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年春節(jié)期間，72歲的張藝謀執(zhí)導的電影《滿江紅》票房位居第一，但圍繞該片的各種聲音不斷，尤令人驚訝的是，網絡大小V紛紛指責該片“史實錯誤”，齊斥創(chuàng)作團隊“無知”，連《滿江紅》是否出自岳飛的舊公案，也被鉤沉出來。

《滿江紅》中確有一些史實錯誤，比如：

秦檜的聾啞侍女使用現(xiàn)代手語；

秦檜的親兵營規(guī)模太大；

片中金使死在“均州”，遺址在今湖北丹江口，非迎金使處；如是“鈞州”，今屬河南禹州，在黃河之南，已屬金界。且金使到南宋，應在專門的館驛住宿；

秦檜得金國秘信是傳說，已被否定；

影片中，秦檜用的折扇，明代才有；

片中人物張大背后刺字應是“盡忠報國”，非“精忠報國”……

類似疏忽，還有一些，但《滿江紅》是藝術創(chuàng)作，不是歷史教科書，“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即可。在網上的指責聲中，體現(xiàn)出兩種不良學風。

一是不能兼收并蓄。即以“《滿江紅》出自誰手”為例，目前兩說并存，各有主張，不能只據一方意見下定論。

二是究其一點、不計其余。發(fā)現(xiàn)細節(jié)疏忽，立刻無限引申、夸張言事，不勾連出一個大話題，決不罷休。

絕大多數批評者非宋史專家，那些細微錯處，竟成他們眼中的“常識”，似言過其實。長此以往，難免又是“做事者招怨，挑刺者受榮”，這樣的批評不僅不能推動進步，反而成為進步的障礙。

《滿江紅》確有可批評處，但學會正確使用批評工具，亦是當務之急。

岳飛也當過“效用兵”

電影《滿江紅》中，主角張大（沈騰飾）是“效用兵”，據說“還不如一匹戰(zhàn)馬值錢”，令人好奇：什么是“效用兵”？

早期“效用兵”相當于特種兵。

宋朝以募兵制為主。募兵始于戰(zhàn)國，但到宋代前，主流是征兵制。宋太祖認為：“可以利百代者，唯養(yǎng)兵也，方兇年饑歲，有叛民而無叛兵。”意思是收流民成職業(yè)軍人，利于社會安定。可宋太祖養(yǎng)兵不過20萬，宋仁宗時，達“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傳統(tǒng)“四民社會”（士農工商）變成“八民社會”（農、士、工、商、老、佛、兵、游手）。

兵多，卻都是社會閑雜，政府負擔大，戰(zhàn)斗力卻沒提高。自宋神宗起，招募“效用兵”。

“效用兵”可從現(xiàn)有軍人中選，也可直招地方文士，乃至游牧勇士，以及將領的熟人。在電影《滿江紅》中，張大是被三舅孫均（易烊千璽飾）招入的，這符合歷史事實。北宋時，曾嚴令軍中將帥不得招收親屬當“效用兵”，但南宋初年混亂，這種命令已無人執(zhí)行。

“效用兵”不算正式士兵，可不住營，不用在臉上刺字，收入也高。據學者殷彥康鉤沉。宋神宗時，一等“效用兵”月入一千錢，二等700錢，三等500錢，是士兵中最高等。到南宋，也是“每月食錢九貫，米九斗”，而普通士兵月錢僅3貫、米7.5斗。

“效用兵”升官快。紹興十七年（1147年），宋高宗下詔：“到軍三年無過者，與轉一次。”其他士兵需5年才升職一次。岳飛前兩次從軍（一生共四次入伍），都是當“效用兵”，所以他面部無普通士兵必有的刺青。

秦檜憑什么養(yǎng)親兵

“效用兵”本是精兵，至少是特招，可南宋初，舊軍瓦解，靠招“效用兵”作戰(zhàn)，素質和地位大降，張大也能混入其中。到宋孝宗時，才規(guī)范成“七分軍兵，三分效用”。

在《滿江紅》中，張大、孫均都隸屬秦檜的親兵營，但宋軍無此編制。

漢代以降，中原軍隊模仿草原戰(zhàn)法，長途奔襲、武將沖陣成主流，霍去病、李靖都是高手，包括中唐的李愬雪夜入蔡州，都體現(xiàn)了這種“懸軍奇襲，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軍事思想。這種賭博式戰(zhàn)法離不開親兵，否則將領傷亡，可能全軍覆沒。

宋太祖趙匡胤本后周禁軍主將，靠軍事政變上位，知親兵的作用，他稱帝后，深忌禁軍將領養(yǎng)親兵。史珪、石漢卿陷害禁軍都虞侯（在核心的三衙禁軍中，都虞侯是一司的主官）張瓊，說他“蓄部曲（家奴）百余人，恣作威福”，宋太祖大怒，不核查事實，就殺了張瓊。后來聽說張瓊家貧，只有三仆，追問石漢卿，“部曲百余人”是怎么回事，石漢卿回答說：張瓊所養(yǎng)，都能以一敵百。

石漢卿胡扯，趙匡胤也沒追究，他不許禁軍將領養(yǎng)親兵，卻同意邊將養(yǎng)親兵。到宋太宗時，邊將都不能養(yǎng)親兵了。名將楊業(yè)被俘，就因身邊無親兵。到宋神宗時，才恢復邊將養(yǎng)親兵制度。

宋代軍法嚴厲，“戰(zhàn)陣失主將者，親兵并斬”。但秦檜是文官，他為什么有親兵？因南宋宰相兼樞密使，也是最高軍事統(tǒng)帥。

1150年正月，秦檜遇刺，此后“每出，輒以親兵五十人持梃（木棒）衛(wèi)之”，片中秦檜的親兵營規(guī)模過大，獨立成軍，有造反之嫌。

宋朝禁軍沒總管

在片中，秦檜封孫均為“一品”，還是“禁軍總管”，這不合史實。

南宋正一品的實職只有左右宰相，此外是太師、太傅等寄祿官（有待遇、無實際工作的虛職）。武官最高階是樞密使，從一品。領兵者中，最高則是從二品的殿前都指揮使，掌殿前司。

唐代之前，禁軍只為皇帝服務，相當于私人衛(wèi)隊。唐后期，藩鎮(zhèn)割據，皇帝自備軍隊，統(tǒng)稱禁軍。后周為防藩鎮(zhèn)，抽全國精兵加入禁軍，卻被禁軍主將趙匡胤奪權。宋代接受北周教訓，禁軍不由一人統(tǒng)管，壓根沒“總管”。中央禁軍里最靠近皇帝的核心部隊，分成侍衛(wèi)馬軍司、侍衛(wèi)步軍司、殿前司三大部門，各置將領，并稱三衙。

禁軍是宋軍的主力，中央禁軍駐扎在首都，約占全國禁軍一半，其余駐防在各地。余下的軍隊稱廂軍，起輔助作用，戰(zhàn)斗力較弱。在禁軍和廂軍外，另有鄉(xiāng)兵，不算職業(yè)軍人，理論上只能清剿土匪。

北宋大量禁軍集中在首都，內重外輕，金兵南下，各地迅速陷落。南宋初，原禁軍陷于汴梁，宋高宗身邊的禁軍都是散兵游勇。

1129年冬，金兵突破長江天險，宋高宗避難海上，衛(wèi)兵張寶等拒絕跟隨，還出言不遜（后被斬首），宋高宗顏面掃地，決心重建三衙，到1137年夏才基本完成，分由劉锜、解潛、楊沂中三人負責。三人加起來，也只掌握部分中央禁軍，孫均一人卻連地方禁軍也管了。

岳飛官至樞密副使、少保，少保是虛銜，正一品，樞密副使是實職，正二品，另受封開國公，享一品待遇，可孫均的實職已超岳飛。

金使密信不足為信

《滿江紅》中，金使被刺也不可信。

據學者王大鵬在《略論宋對金使的接待禮儀》中鉤沉，南宋招待金使有固定機構，即“主管往來國信所”（簡稱國信所），在“紹興議和”前，常設編制已17人。1143年，金使入南宋，國信所派三名使臣沿路賜御筵，“一員于平江府排辦，一員于鎮(zhèn)江府排辦，一員于盱眙軍排辦”，住宿在都亭驛和班荊館，而非軍營。

金使入國門，宋朝必派“館伴使”，沿途陪伴，一般由六部的文臣擔任，除正使外，還有副使。“館伴使”不僅負責將金使接到京城，還負責送出國門。

至于密信，即《宋史·岳飛傳》中記，金兀術密信秦檜：“汝日以和請，而飛方主用兵，不殺飛，和議不可成。”此說最早見于岳飛的孫子岳珂所編《金佗粹編》，該書收錄甚豐，辨析不足。

岳珂稱，“金兀術密信說”來自查籥（yuè），查籥曾在宋高宗、宋孝宗時任官，與陸游交厚，岳珂出生時，查籥已去世。查籥同事著述甚多，均未提及密信。

金滅北宋時，尚未完成中央集權，粘罕在大同，斡離不在燕京，各立樞密院（最高軍事機構），稱為“東朝廷”“西朝廷”。二人死后，撻懶和金兀術對立。撻懶主和，金兀術主戰(zhàn)。

1139年秋，郎君吳十謀反事發(fā)，牽扯到撻懶，金兀術趁機排擠，撻懶一度想投靠南宋，未成被殺。秦檜在金國時，與撻懶關系密切，在撻懶允許下，逃回南宋。金兀術是撻懶的政壇死敵，怎可能給秦檜寫密信？秦檜又怎能相信他？

清代史家趙翼認為：“此則《金陀粹編》等書附會之詞。”

“盡忠”為何變“精忠”

在《滿江紅》中，張大背后刺“精忠報國”亦誤。

岳飛后背刺字事，見《宋史·岳飛傳》，原文是：“初命何鑄鞫之，（岳）飛裂裳以背示（何）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

這段記錄未必靠譜。

王曾瑜先生曾指出，元人修《宋史·岳飛傳》，照抄南宋官史《中興四朝國史》的《岳飛傳》，是章穎《南渡四將傳》中《岳飛傳》的縮寫；章穎曾把原稿交岳珂，可在岳珂、岳霖（岳飛第三子）的文章中，并無此段內容。查章穎原著，亦無。只在晚出的《中興四朝國史》的《岳飛傳》中有，可能是后人添入。

據《夢粱錄》（1275年成書）記：“又有王六大夫，原系御前供話，為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于咸淳年間（1265年-1274年），敷演《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說明宋代已有說岳飛的評書，“刺字”會不會是創(chuàng)作出來的？

至于給岳飛刺字的是誰，據學者李琳鉤沉，明代才有說法。

令人刺字：明嘉靖間熊大木編《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稱鄉(xiāng)間好漢拉岳飛上山為寇，岳飛刺字，“以示不從邪之意”。

張憲刺字：明末馮夢龍改定的戲曲《精忠旗》，稱岳飛感于二帝被擄，讓張憲用刀在背上刻字。

岳母刺字：始見于清初戲曲《奪秋魁》《如是觀》，以及錢彩的小說《說岳全傳》。史書中岳母事跡甚少，岳飛出身貧寒，他的父母未必識字。

值得注意的是，三者都將“盡忠報國”誤成“精忠報國”，可能是宋高宗曾賜岳飛“精忠旗”，“精”與“盡”音近，致清人集體寫錯，電影延續(xù)了此誤。

作者懸案不妨掛起來

至于爭議最大的“《滿江紅》作者是誰”，明清時無人質疑，余嘉錫先生最早異議，后有夏承燾、張政烺等先生繼之，主要理由有三：其一，《滿江紅》始見于明中葉，南宋、元代未聞。岳珂錄岳飛遺文甚多，竟無此詞。其二，詞中“賀蘭山”屬西夏，不在金國界內。其三，宋元筆記均未提及這首詞。

“質疑派”認為，明人偽托岳飛，是為刺“土木堡之變”。

唐圭璋、鄧廣銘等先生則堅持《滿江紅》出自岳飛之手，主要理由是：其一，宋詞不見于宋元記錄者甚多。其二，“賀蘭山”是文學手法，非實指。其三，“待從頭收拾舊山河”與“土木堡之變”無關。

爭論各家均是碩學，普通讀者難以置喙。一般認為，“質疑派”更有說服力，認同者多，但正如民國“疑古學派”，邏輯嚴整，當時無人能駁，可隨著考古發(fā)現(xiàn)，觀點多被否定。

歷史研究需要證據，依據有限的史料，做一番“合理分析”，便得出“正解”，這是不負責任的。要么有新方法，要么有新史料，否則無非是將有限論據重新排列組合一下，純屬無用功。

這些年來，不斷有新“發(fā)現(xiàn)”，稱在宋人筆記中發(fā)現(xiàn)《滿江紅》的影子，皆屬誤讀。到目前為止，最早的確切材料仍是明中期。也許，隨著考古發(fā)現(xiàn)，終有解謎的一天，此前不妨掛起來，既然都無鐵證，現(xiàn)在下斷言即妄言。

以此批評電影《滿江紅》，就更無道理。不否認，《滿江紅》有缺點，結尾部分斧鑿太過，傷及真實感，這是創(chuàng)作手法的問題，不是文史知識的問題，沒必要苛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