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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饒宗頤與季羨林的學術交誼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 趙建永  2022年12月08日08:53

    香港大學饒宗頤先生(1917—2018)與北京大學季羨林先生(1911—2009)作為會通東西的文化大師,因研究領域相近、地位相當,被譽為“南饒北季”,是當代中國學界兩座并峙的文化高峰。他們惺惺相惜,互為知己,成為絕美的學林風景。兩位哲人學域廣博精深,都是兼容百家、百科全書式的文壇泰斗,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譽。

    南饒北季 相互推重

    季老生于聊城貧寒之家,年長饒公六歲,科班出身;饒公(號選堂)生于潮州首富之門,自學成才。他們的家庭背景、求學環(huán)境、人生經歷雖異,但治學方向、學術思想、文化精神等方面卻志趣相投,并在國學、語言學、跨文化比較等領域多有交集。改革開放后,季老赴香港講學,與饒公一見如故,并到饒公家中做客,從此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學術交往,數(shù)千里的空間距離未曾阻隔他們的交流互動和對復興中華文化的共同求索。

    1982年,饒公、季老一起被聘為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顧問。當時饒公論文常散見于內地學術刊物,卻尚未獨立出版成書。作為內地最早系統(tǒng)了解饒公學問的人,季老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初版的《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寫下近兩萬字長序。序言將饒公大半生的學術成就分為敦煌學、甲骨學、詞學、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與金石書畫等八大類,并詳細評論饒公的淵博學識、科學嚴謹?shù)闹螌W方法及其在海內外漢學界的廣泛影響,字里行間滿懷欽敬之情。

    自季老大力推介饒公后,“南饒北季”相攜互助逐漸傳為學界佳話。1991年,饒公為季老八十壽辰所撰之文收入《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1993年,季老題簽《慶祝饒宗頤教授七十五歲論文集》并提交論文。1994年,他們同赴泰國參加華僑崇圣大學揭牌慶典,分別被聘為該校的中華文化研究院院長和顧問。此間,兩人商定聯(lián)合該校與清華大學、中山大學、香港大學相關機構創(chuàng)辦《華學》雜志。次年,饒公和季老主編的《華學》刊行,深受國際學術界的重視。

    1998年,季老為饒公詩詞駢文合集《清暉集》撰序,表達自己高山仰止的心聲:“選堂先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世界五洲已歷其四;華夏九州已歷其七;神州五岳已登其四。先生又為性情中人,有感于懷,必發(fā)之為詩詞,以最純正之古典形式,表最真摯之今人感情,水乳交融,天衣無縫,先生自謂欲為詩人開拓境界,一新天下耳目,能臻此境界者,并世實無第二人。”1999年,我有幸參與湯一介先生為季老隆重舉辦的“米壽”大慶,其中書琴詩畫展格外雅致。饒公于香港書聯(lián)賀壽:“天下文章莫大是,一時賢士皆從游。”饒公與季老常有書信來往,從中可一睹大師的精神世界。

    匯聚名家 復興文化

    1997年4月7日,饒公在北大主講首屆“湯用彤講座”,季老在致辭中充分肯定該講座對學術研究的典范意義。現(xiàn)場所拍攝的饒宗頤、季羨林、周一良、任繼愈四老聚會合影在海內外流傳頗廣,因不是刻意擺拍,恰好顯露了大家風范的自然本色。當時我做接待工作,正在四老身邊。季老對饒公所講中國文化復興頗有共鳴,得知我研究“返本開新”的文化復興機制,遂請我將成果送他一份。

    8日,我如約至季老家呈上拙文,暢談后季老以張載四句教題辭策勵。后來看到季老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出版,我才知曉他那時正寫作此書。季老搜集資料的廣泛性令人嘆為觀止,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何他會百忙中撥冗關注拙文。同日,季老還與饒公出席在北大東方學系舉行的《敦煌吐魯番研究》編委會議。該集刊由身兼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的季老1995年創(chuàng)辦,與饒公、周一良聯(lián)合主編。

    季老給我的印象,誠如饒公為《季羨林傳》作《序》所言:季老篤實敦厚,做學問必“涸澤而漁”,是“海涵地負”“厚德載物”的具體表現(xiàn),為發(fā)展中華學術作出不可磨滅的功勛。饒公的“湯用彤講座”講稿等論文由北大編成專輯出版,季老在序中談到自己只要得到饒公著作“必仔細拜讀”,并高度評價他治學的成就和四大特點:“第一,涉及范圍廣,使人往往有汪洋無涯之感。這在并世學人中并無第二人。第二,選堂先生的論文引用材料范圍極廣。古典文獻,固無論矣。對當代學人的文章,他也幾乎是巨細不遺……第三,選堂先生非常重視考古發(fā)掘的地下新資料。他對大陸考古發(fā)掘情況了如指掌。不用舉更遠的例子,眼前這一部新著就是最好的證明。第四,由于具備了以上諸條件,加以能讀書得閑,所以饒先生在論文中時有新的創(chuàng)獲。”

    因“惟英雄能識英雄”,上述評語用于描述季老的治學也同樣貼切。2000年,北大聘請饒公為客座教授,季老出席聘任儀式。次年,季老邀請饒公在北大作報告,饒公提出“新經學”旨在古為今用,實現(xiàn)中國的文藝復興,還把“天人合一”理念進一步發(fā)展為人與自然相互促進的“天人互益”。2003年,湯一介先生主持的重大文化工程《儒藏》啟動,季老任首席總編纂,饒公做顧問。饒公撰文《〈儒藏〉與新經學》,指出《儒藏》工程是新經學建設和中華文化復興的重要立足點,這成為《儒藏》后續(xù)工作的指導思想。

    季老文化觀影響最大的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說,他以學貫中西的閱歷和卓識,一直堅定地把此說視為“人類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認為中華文化復興是真理,指出風向正在轉變,“21世紀可能就是轉折點”。如今來看,季老與饒公30年前在濃厚的崇洋氛圍中力倡中華文化復興論,的確是先知先覺。

    詩書印心 千古知音

    2008年10月28日,在故宮舉行“饒宗頤書畫展”前一天,饒公專程到301醫(yī)院看望季老。季老滿面紅光,如孩童般翹首企盼,一見饒公走來便雙手合十,饒公則連連作揖以示問候。兩位老人一位合十、一位作揖,都是內心情感的自然流露,體現(xiàn)了不同又相通的南北風范。他們以詩書畫分享學術人生感悟,饒公贈送季老一部厚重的新作《陶鑄古今——饒宗頤著述錄》,并以一幅書法“崧高維岳”(語出《詩經·大雅》),稱贊季老的成就,祝愿其健康長壽。他還為素愛蓮花的季老繪制一卷富有“饒荷”特色的荷花立軸,上題晚唐詩僧齊己之詩《題東林白蓮》:“大士生兜率,空池滿白蓮……誰知不染性,一片好心田。”時任文化部副部長鄭欣淼陪同饒公前來,言及饒公此次北京之行將其十幅書畫作品捐贈故宮收藏,還將舉辦藝術展和國際學術研討會,季老豎起拇指夸贊饒公多才多藝。數(shù)十年來,二老經常見面親切交談,這是最后一次會晤。

    2009年7月11日凌晨,我忽然夢見不少遠道而來的師友拜望住在一所深宅大院的季老。醒后我驚詫不已,因為從未有過這類夢境。隨即在4時30分,93歲的任繼愈先生在北京醫(yī)院安靜地永遠合上雙眼;4小時后,98歲的季老在301醫(yī)院駕鶴西歸,兩位老友就像約好一起遠行一般,在同一個清晨相繼離世,令人哀慟。饒公聞訊即揮書“國喪二寶,哀痛曷極”!他逐一翻閱與季老的合影,綿綿思念溢于言表,作七律悼詩一首《挽季羨林先生》,遙寄哀思:

    遙睇燕云十六州,商量舊學幾經秋。

    榜加糖法成專史,彌勒奇書釋佉樓。

    史詩全譯駭魯迅,釋老淵源正魏收。

    南北齊名真忝竊,乍聞乘化重悲憂。

    挽詩精準地總結了季老的主要成就,表達失去難得知音的悲寂。末句指面對“南饒北季”盛譽,饒公自謙有愧。“乘化”典出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季老最喜歡陶詩“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故饒公用“乘化”表明季老順隨自然的從容、超脫生死的達觀和圓融無礙的自如。

    入“預流果” 得大自在

    “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是饒公在海上撫琴吟詩時的神來之筆,充分體現(xiàn)出他的人生態(tài)度和境界。意謂生命意義的最高價值標準在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建樹,使局限性的個體意志融入無限的“大我”,從而實現(xiàn)永恒;即使在急流中央也能保持澹定的自在心境,如如不動,燕處超然,隨遇而安。饒公和季老均有這種會通儒道釋的超越性智慧,看透苦樂生死,因而得以健康長壽。《中流自在心》是季老談修身養(yǎng)性、生命感悟的著作,以修心愛國為主題,可謂當代國人亟需的素質教育讀本。與二老接觸者,皆會感到他們超凡脫俗的純凈自在。其修身經驗可以啟迪人生智慧,陶冶我們做有修養(yǎng)、高素質、好心態(tài)的公民。

    季老在師輩中最敬重陳寅恪和湯用彤先生,而在當代學者中最推重饒公,盛贊他最能發(fā)現(xiàn)問題,隨時接受新事物,饒公則說季老懂他。季老坦言饒公是自己心中真正的大師,稱其“在中國文、史、哲和藝術界,以至在世界漢學界都是一個極高的標尺”。他還肯定饒公與王國維、陳垣、陳寅恪等大師一樣,都已臻于“預流果”的境界。

    “預流”梵語稱“須陀洹”,陳寅恪用之生動形象地比喻治學參預進入時代潮流:“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季老具體解釋說:“我們做什么事情,都要預流,換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要跟上時代的步伐……不預流,就會落伍,就會停滯,就會倒退。能預流,就能前進,就能創(chuàng)新,就能生動活潑,就能逸興遄飛。饒宗頤先生是能預流的,我們首先應該學習他這一點。”實際上,季老和饒公均臻于這一境界,他們始終置身現(xiàn)代學術潮流的前列,與時俱進,皆入“預流果”而得大自在。

    饒公與季老都以赤誠報國之心,承擔起弘揚中華文化的使命。在共圓民族復興夢的事業(yè)中,他們成就了“世紀之交”的真摯友誼,以高尚情操譜寫出一曲高山流水式的學術情誼,其君子品行和大師風度交映生輝,成為學林楷模。

    (作者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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