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某網(wǎng)友表示：“我對中小學選此書內(nèi)容做課文深感不安，中小學不能給毒小說做推廣宣傳。”要求從教材中刪除與《水滸》相關的內(nèi)容。

主要理由是：

污蔑丑化女性。

情節(jié)不合邏輯（108好漢中，大多數(shù)是硬勾上梁山的）。

歌頌濫殺無辜。

該網(wǎng)友表示：“作者心理極其陰暗變態(tài)（咋惡心咋寫），給武松、李逵、宋江這些人渣安排善終，給予他們無限的同情，歌頌他們?yōu)E殺無辜的惡行，是我見過的最毒小說。”一時引起熱議。

浙江省教育廳教研室回應稱，《水滸》是批判性閱讀的好載體，重要的不在于“讀了什么書”，而在于“怎樣把每本書讀好”。

顯然，這位網(wǎng)友閱讀小說太少。按他的標準，《紅與黑》的主角于連更是“人渣”，他不擇手段向上爬，還是殺人犯；《安娜·卡列寧娜》則是通奸故事，主角是奸夫淫婦；《湯姆大伯的小屋》的主角湯姆大伯奴性十足，害人害己；《罪與罰》為殺人犯張目，試圖把他刻畫得引人同情；《悲慘世界》的主角是小偷，卻比警察還講道德……如此說來，世上大多數(shù)小說都是“毒小說”，文學殿堂中大多數(shù)人物都是“人渣”。

只要深入文本，即知《水滸》與“污蔑丑化女性”毫不沾邊；其情節(jié)合理性，被歷代文豪稱頌；至于“歌頌濫殺無辜”，更是無稽之談，“濫殺”源于道教信仰中的“暴力修行”，《西游記》《三國演義》等書皆如此。

知少斷多，乃讀書大忌，易生妄論。

《水滸》寫得比《史記》還好？

版本最復雜的中國古小說，莫過于《水滸》。已知版本達130余種（上世紀80年代統(tǒng)計），分繁本、簡本兩大體系。簡本僅故事梗概，繁本如今廣泛流傳。

《水滸》的作者、成書時間、寫作過程等，眾說紛紜。可以肯定的是，《水滸》故事經(jīng)400多年積累，從說書人的口傳文學，漸成文本，而文本亦經(jīng)多人修改。因金圣嘆認定作者是施耐庵，遂成主流意見。金圣嘆刪掉《水滸》后半截，只留七十回，他認為后面部分是羅貫中寫的，稱：“笑殺羅貫中橫添狗尾，徒見其丑也。”

金圣嘆的刪削極具見識。

茅盾先生在《談〈水滸〉》中指出，《水滸傳》前七十回的結構是有機的，后面則是分散的，隨處可切斷，是糟糕的“蛇足”。

后來批點小說者，無人能出金圣嘆圭臬，所謂“批小說之文原不自圣嘆創(chuàng)，批小說之派卻又自圣嘆開也”。

金圣嘆對《水滸》的評價極高，即：“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之右者。”他甚至認為《水滸》寫得比《史記》好。這絕非故作驚人之語，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贄也認為：“《水滸傳》已勝太史公（司馬遷）一籌。”（李贄曾為《水滸》作序，但有9個版本，內(nèi)容有異，此論出自袁無涯本）

學者張心科在《〈水滸傳〉在民國語文教育中的接受史》一文中鉤沉，1923年，學者盧冀野曾進行過一次“中學生對于文藝的興趣及讀物之統(tǒng)計”，結果發(fā)現(xiàn)，在32種學生比較喜歡的古今中外小說中，“其中讀者最多的只有《水滸》《紅樓夢》兩部書”。

《水滸》寫得好，自有公論。

李贄認為皇帝應讀《水滸》

《水滸》好在哪？

金圣嘆一語道破：“某嘗道《水滸》勝似《史記》，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卻不是亂說。其實《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以文運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卻要算計出一篇文字來。雖是史公高才，也畢竟是吃苦事。”

意思是，司馬遷是寫歷史，《水滸》是造歷史。

此前小說只據(jù)真史敷衍，《水滸》則自創(chuàng)時間，自造史觀，自成邏輯。所以才有九天玄女贈宋江書（九天玄女曾給黃帝、諸葛亮等贈書）、108將乃天罡地煞、宋江代晁蓋（有天命者得位）等，而最終必然走向受招安、英雄歸天，才能與當時的歷史循環(huán)論相匹配。

《水滸》是末世小說，呈現(xiàn)了末世悲涼。《水滸》故事，乃至所有《水滸》續(xù)書，都寫于末世，只是多數(shù)作者傾向“從大亂走向大治”，《水滸》卻直面現(xiàn)實，其中包涵了幾重意味。

其一，批評“重文抑武”的世風，導致人人虛偽，喪失豪氣。

其二，揭出“官逼民反，亂自上作”，連林沖、楊志這樣備受屈辱仍不愿為寇的人，最終也被逼上梁山。

其三，表達“市民階級對于封建階級統(tǒng)治者‘對內(nèi)主剿’，‘對外主和’的痛恨”（茅盾先生語）。

其四，向往真性情，贊美義氣。

李贄說：“敢問泄憤者誰乎？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是猶以小力縛人，而使大力者縛于人，其肯束手就縛而不辭乎？其勢必至驅天下大力大賢而盡納之水滸矣。”李贄建議君主和朝廷重臣都應讀《水滸》，不再使有才能的人（即大力大賢）被困下層，致天下板蕩。

《水滸》猶如一座花園

《水滸》堪稱寫作技法的寶典。

金圣嘆說：“夫固以為《水滸》之文精嚴，讀之即得讀一切書之法……何謂之精嚴？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是也。”他認為，“《三國》人物事體說話太多了，筆下拖不動，踅不轉”；“《西游》又太無腳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煙火，一陣一陣過，中間全沒貫串，便使人讀之，處處可住”。

金圣嘆的意思是，《水滸》的結構更優(yōu)，“《水滸傳》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余紙，只是一篇文字”。看上去是一個個中篇故事，卻自成一體，一口氣就能讀完。正如茅盾所說：“如果拿建筑做比喻，一部長篇小說可以比作一座花園，花園內(nèi)一處處的樓臺庭院各自成為獨立完整的小單位……好比各個自成格局、個性不同的亭臺、水榭、湖山石、花樹等等形成了整個花園的有雄偉也有幽靜，有遼闊也有曲折的局面。”

茅盾的《子夜》便采用了這一獨特的、中國特色的結構。

結構之外，《水滸》情節(jié)設計極具波瀾，“寫極駭人之事，卻盡用極盡人之筆”。金圣嘆概括了其中的15種“文法”，即：倒插法、夾敘法、草蛇灰線法、大落墨法、綿針刺泥法、背面鋪粉法、弄引法、獺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極不省法、極省法、欲合故縱法、橫云斷山法、鸞膠續(xù)弦法。

寫人鮮活是《水滸》的另一亮點，李贄贊為：“《水滸傳》文字原是假的，只為他描寫得真情出，所以便可與天地相始終。即此回中李小二夫妻兩人情節(jié)，咄咄如畫。”

“落后因素”從天而降

《水滸》譯成外文后，贏得國際聲譽。

《三國演義》和《水滸》同時被譯成日文，前者半文言，當時日本讀者易懂，后者白話，反而不好懂。

據(jù)學者錢再強鉤沉，193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將《水滸》譯成英文，“銷售情況好得不可思議”。賽珍珠稱贊說：“《水滸傳》之所以能夠被認為是中國最偉大的三部小說之一，不是因為它充滿了刀光劍影的情節(jié)，而是因為它將108個人物刻畫得如此生動。在這108人中，無論誰開口說話，不用告知我們他的名字，但憑他所說的話，我們就會知道他是誰。”

民國初，對《水滸》的評價出現(xiàn)分歧。

一以燕南尚生等學者為代表，認為《水滸》體現(xiàn)了個體覺醒、社會契約的思想，他說：“民約之義，盧氏（盧梭）祖述姚伯蘭基，姚氏生于一千五百七十七年，尚晚于施耐庵二百余年。”

一以梁啟超為代表，認為“今我國民綠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會之腦中。”

二者均從現(xiàn)代主義的角度看《水滸》，希望它成“現(xiàn)代國民的教科書”，即“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由此“發(fā)現(xiàn)”《水滸》的“落后因素”，如丑化女性、崇尚暴力、充滿奴性等。

魯迅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

換言之，600多年前的小說應迎合現(xiàn)代人的思想。

《水滸》真的丑化女性？

對《水滸》批評中，最不可思議的是稱它丑化女性。

《水滸》塑造了許多個性鮮活的女性，對潘金蓮也有客觀描寫，武松殺她，是為報殺兄之仇，并沒否定她的“女性獨立精神”。在《水滸》中，英雄們不乏尊重女性之舉：

魯智深為金翠蓮打死鎮(zhèn)關西。

魯智深為劉太公女兒怒打小霸王周通。

武松救張?zhí)畠骸?/p>

潘金蓮挑逗武松，武松并沒告發(fā)。

李逵誤以為宋江強搶民女，一怒之下砍倒杏黃旗。

所謂“四大淫婦”被殺，均非道德原因，而是她們害人在先。《水滸》刻畫了林沖對夫人的感情，楊志、宋江、盧俊義等都說過“博得個封妻蔭子”之類的話，這怎么是丑化女性？《水滸》缺乏女性視角，可當時全地球的小說都如此，把現(xiàn)代西方文論的觀點強加給《水滸》，未免荒唐。

《水滸》中的好漢們多無家室，是時代寫照——商品經(jīng)濟發(fā)達導致人口流動，傳統(tǒng)血緣關系松動，“兄弟情”替代“父子情”，后者天然專制，前者彼此平等。法國大革命時同樣力倡“兄弟情”，這是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必經(jīng)之路，絕非丑化女性。

《水滸》有時代局限，比如李逵騙朱仝上山，殺了4歲小衙內(nèi)；為救宋江，李逵濫殺無辜看客……這源于道教“暴力修行”觀，無文化、有慧根的人須做不凡事，才能超越凡塵。《西游記》中孫悟空也殺過一村的人。

作為末世小說，《水滸》寫的是非秩序下的狀況，讓李逵穿西裝打領帶，殺人前先確認對方是否平民，這就喪失了真實性。書中確有“濫殺無辜”，但作者何曾“歌頌”過？

先懂美再議《水滸》

民國時便有將《水滸》踢出教材的主張。

據(jù)學者張心科鉤沉，當時有人提出：“若說拿《紅樓夢》《水滸傳》教學生，學生不學賈寶玉、黑旋風，我不信的。”胡適反駁道：這些書是禁不絕的，教材不收，學生們也會偷著看，與其偷著看，不如讓教員指導看。

1920年，教育部通過胡適等人提議，小學用白話文課本。從教學實踐看，南京暨南學校的張國仁讓南洋來的不太會說國語的學生讀《水滸傳》，“居然日有進益，現(xiàn)已文理粗通了”；天津南開學校的學生在課外讀了《儒林外史》《水滸傳》《老殘游記》等，“常常利用或模仿到文字上”。

《白話文范》的編者之一何仲英說：“與其模仿這篇傳，模仿那篇傳，不如看一部《水滸傳》。”

民國課本偏重《武松打虎》，始因兒童對動物感興趣，后因“抗戰(zhàn)”，欲振奮民族精神。1937年后，禁民間私編教科書，用現(xiàn)代英雄替代古代英雄，《水滸》被邊緣化。

時代進步了，想不到許多人的頭腦仍留在過去。

小說不是思想書，不能全靠“思想如何”定小說價值，更不能將古人的想法妖魔化。當代語文重考試、輕審美，而美才是文學根本。不懂美，只論思想如何，未免粗暴。

世上沒有無缺陷的小說，正如沒有無缺陷的人生。把課本變得干凈得不能再干凈，孩子將喪失精神免疫力，成為情感上的殘疾人，長大后難以適應真實生活，這樣的課本才是不負責任的。

當下對《水滸》的種種批評，多源自西方文論，包含著誤讀和偏見，對此國人應慎重對待，不宜夸大其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