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先生（1891—1946年）畢生致力于教育事業(yè)，為我國教育的現(xiàn)代化作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其教育實踐和教育思想影響廣泛而深遠，被譽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對國際中文教育的影響，目前已有零星討論，不過主要著眼于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如“活的教育”對當下國際中文教學的啟示，從實證的角度探索陶先生對新中國成立之前的國際中文教育的影響，尚不多見。本文想結(jié)合史料，談一談這一方面。

陶行知先生與國際中文教育的關(guān)聯(lián)，始于他和朱經(jīng)農(nóng)先生應(yīng)中華教育改進社之邀編寫的《平民千字課》在美國人學習中文時的應(yīng)用。《平民千字課》（共四冊，收入《陶行知全集》第5卷）初版于1923年8月，是用于普及平民教育的國語讀本，推行極廣，成效卓著，至1925年4月已印行23版。使用《平民千字課》學習中文的美國人，包括著名科學教育家推士（G. R. Twiss）的夫人，她和推士先生1922年來華考察指導科學教育。

1929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知行書信》，收錄了一封主標題為《美國人讀〈千字課〉的成績》的信，標題下有一行小字介紹：“推士夫人是位美國朋友，讀了《千字課》一個月，我便寫這信與她，她能懂得其中的大意。”這封信是陶行知先生1924年1月9日寫給推士夫人的，正文不到200字：

推士夫人：我到口外（按：指張家口以北地區(qū)）去了五天，十一日才回來。口外的人很好，很客氣，很是可愛。他們很會騎馬。我看他們騎在馬上一天跑來跑去，真是快樂。他們都想讀書，三天就開了二百多個平民讀書處。那里有好的羊皮賣，也有好的東西吃。我住在那里幾天很是快樂。我家里的人對我說，你那天所照的那個平民讀書處不大好，我們可以再照一回。萬先生、萬太太在家里好么？ 請你為我問候問候。我的母親、陶小姐、陶太太、大桃、小桃、三桃都很好，他們都想再看看你。

由此足見《平民千字課》對母語非漢語者的中文學習同樣適用。根據(jù)這一線索，我們對20世紀20—40年代出版的國際中文教材作了細致檢索和查證，結(jié)果顯示《平民千字課》對20世紀40年代的國際中文教材編寫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主要集中于以下兩部教材：

第一部是由曾長期在華北協(xié)和華語學校任教的俄僑漢學家卜郎特（Jakov Brandt）編寫、北平法文圖書館1940年出版的《華言拾級》。華北協(xié)和華語學校是20世紀上半葉國際中文教育重鎮(zhèn)，由英美在華基督教差會、商會、外交機構(gòu)1910年聯(lián)合創(chuàng)辦于北京。這部教材面向初級階段的漢語學習者，共30課。自第16課起，每課編入簡短的故事、韻文或歌謠，少則1篇，多至3篇，總計24篇。其中4篇引自《平民千字課》第一冊，分別是第16課《讀書寫字》，第17課《算一算罷》，第23課《錢的用處》，第24課《中秋》。《讀書寫字》是對《平民千字課》第1課《讀書》和第2課《寫字》的整合，刪減了個別句子；另外3篇均為照錄。

卜郎特強調(diào)，之所以增加這些白話短文，是為了便于學習者誦讀，更有效地復習、記憶前15課的語言材料。《平民千字課》第一冊的課文語句簡短，韻律和諧，朗朗上口，這樣的特點正符合編選者的要求。

第二部是華北協(xié)和華語學校校長裴德士（William B. Pettus）主編、學校中國教師集體編寫的《華文初階》，由該校在美國的注冊機構(gòu)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于1943年出版。這部教材面向初中級階段的漢語學習者，共50課。自第31課起，增加了有關(guān)中國古代歷史故事、歷史人物介紹的文章，總計12篇，分散于20課。其中3篇引自《平民千字課》第二、三冊，對應(yīng)關(guān)系如下：《華文初階》第37、39課《賣病牛》引自《平民千字課》第36課《老實人賣牛》，《華文初階》第49課《三個問題》引自《平民千字課》第51課《三個問題》，《華文初階》第58課《孔夫子》引自《平民千字課》第56課《孔夫子（一）》和第57課《孔夫子（二）》。裴德士等編選時作了詞語和句子上的細微調(diào)整，如《平民千字課》的《三個問題》這篇文章的第一句話是“一個國王，忽然想到”，《華文初階》是“某國王，一日想到”。

從《華言拾級》起，以《平民千字課》為代表的在中國具有巨大影響力的白話文教育類、文學類作品開始集中進入國際中文教材，改變了長期以來以口頭會話為主的編排體例；教材開始區(qū)分口頭會話和書面獨白，圍繞課文設(shè)置生詞、語法項目和練習，這與當代教材的形態(tài)基本一致，推動了國際中文教材的現(xiàn)代進程。

以上兩部與華北協(xié)和華語學校有關(guān)的教材均以《平民千字課》為課文來源，這應(yīng)該不是偶然的。我們認為，可能源于以下兩方面的契合：

第一，教學方法的契合。《平民千字課》是識字課本，課文的用字參照的是陳鶴琴先生1922年編定的《語體文應(yīng)用字匯》，經(jīng)過科學統(tǒng)計和嚴格檢定，以字為教學單位，提倡認讀先于書寫，這與華北協(xié)和華語學校的教學法一致。程錫之1922年—1925年在《華語學校芻刊》上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對華北協(xié)和華語學校的教學法作了詳細總結(jié)。該校初級班的教學程序從“發(fā)字”開始，同樣以字為教學單位，要求先認后寫，且字有定量，教師不得任意增減。

第二，學習理念的契合。裴德士在《華文初階》的前言中，特別強調(diào)了課文背誦對于外語學習的重要性，與卜郎特的觀點相類。前已述及，《平民千字課》具有適于誦讀的特點。正如黎錦熙先生1934年在《國語運動史綱》中所指出的，《平民千字課》實際是“大眾語文學的一種”，“文藝的趣味較厚”。

陶行知先生的書信也為20世紀40年代的國際中文教材建設(shè)提供了資源支持。北京圖書館編輯的《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外國人學習漢語讀本”類，收錄了一部名為《華語課本》的教材。我們檢索到的教材電子版，從前言和課文內(nèi)容來看，是一部面向在華天主教會“二年級”即中高級階段漢語學習者的課本，應(yīng)出版于1946—1948年之間，編纂者、出版社不詳。該《華語課本》引用了陶先生的三封書信，分別是第36課的《給小桃的信（1924年4月13日）》，第43課的《給胡適之夫人的信（1923年10月8日）》，第49課的《下鄉(xiāng)拜年和牛大哥同鋪（1927年2月11日）》。經(jīng)逐一核對，這三封信均引自1929年出版的《知行書信》。

《華語課本》中的課文包括“交際會話”“語體文”“白話文”三類，其中“語體文”是指介于文言和白話之間的、半文半白的一種書面文體。陶先生的信是作為語體文的示范進入教材的。經(jīng)挖掘并分析史料，《華語課本》淵源有自，并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其源頭是上海圣教雜志社1915年初版、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發(fā)行的《國民學校國文新課本》（共八冊）中的第六至八冊，這三冊課本的課文均為文言文。《華語課本》的絕大部分語體和白話課文，是這些文言文的對應(yīng)改寫，如第五課白話文《漢朝聯(lián)通西域》、語體文《漢朝通西域》，對應(yīng)于《國民學校國文新課本》第六冊第六課《漢通西域》。按此，《華語課本》應(yīng)為上海某所天主教會創(chuàng)辦的國際中文教學機構(gòu)的學校教材，由中國教師集體編纂而成。

《華語課本》與其源頭在課文安排上的顯著區(qū)別之一，就是征引了陶先生的書信，而且這是整部教材中唯一有據(jù)可考的實名引用。為便于母語非漢語者理解和接受，《華語課本》在引用時作了適當調(diào)整和刪節(jié)。例如，《給小桃的信》《給胡適之夫人的信》在《知行書信》中都是副標題。教材中的三封信相比原信都省去了若干個句子，尤其是與專有名詞，如“煙霞洞”“海寧”“試驗鄉(xiāng)村師范”“連環(huán)教學法”等有關(guān)的表達。當然，刪略時個別地方因疏忽而有失照應(yīng)，如《給小桃的信》在《知行書信》中最后三句話是：“媽媽，阿姑，桃紅好久沒有寫信給我了，你能請他們寫信給我嗎？ 老太太如果能寫一封信給我，我更加喜歡了。你教她寫好不好？”《華語課本》去掉了中間一句，變更為：“媽媽，阿姑，桃紅好久沒有寫信給我了，你能請他們寫信給我嗎？ 你教她寫好不好？”這樣就造成這兩句話事理上連貫不起來，最后一句的“她”也無法跟上文的“他們”銜接。不過，類似的細節(jié)問題并不影響陶先生的信為《華語課本》的文體分層和習作應(yīng)用提供權(quán)威性支撐的事實。

此外，《華語課本》是通過例句展示生詞用法的，陶先生之名甚至出現(xiàn)在詞語例釋中。如第63課為生詞“菜畦”所配的例句是：“陶知行在菜畦里種了各種的菜，在花畦里種了各樣的花，為運動身體也為消遣消遣。”

從社會背景來看，《平民千字課》和《知行書信》進入以上京滬兩地三部教材，是中國社會語言生活逐步融入國際中文教育的反映，體現(xiàn)了20世紀上半葉國語運動、新文化運動、平民教育運動等對國際中文教育的深刻影響。在當時缺少國際中文教學大綱的情況下，陶行知先生等學者的成果起到了標準和指南的作用。這三部教材的中外編寫者緊貼時代發(fā)展的選文方式，也為當今的國際中文教材建設(shè)、中外語言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借鑒。

（本文為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國際中文教育重點創(chuàng)新項目“國際中文教材的現(xiàn)代進程研究”階段性成果）