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最早著錄于南朝昭明太子蕭統(tǒng)所編的《文選》，在跨越千年歷史長河、經(jīng)受風霜歲月洗禮后，沉淀為橫縱古今、經(jīng)久不衰的傳世之作。正如鐘嶸在《詩品》中發(fā)出感慨，“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劉勰也在《文心雕龍》中擊節(jié)稱贊，“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胡應麟更是在《詩藪》中為之傾倒，“興象玲瓏，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動天地”。

其具體年代早已不可考，大體有東漢末年說、兩漢說、建安說三種，當代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東漢末年的桓、靈之際。當是時，秦漢第一帝國處于大廈將傾的邊緣，四百年大亂世猶如掙脫牢籠的片羽，一種生命短促、世事無常的傷悲正在吹向人間。上承詩經(jīng)楚辭，下啟建安魏晉，淺淺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艱深之語，不寫冷僻之詞……一曲哀傷的詠嘆調彌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間，將離愁別恨、彷徨失意、情調低沉凝練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見漢末文人在字里行間流露出濃烈的生命意識。在普羅大眾的印象中，輕生死、重榮辱似乎才是大漢四百年的浩蕩世風。從田橫五百士的義烈有節(jié)、以死相從，到飛將軍李廣的不堪折辱、引刀自盡，再到強項令董宣的義不受辱、以頭擊楹，濫觴于春秋、麇集于強漢的輕生尚義故事至今仍能攖動人心。臨近兩漢的尾聲，十九首中飄蕩的生命悲歌猶在思考，人生的意義是什么？生與死之間是什么關系？如何對待生存與死亡？

《古詩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詞，當是“情意”和“物象”的結合，也是“主觀”與“客觀”的統(tǒng)一。《文心雕龍》將“意象”視為“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意”為借助客觀物象表達的主觀情意，“象”是與主體發(fā)生情感關系的客觀物象。具體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來寄托主觀情思的客觀物象，是客觀形象與主觀心靈融合成的帶有某種意蘊與情調的東西，是客觀物象經(jīng)過創(chuàng)作主體獨特的情感活動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種藝術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時期，時人將四周隨處可見的物體當作情感載體，來抒發(fā)自己的喜、怒、哀、樂、愛、惡、欲等情緒，并最終匯聚成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jīng)》。《詩經(jīng)》中出現(xiàn)過的意象達到數(shù)百種之多，按照內容可以主要劃分為鳥獸蟲魚等動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嘆鳴囀等聲音意象，按照屬性可以劃分為裝飾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擴張性意象。

具體到《古詩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會》《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車駕言邁》《東城高且長》《驅車上東門》《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滿百》，囊括的詩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奄忽若飚塵、促織鳴東壁、白露沾野草、秋蟬鳴樹間、傷彼蕙蘭花、將隨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綠、蟋蟀傷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壽無金石固、白楊多悲風。

首先，動物意象包括促織、秋蟬、蟋蟀。由于促織是蟋蟀的別名，本質上動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蟬兩類。其一，蟋蟀成蟲在夏日，平時在野外，深秋進屋避寒，便意味著歲暮即將來臨。《詩經(jīng)·蟋蟀》中的“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蟲蟋蟀來感嘆人生短暫、時間易逝的詩歌。無論是“促織鳴東壁”還是“蟋蟀傷局促”，展現(xiàn)出的都是生命即將走向終結的秋日蟋蟀，表達的也都是對生命將盡的哀傷與無奈。其二，蟬的幼蟲在夏季鳴叫不止并羽化為成蟲，深秋以后聲音漸小且逐漸死光。《離騷》中的“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蟬聲逐漸寂寥來表達歲月流逝、時光遲暮之感。《古詩十九首》中的“秋蟬鳴樹間”，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達了感嘆、傷痛和悲哀等多種情緒。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蘭花、秋草、白楊、松柏等。按照草木屬性的不同，大致可分為松、柏、楊等喬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楊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種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松柏為天子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綠、壽命極長，象征萬古長青、精神不死。白楊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雖不及松柏欒槐貴重，但壽命依舊可長達200年。《詩經(jīng)》中的松、柏、楊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現(xiàn)，《古詩十九首》將理想的長壽愿望與現(xiàn)實的短暫人生作對比，更加強化了生命短促、世事無常的傷悲。其二，無論是受人喜愛的蕙蘭還是無人問津的小草，生長周期短則幾日、長則不過一年。正在開放的蕙蘭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蕭瑟寒秋的野草即將迎來生命的結束，這些生命短暫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詩人感慨四時變化、歲月匆匆的情感載體。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澗中石、飚塵、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體屬性的不同，大致可分為金、石等較為永恒的物質，以及塵、露等稍縱即逝的物質。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堅固和剛強，如《楚辭·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及《荀子·勸學》的“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有漢一代追求長生，相信生命會在死后世界綿延不絕，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喪葬觀念。《古詩十九首》直接點明人壽難比金石，以表現(xiàn)對宇宙永恒與人生短暫的思考。其二，塵土因風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隨太陽出現(xiàn)而蒸發(fā)，個體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莊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將生命所寄的身體看成塵垢，《九辯》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著生命的短暫，飚塵、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達出對節(jié)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嘆。

草木、金石、蟲魚的深層意蘊

總體來看，《古詩十九首》對《詩經(jīng)》《楚辭》有著明顯的繼承，主要出現(xiàn)了有關生命的兩大意象群：一類是象征長壽、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襯個體生命的短暫，展現(xiàn)理想無限和現(xiàn)實有限這一矛盾；另一類是象征遲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蕭條、寂寥、凄切的特點，表達悲涼、孤獨、失意、惆悵的心情。歲月的短暫強烈地沖擊著詩人的精神世界，讓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塵露般易逝。既然形體死亡是人類必然的歸宿，那么應該如何對待當下的人生呢？

對此，《古詩十九首》提出了兩種思考：一是建功立業(yè)，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據(jù)要路津。無為守貧賤，轗軻長苦辛”；二是及時行樂，例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大多數(shù)文人一方面都有轉徙溝壑的經(jīng)歷和世身無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優(yōu)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這導致兩種觀念皆“托為一意，托為一物，托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從草木、金石、蟲魚等生命意象，一探東漢末中下層文人的生命意識，一究中國古代文學的淵源流變，一窺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會變化。

從哲學視野來看，《古詩十九首》與個體的覺醒密切相關。人類文明早期通常與神靈有著緊密聯(lián)系，華夏文明的誕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際，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觀念，對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的傳統(tǒng)進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禮樂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覡文化。對上帝的虔誠，意味著殷人在主動消解自己的主體性；對天命的思考，意味著周人在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覺。進入禮崩樂壞的春秋戰(zhàn)國即“人類歷史的軸心時代”，以孔子為首的儒家學派將禮樂制度的外在規(guī)范具象為人心固有的倫理綱常。進一步來講，禮樂倫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變成了人的自覺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輕來世、重人倫輕鬼神的中國文化傾向。當列國紛爭走向天下一統(tǒng)，儒家同漢廷合作建立起適應大一統(tǒng)的世界觀、歷史觀和道德觀，并以和平顛覆的方式擁戴王莽上位從而達到了理想巔峰。不過烏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讓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東漢的士風又趨向利祿一途。即便東漢王朝試圖用讖緯之說和今文經(jīng)學收拾人心，但其愈發(fā)走向繁瑣、僵化和荒誕的現(xiàn)實，讓不少人試圖從其他學說中找到處理社會危機的辦法或解決個人心靈的問題。身處帝國大廈將傾、儒學逐漸衰微、價值標準失衡的時代，《古詩十九首》的作者群體一方面試圖擺脫傳統(tǒng)儒家思想的束縛，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從內心出發(fā)表達對功名富貴的追求以及及時行樂的愿望。不過從前文概述的長時段來看，這在中國歷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覺醒，無論是在群體自覺還是個體自覺方面。

從文學視野來看，《古詩十九首》與文學的自覺緊密關聯(lián)。文學由作家、作品、世界、讀者構成，包含文學主體、文學形式、文學觀念和文學批評四個概念。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學史，無不經(jīng)歷了從自在到自覺再到多元的歷史進程。中國文學的源頭有神話說、勞動說、卜祝辭說等種種，不過中國古代詩歌的源頭僅有兩類：《詩經(jīng)》的創(chuàng)作主體是貴族、農(nóng)夫、婦女等群體，以現(xiàn)實主義方式創(chuàng)作，形式以四言詩為主；《楚辭》的創(chuàng)作主體是屈原、宋玉等個體，以浪漫主義方式創(chuàng)作，形式以騷體賦為主。也正是在歷史的軸心時代，孔、孟、老、莊等人提出了“興、觀、群、怨”等一系列稍顯粗糙的文藝思想和文學批評觀念。兩漢時期，兩者在傳承創(chuàng)新中分別發(fā)展為樂府詩和漢賦，樂府詩發(fā)展到成熟階段即為五言體冠冕的《古詩十九首》。以《古詩十九首》為界劃分兩個文學時期：兩漢涌現(xiàn)了一大批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發(fā)展出獨到的文學形式，兼具倫理與審美兩種文學觀念，不過在官方儒學的主導下以“寓訓勉于詩賦”為主；魏晉南北朝出現(xiàn)了更多成體系的文學選集和批評著作，在文學觀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擺脫了經(jīng)學的束縛，傾向于單純的文藝創(chuàng)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從文學的四個維度來看，中國古代文學的自覺應當早于魏晉南北朝，但在魏晉南北朝發(fā)展出令人不可忽視的重要特征。換言之，《古詩十九首》在文學形式上標志著從四言詩到五言詩的成熟，在文學觀念上體現(xiàn)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變化，可謂是魏晉南北朝文學風格的先聲。正如南宋詩論家張戒的觀察，“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后，詩專以詠物”。

從史學視野來看，《古詩十九首》展現(xiàn)時勢的變遷。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繼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祿制逐漸衰落，潛隱在社會中下層的大量人才在亂世洪流中脫穎而出。身處大動蕩、大變革、大發(fā)展的階層流動時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許多士人的堅定信仰。迨至秦漢新立，依靠軍功選拔的地主階層取代世卿世祿的血緣貴族，到了西漢末期甚至演變成為具有強大勢力的豪強地主。東漢時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變革中宣告破滅，豪強地主正在加速轉化為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三方面擁有巨大優(yōu)勢的世家大族，一個兼具地主、學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階層逐步走上歷史舞臺。內外戰(zhàn)爭頻發(fā)、土地兼并嚴重、門閥士族漸起、寒族前途晦暗……東漢末年的中下層文人已經(jīng)很難在信仰崩潰、階層固化、生活艱難中實現(xiàn)人生理想，正如桓、靈時期的民間《童謠》所唱：“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既然已經(jīng)陷入信仰和生存的雙重危機，文人們將部分注意力從宏觀敘事轉移到個體生活之上也當是人之常情。換句話說，文人們在詩句當中呈現(xiàn)的享樂態(tài)度是一種病態(tài)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價值實現(xiàn)途徑的痛苦沉吟，更是過渡時代安頓失落靈魂的暫時解脫之道。從這個維度上來看，《古詩十九首》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代表性，生動地展現(xiàn)了承平之世轉向喪亂之世、經(jīng)學時代轉向玄學時代、皇權政治轉向門閥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作者：周揮輝、毛軍剛，分別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青年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