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寶忠（1850—1908），字伯葵，號定廬，江蘇太倉人。光緒二年（1876）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館，授職編修，歷任國史館纂修、南書房行走、翰林院侍講學(xué)士、侍讀學(xué)士、內(nèi)閣學(xué)士兼禮部侍郎銜、署禮部尚書等職，官至都察院都御史，并曾任湖南學(xué)政、順天學(xué)政及多次兼鄉(xiāng)、會試考官、閱卷大臣等學(xué)差、考差，是晚清時期典型的學(xué)而優(yōu)則仕的傳統(tǒng)官僚。

《陸寶忠日記》（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 李子然、李細珠 整理 中華書局2022年11月出版

陸寶忠勤于寫日記，惜乎大多散失。《陸寶忠日記》（中華書局2022年出版）輯錄現(xiàn)存未刊稿本八種十四冊，起于光緒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85年9月9日），迄于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908年2月1日），斷斷續(xù)續(xù)歷時二十余年，內(nèi)容豐富，是研究晚清政局與社會變遷難得的珍貴史料。

陸寶忠所處的時代，是近代中國動蕩與變革的時代。他長期任職南書房、內(nèi)閣、禮部、都察院等衙門，有較多接近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及當朝王公重臣的機會，可謂天子近臣、朝中顯貴。作為晚清官僚體制中的重要成員，他對時局的觀察在某種意義上可謂時代的縮影。

陸寶忠現(xiàn)存部分日記涉及晚清歷史上戊戌變法、己亥建儲、丙午官制改革、丁未政潮等牽動清朝政局變動的重大政治事件。盡管他可以近距離觀察這些政治變動，但他非常謹慎，在日記中惜墨如金，只是有所涉及而并沒有太多的記載。對此，陸寶忠自己曾經(jīng)吐露了心聲。光緒二十六年（1900）二月初一日，陸寶忠記載給好友張曾敭（小帆）寫信時有謂：“寫小帆信，中多傷時語，此后亦宜謹慎，末世人心，不可不防也。（小帆乃素心人，屬其閱后即焚。）”可見陸寶忠并非漠然無視一切，其實毋寧說他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只因其對時局的判斷不容樂觀，深感人心莫測而不得不謹小慎微。正因為陸寶忠相關(guān)記載的文字不多，可知其下筆時是如何字斟句酌、左右權(quán)衡，如此發(fā)自肺腑的慎重表達，其所透露出來的蛛絲馬跡，或許可謂其內(nèi)心觀感的真實寫照，因而益顯珍貴。

關(guān)于戊戌變法。當時陸寶忠丁母憂賦閑居京，其日記幾乎沒有記載變法的舉措，有少許涉及政變的文字，都是用小字寫在每天日記正文中間或后面，顯然是事后補記。如光緒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四日，“本日慈圣自園還西苑。”初六日，“本日拿康有為，已先日出京矣。”初九日，“本日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拿問，電旨拿梁啟超。”十三日，“本日康廣仁、楊深秀、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正法。”只是簡單記事，沒有任何評論。

盡管如此，但陸寶忠對于變法之事并非無動于衷。有兩則日記可見其對變法的憂心：一是當年七月十八日所記看湯壽潛《危言》的感受，有謂：“午后，看湯蟄仙《危言》，可采處多，然亦有書生之見，能說不能行者。世變至今，真五千余年第一創(chuàng)格，天殆將混一全球乎？然中華民智未開，人心太壞，浩劫將臨，其慘殆不忍言，不知我生能免見之否？”二是七月二十三日閱讀《宋史》王安石變法的感受，有謂：“閱《宋史》荊公變法，引用小人，卒釀徽欽之禍，其時宋尚承平，且有正人與之爭論，荊公雖執(zhí)拗，而其學(xué)問甚辨博，貽禍且然，況遠不如彼者乎？”顯然是針對時事有感而發(fā)，而且對康梁變法并不滿意。

后來還有一些日記，也可見陸寶忠對于康梁變法是持反對態(tài)度。光緒二十五年（1899）八月初三日，“看湘人所刻《翼教叢編》，彼康梁固罪不容誅，而刻書者事后自居正士，仍是一派求名求利之心，未可為真君子也。”十月二十八日，“在稚夔處借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閱之，令人憤憤。”十一月二十九日，“訪燮老，……去夏參康片引喻切當，臨遞時抽去，不免有觀望之心，殊可惜耳。”光緒二十八年（1902）七月十六日，“季樵來答，憶戊戌初變法時，見其熱中，即屢規(guī)之，今罷官以山長自活，亦可憐已。”說康梁“罪不容誅”，看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很氣憤，惋惜孫家鼐（燮臣）當年參劾康有為臨陣退卻，屢阻王季樵（錫蕃）參與變法，均表明陸寶忠與康梁不是同路人。

關(guān)于己亥建儲。陸寶忠服闋之后重回南書房不久，近距離觀察了冊立大阿哥儀式。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記載：“晨起。先祭神畢，入直。辰正初刻，偕同事至瀛秀門外伺候。巳初叫起，同詣儀鸞殿東暖閣。太后、皇上并在南窗北向坐，阿哥侍立在太后旁。諸臣齊跪。太后玉音甚低，聽不分晰。上親遞紅絨結(jié)頂帽，令阿哥換戴，免冠碰頭后，太后命：‘先與我叩頭。’阿哥叩頭畢，復(fù)向上叩頭，隨侍立在旁。太后將朱諭交慶邸，令諸臣同閱。即出，在外略待，同至軍機聽起屋內(nèi)恭閱畢，復(fù)同至?xí)砍燥垼ⅰＵ把鎏祛仯迨菀焉酰唤弧w后料理瑣事，寫劬庵信。竟日如醉如癡，國運至此，后憂方大，何生不逢辰耶。”這則日記透露三個重要信息：一是慈禧太后非常強勢，冊立大阿哥是其強勢所為；二是光緒皇帝很可憐，陸氏深表同情；三是陸寶忠對朝政非常擔憂，暗自慨嘆前景不妙。

關(guān)于丙午官制改革。官制改革涉及人事安排與權(quán)力分配，各派政治勢力明爭暗斗。陸寶忠深為憂慮，光緒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二十四日記載：“適徐菊人來，談東三省情形甚悉，俄之魄力最大，日之心志最齊，吾則事事腐敗，受制于兩大，已無自強之望，而京中士大夫不知公益，不思國恥，專為蝸角之爭，可為嘆息痛恨！”

關(guān)于丁未政潮之后的政局。光緒三十三年（1907）五月發(fā)生丁未政潮，奕劻、袁世凱勢力擊敗瞿鴻禨、岑春煊等人，進而牢固掌握清朝中央政權(quán)。陸寶忠站在同情瞿、岑的角度，對奕、袁勢力頗為不滿。其七月二十日記載：“傍晚，馬景山軍門（玉崑）來拜，談時事，亦知當國者無主宰，用人不當，專以張皇無據(jù)之言哃喝兩宮，大局殊為可慮云云。武夫所見如此，則政府之不愜人望可想矣。”在此他借馬玉崑之口，批評“政府之不愜人望”。七月二十六日，陸寶忠從邸抄看到大學(xué)士張之洞、外務(wù)部尚書袁世凱均補授軍機大臣，便發(fā)出“從此朝局將大變矣”的感慨。陸寶忠擔心袁世凱入樞之后與首席軍機大臣奕劻狼狽為奸。七月二十八日記載：“北洋楊士驤署，川督放陳小石，鄂督趙次珊調(diào)，張小帆調(diào)蘇撫，馮汝骙驟得浙撫。此皆項城之措置也。時局至此，專用私人，所謂勵精圖亂，破格用己，甫執(zhí)政柄，即毅然為之，勢不至亡天下不止，可為痛哭！”袁世凱甫入樞，便在督撫中安插私人，使陸寶忠頗感政局可危。

強烈的“末世”感。這是陸寶忠親身經(jīng)歷與近距離觀察政局變動及社會變遷的深刻而痛苦的體驗。治近代史者往往津津樂道同治六年（1867）兩江總督曾國藩與其幕僚趙烈文之間那段著名對話，并驚嘆趙烈文對清朝國運驚人的預(yù)測。

據(jù)趙烈文日記記載，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晚，曾國藩與趙烈文閑聊，“言得京中來人所說，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zhí)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褲，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烈文回答：“天下治安，一統(tǒng)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后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蹙額良久，再問：“然則當南遷乎？”趙答：“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

其實，在晚清時期，清朝統(tǒng)治在內(nèi)憂外患之中風雨飄搖，有識之士對國家前途與命運深感憂慮不足為怪。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張之洞就曾致書守舊派首領(lǐng)人物大學(xué)士徐桐大發(fā)警世危言：“若不急謀自強，恐有再圖十年之安亦不可得。”

陸寶忠日記則有多處表露清朝國運將盡、已到“末造”“末世”的悲憫心態(tài)。光緒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二十七日，“燈下，仍看《政書》（引者注：《胡文忠公政書》），不禁感慨系之。當咸豐末年，粵匪蹂躪半天下，繼以庚申木蘭之狩，大局岌岌可危，然卒能力持危局，馴致中興者，以外有胡、曾諸公（文忠為首功，惜年不永，然規(guī)模宏遠，志慮忠純，勘定東南，皆基于此。是為不世出之杰，曾尚亞之，左以下無論矣），內(nèi)有恭邸及李文清、文文忠皆力主公道，不掣將帥之肘。今時局日非，設(shè)胡文忠生此時，恐未必能行其志，況顛倒錯亂乎？當日人心吏治已日非，亦尚未落今之甚，今糜潰至不可收拾矣。外患內(nèi)憂，相逼而來，必至內(nèi)訌由外患而起，外患即乘內(nèi)訌而來，瓜分豆剖之局成矣。中原兆姓將為人之魚肉，為人之奴隸，為人之狗彘，此生民以來未有之劫也。欲挽回之，非改弦更張，力持定見，齊心協(xié)力，濟以猛毅不可。先節(jié)國用，求將才，清吏治，結(jié)民心，庶有支撐之望。生非其時，體又日弱，此恨殆付之終古矣。漫記于此，以寄吾悲憫之心。”光緒三十二年（1906）閏四月初十日，“得王紫翔信，謂吾婁三百年來，以京官躋一品者，惟王顓菴一人，今繼其躅，務(wù)善自樹立云云。顓翁當康熙盛時，雖以建儲觸怒，而天下想望豐采。今當末造，內(nèi)憂外患，相逼而來，自問既無學(xué)問，又乏經(jīng)濟，浮沉其間，徒速官謗，可愧可愧！”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8年1月27日），“傍晚，夢陶來談，亦述陳瑤圃之言，與鳳老所云適合，斷無再出之理。宦海風波，古今人經(jīng)此者不少，惟須心有把握耳。所述蘇省公呈，請親貴出了路事，聞之可嗤。末世人心如此，焉得不敗？”

陸寶忠晚年“以朝局日壞，益形憂憤”，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四月病逝，其時距清朝覆亡僅三年多時間。應(yīng)該說，其多年來“末世”感的準確度并不亞于趙烈文隨口一說之預(yù)測。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