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參觀魯迅博物館

大江健三郎一度非常看好小說的“兩組合”寫作，他稱之為“二人配”。“二人配”實際上是一種集結兩位主要人物于一書的藝術，或謂交織兩大故事的布局。該方法在本質上是一種“兩結合”的小說寫作意圖。本文稱之為作家的“二人配”小說攻略，是因為該方法貫穿于大江文學創(chuàng)作的整個時段，也是完成其小說“巨大轉折期”的標志性特征。探討這個大端，對研究大江健三郎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相當重要。

大江健三郎剛踏入文壇之時，是憑興趣和激情寫作。1957年發(fā)表的《死者的奢華》中“我”與另一位女生一起受雇搬運死尸，屬于偶然相遇的兩個打工者，都是簡單出場，對小說情節(jié)的構成沒有內在的聯(lián)系和關聯(lián)的張力。1958年發(fā)表的《飼育》《拔去病芽，掐死壞種》和1959年發(fā)表的《我們的時代》，均出現“我與弟弟”的二對應意緒。1963年和1964年發(fā)表的《性的人》《個人的體驗》，人物和故事中的“二人組合”有所隱退。但是在《遲到的青年》中“我”與同村青年阿康結伴出行的情節(jié)，與1967年發(fā)表的《萬延元年的football》中蜜三郎與鷹四郎兩兄弟的登場，都展現了“二人組合”的結構，而且堪稱濃墨重彩。可以說“二人組合”的寫作特點在上個世紀60年代已經嶄露頭角。

上世紀70年代是“二人組合”形成格局的階段。1976年的《擺脫危機者的調查書》中，森父子在生存地位、生理表征和反核社會活動中角色對調屬于此類。1979年《同時代的游戲》中，露巳、露己兄妹“二人組合”情節(jié)也屬于“兩結合”的寫作方式。八九十年代的幾部重要著作，諸如《傾聽雨樹的女人們》（1982年）、《致令人眷念之年的信》（1987年）和《燃燒的綠樹》（1993-1995年），已經有了明顯的意向，構成了“兩結合”創(chuàng)作的書寫框架。《空翻》（1999年）、《被偷換的孩子》（2000年）、《愁容童子》（2002年）、《別了，我的書！》（2005年）的人物塑造，都是小說結構中的骨架，故事展開的復線。概括而言，從上個世紀70至80年代開始，大江健三郎有意識地進行“二人組合”式的創(chuàng)作嘗試，“二人配”攻略成了這個階段的文學特色。這種嘗試在80年代初具規(guī)模。作家本人說這是其文學生涯的“巨大轉折”期，是其創(chuàng)作文體變化的“分水嶺”。“巨大轉折”在“奇怪的二人配”三部曲中達到了頗富成果的體現。

為什么大江健三郎在45到75歲期間，做這樣的“二人配”攻略呢？這就要回顧一下這30年的創(chuàng)作過程。大江是一個讀書型的作家，受巴赫金詩學的感召，其“復調”創(chuàng)作理論對大江健三郎的人物形象塑造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其二是反復使用互文寫作，特別是將西方詩人但丁、葉芝、愛倫·坡、艾略特、布萊克、波德萊爾等詩人的作品引入小說創(chuàng)作中，這些詩人分別與大江健三郎進行著對話，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詩文“兩結合”的風格。其三是受薩義德的影響，通過薩氏接受了阿多諾音樂理論的觀點。再擴大一點而言，20世紀科學的發(fā)展也讓他的“二人配”創(chuàng)作有了借力的科技背景。他曾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海森伯的量子力學，都是自己關注的對象。從作家內在的方面看，這30年是其文學生涯中的最佳年華，經驗激增，學識積厚，年富力強，名聲遠播，可以看出，其早年所受薩特等人的存在主義的影響在淡釋，“兩結合”的寫作在強化。“二人配”的文學攻略強勢展開，不僅促使其作品在數量上近乎等身，在質量上也有突飛猛進的提升。

“物壯則老”，文學風格亦然。經歷30年的“兩結合”創(chuàng)制，其杰出的成就有如文學高原的隆起，但是消極的方面也隨之產生，范式寫作帶來了文學創(chuàng)作和作品欣賞的審美疲勞。如果說過去的“二人組合”曾經助力于其攀登更高一級的臺階，那么到達一定高度，這種“兩結合”的登山梯繩就成了累贅和束縛。細心的讀者會看出，2006至2009年間，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優(yōu)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栗早逝去》和《水死》，與此前鐘意的“二人配”模式大相徑庭。不論是如安娜貝爾·李的櫻，抑或溺水而逝的“父親”，他們的故事都不再是“二人組合”的敘事方式。非常注重文體變革的大江健三郎，面對“二人配”攻略的變數，創(chuàng)作戰(zhàn)略需要做總體性的調整。調整實際上是驟變。驟變難免會陷入進退兩難。這就是為什么他在創(chuàng)作《優(yōu)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栗早逝去》時，因創(chuàng)作方法的改弦更張而筆調艱澀，換言之，在怎么寫的問題上陷入了困境。他想起了自己從孩提時代起就一直敬仰的魯迅先生。據作家自述，2006年9月的北京之行，重溫了魯迅克服絕望情緒的精神，有力地推助他扭轉寫作的僵局，于2007年完成了優(yōu)美的安娜貝爾·李的人物塑造。繼而在《水死》的寫作又一次陷入絕望境地的艱難時刻，大江健三郎于2009年1月16日再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想要從魯迅那里汲取力量。陪同大江的許金龍先生曾撰文記述了這個情景：大江健三郎兩次虔誠地念叨，“魯迅先生，請救救我！”從魯迅博物館里出來后，他對隨行的中國朋友說：“我已經向魯迅作了保證，保證不再沉淪下去，我要振作起來，把《水死》繼續(xù)寫下去。我也確實從魯迅先生那里汲取了力量，回國后確實能夠把《水死》寫下去了。”同年12月17日，大江的長篇小說《水死》由講談社出版。

兩次訪華“向魯迅求救”的成效是顯著的。《優(yōu)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栗早逝去》與《水死》的創(chuàng)作瓶頸次第突破。大江的文體變了，風格也變了。

“二人組合”攻略曾經是作家得心應手的創(chuàng)作方法，如今此法歇息，刀槍入庫，生動活潑的故事和引人入勝的情節(jié)不再是成雙成對地板塊般出現。勇于文體創(chuàng)制的作家又開始了自己的新突破。“二人配”攻略之后，眾多個性鮮明的小說人物在生活的沃土中生根，在作家晚年的筆觸點化下破殼而出。用他自己的一個比喻而言，這種創(chuàng)作方法可視為“卵殼”。“卵殼”中新事物的孕生，很好地詮釋了大江文學發(fā)生學特征。

在其《晚年樣式集》（2013年）中，“二人組合”攻略完全隱退。興辦家庭文藝刊物是一個奇思妙構，刊物凝聚了親朋好友構成類如宇宙星系互動的集合群體。全體出場人物，時而對峙，時而商榷，時而杯葛，時而默契，沒有大起大落的波瀾壯闊，盡是錯落有致的生態(tài)平衡。在這個大江家刊的平臺上，作家將自己一生的創(chuàng)作要津，集而萃之地幻化成了點點星辰。穿插其中的《遺物之歌》總結了作家的最寶貴的人生理念和思想準則。“遺物”是已逝母親的遺志，是作家琢磨了一生的存在的價值之謎。“遺物”也是作家好友薩義德的臨終遺言，“于否定的正中獨自挺直站立……看清困難，向其對面伸出手臂”。

這是一生追求文體創(chuàng)新者的又一種奇特的開卷文體，也是老作家在登峰造極時攜全家成員的“謝幕”儀式。“謝幕”，是大江健三郎對自己生命節(jié)律和身體狀況的一個判斷，也是對自己和對讀者的一個預先交代。開卷，是母親遺言“咱們卻能活上一遍”的后期反思。《晚年樣式集》的書題，展示了這樣一個和諧的場景，時空在通和，生死在重置，眾人皆創(chuàng)客，莫問主是誰。

（作者單位：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