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中國第一部文學理論批評史學術專著，也是古代文學理論發(fā)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作，這部古代文學理論發(fā)展史上最杰出、最系統(tǒng)、最重要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對后世的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日前，滬上召開了“《文心雕龍》在龍游”學術研討會，會上不少學者認為，這部巨著可能是在南朝梁天監(jiān)初（502年）劉勰任太末令（今龍游縣）期間正式完稿的，距今已有1520年，此時召開“《文心雕龍》在龍游”學術研討會具有特殊的紀念意義。

著名文獻學者楊明照《梁書劉勰傳箋注》云：“《文心雕龍》定稿應在齊末和帝中興二年（同年四月梁武帝即位，天監(jiān)元年，公元502年）。當時大文豪沈約仕齊，和帝時最為資盛。”學界泰斗饒宗頤在《文心雕龍聲律篇與鳩摩羅什通韻》中認為，定稿應在梁武帝受禪之后。受禪是指新皇帝承受舊帝讓給的帝位，南朝齊和帝蕭寶融禪讓給南朝梁武帝蕭衍。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到鄒衍、馮衍、王衍時，均避諱使用梁武帝蕭衍的“衍”字。由此可以推測《文心雕龍》最后定稿年代應在梁武帝時期，而劉勰這一時期在太末任職。

劉勰（約公元465年~約520年）字彥和，祖籍今山東省日照市。少時家境清寒，父親早逝，母親帶著年幼的他回到娘家。劉勰的外公齊儒士是一位經(jīng)學家，以教書為業(yè)，見到外孫勤勉好學，決意送他去研習經(jīng)學。十多歲時，母親帶著劉勰到京口甘露寺，聆聽高僧法穎大師講律學，有幸結識了南朝名剎定林寺的僧祐大師。定林寺中藏有大量佛教典籍，齊梁時的王公大臣紛紛到此聽講律令。僧祐見年幼的劉勰聰慧好學，甚是喜愛，讓其協(xié)助整理佛典、編制目錄、抄錄群籍、撰寫碑銘等。據(jù)《梁書·劉勰傳》記載：“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余年。遂博通經(jīng)論，因區(qū)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jīng)藏，勰所定也。”劉勰在定林寺居住的十多年時間里，閱讀了大量的佛學典籍及儒家名著，開闊了知識視野，文學功底日漸深厚，也為日后創(chuàng)作《文心雕龍》積累了大量素材。19歲時劉勰母親不幸過世，其服喪期滿后，恰逢朝廷下詔舉人，便獨自跑到當時最繁華的京城建康（今南京）定林寺尋找僧祐大師。

據(jù)說劉勰在定林寺前后完成《文心雕龍》初稿，但并“未為時流所稱”，更不可能“洛陽紙貴”。南朝看重門第閥閱，劉勰出身寒門，籍籍無名，縱有曠世驚人之作，也難以得到時人的肯定。他請教僧祐大師如何是好。僧祐認真閱讀了《文心雕龍》，還為此書做了校核與修訂，他為全書的文采及觀點拍案叫絕。他點撥劉勰道：“何不去找沈約？”沈約是當朝丞相，與梁武帝交好，權傾朝野，也是南朝大學問家。于是，劉勰決意去找沈約，幾經(jīng)周折，終于呈送了此書。沈約仔細閱讀《文心雕龍》文稿后，推崇備至，認為其“體大思精，深得文理”。

沈約賞識劉勰的才華，遂舉薦劉勰進入仕途。據(jù)《梁書·文學傳》載：“天監(jiān)(公元502-519年)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為太末令，政有清績。”或受高僧影響，劉勰一生無娶妻生子，故他既無妻室之累，也無父母之掛，輕車簡從，就上路了。劉勰任太末令后，踐行了他在《文心雕龍》中表達的“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的初心，知行合一，廉潔奉公，不治私產(chǎn)，殫精竭慮，一心為民，做出了一定的成績。劉勰辦案拒收賄賂，秉公辦事，能一天辦完的案子決不拖到第二天。劉勰治水成績亦很突出，他時常帶著隨從出城巡視衢江，察看江水的漲落。這條河流是太末縣農(nóng)耕灌溉的命脈，但在山洪暴發(fā)之時，也會帶來水患。對于各個險要地段，劉勰囑咐衙役派專人守望修葺，以備不測。劉勰還采取多項措施，輕徭簡政、勸農(nóng)桑、薄賦稅，使縣內(nèi)風化大行，人懷自厲，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有了較大的發(fā)展。經(jīng)吏部考核被評為“政有清績”，此為政令簡約而不擾民，不煩苛，不增加人民負擔，也包含清廉自守之意。

劉勰離任后，太末百姓扶老攜幼為劉勰送行，太末城池不大，但劉勰足足走了兩個多時辰才離開縣城，可見他深受百姓的愛戴。就劉勰一生而言，他在太末的政績與創(chuàng)作《文心雕龍》可并列為兩大卓越成就，而二者是完全和諧統(tǒng)一的。

學界諸家對《文心雕龍》成書時間存在不同說法。著名學者陸侃如教授認為《文心雕龍》應在天監(jiān)六年定稿。牟世金教授（著有《劉勰年譜匯考》，巴蜀書社版）贊同饒宗頤之說，認為在天監(jiān)六年七月之后，他以為劉勰任太末令應滿三年，至天監(jiān)九年為止。華東師大中文系終身教授劉永翔認為從避諱等問題來看，《文心雕龍》成書年代與龍游是有關系的，雖然在文獻上沒有明確的記載，但從劉勰的行蹤來分析，這是完全可能的。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楊明是國內(nèi)屈指可數(shù)的《文心雕龍》研究專家，他認為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表達之人生理想，“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在任太末令時得以部分實現(xiàn)。劉勰認為官史是既積極從事于政治、社會活動，又具有高度的文化修養(yǎng)。楊教授也從避諱學上推斷《文心雕龍》的修訂成書年代與龍游可能存在的淵源關系。據(jù)《龍游縣志》記載：梁天監(jiān)初年（502），劉勰擔任太末縣令。劉勰根據(jù)沈約所提出的建議，在任職間隙完成對《文心雕龍》的重新修改和校訂亦有可能。

劉勰的巨著《文心雕龍》引發(fā)了后人極大的研究興趣，并由此產(chǎn)生了“文心學”，魯迅認為它可以和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相媲美。劉勰一生中惟一的為官生涯在龍游，他的《文心雕龍》也因此與龍游有了關聯(lián)，為龍游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在“《文心雕龍》在龍游”學術研討會上，學者們呼吁在龍游建造“文心亭”或“雕龍閣”，以紀念劉勰這位為龍游發(fā)展作出過卓越貢獻的杰出人物。

（本文作者系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田野考古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