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記看陸寶忠眼中的晚清危局
陸寶忠(1850—1908),字伯葵,號定廬,江蘇太倉人。光緒二年(1876)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館,授職編修,歷任國史館纂修、南書房行走、翰林院侍講學(xué)士、侍讀學(xué)士、內(nèi)閣學(xué)士兼禮部侍郎銜、署禮部尚書等職,官至都察院都御史,并曾任湖南學(xué)政、順天學(xué)政及多次兼鄉(xiāng)、會試考官、閱卷大臣等學(xué)差、考差,是晚清時期典型的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官僚。
《陸寶忠日記》(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 李子然、李細珠 整理 中華書局2022年11月出版
陸寶忠勤于寫日記,惜乎大多散失。《陸寶忠日記》(中華書局2022年出版)輯錄現(xiàn)存未刊稿本八種十四冊,起于光緒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85年9月9日),迄于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8年2月1日),斷斷續(xù)續(xù)歷時二十余年,內(nèi)容豐富,是研究晚清政局與社會變遷難得的珍貴史料。
陸寶忠所處的時代,是近代中國動蕩與變革的時代。他長期任職南書房、內(nèi)閣、禮部、都察院等衙門,有較多接近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及當朝王公重臣的機會,可謂天子近臣、朝中顯貴。作為晚清官僚體制中的重要成員,他對時局的觀察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時代的縮影。
陸寶忠現(xiàn)存部分日記涉及晚清歷史上戊戌變法、己亥建儲、丙午官制改革、丁未政潮等牽動清朝政局變動的重大政治事件。盡管他可以近距離觀察這些政治變動,但他非常謹慎,在日記中惜墨如金,只是有所涉及而并沒有太多的記載。對此,陸寶忠自己曾經(jīng)吐露了心聲。光緒二十六年(1900)二月初一日,陸寶忠記載給好友張曾敭(小帆)寫信時有謂:“寫小帆信,中多傷時語,此后亦宜謹慎,末世人心,不可不防也。(小帆乃素心人,屬其閱后即焚。)”可見陸寶忠并非漠然無視一切,其實毋寧說他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只因其對時局的判斷不容樂觀,深感人心莫測而不得不謹小慎微。正因為陸寶忠相關(guān)記載的文字不多,可知其下筆時是如何字斟句酌、左右權(quán)衡,如此發(fā)自肺腑的慎重表達,其所透露出來的蛛絲馬跡,或許可謂其內(nèi)心觀感的真實寫照,因而益顯珍貴。
關(guān)于戊戌變法。當時陸寶忠丁母憂賦閑居京,其日記幾乎沒有記載變法的舉措,有少許涉及政變的文字,都是用小字寫在每天日記正文中間或后面,顯然是事后補記。如光緒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四日,“本日慈圣自園還西苑。”初六日,“本日拿康有為,已先日出京矣。”初九日,“本日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拿問,電旨拿梁啟超。”十三日,“本日康廣仁、楊深秀、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正法。”只是簡單記事,沒有任何評論。
盡管如此,但陸寶忠對于變法之事并非無動于衷。有兩則日記可見其對變法的憂心:一是當年七月十八日所記看湯壽潛《危言》的感受,有謂:“午后,看湯蟄仙《危言》,可采處多,然亦有書生之見,能說不能行者。世變至今,真五千余年第一創(chuàng)格,天殆將混一全球乎?然中華民智未開,人心太壞,浩劫將臨,其慘殆不忍言,不知我生能免見之否?”二是七月二十三日閱讀《宋史》王安石變法的感受,有謂:“閱《宋史》荊公變法,引用小人,卒釀徽欽之禍,其時宋尚承平,且有正人與之爭論,荊公雖執(zhí)拗,而其學(xué)問甚辨博,貽禍且然,況遠不如彼者乎?”顯然是針對時事有感而發(fā),而且對康梁變法并不滿意。
后來還有一些日記,也可見陸寶忠對于康梁變法是持反對態(tài)度。光緒二十五年(1899)八月初三日,“看湘人所刻《翼教叢編》,彼康梁固罪不容誅,而刻書者事后自居正士,仍是一派求名求利之心,未可為真君子也。”十月二十八日,“在稚夔處借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閱之,令人憤憤。”十一月二十九日,“訪燮老,……去夏參康片引喻切當,臨遞時抽去,不免有觀望之心,殊可惜耳。”光緒二十八年(1902)七月十六日,“季樵來答,憶戊戌初變法時,見其熱中,即屢規(guī)之,今罷官以山長自活,亦可憐已。”說康梁“罪不容誅”,看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很氣憤,惋惜孫家鼐(燮臣)當年參劾康有為臨陣退卻,屢阻王季樵(錫蕃)參與變法,均表明陸寶忠與康梁不是同路人。
關(guān)于己亥建儲。陸寶忠服闋之后重回南書房不久,近距離觀察了冊立大阿哥儀式。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記載:“晨起。先祭神畢,入直。辰正初刻,偕同事至瀛秀門外伺候。巳初叫起,同詣儀鸞殿東暖閣。太后、皇上并在南窗北向坐,阿哥侍立在太后旁。諸臣齊跪。太后玉音甚低,聽不分晰。上親遞紅絨結(jié)頂帽,令阿哥換戴,免冠碰頭后,太后命:‘先與我叩頭。’阿哥叩頭畢,復(fù)向上叩頭,隨侍立在旁。太后將朱諭交慶邸,令諸臣同閱。即出,在外略待,同至軍機聽起屋內(nèi)恭閱畢,復(fù)同至?xí)砍燥垼ⅰU把鎏祛仯迨菀焉酰唤弧w后料理瑣事,寫劬庵信。竟日如醉如癡,國運至此,后憂方大,何生不逢辰耶。”這則日記透露三個重要信息:一是慈禧太后非常強勢,冊立大阿哥是其強勢所為;二是光緒皇帝很可憐,陸氏深表同情;三是陸寶忠對朝政非常擔憂,暗自慨嘆前景不妙。
關(guān)于丙午官制改革。官制改革涉及人事安排與權(quán)力分配,各派政治勢力明爭暗斗。陸寶忠深為憂慮,光緒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二十四日記載:“適徐菊人來,談東三省情形甚悉,俄之魄力最大,日之心志最齊,吾則事事腐敗,受制于兩大,已無自強之望,而京中士大夫不知公益,不思國恥,專為蝸角之爭,可為嘆息痛恨!”
關(guān)于丁未政潮之后的政局。光緒三十三年(1907)五月發(fā)生丁未政潮,奕劻、袁世凱勢力擊敗瞿鴻禨、岑春煊等人,進而牢固掌握清朝中央政權(quán)。陸寶忠站在同情瞿、岑的角度,對奕、袁勢力頗為不滿。其七月二十日記載:“傍晚,馬景山軍門(玉崑)來拜,談時事,亦知當國者無主宰,用人不當,專以張皇無據(jù)之言哃喝兩宮,大局殊為可慮云云。武夫所見如此,則政府之不愜人望可想矣。”在此他借馬玉崑之口,批評“政府之不愜人望”。七月二十六日,陸寶忠從邸抄看到大學(xué)士張之洞、外務(wù)部尚書袁世凱均補授軍機大臣,便發(fā)出“從此朝局將大變矣”的感慨。陸寶忠擔心袁世凱入樞之后與首席軍機大臣奕劻狼狽為奸。七月二十八日記載:“北洋楊士驤署,川督放陳小石,鄂督趙次珊調(diào),張小帆調(diào)蘇撫,馮汝骙驟得浙撫。此皆項城之措置也。時局至此,專用私人,所謂勵精圖亂,破格用己,甫執(zhí)政柄,即毅然為之,勢不至亡天下不止,可為痛哭!”袁世凱甫入樞,便在督撫中安插私人,使陸寶忠頗感政局可危。
強烈的“末世”感。這是陸寶忠親身經(jīng)歷與近距離觀察政局變動及社會變遷的深刻而痛苦的體驗。治近代史者往往津津樂道同治六年(1867)兩江總督曾國藩與其幕僚趙烈文之間那段著名對話,并驚嘆趙烈文對清朝國運驚人的預(yù)測。
據(jù)趙烈文日記記載,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晚,曾國藩與趙烈文閑聊,“言得京中來人所說,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zhí)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烈文回答:“天下治安,一統(tǒng)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蹙額良久,再問:“然則當南遷乎?”趙答:“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
其實,在晚清時期,清朝統(tǒng)治在內(nèi)憂外患之中風雨飄搖,有識之士對國家前途與命運深感憂慮不足為怪。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張之洞就曾致書守舊派首領(lǐng)人物大學(xué)士徐桐大發(fā)警世危言:“若不急謀自強,恐有再圖十年之安亦不可得。”
陸寶忠日記則有多處表露清朝國運將盡、已到“末造”“末世”的悲憫心態(tài)。光緒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二十七日,“燈下,仍看《政書》(引者注:《胡文忠公政書》),不禁感慨系之。當咸豐末年,粵匪蹂躪半天下,繼以庚申木蘭之狩,大局岌岌可危,然卒能力持危局,馴致中興者,以外有胡、曾諸公(文忠為首功,惜年不永,然規(guī)模宏遠,志慮忠純,勘定東南,皆基于此。是為不世出之杰,曾尚亞之,左以下無論矣),內(nèi)有恭邸及李文清、文文忠皆力主公道,不掣將帥之肘。今時局日非,設(shè)胡文忠生此時,恐未必能行其志,況顛倒錯亂乎?當日人心吏治已日非,亦尚未落今之甚,今糜潰至不可收拾矣。外患內(nèi)憂,相逼而來,必至內(nèi)訌由外患而起,外患即乘內(nèi)訌而來,瓜分豆剖之局成矣。中原兆姓將為人之魚肉,為人之奴隸,為人之狗彘,此生民以來未有之劫也。欲挽回之,非改弦更張,力持定見,齊心協(xié)力,濟以猛毅不可。先節(jié)國用,求將才,清吏治,結(jié)民心,庶有支撐之望。生非其時,體又日弱,此恨殆付之終古矣。漫記于此,以寄吾悲憫之心。”光緒三十二年(1906)閏四月初十日,“得王紫翔信,謂吾婁三百年來,以京官躋一品者,惟王顓菴一人,今繼其躅,務(wù)善自樹立云云。顓翁當康熙盛時,雖以建儲觸怒,而天下想望豐采。今當末造,內(nèi)憂外患,相逼而來,自問既無學(xué)問,又乏經(jīng)濟,浮沉其間,徒速官謗,可愧可愧!”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8年1月27日),“傍晚,夢陶來談,亦述陳瑤圃之言,與鳳老所云適合,斷無再出之理。宦海風波,古今人經(jīng)此者不少,惟須心有把握耳。所述蘇省公呈,請親貴出了路事,聞之可嗤。末世人心如此,焉得不敗?”
陸寶忠晚年“以朝局日壞,益形憂憤”,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四月病逝,其時距清朝覆亡僅三年多時間。應(yīng)該說,其多年來“末世”感的準確度并不亞于趙烈文隨口一說之預(yù)測。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