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南開大學1962年的中文系畢業(yè)生，讀書期間學過中國文學史這門課程，自然聽說中國有一部承前啟后的古典小說《金瓶梅》。記得在中文系資料室的書架上，就有一套鄭振鐸編輯的《世界文庫》，其中收錄了《金瓶梅》的刪節(jié)校點本，不記得有多少章節(jié)。1979年2月28日，我有幸從人民文學出版社購得了一部影印的百回本《金瓶梅詞話》，但一直閑置著，基本沒有觸碰。不過，我知道這是一部眾說紛紜、褒貶不一的書，也是一部挺有收藏價值的書。

對《金瓶梅》褒貶不一的情況持續(xù)了四百年。跟《金瓶梅》同時誕生的明代，文壇出現了一個力主“獨抒性靈”的“公安派”，其代表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二哥袁宏道認為《金瓶梅》“極佳”，是經典之作；三弟袁中道則認為“此書誨淫”。《金瓶梅》的那些真實身份不詳的序跋作者中，也存在“穢書”和“戒世之作”兩種說法。這種爭議一直持續(xù)到了中國現當代。比如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推崇《金瓶梅》描寫惡社會，真如禹鼎鑄奸，無所遁形。《紅樓夢》全脫自《金瓶梅》。胡適則對這種極端性的評價殊不敢贊同，認為這部小說讀完并不能讓讀者產生美感。我感到最為公正的還是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這本書的評價：“至謂此書之作，專以寫市井間淫夫蕩婦，則與文本殊不符，緣西門慶故稱世家，為搢紳，不惟交通權貴，即士類亦與周旋，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蓋非獨摹下流言行，加以筆伐而已。”

對《金瓶梅》有褒有貶的是古典文學知識極為淵博的毛澤東。據專家說，毛澤東至少五次在不同場合評價過《金瓶梅》。大意是：“《水滸》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又說：“《金瓶梅》可供參考，就是書中污辱婦女的情節(jié)不好。各省的省委書記可以看看。”還說，“在揭露封建社會經濟生活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寫得很細致的。”“這部書寫了明朝的真正歷史”，“《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淫穢，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寫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紅樓夢》就不同，寫得有點希望嘛”。（轉引自吳敢：《金瓶梅研究史》，第56—57頁，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正是根據毛澤東的上述指示，《金瓶梅》才得以在內部限量印行。

說《金瓶梅詞話》有收藏價值，那到底能賣多少錢呢？

1961年6月12日，胡適對他的秘書胡頌平談及1933年10月影印這部書的情況。他說：“這部《金瓶梅詞話》當初只賣五六塊銀圓，一轉手就賣三百塊，再轉手到琉璃廠索古堂書店，就要一千元了。當時徐森玉一班人怕這書被日本人買去，決定要北平圖書館收買下來。大概是在‘九·一八’之后抗戰(zhàn)之前的幾年內。那一天夜里，已經九點了，他們要我同到索古堂去買。索古堂老板看見我去了，削價五十元，就以九百五十元買來了。那時北平圖書館用九百五十元收買一部大淫書是無法報銷的，于是我們——好像是二十個人出資預約，影印一百零四部，找編號分給預約的人。我記不起預約五部或十部，只記得陶孟和向我要，我送他一部。也就在這時候，這書被人盜印，流行出去了。”胡適是當事人，徐森玉當年是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上述回憶當是可靠的。1931年冬天，北平琉璃廠文友堂下屬的太原分號在山西介休縣偶爾得到一部所謂“第一奇書”，因世人不知，故僅售五六元，后經鄭振鐸等人考證，斷定為明萬歷年間版本。《金瓶梅》首次現身，故價碼立即飆升。胡適等人買到后，以“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影印，每部三十元售出，總值三千一百二十元，僅夠買書費和印刷成本，絲毫沒有牟利。后又有人據此版盜印，印數約為三百部，所以流傳并不廣。

1949年后，經有關上級領導部門批準，人民文學出版社以文學古籍刊行社名義三次影印《金瓶梅》。第一次在1957年，第二次在1979年，第三次在1987年。發(fā)行對象限副部級以上干部以及少數學者、教授。開始還附加了一些條件，如已婚，年滿四十五歲。后來取消了年齡和婚姻狀況限制，但每本售出的書都有編號，實名制購書，價格十分合理。我于1979年購得一套，發(fā)票留存至今，定價是四十元，是我當時大半個月的工資。今年秋天偶然在舊書網上查了一下，我購得的這個版本有人標價十八萬元，被嚇了一跳，懷疑我老眼昏花。又托人再查，已無這個版本的銷售信息，僅有一部1987年的影印本出售，標價是一萬二千元。當然網上也有一些其他版本出售，包括刪節(jié)本和盜印本，但大多無收藏和研究價值。

一部如此引人注目而且極具收藏價值的古典小說，為什么會在我的書房被冷落四十多年呢？說實在話，這跟我的道德追求和審美趣味毫不相干，原因僅僅是我沒能抽出時間。

1927年7月16日，魯迅在廣州知用中學發(fā)表了一次講演，題目叫《讀書雜談》。魯迅把讀書分為兩種：“一是職業(yè)的讀書，二是嗜好的讀書。”我的情況屬于第一種，即根據科研課題需要讀書，取一種實用主義態(tài)度，為寫文章而臨時抱佛腳，所以讀《金瓶梅》始終排不上日程。

今年秋天，新冠病毒尚未清零，我居家過靜享生活，有一天突然想到，萬一有一天我不慎中招，由陰變陽，家中的藏書可能會需要進行消毒，以防以物傳人，所以就決定找出這兩函線裝書來先讀。每晚讀兩個小時。捧讀之際腦海中首先浮現出一位老師、兩位朋友：他們就是寧宗一先生、劉輝先生和彌松頤先生。

寧宗一先生是我的恩師。比我長十歲，滿族人，他1954年從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yè)，留校成了助教；我1957年入學，成了他的及門弟子。南開中文系有幾位研究中國古典小說和戲曲的專家，如華粹深、朱一玄、許政揚，但由于特定的政治環(huán)境，我不可能親聆許先生和朱先生的教誨。華先生當年雖然不到五十歲，但身體欠佳，上課經常氣喘，也不便打擾。唯獨寧先生二十多歲，風度翩翩，才華橫溢，慧心妙舌，極具親和力，是真正性情中人。上課時聽他的京腔京韻固然是一場聽覺盛宴，私下請教更是受益良多。

我當時癡迷于研究話本與擬話本，所以寧先生是我大學期間接近最多的老師。遺憾的是我命途多舛，研究內容也隨職業(yè)變更而轉向，至今愧對恩師教誨。不過我仍然能夠間接聽到他在“金學界”發(fā)出的聲音，知道他早在1988年就率先提出了把《金瓶梅》研究作為一門專門學科的構想。我還似乎聽到寧先生說：“《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輻輳、場景開闊、布局紛繁的巨幅寫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會的橫斷面和縱剖面。它以罕見的巨大的藝術力量，描繪了像生活本身一樣豐富、復雜和渾然天成的封建社會市井生活的圖畫。它那樣色彩炫目，又那樣明晰；那樣多方面的封建社會制度和風習，都栩栩如生地再現在我們眼前，我們每讀一遍，都可以發(fā)現一些以前沒有覺察到的內容和意義。”此刻我案頭還擺著一本字數不多但內容厚重的著作，就是寧先生寫的《說不盡的〈金瓶梅〉 》。

談及《金瓶梅》，我自然還會想起劉輝兄。劉輝是好友楊天石北京大學的學友，因此后來也成了我的朋友。劉兄比我大三歲，大學畢業(yè)比我早一年。我結識他大約在1965年，當時山雨欲來風滿樓，社會上批判風盛行。劉兄也寫了一篇批判南明忠臣史可法的文章，認為史可法雖然在揚州抗擊清軍時壯烈犧牲，但其一生大部分活動是鎮(zhèn)壓農民起義。記得此文在上海《文匯報》發(fā)表之后，一度產生了轟動效應。不久“文化大革命”拉開了序幕。

“文革”結束之后，劉兄調到了大百科出版社，編審小說方面的辭書。他的單位跟我的單位南北相向，只隔一條馬路，但各忙各的，聯(lián)系的方式主要靠電話，只有逢年過節(jié)才有聚餐的機會。他告訴我，他跟人合作編了一部《會評會校〈金瓶梅〉 》，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令我十分佩服。后來才聽說，他還是《金瓶梅》研究界的領軍人物，是中國《金瓶梅》學會的籌建者和首任會長。不料2003年的一天，他突然告訴我得了癌癥，這是我跟朋友們都萬萬沒有想到的。第二年初他就撒手人寰，剛剛六十六歲。這真是應了天妒英才這句成語，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時時浮上我的心頭。

還有一位需要提及的是彌松頤先生。按年齡我應該稱他為兄，因為他似乎比我大一兩歲；按學歷他比我低兩屆——我1957年入學；他因休學，1959年入學，是我名副其實的學弟。雖然他學識淵博，書法獨具一格，但為人謙和，我常當著眾人欺負他，以師兄自居，博他一笑。我所購得的那部《金瓶梅》影印本，彌兄就是責任編輯。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的《金瓶梅詞話》，底本是明萬歷年間刊本，缺失兩頁，原書現存美國。彌兄頗費了一番工夫，從日本大安株式會社借到了一部明崇禎本的《金瓶梅》，進行了補抄。雖然文字銜接上還有一些問題，但總算使《金瓶梅詞話》成為全璧。研究《金瓶梅》畢竟要從文本出發(fā)，所以彌兄默默無聞的貢獻是不能或忘的。

正是基于以上種種機緣，我于2022年7月至8月開始閱讀《金瓶梅》。此時剛巧復旦大學“老教授”（綽號）張業(yè)松寄來一本他的新作：《魯迅文學的內面——細讀與通講》。書中說，他在復旦中文系講魯迅采用的是文本細讀方法：對本科生，讓他們在不看導讀和注釋的前提下，先赤手空拳讀“白文作品”，然后全憑“第一印象”相互討論；對于研究生，則采用逐篇逐句掰開揉碎的討論法。在《金瓶梅》研究領域，我連本科生的水平都沒有，所以就采用了赤手空拳讀文本的閱讀法。我手上的那部影印本原本沒有導讀和注釋，所以沒有任何人讓我產生先入為主的觀念。讀后的“第一印象”是：這《金瓶梅》真不好讀，幾次都想放棄，后來采用了跳讀的方法，總算把這二十卷百回本長篇小說一頁一頁翻了一遍。

我感到《金瓶梅》難讀，首先是因為語言文字障礙過多。雖然書中有不少生動鮮活的民間語言，如“臘鴨子煮在鍋里，身子爛化了，嘴兒還硬”；“老鼠尾巴生瘡，有膿也不多”；“火到豬肉爛，錢到公事辦”；等等。但使用的方言隱語更多，既有山東方言（即“魯語”），也有異類方言，涉及的地域幾遍全國。如“耶樂”一詞，山東方言中有，湘西方言中也有。很多方言太難理解，比如把“那個地方”說成“那搭刺子”，把“壞人”說成“喬才”，把“媒人”說成“冰人”，把“說不準”說成“走滾”，把“頂撞”說成“擦杠”，把“酒壺”說成“注子”，把“老不正經”說成“老花根”，就讓人如讀天書。不少隱語更讓人讀起來如同猜謎，如用“冷灶與熱灶”形容“貧與富”，把“變了味的南腔”說成“變聲哈喇”，把“賊”拆字變成“貝戎兒”，把“絕好”二字說成“色絲子女”，等等。這些方言俚語內容駁雜，雖然堪稱民間語言的“活化石”，但并無典籍可考，不同人也難免有不同的理解。

這使我想起了“方言文學”這一概念。文學作品中采用方言，有利于烘托地域特色或人物個性，有其特殊的魅力。家喻戶曉的《紅樓夢》就被喻為“方言萬花筒”。書中多北京方言，也有東北方言和吳語。但方言俚語的使用畢竟有個“度”。同樣是使用了方言并以農村為題材的小說，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就比周立波的《山鄉(xiāng)巨變》好讀得多，我相信有些讀者也可能跟我有同樣的感受。清末韓邦慶撰寫了一部《海上花列傳》，曾得到魯迅、胡適、張愛玲等作家的贊賞，魯迅還專門買了一部送給母親。但由于吳語小說多用蘇州方言，雖然有其價值，但畢竟難于廣泛流行。目前《金瓶梅》有很多外文譯文，包括節(jié)譯和全譯。我很難想象那譯文的準確和忠實程度。

《金瓶梅》讓我感到難讀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書中全文征引的材料過多，上至圣旨、申文、文契，下至經文、寶卷、小曲、酒令。其中尤以戲曲和說唱作品為多。這些征引的內容孤立地來讀都有其獨特價值，但由于不同文體形式之間未能有機融合，所以單從小說欣賞角度而言，的確破壞了情節(jié)的連貫性，造成了讀者閱讀情緒的間隙和阻隔。作為說唱藝術，藝人邊說邊唱，如果曲調優(yōu)美，腔音動人，那仍然能吸引聽眾，但如果只讀不聽，而那唱詞又不見得高明，讀起來就難免有冗長之感。

更可以斷定為敗筆的，是有些征引文字跟全書風格并不一致。如第六十一回寫西門慶延請趙太醫(yī)為李瓶兒看病，趙太醫(yī)自報家門時抄錄了明代李開先傳奇劇本《寶劍記》中的一段文字，說什么“我做太醫(yī)姓趙，門前常有人叫。只會拄杖搖鈴，哪有真材實料……得錢一味胡醫(yī)，圖利不圖見效”。作為文丑在勾欄瓦舍演出，這段道白確能收到插科打諢的喜劇效果。但在一部以現實主義作為主要創(chuàng)作方法的小說中，就會顯得不倫不類。醫(yī)生自稱庸醫(yī)，那高門大戶還會花錢請他看病嗎？再如第二十九回“吳神仙貴賤相人”，寫守備府周爺薦了一個相面先生“吳神仙”替西門慶及其妻妾算命，那相面先生的說辭相當冗長。這些內容對于研究始于春秋時期的中國相術不無史料價值，但對于我這樣的當代讀者當然會造成閱讀障礙。更何況這一段完全是為了替此書的因果報應說進行鋪墊，所以描寫失真處頗多。中國民間的相法學多屬于江湖派，目的就是謀生，所以多說吉言。即使偶提兇兆，也是為了接著說出消災禳解的方法，以騙取更多的錢財，絕不至于當著西門慶的面說潘金蓮“舉止輕浮惟好淫，眼如點漆壞人倫，月下星前長不足，雖居大廈少安心”。西門跟潘兩人也不會聽后毫無反應，反給相面先生厚禮，讓他揚長飄然而去。

《金瓶梅》讓我感到難讀的第三個原因，就是書中人物眾多，但留在我印象中的大多浮光掠影。這也降低了小說的吸引力。查《〈金瓶梅〉鑒賞辭典》，“人物形象”類的就有七百零一人。其中集地主、商人、官僚于一體的西門慶，集淫、妒、悍于一體的潘金蓮，無疑都是成功的藝術典型；有些次要人物也具有鮮明的個性，如吳月娘、李瓶兒、龐春梅、陳經濟等。但掩卷回想，其他人物的印象大多模糊不清。比如跟西門慶有性關系的多達二十余人，然而個性鮮明的不足一半，作品中這些人僅僅是西門慶的泄欲工具。西門慶結交的狐朋狗友總共十人，我留下印象的主要是應伯爵，謝希大次之，其余人物則毫無印象。相對而言《紅樓夢》中的人物也是七百多人，還不包括神仙鬼怪。但榮國府與寧國府的人物關系非常清晰，無論是主子還是奴婢，一個個性格鮮明。即使寧國府的老仆焦大，寥寥數筆，也具有了典型意義，沒有讓情節(jié)遮蔽性格。

既然對《金瓶梅》一書有毀有譽，有褒有貶，那么還適不適合閱讀呢？我覺得這取決于閱讀對象和閱讀方法。對于少兒來說確實“不宜”。像我這種學文科的老人讀起來都覺費勁，未成年人當然更加讀不懂。佳作如林，應該先另選一些其他讀物啟蒙。對于成年人而言，選準看點就會開卷有益；也就是魯迅所言，不能“略其他文”，專注于書中的猥褻描寫。這如同我們觀人察物一樣，都必須找準看點。《孟子·離婁上》講得好：“存乎人心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就是明亮；“眊”就是昏暗、糊涂。我認為這的確是誅心之論。

記不清哪篇文章中有一個觀點，說《金瓶梅》一書有兩萬多字的性描寫，存在自然主義傾向，如果刪刈這兩萬多字，那作品就接近完美了。但我認為，世上并無絕對完美的作品，如果真的刪盡這兩萬多字，那《金瓶梅》就可能不被人稱為“第一奇書”了。我有一個不倫不類的比喻。英國有一位享譽全球的物理學家，就是研究宇宙論和黑洞蒸發(fā)理論的霍金，這位偉人二十一歲就肌肉萎縮，全身癱瘓，如果霍金無病無災，健壯如牛，那他就不可能被稱為“輪椅巨人”了。我想通過這個比喻表達的意思是，《金瓶梅》的成就跟不足是渾然一體的，恰似霍金發(fā)達的大腦和殘病的軀體無法分割一樣。所以，閱讀《金瓶梅》的要點，就是我說的找準看點。

《金瓶梅》的看點在哪里？作為一部文學作品，當然首先要研究其藝術風格、語言特色、人物塑造。這方面的前行研究雖然碩果累累，仍然是一個做不完的課題。但我有獨鐘史料的癖好，所以我著重關心的是其以文學為載體提供的珍貴史料。比如第二十六回描寫夏提刑受賄，來旺兒蒙冤；第三十回來保押送生辰綱，到東京蔡太師府送禮，第四十七回西門慶貪贓枉法，第四十八回蔡太師奏行七件事，第七十回群僚庭參朱太尉，第七十一回提刑官引奏朝儀，等等，都是研究明代政治史的資料，可以跟正史互參互證。《金瓶梅》中的經濟史料俯拾皆是。這不僅體現于西門慶的經商活動，而且廣泛體現在書中描寫的日常生活當中。如物價、貨幣、購房、置地、餐飲等。這些跟民生有關的描寫都可能是比正史記載更詳盡的經濟史料。明代正值商品經濟日趨發(fā)達的時期，對于研究中國社會的轉型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是一個多宗教國家。在歷史長河中，宗教一直影響著人們的精神生活。《金瓶梅》中體現了西門慶家人佛道雙修的特點。中國的占卜八卦雖不是宗教，但往往有跟宗教信仰相關，體現出中國國民性中“無確信”的這一精神特征。《金瓶梅》中既詳盡描寫了薛姑子誦佛經、潘道士解禳祭燈，還描寫了“吳神仙”相面。小說從頭至尾貫串了一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影隨形，如谷應聲”的宿命論思想，這是佛家的基礎理論之一，在小說第一百回“普靜師薦拔群冤中”得到了集中體現。我對于這種觀念沒有判斷能力，只是在現實生活中感受到：對于弱者、被損害者而言，宿命論可能會使之屈從于厄運而不思抗爭；對于霸凌者、作惡者而言，多少也有一些心理警戒作用。這從有些貪官大年初一出大錢燒頭炷香的行為即可證實此點。書中的民俗史料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第十五回、第四十六回描寫元宵之夜的燈會，第六十五回描寫李瓶兒的出殯儀式，都讓我穿越時空置身于那個年代。

作為一部“詞話”，《金瓶梅》中的文學史料——主要指戲劇曲藝——最為豐富。不過就我個人的感受而言，這些詞曲的藝術水平跟《紅樓夢》比較起來落差很大。這種比擬也許并不妥帖，因為《紅樓夢》中描寫的多是上流社會，多為名門閨秀、文人雅士，而《金瓶梅》中的人物多為市井小民，所以吟唱的詞曲自然會有雅俗之分。而且，作為文學體裁，明代的詩詞曲當然比不上唐宋元。明代詩文復古主義盛行，小說反而是世俗化。這是時代的特征：詩是唐朝的主要文學形式，詞是宋朝的主要文學形式，曲是元朝的主要文學形式，世俗化小說是明代文學的主要形式，而《紅樓夢》則集中了中國歷代文學的藝術精粹，從而達到了中國小說的巔峰。

以上的文字雖說拉拉雜雜，卻符合隨筆和自由談的要求。一個普通讀者將其初讀印象公之于世，必有貽笑大方之處。但從《金瓶梅》傳播史的角度，普通人的外行話也是一種閱讀現象，可供專家研究。談到研究，《金瓶梅》的研究空間實在太大了。四百年來，連書名的含義、成書的年代、故事的地點，學者之間都有不同意見。至于小說作者的身份，更有近八十種說法。我認為，過于煩瑣的考證可以休止。比如小說作者，再考證下去也不會準確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因為作為通俗小說的《金瓶梅》有一個流傳過程，所以小說第六回之前和八十四回之后文字風格并不一致。書中很多詩文源自《宋史》、《水滸傳》、宋元話本，很多詞曲也是明明白白征引自其他作品。有文人加工是肯定的，具體是誰估計今后也不會有人一錘定音。《金瓶梅》影射說近乎舊紅學，毫不可取。把河北清河縣一座古墓中出土的高達一米八的武植，當作小說中被稱為“三寸釘”的武大郎，對于研究文學作品本身也并無意義。說什么《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源自西門慶，林黛玉源自潘金蓮，秦可卿源自李瓶兒，賈政源自吳月娘，那更是對讀者的一種誤導。彌松頤先生跟我說，《金瓶梅》的作者很了不起，對明代萬歷前后的黑暗社會充滿了仇恨，所以作品中除武松之外幾無好人。又說，對《金瓶梅》宜細讀。我贊成他的意見，不僅是《金瓶梅》，對一切經典之作進行細讀，都會有常讀常新之感。只不過我已逾耄耋之年，還有沒有時間再讀，那就說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