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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陳漱渝:褒貶毀譽之間——由《金瓶梅》引發(fā)的雜憶雜感
    來源:《隨筆》 |   2023年02月15日09:32

    我是南開大學1962年的中文系畢業(yè)生,讀書期間學過中國文學史這門課程,自然聽說中國有一部承前啟后的古典小說《金瓶梅》。記得在中文系資料室的書架上,就有一套鄭振鐸編輯的《世界文庫》,其中收錄了《金瓶梅》的刪節(jié)校點本,不記得有多少章節(jié)。1979年2月28日,我有幸從人民文學出版社購得了一部影印的百回本《金瓶梅詞話》,但一直閑置著,基本沒有觸碰。不過,我知道這是一部眾說紛紜、褒貶不一的書,也是一部挺有收藏價值的書。

    對《金瓶梅》褒貶不一的情況持續(xù)了四百年。跟《金瓶梅》同時誕生的明代,文壇出現了一個力主“獨抒性靈”的“公安派”,其代表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二哥袁宏道認為《金瓶梅》“極佳”,是經典之作;三弟袁中道則認為“此書誨淫”。《金瓶梅》的那些真實身份不詳的序跋作者中,也存在“穢書”和“戒世之作”兩種說法。這種爭議一直持續(xù)到了中國現當代。比如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推崇《金瓶梅》描寫惡社會,真如禹鼎鑄奸,無所遁形。《紅樓夢》全脫自《金瓶梅》。胡適則對這種極端性的評價殊不敢贊同,認為這部小說讀完并不能讓讀者產生美感。我感到最為公正的還是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這本書的評價:“至謂此書之作,專以寫市井間淫夫蕩婦,則與文本殊不符,緣西門慶故稱世家,為搢紳,不惟交通權貴,即士類亦與周旋,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蓋非獨摹下流言行,加以筆伐而已。”

    對《金瓶梅》有褒有貶的是古典文學知識極為淵博的毛澤東。據專家說,毛澤東至少五次在不同場合評價過《金瓶梅》。大意是:“《水滸》是反映當時政治情況,《金瓶梅》是反映當時經濟情況的,是《紅樓夢》的老祖宗,不可不看。”又說:“《金瓶梅》可供參考,就是書中污辱婦女的情節(jié)不好。各省的省委書記可以看看。”還說,“在揭露封建社會經濟生活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寫得很細致的。”“這部書寫了明朝的真正歷史”,“《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淫穢,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寫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紅樓夢》就不同,寫得有點希望嘛”。(轉引自吳敢:《金瓶梅研究史》,第56—57頁,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正是根據毛澤東的上述指示,《金瓶梅》才得以在內部限量印行。

    說《金瓶梅詞話》有收藏價值,那到底能賣多少錢呢?

    1961年6月12日,胡適對他的秘書胡頌平談及1933年10月影印這部書的情況。他說:“這部《金瓶梅詞話》當初只賣五六塊銀圓,一轉手就賣三百塊,再轉手到琉璃廠索古堂書店,就要一千元了。當時徐森玉一班人怕這書被日本人買去,決定要北平圖書館收買下來。大概是在‘九·一八’之后抗戰(zhàn)之前的幾年內。那一天夜里,已經九點了,他們要我同到索古堂去買。索古堂老板看見我去了,削價五十元,就以九百五十元買來了。那時北平圖書館用九百五十元收買一部大淫書是無法報銷的,于是我們——好像是二十個人出資預約,影印一百零四部,找編號分給預約的人。我記不起預約五部或十部,只記得陶孟和向我要,我送他一部。也就在這時候,這書被人盜印,流行出去了。”胡適是當事人,徐森玉當年是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上述回憶當是可靠的。1931年冬天,北平琉璃廠文友堂下屬的太原分號在山西介休縣偶爾得到一部所謂“第一奇書”,因世人不知,故僅售五六元,后經鄭振鐸等人考證,斷定為明萬歷年間版本。《金瓶梅》首次現身,故價碼立即飆升。胡適等人買到后,以“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名義影印,每部三十元售出,總值三千一百二十元,僅夠買書費和印刷成本,絲毫沒有牟利。后又有人據此版盜印,印數約為三百部,所以流傳并不廣。

    1949年后,經有關上級領導部門批準,人民文學出版社以文學古籍刊行社名義三次影印《金瓶梅》。第一次在1957年,第二次在1979年,第三次在1987年。發(fā)行對象限副部級以上干部以及少數學者、教授。開始還附加了一些條件,如已婚,年滿四十五歲。后來取消了年齡和婚姻狀況限制,但每本售出的書都有編號,實名制購書,價格十分合理。我于1979年購得一套,發(fā)票留存至今,定價是四十元,是我當時大半個月的工資。今年秋天偶然在舊書網上查了一下,我購得的這個版本有人標價十八萬元,被嚇了一跳,懷疑我老眼昏花。又托人再查,已無這個版本的銷售信息,僅有一部1987年的影印本出售,標價是一萬二千元。當然網上也有一些其他版本出售,包括刪節(jié)本和盜印本,但大多無收藏和研究價值。

    一部如此引人注目而且極具收藏價值的古典小說,為什么會在我的書房被冷落四十多年呢?說實在話,這跟我的道德追求和審美趣味毫不相干,原因僅僅是我沒能抽出時間。

    1927年7月16日,魯迅在廣州知用中學發(fā)表了一次講演,題目叫《讀書雜談》。魯迅把讀書分為兩種:“一是職業(yè)的讀書,二是嗜好的讀書。”我的情況屬于第一種,即根據科研課題需要讀書,取一種實用主義態(tài)度,為寫文章而臨時抱佛腳,所以讀《金瓶梅》始終排不上日程。

    今年秋天,新冠病毒尚未清零,我居家過靜享生活,有一天突然想到,萬一有一天我不慎中招,由陰變陽,家中的藏書可能會需要進行消毒,以防以物傳人,所以就決定找出這兩函線裝書來先讀。每晚讀兩個小時。捧讀之際腦海中首先浮現出一位老師、兩位朋友:他們就是寧宗一先生、劉輝先生和彌松頤先生。

    寧宗一先生是我的恩師。比我長十歲,滿族人,他1954年從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yè),留校成了助教;我1957年入學,成了他的及門弟子。南開中文系有幾位研究中國古典小說和戲曲的專家,如華粹深、朱一玄、許政揚,但由于特定的政治環(huán)境,我不可能親聆許先生和朱先生的教誨。華先生當年雖然不到五十歲,但身體欠佳,上課經常氣喘,也不便打擾。唯獨寧先生二十多歲,風度翩翩,才華橫溢,慧心妙舌,極具親和力,是真正性情中人。上課時聽他的京腔京韻固然是一場聽覺盛宴,私下請教更是受益良多。

    我當時癡迷于研究話本與擬話本,所以寧先生是我大學期間接近最多的老師。遺憾的是我命途多舛,研究內容也隨職業(yè)變更而轉向,至今愧對恩師教誨。不過我仍然能夠間接聽到他在“金學界”發(fā)出的聲音,知道他早在1988年就率先提出了把《金瓶梅》研究作為一門專門學科的構想。我還似乎聽到寧先生說:“《金瓶梅》是一部人物輻輳、場景開闊、布局紛繁的巨幅寫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明代社會的橫斷面和縱剖面。它以罕見的巨大的藝術力量,描繪了像生活本身一樣豐富、復雜和渾然天成的封建社會市井生活的圖畫。它那樣色彩炫目,又那樣明晰;那樣多方面的封建社會制度和風習,都栩栩如生地再現在我們眼前,我們每讀一遍,都可以發(fā)現一些以前沒有覺察到的內容和意義。”此刻我案頭還擺著一本字數不多但內容厚重的著作,就是寧先生寫的《說不盡的〈金瓶梅〉 》。

    談及《金瓶梅》,我自然還會想起劉輝兄。劉輝是好友楊天石北京大學的學友,因此后來也成了我的朋友。劉兄比我大三歲,大學畢業(yè)比我早一年。我結識他大約在1965年,當時山雨欲來風滿樓,社會上批判風盛行。劉兄也寫了一篇批判南明忠臣史可法的文章,認為史可法雖然在揚州抗擊清軍時壯烈犧牲,但其一生大部分活動是鎮(zhèn)壓農民起義。記得此文在上海《文匯報》發(fā)表之后,一度產生了轟動效應。不久“文化大革命”拉開了序幕。

    “文革”結束之后,劉兄調到了大百科出版社,編審小說方面的辭書。他的單位跟我的單位南北相向,只隔一條馬路,但各忙各的,聯(lián)系的方式主要靠電話,只有逢年過節(jié)才有聚餐的機會。他告訴我,他跟人合作編了一部《會評會校〈金瓶梅〉 》,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令我十分佩服。后來才聽說,他還是《金瓶梅》研究界的領軍人物,是中國《金瓶梅》學會的籌建者和首任會長。不料2003年的一天,他突然告訴我得了癌癥,這是我跟朋友們都萬萬沒有想到的。第二年初他就撒手人寰,剛剛六十六歲。這真是應了天妒英才這句成語,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時時浮上我的心頭。

    還有一位需要提及的是彌松頤先生。按年齡我應該稱他為兄,因為他似乎比我大一兩歲;按學歷他比我低兩屆——我1957年入學;他因休學,1959年入學,是我名副其實的學弟。雖然他學識淵博,書法獨具一格,但為人謙和,我常當著眾人欺負他,以師兄自居,博他一笑。我所購得的那部《金瓶梅》影印本,彌兄就是責任編輯。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的《金瓶梅詞話》,底本是明萬歷年間刊本,缺失兩頁,原書現存美國。彌兄頗費了一番工夫,從日本大安株式會社借到了一部明崇禎本的《金瓶梅》,進行了補抄。雖然文字銜接上還有一些問題,但總算使《金瓶梅詞話》成為全璧。研究《金瓶梅》畢竟要從文本出發(fā),所以彌兄默默無聞的貢獻是不能或忘的。

    正是基于以上種種機緣,我于2022年7月至8月開始閱讀《金瓶梅》。此時剛巧復旦大學“老教授”(綽號)張業(yè)松寄來一本他的新作:《魯迅文學的內面——細讀與通講》。書中說,他在復旦中文系講魯迅采用的是文本細讀方法:對本科生,讓他們在不看導讀和注釋的前提下,先赤手空拳讀“白文作品”,然后全憑“第一印象”相互討論;對于研究生,則采用逐篇逐句掰開揉碎的討論法。在《金瓶梅》研究領域,我連本科生的水平都沒有,所以就采用了赤手空拳讀文本的閱讀法。我手上的那部影印本原本沒有導讀和注釋,所以沒有任何人讓我產生先入為主的觀念。讀后的“第一印象”是:這《金瓶梅》真不好讀,幾次都想放棄,后來采用了跳讀的方法,總算把這二十卷百回本長篇小說一頁一頁翻了一遍。

    我感到《金瓶梅》難讀,首先是因為語言文字障礙過多。雖然書中有不少生動鮮活的民間語言,如“臘鴨子煮在鍋里,身子爛化了,嘴兒還硬”;“老鼠尾巴生瘡,有膿也不多”;“火到豬肉爛,錢到公事辦”;等等。但使用的方言隱語更多,既有山東方言(即“魯語”),也有異類方言,涉及的地域幾遍全國。如“耶樂”一詞,山東方言中有,湘西方言中也有。很多方言太難理解,比如把“那個地方”說成“那搭刺子”,把“壞人”說成“喬才”,把“媒人”說成“冰人”,把“說不準”說成“走滾”,把“頂撞”說成“擦杠”,把“酒壺”說成“注子”,把“老不正經”說成“老花根”,就讓人如讀天書。不少隱語更讓人讀起來如同猜謎,如用“冷灶與熱灶”形容“貧與富”,把“變了味的南腔”說成“變聲哈喇”,把“賊”拆字變成“貝戎兒”,把“絕好”二字說成“色絲子女”,等等。這些方言俚語內容駁雜,雖然堪稱民間語言的“活化石”,但并無典籍可考,不同人也難免有不同的理解。

    這使我想起了“方言文學”這一概念。文學作品中采用方言,有利于烘托地域特色或人物個性,有其特殊的魅力。家喻戶曉的《紅樓夢》就被喻為“方言萬花筒”。書中多北京方言,也有東北方言和吳語。但方言俚語的使用畢竟有個“度”。同樣是使用了方言并以農村為題材的小說,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就比周立波的《山鄉(xiāng)巨變》好讀得多,我相信有些讀者也可能跟我有同樣的感受。清末韓邦慶撰寫了一部《海上花列傳》,曾得到魯迅、胡適、張愛玲等作家的贊賞,魯迅還專門買了一部送給母親。但由于吳語小說多用蘇州方言,雖然有其價值,但畢竟難于廣泛流行。目前《金瓶梅》有很多外文譯文,包括節(jié)譯和全譯。我很難想象那譯文的準確和忠實程度。

    《金瓶梅》讓我感到難讀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書中全文征引的材料過多,上至圣旨、申文、文契,下至經文、寶卷、小曲、酒令。其中尤以戲曲和說唱作品為多。這些征引的內容孤立地來讀都有其獨特價值,但由于不同文體形式之間未能有機融合,所以單從小說欣賞角度而言,的確破壞了情節(jié)的連貫性,造成了讀者閱讀情緒的間隙和阻隔。作為說唱藝術,藝人邊說邊唱,如果曲調優(yōu)美,腔音動人,那仍然能吸引聽眾,但如果只讀不聽,而那唱詞又不見得高明,讀起來就難免有冗長之感。

    更可以斷定為敗筆的,是有些征引文字跟全書風格并不一致。如第六十一回寫西門慶延請趙太醫(yī)為李瓶兒看病,趙太醫(yī)自報家門時抄錄了明代李開先傳奇劇本《寶劍記》中的一段文字,說什么“我做太醫(yī)姓趙,門前常有人叫。只會拄杖搖鈴,哪有真材實料……得錢一味胡醫(yī),圖利不圖見效”。作為文丑在勾欄瓦舍演出,這段道白確能收到插科打諢的喜劇效果。但在一部以現實主義作為主要創(chuàng)作方法的小說中,就會顯得不倫不類。醫(yī)生自稱庸醫(yī),那高門大戶還會花錢請他看病嗎?再如第二十九回“吳神仙貴賤相人”,寫守備府周爺薦了一個相面先生“吳神仙”替西門慶及其妻妾算命,那相面先生的說辭相當冗長。這些內容對于研究始于春秋時期的中國相術不無史料價值,但對于我這樣的當代讀者當然會造成閱讀障礙。更何況這一段完全是為了替此書的因果報應說進行鋪墊,所以描寫失真處頗多。中國民間的相法學多屬于江湖派,目的就是謀生,所以多說吉言。即使偶提兇兆,也是為了接著說出消災禳解的方法,以騙取更多的錢財,絕不至于當著西門慶的面說潘金蓮“舉止輕浮惟好淫,眼如點漆壞人倫,月下星前長不足,雖居大廈少安心”。西門跟潘兩人也不會聽后毫無反應,反給相面先生厚禮,讓他揚長飄然而去。

    《金瓶梅》讓我感到難讀的第三個原因,就是書中人物眾多,但留在我印象中的大多浮光掠影。這也降低了小說的吸引力。查《〈金瓶梅〉鑒賞辭典》,“人物形象”類的就有七百零一人。其中集地主、商人、官僚于一體的西門慶,集淫、妒、悍于一體的潘金蓮,無疑都是成功的藝術典型;有些次要人物也具有鮮明的個性,如吳月娘、李瓶兒、龐春梅、陳經濟等。但掩卷回想,其他人物的印象大多模糊不清。比如跟西門慶有性關系的多達二十余人,然而個性鮮明的不足一半,作品中這些人僅僅是西門慶的泄欲工具。西門慶結交的狐朋狗友總共十人,我留下印象的主要是應伯爵,謝希大次之,其余人物則毫無印象。相對而言《紅樓夢》中的人物也是七百多人,還不包括神仙鬼怪。但榮國府與寧國府的人物關系非常清晰,無論是主子還是奴婢,一個個性格鮮明。即使寧國府的老仆焦大,寥寥數筆,也具有了典型意義,沒有讓情節(jié)遮蔽性格。

    既然對《金瓶梅》一書有毀有譽,有褒有貶,那么還適不適合閱讀呢?我覺得這取決于閱讀對象和閱讀方法。對于少兒來說確實“不宜”。像我這種學文科的老人讀起來都覺費勁,未成年人當然更加讀不懂。佳作如林,應該先另選一些其他讀物啟蒙。對于成年人而言,選準看點就會開卷有益;也就是魯迅所言,不能“略其他文”,專注于書中的猥褻描寫。這如同我們觀人察物一樣,都必須找準看點。《孟子·離婁上》講得好:“存乎人心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就是明亮;“眊”就是昏暗、糊涂。我認為這的確是誅心之論。

    記不清哪篇文章中有一個觀點,說《金瓶梅》一書有兩萬多字的性描寫,存在自然主義傾向,如果刪刈這兩萬多字,那作品就接近完美了。但我認為,世上并無絕對完美的作品,如果真的刪盡這兩萬多字,那《金瓶梅》就可能不被人稱為“第一奇書”了。我有一個不倫不類的比喻。英國有一位享譽全球的物理學家,就是研究宇宙論和黑洞蒸發(fā)理論的霍金,這位偉人二十一歲就肌肉萎縮,全身癱瘓,如果霍金無病無災,健壯如牛,那他就不可能被稱為“輪椅巨人”了。我想通過這個比喻表達的意思是,《金瓶梅》的成就跟不足是渾然一體的,恰似霍金發(fā)達的大腦和殘病的軀體無法分割一樣。所以,閱讀《金瓶梅》的要點,就是我說的找準看點。

    《金瓶梅》的看點在哪里?作為一部文學作品,當然首先要研究其藝術風格、語言特色、人物塑造。這方面的前行研究雖然碩果累累,仍然是一個做不完的課題。但我有獨鐘史料的癖好,所以我著重關心的是其以文學為載體提供的珍貴史料。比如第二十六回描寫夏提刑受賄,來旺兒蒙冤;第三十回來保押送生辰綱,到東京蔡太師府送禮,第四十七回西門慶貪贓枉法,第四十八回蔡太師奏行七件事,第七十回群僚庭參朱太尉,第七十一回提刑官引奏朝儀,等等,都是研究明代政治史的資料,可以跟正史互參互證。《金瓶梅》中的經濟史料俯拾皆是。這不僅體現于西門慶的經商活動,而且廣泛體現在書中描寫的日常生活當中。如物價、貨幣、購房、置地、餐飲等。這些跟民生有關的描寫都可能是比正史記載更詳盡的經濟史料。明代正值商品經濟日趨發(fā)達的時期,對于研究中國社會的轉型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是一個多宗教國家。在歷史長河中,宗教一直影響著人們的精神生活。《金瓶梅》中體現了西門慶家人佛道雙修的特點。中國的占卜八卦雖不是宗教,但往往有跟宗教信仰相關,體現出中國國民性中“無確信”的這一精神特征。《金瓶梅》中既詳盡描寫了薛姑子誦佛經、潘道士解禳祭燈,還描寫了“吳神仙”相面。小說從頭至尾貫串了一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影隨形,如谷應聲”的宿命論思想,這是佛家的基礎理論之一,在小說第一百回“普靜師薦拔群冤中”得到了集中體現。我對于這種觀念沒有判斷能力,只是在現實生活中感受到:對于弱者、被損害者而言,宿命論可能會使之屈從于厄運而不思抗爭;對于霸凌者、作惡者而言,多少也有一些心理警戒作用。這從有些貪官大年初一出大錢燒頭炷香的行為即可證實此點。書中的民俗史料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第十五回、第四十六回描寫元宵之夜的燈會,第六十五回描寫李瓶兒的出殯儀式,都讓我穿越時空置身于那個年代。

    作為一部“詞話”,《金瓶梅》中的文學史料——主要指戲劇曲藝——最為豐富。不過就我個人的感受而言,這些詞曲的藝術水平跟《紅樓夢》比較起來落差很大。這種比擬也許并不妥帖,因為《紅樓夢》中描寫的多是上流社會,多為名門閨秀、文人雅士,而《金瓶梅》中的人物多為市井小民,所以吟唱的詞曲自然會有雅俗之分。而且,作為文學體裁,明代的詩詞曲當然比不上唐宋元。明代詩文復古主義盛行,小說反而是世俗化。這是時代的特征:詩是唐朝的主要文學形式,詞是宋朝的主要文學形式,曲是元朝的主要文學形式,世俗化小說是明代文學的主要形式,而《紅樓夢》則集中了中國歷代文學的藝術精粹,從而達到了中國小說的巔峰。

    以上的文字雖說拉拉雜雜,卻符合隨筆和自由談的要求。一個普通讀者將其初讀印象公之于世,必有貽笑大方之處。但從《金瓶梅》傳播史的角度,普通人的外行話也是一種閱讀現象,可供專家研究。談到研究,《金瓶梅》的研究空間實在太大了。四百年來,連書名的含義、成書的年代、故事的地點,學者之間都有不同意見。至于小說作者的身份,更有近八十種說法。我認為,過于煩瑣的考證可以休止。比如小說作者,再考證下去也不會準確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因為作為通俗小說的《金瓶梅》有一個流傳過程,所以小說第六回之前和八十四回之后文字風格并不一致。書中很多詩文源自《宋史》、《水滸傳》、宋元話本,很多詞曲也是明明白白征引自其他作品。有文人加工是肯定的,具體是誰估計今后也不會有人一錘定音。《金瓶梅》影射說近乎舊紅學,毫不可取。把河北清河縣一座古墓中出土的高達一米八的武植,當作小說中被稱為“三寸釘”的武大郎,對于研究文學作品本身也并無意義。說什么《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源自西門慶,林黛玉源自潘金蓮,秦可卿源自李瓶兒,賈政源自吳月娘,那更是對讀者的一種誤導。彌松頤先生跟我說,《金瓶梅》的作者很了不起,對明代萬歷前后的黑暗社會充滿了仇恨,所以作品中除武松之外幾無好人。又說,對《金瓶梅》宜細讀。我贊成他的意見,不僅是《金瓶梅》,對一切經典之作進行細讀,都會有常讀常新之感。只不過我已逾耄耋之年,還有沒有時間再讀,那就說不一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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