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一本書，意味著兩個生命意志的搏斗與糾纏。這其中，既有交流的愉悅，也有因經(jīng)驗和文化迥異碰撞帶來的震驚、爭執(zhí)，閱讀就是讀者和作者之間相互辨認的過程。人們對自己偏愛的作家，在辨認之后，總會想象TA的“真實”生活。

小說是第二生活，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一書中，曾講述過自己因?qū)懽鳌都冋娌┪镳^》，不斷被讀者追問“這一切真的都在你身上發(fā)生過嗎”——這一作為作家所難以避免的遭遇。像小說這樣一門難辨“真幻”的藝術，就連帕慕克本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他既希望讀者相信它是真的，又希望讀者相信小說只是虛構的藝術。

“我以經(jīng)驗得知，小說寫作的藝術就是要深刻地感受到這種相互矛盾的愿望”，有趣的是，作為一名讀者，我們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也常常被這兩種力量左右，并為想象作家本人的形象而深受折磨。

這種情況幾乎在每個讀者身上都發(fā)生過。

在閱讀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的作品時，這種對“下蛋母雞”的想象時常受阻。因為他那超乎尋常的幻想，不拘一格又精心構造的寫作方式讓我無從下手。沒錯，我看過他的肖像——由照片捕獲的瞬間，但是于事無補。

當人們熱愛一個作家，往往想知道他生命中更為隱秘的紋理。放在我手邊的這本厚厚的《我生于美洲》便從根本上消解了我的焦慮，滿足我作為讀者難以克服的“窺視”欲。或許，作家們正是因為深知這一點，才會選擇隱遁行跡，恰如卡爾維諾在巴黎的“隱居”生活。

“藝術家應該盡量設法讓后人相信他不曾活在世上”，這是福樓拜的信條——毫無疑問，他失敗了。與此相類似，卡爾維諾也說過相近的話。“現(xiàn)在我才明白作家的偉大秘訣在于自我掩飾、逃避、掩蓋蹤跡”——他的矛盾在于一方面避免過多談論自己，一方面又在著作中不斷釋放自己的形象，甚至在訪談中，他多次談到自己的很多作品都是“自傳”。

《我生于美洲》，書中收錄了101篇世界各地對他的采訪。101，一個完美的回文數(shù)字，就像卡爾維諾作品中所展示出的數(shù)學之美、理性之美。對于任何一個熱愛他的人來說，這本書都是一本可以隨時翻閱的“卡爾維諾詞典”，詞條豐富，內(nèi)容包羅萬象。

我是家族里的“敗類”

很難想象，一個世人眼中的天才，擁有“完美大腦”的作家，會和家族里的“敗類”相聯(lián)系。這自然是作家“得意”的自謙，這種相互矛盾的品質(zhì)，在藝術家身上頗為常見。而對于卡爾維諾來說，任何評述都不及他自己的講述：

我的家族里全是科學家，我一直是家族里的“敗類”。我的兩位舅舅是化學家，兩位舅母也是化學家。相反，我卻與科學界背道而馳。

我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期。我的父親是一位農(nóng)學家他的工作就是農(nóng)業(yè)實驗。我的母親是一位植物學家和遺傳學家……

卡爾維諾的父親曾在墨西哥與古巴待了很多年，這位“天才白癡”也因此出生在美洲，這也是這本書名《我生于美洲》的來源。

兩歲時，卡爾維諾隨父母回到意大利。美洲之于他，更多則是象征意義上的地理標志，或是填寫表格時一件略需解釋的麻煩事。兒時的他“不太聰明，不太早慧，不是非常有天賦，不怎么靈活”，我們簡直難以信任這種扭曲的自我判斷。

出于審慎的教育態(tài)度，卡爾維諾曾經(jīng)被要求“子承父業(yè)”，青年時他在都靈大學農(nóng)學系學習。但是，命運的深意往往難以揣測，更別提被規(guī)劃。當一名作家似乎才是他命中注定的選擇。

在一份1980年的采訪中，當他被問及為何成為作家時，他這樣回答：

當一個人什么都做不好時就變成了作家；我年輕時，不擅長實踐活動，體育不好，也沒有生意頭腦，甚至在學習上我也成績平平，因此用排除法，我只能當作家了。正如福樓拜所說，作家始終是家庭的白癡。

在這個以科學為榮耀的家庭，他十足異類。在少年時代，他曾有過做一名劇作家的夢想，這個夢想還來不及實現(xiàn)，一場實實在在的抵抗運動改變了一切。二十歲時，法西斯政府要求他入伍，否則執(zhí)行死刑。他的父母被抓去做了納粹黨衛(wèi)軍幾個月的人質(zhì)，而他和弟弟兩個人則加入了游擊隊。這和他童年的富裕美好生活完全不同，這里充滿了危險與血，憤怒和悲劇。正是這一種與大眾“短兵相接”的特殊經(jīng)歷，在體驗過死亡隨時降臨的恐懼后，他根據(jù)這段充滿辛酸與磨難的經(jīng)歷，寫成了他的第一部新現(xiàn)實主義長篇小說《通向蜘蛛巢的小徑》。

這部作品為他帶來了一個作家最初的聲譽，盡管他自己始終對此有所懷疑。“當我開始寫作時，我還是一個肚子里沒多少墨水的人，用書面語來說我是一個自學成才的人……”

時間在物體中結晶的感覺

作為一種文學體裁，或者說作為一種文學評論的樣式，訪談錄有著令人尷尬的“地位”。一方面，人們忽視這種幾乎自說自話的評論，因為它包含太多的“偏見”與文本關聯(lián)緊密的秘密。另一方面，當我們穿行于作家的作品迷宮時，卻又不得不像陷入困境中的忒修斯，需要借助阿里阿德涅之線的指引。尤其，當我們面對卡爾維諾這樣的作家——他是小說界的代達羅斯，一位建造小說結構迷宮的偉大建筑師。

訪談錄這種文體，正如卡爾維諾的編輯，意大利文學教授馬里奧·巴倫吉所言來自對話體文章——這方面，我們并不陌生。我們只需想象一下遙遠的蘇格拉底與他人的辯論，或者《論語》中孔子與孔門弟子的對話便知。卡爾維諾自己則這樣說：“比起散文體裁和它所需的不容置辯性來說，如今我的理念的堅實狀態(tài)讓我更喜歡對話體文章……”

然而，卡爾維諾不善表達。他一再地申明自己有表達困難癥，而他之所以寫作也是為了溝通，“治療”自己的表達障礙癥。他的這一回答可謂“老實”坦率，是他這樣一個“乖孩子”才會說出來的話。這一點，我們只需對比齊奧朗深刻而略顯故弄玄虛的“創(chuàng)作是逃離死亡魔爪的短暫救贖”即可明白。

卡爾維諾在又一部現(xiàn)實主義小說創(chuàng)作嘗試后，很快明白這種路徑無法滿足自己天馬行空的想象力，也與他探索變化、理性與詩意并存的美學原則相悖。他追求“時間在物體中結晶的感覺”，他開始進入幻想世界，這種文學嘗試在《分成兩半的子爵》這部作品上獲得了初步成功，并在《看不見的城市》和《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中達到巔峰。

卡爾維諾自《祖先三部曲》后，走上了與“主流”意大利文學截然不同的道路，而他也滿足于這張“邊緣”性面具帶來的隱身與自由。

他不信任神秘的靈感，他像偉大的工匠那樣建筑他的文學迷宮。“我不相信一氣呵成的東西，不相信自發(fā)性和靈感。給人以輕松印象的文章都是經(jīng)過精心構造的”。在這個意義上，他完全是一位帕慕克口中的“感傷”類型小說家。

“我所感興趣的就是尋找復雜性……復雜的、混亂的、難以描述的，我力求盡可能清晰地對它加以表達。”卡爾維諾的作品思想復雜，結構精微，但他卻是以精確、輕盈、詩意的語言進行表達，而這也是他在《美國講稿》中屢次稱頌的文學品味與追求。

“魔術師”與“隱士”

卡爾維諾曾研究過塔羅牌，并據(jù)此創(chuàng)作了一部小說《命運交叉的城堡》。對多數(shù)人而言，他既是那個不斷變換“面孔”法力無邊的魔術師，也是那個沉浸在沉思生活中過著離群索居生活的隱士。

《我生于美洲》收錄101篇訪談，時間橫跨四十年，幾乎囊括了作家的整個創(chuàng)作生涯。在這些篇章中，他不斷“泄密”，大談文學啟蒙與同時代人，也談文學與城市、科學、電影、哲學等關系。他像一部百科辭書，101篇訪談如同鉆石晶體繁復的切面，每一面都映射出卡爾維諾肖像的某個特征。它與他那些杰作互為映像，相互言說，如同物與物的影子無法分割，又相互印證對方的存在。

這些不同面相之間，相互交叉、疊加，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紛繁復雜的文學世界與一位天才作家令人難忘的肖像。

在其自傳體作品《帕洛馬爾》中，他寫到一個特別的范例。在參觀墨西哥托爾科特人的遺址時，陪伴帕洛馬爾的朋友為他詳盡解釋遺址的各種隱喻。與此同時，他們偶遇的一個帶隊老師卻反復陳述這些遺存無法解釋，無人知道它們的真實意義。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態(tài)度深深吸引了帕洛馬爾——我們也可以說是卡爾維諾，正如這本內(nèi)容浩繁的訪談錄，這部由卡爾維諾自己撰寫的卡爾維諾詞典，在有著解釋的無限可能性的同時，也不斷提示我們解釋的有限性。

“生活就像一頁手稿，始終需要修改、補充、添加腳注。死亡介入其中，打斷了這一進程，一切都塵埃落定了。”

“我依然與克羅齊一樣，相信對作者來說只有作品才是最重要的”，正如薩特在《文字生涯》中所言：“我生命的開始可能與我生命的終結一樣：都是在書中。”

不過，至少，眼下我們手中握有走出他文學迷宮的阿里阿德涅之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