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說

“文壇風俗考”是著名評論家王干在本刊撰寫的專欄。在他看來：“文學研究一般分為兩大派，一是社會學派，一是文本學派。其實在兩大派中間，應該有風俗派，一個作家的長相，筆名，愛好，緋聞等等，都是影響他創(chuàng)作的不確定因素，追溯到這些風俗中可以完整地理解文壇的方向、流俗、氛圍，也會加深對作家和作品的理解。風俗考是文學史的一種注腳法。本期寫了三則文壇往事，分別是《林斤瀾的小說密碼》《朝內(nèi)北小街46號》《歐米茄被盜奇遇》。本期微信，推出其中一篇《朝內(nèi)北小街46號》，記敘了作者同王蒙先生相識相交的動人往事。

王干，1960年生，江蘇泰州人。著有《王干隨筆選》《王蒙王干對話錄》《世紀末的突圍》《廢墟之花》《南方的文體》《靜夜思》《潛京十年》《在場》等學術專著、評論集、散文集。2010年以《王干隨筆選》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曾供職《鐘山》，在本刊發(fā)表過多篇作品。現(xiàn)居北京。

朝內(nèi)北小街46號

文/王干

2022年4月15日，北京112路公交車的最后一班開出站臺，網(wǎng)上一片傷感之聲，這個伴隨了很多人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的無軌電車就此停開了。自1960年112路開通以來，62年的行駛承載過一代又一代人，成為很多人記憶中的一個閃光點。上個世紀里，保持電車運行的城市越來越少，112路公交車拖著一根長長的“辮子”穿行在北京城中間，連接北京城的東西兩端，成為北京一道獨特的風景。

我在網(wǎng)上看到這個消息時，心底的柔軟也被觸碰了一下，因為112路可能是我在北京坐過最多的公交車線路了。我第一次到北京工作，是1987年12月20日，當時《文藝報》在位于沙灘的文化部大院辦公，112路行車線上有一站就是沙灘，我上下班都要坐112路。2000年底，我第二次到北京工作，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門前，112路也有一站點，這一站叫朝內(nèi)大街，但大家習慣稱作小街，因為這一站位于朝內(nèi)南小街和朝內(nèi)北小街的中間。當時我住在人文社的宿舍，上下班也要常常坐112路。112路坐多了，那些站名也耳熟能詳，針織路、朝陽路、十里堡、呼家樓、關東店、八里莊、朝陽門、朝外大街、慈云寺、東四、美術館、紅廟、小莊等等，幾乎每個站點我都上下過，或從那里轉車去目的地，比如《人民日報》就在紅廟附近，魯迅文學院就在八里莊附近。112路橫貫北京城東西，與很多公交線有連接。如果沒有地圖，或者不熟悉路況，我就問在哪里可以轉車到112路，到了112路，我就很快找到“定位”了。

我對北京另一條公交線路也很有感情，那就是43路。當時《文藝報》從沙灘搬到了農(nóng)展館南里10號，我住的招待所也換到附近。《文藝報》善待我這樣的借調(diào)人員，破例讓我住招待所，只是規(guī)定一天住宿費不能超過十元。我那一陣幾乎把附近的旅店全部住過了，原因很簡單，就是要找一個清凈的居所。因為那時是兩個人一個房間，我?guī)缀趺窟^幾天就換一個“同居者”，有時一天換一個；有時還是半夜來住宿。這些來北京出差的人往往都很興奮，晚上不斷地和你聊天，我經(jīng)常睡不好，幾乎天天見陌生人，都變成精神折磨了。

最后終于找到43旅館，一是這家旅館便宜，因為是地下室，一個房間只要十元，是地上旅館價格的一半。二是《文藝報》的好幾個同事都住在這個樓上，我平常可以去串串門。當然，要想一個人住一間也是要費點口舌的，因為當時北京旅館規(guī)定，不允許一個人單獨住一間，出錢也不行。我和旅館經(jīng)理交涉，讓他們盡量不要安排人住我的房間，當時那家旅館已經(jīng)被承包了，經(jīng)理答應我，盡量，盡量。雖然有幾次客房爆滿深夜闖進了陌生人，基本上我還是一個人一個房間。我有很多文章文末落款都是“于43旅館”。

汪政當時在如皋，看到我文末經(jīng)常寫“于43旅館”，有一次在南京見到我，問，你是不是住在一家用代號的保密旅館？我說不是，因為這是43路的終點站（當然也是始發(fā)站），所以叫43旅館。當時43路起點站是團結湖，終點站是劉家窯，劉家窯的前一站是蒲黃榆。汪曾祺先生的家就在蒲黃榆，我經(jīng)常到汪曾祺先生家去拜訪，很大原因在于43路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當時北京的交通非常擁擠，高峰時刻可謂“針插不進，水潑不入”，平常也是擁擠不堪，出門是必須慎之又慎的選擇。如果不是上下班，不是工作需要，我一般都是害怕出門的。我當然愿意去汪先生家串門，既能吃到美食，也能聆聽教誨，世上好事莫過于此。但是，如果去一趟的路上很折騰，我也是不會去得那么勤快的。43路的起點站在團結湖，我每次上車都能有座位坐，回來的時候也基本有座位，對于一個擠公交的人來說，有座位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這也是我屢屢跑去汪先生家的一個動因。

43旅館應該是我的福地，在這里我完成了《王蒙王干對話錄》的整理工作。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忽然聽到走道里喊某某房間接電話，喊的正是我的房間號。我以為我聽錯了，因為沒有熟人知道這個旅館的電話，我自己也不知道，不會有人打電話給我，就沒有應。后來服務員直接叫我的名字，我走出房間，高聲問，是找王干的嗎？服務員說，是的快來接。我忐忑不安地走過去，拿起電話，喂了一聲，對方說，我是王蒙，找你的電話不容易，還是讓《文藝報》辦公室找到的，有一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

我當時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真的嗎？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蒙部長嗎？但想起一個星期前我和他的見面，我確定這就是王蒙的聲音。

對王蒙先生的崇拜由來已久。當時我?guī)缀蹰喿x過他的所有作品，有些幾乎能復述出來。我較早寫作的《王蒙的小說觀念》一文，就是追蹤他文學創(chuàng)作的結果。記得剛到《文藝報》工作的時候，看到編輯部的電話聯(lián)系單上有王蒙家的電話，我忍不住撥過去，當時應該是崔瑞芳老師接的電話，接通了，我不知道說什么好，遲疑了半天把電話給擱了。現(xiàn)在覺得非常地荒唐，也很可笑，但當時我最大的夢想，就是如果能和王蒙先生坐而論道，人生足矣。

恰好王蒙的長子王山和我在一個辦公室，有一次我和他說，有機會想拜訪一下您父親，他是我的偶像。王山說，我肯定會轉告，但他比較忙，有時間我通知你。我也特別能理解，我一個外省青年，想見偶像的心情很正常，但王蒙先生不僅是一個作家，還是一位大領導，工作千頭萬緒，不會輕易和一個粉絲見面的。我也就沒有抱太大的希望。

11月的一天，王山說，這個周末我父親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一個外事活動，活動結束之后來崇文門的家看我兒子小雨，順便和你聊聊。他吃完晚飯過來，你不嫌棄就到我家來，我胡亂做點吃的。我趕緊說好。

按照王山提供的地址，我來到了崇文門他家里。這是作協(xié)最早分給王蒙的房子，他從新疆回到北京后，有一段時間住在招待所地下室寫作，后來分到這一套，房子一室一廳，有點局促。王山不太會做飯，他說，新疆的抓飯你能吃嗎？我說能吃，其實當時還不知抓飯為何物，后來才知道就是羊肉、胡蘿卜和飯一起煮。雖然我是第一次吃抓飯，但覺得太香了，和王山兩個人把抓飯全部吃完了。王山說，我還擔心你這個南方人吃不了羊肉呢！王蒙一家都愛吃羊肉，幾次請客，都有羊肉。但后來我和王山說起這個抓飯的情景，王山已經(jīng)忘記了，他說，我會做抓飯嗎？可見當時他也是急中生智，從冰箱里拿的羊肉和飯一起煮的，并沒有刻意準備。而我這個南方人第一次吃到抓飯，當然印象深刻，以后有機會我都要吃一吃。2021年春節(jié)前，王蒙先生在新疆飯店請二三文友家庭聚餐，我申請吃了抓飯，其他人很詫異。

吃完飯大約八點半鐘的樣子，王蒙先生來了，說，王山說過幾次，一直沒有時間和你見面，我們隨便聊聊。一開始我還有點緊張，講話還有點結巴，但后來看到王蒙先生那么平易近人，也很幽默，就慢慢放開了。王蒙先生詢問我對一些文學現(xiàn)象的看法，對一些作品的看法，我都如實表達，看上去王蒙先生對我的看法很感興趣。九點半左右，他說司機在下面等著，太晚了不好，有機會我們再聊。說實在的，我有些意猶未盡，看他離去有些戀戀不舍。至于下次再聊，我知道是禮節(jié)性的話語，能見上一面，聊了一個小時，作為粉絲，已經(jīng)無限滿足了。奇怪的是，那天王山的兒子小雨并沒有在家。

沒想到再次聊天的機會這么快就來了。王蒙先生在電話里說，上海文藝出版社準備出一套對話叢書，一直希望我出一本對話錄，我一直在找一個人，我的那些朋友都很好，但太熟悉了，他們的想法和思路我很清楚，和他們對話缺少意外的“碰撞”，前幾天和你聊了天，發(fā)現(xiàn)可以碰撞出一些火花來，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我當時簡直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夢，連連說，向您學習，當然很開心。王蒙先生在電話里又說，不過，整理錄音的任務由你來承擔，可不可以？我說肯定可以。然后我們約定第一次對話的時間。王蒙先生讓我先擬一個對話內(nèi)容的提綱，我擬了十個題目，他看完以后說可以，并相約每一次一個人主講，做點準備工作，另一個人配合，有點像相聲里的捧哏和逗哏。不過從后來的對話效果看，主次倒不是很清楚，看不出誰是“主講”，主要是王蒙先生的氣場太強大了，我能跟上他的節(jié)奏就很不容易了。

記得第一次到他家去，是一個周末的下午，約好下午兩點，我怕路上有什么意外情況出現(xiàn)，很早就出發(fā)了。我從團結湖坐車轉到112路，然后在小街下車。小街的南邊是朝內(nèi)南小街，北邊是朝內(nèi)北小街。記得王蒙先生在電話里說，乘112路在朝內(nèi)大街下車，找到朝內(nèi)北小街，在一個公廁的對面就是46號。那天我到得比較早，才一點半，發(fā)現(xiàn)時間還早，便在周圍轉了轉。周圍有很多的大雜院，當時北京很多的家庭都沒有衛(wèi)生間，都要到這個公廁來方便。我和王蒙先生在1988年的年底到1989年的年初一共對話十次，我每次來都能見到人進人出。現(xiàn)在朝內(nèi)北小街的那一片拆掉了，但那個公廁還保留著。每次路過，就想起那個小四合院。

朝內(nèi)北小街46號小院，是文化部的房產(chǎn)，王蒙先生去住之前，是著名的夏公———夏衍先生在此居住。北京文化界被人稱為“公”的有兩位，一位是茅盾，被稱為茅公，一位則是夏衍。郭沫若則被稱為“郭老”，巴金被尊稱為“巴老”，葉圣陶先生被稱為“葉圣老”，不知道有什么講究。我隱約地覺得，被稱為“公”的人除了文學文化方面的成就之外，還有革命的資歷，茅盾當年是中國最早的共產(chǎn)黨員，夏衍則是“左聯(lián)”的負責人，都是老革命。后來我才知道，這院子還住過一位文化名人：語言學家黎錦熙。黎錦熙是現(xiàn)代漢語語法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湖南第一師范任教期間，毛澤東是他的學生，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多次請恩師去“餐敘”。后來，毛澤東提議黎錦熙和吳玉章、范文瀾、成仿吾、馬敘倫、郭沫若、沈雁冰等七人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xié)會”，黎錦熙擔任副主席。黎錦熙弟兄八個，全是各行各業(yè)的頂尖人才，其弟弟黎錦光是著名的音樂家，1930年代為周璇等歌星創(chuàng)作了很多的歌曲，著名的《夜來香》就是他的作品。后來黎錦熙能住進這個院子，可見身份不一般。

這么一個院子，不用說三位大師住過，就是其中一位住過，也是理應保存的名人紀念館了，可是后來拆了，而且拆得了無痕跡。這是后話。

這是一座標準的北京四合院，坐北朝南，北面是正房，有會客廳，兩邊是主臥和次臥，南房是廚房和餐廳，東西廂房分別是書房和保姆房，我沒有細數(shù)，大約十二間房子的樣子。院子里，有兩棵棗樹，當時已經(jīng)落葉。

第一次到王蒙先生家去，我摁了門鈴，王蒙先生親自來開門。進門之后，我看到門廳有一個書架，書架上放滿了《收獲》《鐘山》《花城》等雜志。他說，很多刊物給我寄，書房放不下，就放在這兒，有時間可以翻閱一下。我看了一下，幾乎像樣的文學期刊全在這兒聚齊了。在上個世紀80年代，被贈閱刊物是一種很高的禮遇，王蒙先生當然享受到最高禮遇了。但這種身份的人，一般是沒有時間閱讀刊物的，甚至都難得打開。但王蒙先生細心地打開，存放在書架上，可見他對文學期刊和當代文學的關注。

我們的對話安排在東廂房的書房里，那兒也是王蒙的小會客廳。房子不是很大，倒是很適合兩人說話。我們在這個房間里完成了十次對話，每次談話的時間兩個小時左右，我?guī)Я艘慌_錄音機錄下我們的對話，晚上回去就在我住的43旅館整理。整理完了，下次對話的時候帶給他審閱修改，再下次還給我。遺憾的是，當時錄音盒帶不夠用，我經(jīng)濟拮據(jù)，也沒有余錢買夠更多的盒帶，后來就拿整理完了的盒帶來重新錄音，這樣就刪掉了一部分錄音。我現(xiàn)在手上還存有十幾盒的原聲錄音磁帶。

那時王蒙很忙，對話的時間很難提前確定。他一有時間就給我打電話，有一次他說，今天有兩個小時的時間，你過來吧。原來日本首相竹下登來華訪問，他是陪同團團長，當天晚上出發(fā)，他忙里抽空和我對話一次，效率真高。還有一次，他拿著一盤紅棗，說，特別甜，你嘗嘗。原來是一個中亞國家的首腦訪華送給中方的禮物，王蒙作為陪同團團長也獲得一份。

記得有一次特別有意思，王蒙去接電話了，王蒙先生的太太崔瑞芳老師好奇地跑到廂房來，說，王干，只聽王蒙說起你，我還沒見過，我來看看這個年輕人什么樣子，能和王蒙一起對話。崔瑞芳老師溫文爾雅，大家風范。2014年4月崔瑞芳老師去世，我和太太去八寶山為崔老師送別，王蒙先生握著我太太的手說，小毛，崔老師生前最喜歡你了。我和太太淚水滂沱。

崔老師去世以后，我多次夢見她。2018年的夏天，我在敦煌，夜里三點夢見了崔老師，我驚醒過來，就發(fā)了阿彌陀佛四個字給王山，王山不知就里，第二天回了一句：神經(jīng)病。我是能夠理解王山情緒的，深更半夜，發(fā)這樣的話，確實近乎神經(jīng)不正常。后來我把夢見他母親的情形告訴他，他很感動。

1988年，我和王蒙先生的這段交往頗為傳奇，我自己也覺得天上掉餡餅了。后來我在王蒙先生《不成樣子的懷念》一文中才找到原委：“胡（喬木）對季羨林、任繼愈都極具好感。任繼愈擔任北京圖書館館長，就是胡喬木提名的。他曾向我稱道金克木、王干發(fā)表在《讀書》上的文章。年輕的王干，竟是喬木說了以后我才知道，并相識交往了的。”記得有一次我到《讀書》編輯部去拿樣刊，當時《讀書》的主編沈昌文曾經(jīng)告訴我說，喬木同志對你的文章特別欣賞，有時間的話，可以去拜訪他。我當時滿不在意，一個大領導與我等小民有什么聯(lián)系，就沒有接茬。現(xiàn)在看來，胡喬木不止對一個人推薦了我的文章，據(jù)說他一直以為我是一個老先生，而王蒙文中說到的季羨林、任繼愈、金克木確實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我做他們的學生都不夠格。

朝內(nèi)北小街46號是我在北京去得最多的私人住處。1989年我離開《文藝報》到《鐘山》工作之后，每次出差北京都來拜望王蒙夫婦，王蒙夫婦也留餐小飲。2000年底我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得知王蒙先生搬到干楊樹去住了，就再也沒去過。在北小街46號，我也曾遇到過很多朋友，比如當時在漓江出版社的聶震寧先生，他去王蒙先生家組稿，請王蒙先生寫《紅樓夢》評點，并約我寫唐詩宋詞的評點，我才淺學薄，至今也沒有完成。2002年左右，朝內(nèi)北小街突然要拆遷了，46號就在其中，這是令人傷感的事情。我和王蒙聊起此事，他說，北京的名人舊居太多了，他們不在乎。當時轟轟烈烈的房地產(chǎn)開發(fā)，見啥拆啥。大約十年之后，在東總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也被拆了，人們這才驚呼，情緒嘩然，然推土機已經(jīng)將其夷為平地，兩年后再建的梁林故居，已面貌全非。前幾天我在青島，發(fā)現(xiàn)康有為、老舍、沈從文等人的故居都保留得很好，而北京，拆掉的要比該保留的多得多。

王蒙先生在北京的幾個住處我都去過，崇文門、北小街、干楊樹、翠湖、奧臨花園，這些地點記錄了四十年來王蒙在北京的行蹤。我在南京和北京的住處王蒙先生也來過。2000年的時候，王蒙應南京大學之邀前來講課，講完課，到我碧樹園家里用便餐。我請黃蓓佳、蘇童作陪，吃的都是太太做的家常菜，王蒙和崔瑞芳夫婦贊不絕口。當時樓上還有人裝修，電鋸聲不時傳來，王蒙說：這噪音太吵了吧？黃蓓佳說，我們感到很親切，像音樂一樣。大家哈哈大笑，王蒙說，這是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因為我和葉兆言、黃蓓佳都是家里剛剛裝修完，幾乎每天都要和電鉆聲作伴，已經(jīng)習慣了，被折磨慣了，所以“很親切”。

2004年12月，我在北京的房子裝修好，我斗膽邀請王蒙先生前來新家一坐，沒想到他很高興地來了，和聶震寧、劉恒、余華等一起在我新家“賀房子”。他很奇怪，怎么有這么好的地點？問我怎么找到的。我的房子在二環(huán)邊上，生活很方便。王蒙先生回家以后還和太太崔瑞芳老師說起，崔老師專門打電話咨詢過我，說也想在此買房，后來我問了下，當時已經(jīng)全部售空。

2011年我到新疆采風，去了伊犁，專門去王蒙先生工作生活過的巴彥岱公社尋找他當年的住處，遺憾的是巴彥岱的舊房全部沒有了。我在巴彥岱的路口留影一張，回望王蒙先生那些曾經(jīng)的歲月。王蒙還有一處住處，雖然不是他的房子，但每年也都要住上一兩個月，就是北戴河的創(chuàng)作之家，他夏天都要在這里度假創(chuàng)作，每天游泳。我原以為是公家安排的，后來得知原來是王蒙先生自費的，他交住宿費、伙食費，房間里原來是黑白電視，他自己花錢置辦了一臺彩色電視。

2016年，出版社準備重版《王蒙王干對話錄》，并希望我和王蒙能有一次新的對話，我征求王蒙的意見，他說好，你到北戴河來。我到了北戴河中國作協(xié)的創(chuàng)作之家和王蒙先生又進行了三個小時的對話。二十八年過去了，王蒙先生還是那么的敏銳，那么的健談，談著談著，仿佛回到1988年的朝內(nèi)北小街，但他已經(jīng)八十二歲了，我也五十有六。之后我聽著對話的錄音，我的語速還是如當年的急切并帶著家鄉(xiāng)的口音，而王蒙先生一如既往的率真、幽默和智慧。時間都到哪兒去了？

如今又過去六年了，當時我們相約二十八年后再對話一次，到那時我也是八十有五的老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