論擴大到什么程度，“愛先生”和“美先生”都會永遠保持“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諸侯的身份”，于是吳稚暉從知識發(fā)生學的角度解釋了美學、玄學與科學三者之間的血緣關系。他將學術三分，構建了一個相當復雜的家庭關系，其中“美學、文學、宗教等情感學為父親；玄學、哲學的情理學是母親；科學是他們的少爺”。情感學具有生生不息，冒險猛進的精神力量，但“宗教實為未進化之信仰學”，他是“哲學太太”的“前夫”。美學與文學一體，是“創(chuàng)造家”，他是“哲學太太”的“后夫”，是“科學”的親生父親。情理學的“哲學太太”因受兩位丈夫的影響，而具有“玄學”與“愛智”的雙重本性。“科學”只繼承了“愛智”的本性，做著拆穿“玄學”的浩大工程。因此，“科學者，讓美學使人間有情，讓哲學使情能合理”，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管轄”者，并非如玄學派所說與情感無關。吳稚暉用極其繁復的表述，表達的基本思想其實就是“科學”是創(chuàng)造力和理性的產兒。

文章中吳稚暉借用“賽先生”一詞是為了回應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說。1922年，梁漱溟的代表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他在書中高度贊揚了陳獨秀對于西方文化的整體概括，并由此闡發(fā)對于“賽先生”的基本判斷：一是“賽先生是指科學思想，亦可說是科學主義的哲學”，而不是“斐先生?斐絡索斐（Philosophy）”之外的西方潮流。二是“西方化即是賽恩斯、德謨克拉西兩精神的文化”，所謂“西方化”就是要全盤承受這兩種精神。三是如今中國思想界存在新舊之爭，他贊成新派倡導的“陳仲甫先生所謂‘塞恩斯’與‘德謨克拉西’和胡適之先生所謂‘批評的精神’”，但對于新派倡導西洋的人生態(tài)度，卻不敢無條件贊成。因為西洋人已經把那條路走到圓滿，快走就完了。于是他設計了一條三階段的、直線的人類文化發(fā)展的路向，其必然的順序是西方化?東方化?印度化。

梁漱溟的著作出版后，一度引發(fā)廣泛的討論。三條道路中只有第一條西方化得到的贊同較多，但因為是陳獨秀始創(chuàng)，而被認為“時人所反復稱道的，不是他的發(fā)明”，至于后兩條則廣遭非議。梁漱溟其實是誤解了陳獨秀的思想，把他從西方價值整體中選擇出來的“德、賽兩先生”認作“西方化”的整體，全盤西化的態(tài)度雖然堅決，但事實上窄化了西方文明，其優(yōu)勢和缺陷都與這一基本認識相關。但眾人的批評僅僅指出梁漱溟理論中的籠統與偏狹，并沒有人明確告知“西方化”究竟是什么？只有吳稚暉對應梁漱溟提出的“文化”概念的三個方面?社會、物質與精神，建議在迎受“德、賽兩位先生”之外再迎接一位“穆勒兒（Moral）姑娘”，通過“穆姑娘治內，賽先生請他興學理財，臺先生請他經國惠民”，構建三位一體的“西方化”概念。吳稚暉的補充被認為是“終極而最徹底”的全盤西化，錢玄同稱之為最高明的“歐化的全盤承受”，胡適也曾借用三位來抨擊國民黨反動倒退的民族主義立場。

但是，在吳稚暉的構想中，“西方化”仍舊只是暫局，而不是終極理想。他認為追求物質文明，應該是人類的天職。如今中國迎受“穆姑娘”只是因為道德是物質文明的結晶，西洋人因物質文明領先而在私德方面走在了中國人前面，所以不得不學之。從長遠來看，就連“德先生”都不過是進化中的“過渡廢物”，“到了兩萬年，再請‘無先生’（無政府主義?本文作者注）出來；再過許多兩萬年，再請‘某某先生’代替‘無先生’”，只有“賽先生”才是進化的伴侶，其他都是暫且的，勉強的，配不上“賽先生”的。因此，“賽先生”不是西學，甚至不是“以科學為基礎的現代思想”，而是永無止境的“新學”。“德、賽兩先生”和“穆姑娘”不過是暫時的“西方化”的組合，而非最優(yōu)的搭配。

至此，吳稚暉通過“科學神”“科學少爺”以及“賽先生”三個界限并不分明的擬人化稱謂拉扯出一個現代學術以及價值譜系，“賽先生”是有著旺盛生命力的人格化主體，他有家庭，有事業(yè)，也有完整的社會關系。但在一系列的關系當中，“賽先生”的主體地位不容撼動，他是整個現代價值體系的擎旗者，任何其他價值都是他的追隨者。不過，吳稚暉的言論看似漫無邊際，充滿烏托邦想象，但往往被他拿來澆現實政治之塊壘，對其言行都須仔細甄別。

總之，“賽先生”自出場以來幾乎無法明確定義，具體語境之下其面目并不相同，但可以通過概念對比勾畫意義范疇，確認社會角色。宏觀來看，“賽先生”的人格特征基本有三：一是與其他科學概念相比，可知“賽先生”不是價值中立的學術詞匯，展現的是“科學”概念積極進取的正面形象，該詞的使用者往往對于“科學”的態(tài)度是肯定的、樂觀的，甚至是崇敬的。

二是“賽先生”在使用中往往呈現“科學”概念的某一特征，而非全體。20年代狂飆社高長虹認為五四時期的“科學”各有不同，其中胡適以為整理國故是“科學”，陳獨秀以為政治運動是“科學”，吳稚暉又以為制槍造炮是“科學”，但他們的“科學”都只是宣傳而缺乏實際的工作，全部都是“假科學”。以上三人均是“賽先生”的擁躉，是該詞的創(chuàng)造者與詮釋者，他們至少展現出“賽先生”的三張面孔，每一個面相并不等同于他們各自理解的“科學”概念的整體，而是有選擇地呈現給世人三條不同的科學發(fā)展向路，各個向路之間亦存在思想沖突。其共性在于“賽先生”就是一個思想層面的價值選擇，與真實的科學研究之間存在相當大的距離。

三是“賽先生”與其他人格化概念之間有著復雜的社會關系，討論的實質是近代中國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該如何選擇價值排序？在科學一元化的認知體系中，西方價值的整體性體現在“賽先生”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德、賽兩先生”是天然盟友，隨著“穆姑娘”的加入構成“西方化”的主體。但是，三者的地位并不對等，陳獨秀認為“德先生”是目的，“賽先生”是工具；吳稚暉的“賽先生”卻是開天辟地的時代英雄，其他價值皆為附從。至于其他圍繞著“賽先生”與“斐先生”“愛先生”“美先生”和“穆姑娘”的種種討論，所包含的議題更為廣闊，凡科技與人文、現代與傳統、東方與西方的矛盾與沖突都囊括其中。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五四”重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越來越多的“先生”“小姐”聚攏而來，諸如“李先生”（Liberty）、“蜜思勞”（Ms. Law）、“和女士”（human） 、“費小姐”（自由） 、“情女神”（抒情），還出現了“賽先生”的孿生弟弟“鐵先生”（Technology）。顯然，以上各種擬人化稱謂都是“德、賽兩先生”的仿造新詞，借由這種方式與兩位“先生”建立思想連接，完善以及拓展以五四為思想原點的現代價值譜系。

四、余音

1923年的科玄論戰(zhàn)前后應是“賽先生”人生的高光時刻。但是，陳獨秀的“賽先生”稍縱即逝，胡適的“賽先生”在政學兩界日益邊緣化，吳稚暉的“賽先生”因為太過宏大，能夠理解和接受的人其實并不多。1925年新文化運動退潮以后，“賽先生”已不占據思想界的中心地位。有人樂觀地以為“賽先生”已經成功，今后將致力于“德先生”的建設。也有人認為兩位“先生”都失敗了，周作人說“以前《新青年》同人所夢想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不但不見到來，恐怕反已愈逃愈遠” 。大革命失敗后，王造時抱怨說“德謨克拉西先生”被訓政訓走了，獨裁把他裁去了；“賽恩斯先生”不是被黨化教育化掉了，便是被尊禹學會，或是什么“法會”嚇死了。直到抗戰(zhàn)發(fā)生，“德、賽兩位先生”才又走上紅運。但無論成功與否，“賽先生”作為五四時期的思想遺跡，在后五四時期的各種思想辯論中始終在場，發(fā)生于30年代的“新社會科學運動”與“文藝自由論辯”，發(fā)生在4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賽先生”無不參與其中。每一場爭論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有待更細致的考察。但內生于“賽先生”體內的固有矛盾也是觸發(fā)爭論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一矛盾來自他的雙重身份。

如前所述，“賽先生”不完全等同于“科學”，他是“科學”概念映射在漢語世界的社會身份。由于“科學”概念天然具有學術與價值的雙重屬性，于是圍繞“賽先生”呈現了雙重的身份譜系，兩大譜系相互獨立，卻又沖突不斷。借用家族血緣關系勾勒出的學術譜系是“賽先生”的身份基底。這一系統基本按照孔德的進化圖式，沿著“宗教迷信時代”“玄學幻想時代”以及“科學實證時代”的順序安排宗教、哲學與科學三者之間的長幼之序，其間夾雜著文學、美學等相關學科的家族序位。“賽先生”與其他學科或為父子、或為母子，又或為同胞兄弟。但不論關系如何，西方學術同宗同源，以及“賽先生”在家族進化的序列中始終是最新、最先進的學術成果，從而獲得天然的價值優(yōu)越感。雖然各個學科之間的爭論從未間斷，所爭大多體現為自然科學以及研究方法對于其他學科影響的程度與限度。但即便是科玄論戰(zhàn)時期，爭論也基本限制在學術范疇之內，科學研究者對待“賽先生”一詞的態(tài)度較為謹慎，使用該詞的往往是科學宣傳者，他們希望通過國人熟悉的家族關系迅速地將“賽先生”普及開來。

另一種是借用中國式的人際關系構成的現代價值譜系。“德、賽兩先生”是五四時期倫理革命、國語改造以及白話文運動合力之下的機緣巧合，二者一出現便有著明確的價值取向。學術進化賦予了“賽先生”與生俱來的進步性，歐戰(zhàn)中協約國的勝利為他附加了正義性，倫理革命這一特定目的塑造了他革命者身份，“先生”的尊稱給予他引領者的社會地位。“賽先生”的出場反映了五四前后國人對于現代科學改造中國的種種想象與期許，一個“面目模糊，莫明奧妙，但是卻生氣虎虎，栩栩欲活”的思想導師應時而生。

在雙重身份的加持之下，“賽先生”迅速地“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但是，懷疑是現代科學的基本精神，科學進步就是不斷地否定自我與超越自我，這是今天的中國人不難理解的道理。可是對于百多年前缺乏科學常識的中國人而言，“真理”與“導師”合于一身，吾愛真理就是愛“賽先生”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郭穎頤將吳稚暉、胡適、陳獨秀看作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者”，批評他們崇拜科學力量，缺少批判意識。這一批評對于啟蒙者或有失公允，崇拜還是批判恰是他們的兩難。在尚未建立起科學地位的時候，強調自我批判不啻自拆墻腳，但在科學教育并不充分的情況下，“科學”身份的信仰化與權威化的確產生了思想流弊。高大全的“賽先生”一度讓部分國人以為“唯一正確的科學”真實存在，且“真理只在我手”的幻象為他們提供了打倒一切對手的勇氣與自信，爭論亦由此而生。

“‘五四’運動時代過去了嗎？”這是陳獨秀在1938年抗戰(zhàn)之初提出的問題。作為“德、賽兩先生”的創(chuàng)造者，他在近20年后重新發(fā)問，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只是“賽先生”的歷史使命尚未完成，這個人物形象卻已走下神壇。時至40年代，有上海同濟大學的學生稱呼“科學”為“賽小姐”，還有兒童讀物衷心祝福“德先生”與“賽小姐”能夠百年好合，這位曾經意氣風發(fā)的“先生”甚至沒有了師道尊嚴。如果把《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一文的發(fā)表，到科學論戰(zhàn)這段時間看作“賽先生”的前半生，他的下半生際遇不禁讓人嗟嘆，而且更加值得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